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74975&r=0&v=0&j=0
南韩演习中炮弹误入朝韩有争议海域，遭到朝鲜还击，造成五人死亡。美国方面反应激烈，美军航母随即进入黄海。韩国调衅在前，朝鲜反击在后，韩国吃亏而不甘心，宣布最大规模军演。中国方面老调重弹，希望重开六方会谈；日本在事件后力挺韩国，美国拒绝中国建议，于近日宣布三支航母战斗群入黄海。中国方面派兵入朝被凤凰报道出来， 尚在试飞阶段的第四代隐形战机亦被曝光。这一系列事件密集发生在最近的不到两个月中，看起来是因偶发事件引起，事态已到失控边缘，但老索不以为然，我有另类解释。
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半个世纪前朝鲜战争的起因。从事件本身看，可以说，当年的朝鲜战争是因两个人引起的，金正日和李承碗。战前，南方根本没有进行足够的战备，但是李承碗的战争叫嚣最激烈，向北方的小规模挑衅不断。对李承碗的举动，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已经洞察金正日的计划，意图在惊醒民众和美国二战结束后麻木的神经，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解释为是李承碗的故意所为。如果不在美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前解决朝鲜半岛共产主义与自由社会的对峙，由于美苏大国阵营的势均力敌，朝鲜势必从此陷入分裂状态而变成永久历史问题难以解决。所以他挺而走险，不断刺激金正日引诱北方首先发动进攻，从而把美军拖入战争，借美军之手结束半岛共产主义的威胁。老索更倾向于后一种假设。因为局势的发展如李承碗所料，美军大举向北方进攻，几乎夺回整个半岛。李承碗所料不及的是，除了苏联之外，世界又多了一个举国体制的强大国家----中国，世界格局因此而改变。
朝鲜核问题本身是美国对朝鲜的强势高压和中国的韬光无为造成的。朝鲜人也是受中华智慧文化熏陶的，他们不乏智慧谋略。得不到中国的鼎立扶助，朝鲜必须寻求自保，发展核武是他们的必然选择。十年前南韩金大中提出阳光政策，对朝鲜持友好和解的态度，试图从中国手中把朝鲜夺过来，在经济上控制朝鲜，实现南方主导的柔性统一。这和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统一策略相类似，可见其战略眼光不容小视。不料出了个李明博，他放弃阳光政策的已有成果，对朝鲜实施强硬政策，把半岛局势重新带入紧张状态。李明博深藏内心的动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对北方武力的蔑视，对中国的蔑视，则是显然的。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李明博会不会是李承碗第二呢？
现在美军声称三艘航母入黄海。如果是六艘，不，是十二艘航母全来，局势会怎么样？
现代战争的胜负不在于舰多人多飞机多，而在于做为一个战争系统的各个单元能否整合在一起并且一直正常运作下去，这个系统中的关键单元比如雷达、卫星或预警机一旦遭受打击而不能正常工作，拥有远程攻击手段的一方就可以轻易打破对方的整个系统乃至各个单元。正因为如此，中国长期以来努力发展杀手锏，作战对像直指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如今，攻击卫星雷达预警机的手段业已成军，中国再也不惧怕美军的航母了。近期公开隐形飞机则显示解放军已经在军事技术最尖端的领域与美军不相上下，美军有的中国有了，美军没有的中国也有。大国的较量首先从军事技术和力量上开始，只有军事技术和战争资源上旗鼓相当，他们才有较量的资格，否则弱势一方即使是经济巨人也不会对强势一方构成直接的威胁。在中国拥有杀手锏之前，中国其实自保都很困难。在拥有了这些高技术、一战足以置对方于死地的手段之后，中国真正具备了与美国在军事上较量的资格。这是中国今天变得强硬的真正原因。
今天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样子了。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进攻力量和世界其它各国尚不具备的科技创新能力，中国拥有世界任何其它国家不曾有过的强大技术复制能力和世界前三名的军事力量，对美国更为致命的是过去廿年间发展起来的中国庞大的几乎无所不包的制造业正在一步步掏空美国的实体经济，使他变得外强中干，支撑其庞大的军事机器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中国近日宣布建立600亿母创基金，扶持本国的科技创新。这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挑战美国、复制美国的雄心。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如坐针毡，逐渐乱了方寸。
维持美帝国机器正常运转的武器不是航母，而是美元。击沉美国的航母美国不一定亡国，但攻击美元一旦成功，美帝国必然崩溃，堕落成二流国家。自金融危机暴发以来，美国所有的努力都是围绕保卫美元的统治地位而展开的。中国其实非常清楚这一点，创建世界元最早是老索提出来的，中国的试探性意见曾经引起美国国内的惊骇。中国知道时机尚不成熟，转而推出货币互换这一美国无力干涉的举措，美国至此已经非常清楚中国的野心了：中国终究会另起炉灶取代美国的。
不论强国弱国，战争常常是他们改变自身地位处境的最有效手段。当对手不愿接着的时候，他们会千方百计诱使或迫使卷入战争。朝核、伊核问题都是在美国强势出击、逼迫弱国制造出来的问题，是美国在自己需要的时间地点发动战争埋下的导火索。什么时候点取决于什么时候对美国利益最大，而不取决于寻求和平一方的任何努力。今天似乎到了点导火索的时候了。但是像当年李承碗的失算一样，美国遇到了中国这个不同于当年苏联的对手。
韬光无为的政策已经终结了，如今的中国对美采取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中国不同于当年苏联的地方是中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这个实力直接威胁美国的经济安全。如果中国狂抛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和公司几乎没有还手的能力。虽然中国的能源资源运输通道一直受美国的威胁，但中国处大陆中央，依托陆地，中国可以择点出击，美国与中国进行军事冲突，他不可能在中国周边布满军舰航母来封锁中国，而中国可以在美军封锁薄弱环节实现突破。更何况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导弹的远程打击威力，“在导弹面前，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国苦思冥想千方百计设计设套企图搞清楚中国的东风21导弹到底如何打击航母的时候，他们就是搞不明白。他们落在习惯思维的圈套中，把这种神器想像的复杂神秘，但仍然不得要领。其实美国人不明白的是中华智慧。中华智慧的精髓之一是出奇不意，攻其不备，就像围棋像棋一样，不用实力硬碰硬，而是“将”。在今天的形势下，其实是中华传统智慧大显神通的时候。 中国能够将美国的地方很多。
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上，新闻媒体对美军的死亡数字报道的非常及时详细，似乎美军正在接近失败的边缘，但每一次美军的军事战略目标都实现了。关于中国的报道也是这样，好像中国有数不尽的问题，国家到了失控的边缘。其实相对于国家这个庞大实体而言，问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局部的，并不会影响它的总体目标的实现。有必要盘点一下过去几年中国在国家战略布局上的巨大成就。青藏铁路的开通使中国长期以来地缘安全上失落的一环终于补上了，中国从此有能力必要时直接进军中东油区，也就可以直接威胁或打击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或牵制了美国的军力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威胁。即使巴基斯坦出现亲美的政府，中国仍然有能力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而美国的远水是解不了那里的近渴的。中国的高铁可以使中国的军队调动异常迅速，到达目的地，从仓库中取出武器开出导弹车就可以战斗，只要威胁出现在中国周边，任何其它一个国家都不具备这种远程军队调动能力。中国积极开通中欧铁路，中南铁路，中巴铁路，都有将中国军力迅速投送出去的潜力，这比航母运输要快得多，安全得多。中国铁路所到之处，就是中国实实在在影响和控制力的延伸，是美军的基地和飞来飞去的空中影响力不可比的。当美国自吹无人机的战力的时候，突然发现中国的无人机像地摊货一样从大到小无所不能。中国人知道自己的飞机发动机不过关，所以他们另辟蹊径，为了节省燃料，中国人干脆用火箭把无人机打上天，省去许多麻烦重量。中国的激光研究由来已久，因为中国人知道这是个好东西，即使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如今这种激光武器从小到大，装备了单兵，坦克，甚至可以致盲日军美军的卫星。中国人放一艘旧航母在那里，让人看让人猜，转移视线，其实中国自己的航母早已在设计制造中，真正具有威慑力的潜艇制造下海从来不露真容，目的就是迷惑敌人，在适当时机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中国没有闲着，虽然曾经大意失手过，但那里智慧的人还是很多，并没有都出国。对于这些，美国只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坚守着最后一个制高点----技术出口限制政策。
发动战争是很容易的，但结束战争却不是自己的愿望可以决定的。老索在旧作中说过，在实力增强的情况下，如何克制战争的冲动，这是中国的智者要考虑的；中国对美策略原则应该是刚柔相济。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手中还有许多资源没有发挥作用，运用这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软实力如经济实力，战略盟友，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对手想打又不敢打不能打，让他强大的武功作废，将死它，这才是中国努力的方向，也是智慧之国的本色显露。迄今这止，中国做得其实非常漂亮。在中国的大力拉笼下，俄罗斯坚定地站在了中国的一边，远东油管已经开建。中国帮助了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冰岛，美元从中国帐上转到了他们帐上，等于把中国放置不用的资源拿来结交了朋友，换取了实惠，把企图搞垮这些国家的阴谋家们挫败了，间接地打击或抵消了美国挽救本国金融企业、解困金融危局的努力。这相当于有人替杨白老还了债，使黄世仁强夺喜儿的野心未能得逞。美国对中国解救他国而不帮美国的行为当然是不满意的，帝国只剩下航母这一种手段，他的怨恨只有通过战争威胁发泄出来！可是这种威胁遇到了中国的杀手锏！美国现在处在想打又不敢打的境地！
美国的战略家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想着必要时切断马六架海峡，可以在印度洋上截击中国运输船只，打击伊朗，封锁中国远游货船进出太平洋，甚至重新登陆台湾和越南，等等。也就是说，软得办法没有，用硬的！中国怎么办呢？巴基斯坦烧美军运输车队事件已经清楚地告诉过美国，阿富汗的十万美军是中国的人质，轻的反击是截断通过巴基斯坦的运输通道，给塔利班武器导弹，重的反击是派出特种部队直接参与袭击美军；中国派兵援助伊朗，导弹攻击卡塔尔美军基地；经缅甸和巴基斯坦出动战机护航或与美军作战，用岸基导弹反击美舰；用远程导弹打击迪戈加西亚岛；潜艇和导弹直接攻击新加坡美军基地和关岛冲绳基地；中美之间要打就是全方位的战争，不可能是局部战争。走到这一步离核战争就不远了，世界要重新洗牌了。中国是集权国家，中国敢战，因为几个人同意就行。美国是授权体制国家，总统和国会几百号人都同意才行。您说哪一方最勇敢？如果双方都敢，仗不一定能打起来，后面还有个俄罗斯。俄罗斯因中国扶助而站立，没有了中国，俄罗斯最终会被西方困死，连仗都不会有人和它打，如果不参与这场战争，战争过后，俄罗斯同样缺乏足够的实力与其它国家抗衡争雄，那么，中美之战就变成了俄罗斯一次崛起与平分世界权力的机会，他必然要参与的。帮美国他是捞不到好处的，但如果帮中国击败美国，他的好处是大大的，至少中国会答应欧洲归你，亚洲归我，于中国无损，损失的是美国。欧洲在俄罗斯的武力面前，什么条约都得签，什么技术都得让，俄罗斯才可能有真正的出头之日。
正是因为当今世界三大武力集团之间这种缠绕复杂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二战前新老帝国阵垒分明的格局，尤其是三大核集团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利益集团，存则都有利，战则都无利，中美战争或者世界大战很难打起来。我相信中美俄的战略家们都是这样想的。商业时代人们的共同信念是有利则动，无利不动。非洲的种族屠杀达到几百万，也没有哪一个大国派兵去阻止，这就是当今世界赤裸裸商业法则的体现。
谈判，是人类在商业时代的标志性行为，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大特征。所有的文攻武吓都是为了增加己方在谈判桌上的筹码。朝核危机，伊核危机，黄海危机，各方大小动作频频，其实都是为了最大利益集团最终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分享利益作铺垫。美国即使把全部十二航母开到黄海，如果中国控制住朝鲜不要因小失大，以静制动，同时运用软手段比如抛美元储备，致盲美军卫星，在海上大量设置可疑物体，美军仍然奈何不了中朝。
面对今天的中国，美军使用赤裸裸的威胁手段，说明他手中的牌已经没有了。美军的真实意图是多方面的，最大的目的是借此给即将访美的胡锦涛施压，给世人造成中国服输的假像，为自己面对有备而来的中国时增加自信。在老索的眼里，黄海危机这一回合的较量已经结束了，比较难办的是美国如何收场。我倒以为，中国可以继续保持高姿态，在胡锦涛上飞机前的最后一刻通知美国，中美国是会晤推迟，直到撤出航母再谈。与此同时，加紧金融市场上的动作，并从西边杀杀美军的威风了，或者干脆挑几颗最贵的美军卫星练靶。如果非见面不可，最好安排在欧洲，比如冰岛瑞士法国等地，免去不必要的嫌疑或者可能的美国式傲慢或停电梯等小动作。
Friday, December 31, 2010
Thursday, December 30, 2010
朱容基一句话 梁广大只能乖乖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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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50年代的澳门国际汽车大奖赛，是国际上最著名的赛车赛事之一，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城市道路赛。澳门汽车赛全长6.2公里的赛道，使用的全是澳门现有交通道路，高速直路，迂迴急弯和陡坡，使澳门汽车赛的城市赛道被公认为是世界难度最高的赛道之一。
澳门汽车赛也为仅靠赌博业为生的小城注入了另外一种生机，每逢澳门汽车大奖赛，全球各地名车名手云集，澳门全城马达轰鸣，道路两旁站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观众。
澳门的马达轰鸣，令相隔仅数公里的珠海王梁广大眼红，一向胆大的他丝毫不避人耳目，在1993年完全照搬澳门的做法，在珠海市区搞起了城市道路汽车赛，同时在珠海的唐家湾，加班加点建造中国首个永久性国际赛车场，此一赛场于1996年11月投入使用，并举办了首届珠海国际汽车赛。
珠海国际汽车赛的专业赛道，长4.3公里，有10个右弯和4个左弯，大直路长达900米，获得国际汽车运动联会认可，每年举办BPR环球GT锦标赛，一度还成为国际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候补场地。除了国际赛之外，珠海国际赛车场还主办本地赛事，包括亚洲赛车节、香港房车锦标赛、澳门房车锦标赛、亚洲三级方程式挑战赛、莲花跑车挑战赛、超级跑车挑战赛、亚洲雷诺方程式挑战赛、迷你车赛、珍藏车赛、ZIC摩托车锦标赛、中国全国场地锦标赛、康巴斯方程式系列赛等，并引得成龙等香港影星组队来参赛。
珠海赛车的轰鸣，使珠海王梁广大有了极大的满足感，儘管他只在城市道路赛开幕时，登上赛车稍微感受过一次赛车的急速，后来比赛转移到专业赛道上进行，车速越跑越快，梁广大纸能远避在主席台上展露笑颜了。
澳门有一位专栏作家对梁广大屡屡侵犯澳门利益的做法，大为反感，写下不少专栏痛批梁广大，被梁广大的耳目收集起来，送到珠海王那裡。一时间，惹得梁广大十分恼火，甚至想找人收拾一下这个不识趣的文人。
全长28公里的情侣路横贯珠海南北，南起与澳门接壤的拱北口岸，一路沿海经拱北吉大和香洲北上，到唐家湾，再北行不远，就是孙中山的故里。
这条修建于1990年代中期的滨海道路，如一条飘逸的丝带，成为珠海城市的标志之一，凡来珠海的游客必到此一游，现代文人墨客为这条道路也留下不少文字。但情侣路一名的由来，却鲜见文字记载，向珠海人问及这一问题，答案却是与李鹏有关。
原来当这条滨海路修通之际，李鹏携夫人朱琳来珠海度假，梁广大鞍前马后地招待他们，并把他们引到了自己最新的杰作面前，请李鹏夫妇为这条道路命名。李鹏朱琳伫立在珠江出海口，吹著伶仃洋的海风，一时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叹道“真像是又回到青春年少恋爱时”，梁广大听罢，顺势说道：既然如此，不如将此路命名为“情侣路”。于是“情侣路”诞生了。
梁广大受宠于李鹏，加速了他行事的大胆风格，并将敢为天下先的口号越喊越高。1994年，他在远离珠海市区的西部荒漠的高栏镇，开工建设高栏港，声称要超过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当时的中国副总理田纪云出席了高栏港的开工仪式，其总体规划在2000年才获得中国交通部的批淮。
1996年，梁广大决定动工兴建广珠铁路，为此召集广珠铁路局专家在珠海开会研讨，来自广州的专家们不卖梁广大的帐，当面直白：“根据经验，地方铁路的开工之日，也就是停工之时。”撂下这话，专家们先行离去。直气得梁广大在会场用广东话骂娘：“丢差奎，奎得不搞，我得几格整。”（操他妈，他们不搞，我们自己搞。）专家之言果非儿戏，1997年动工的广珠铁路，在敲锣打鼓之后，于当年停工，直到2007年才再度复工。
在梁大胆周围，也有一批勇夫。如在珠海西区大搞集资的锺华生，被人视为其勇猛丝毫不逊于梁广大，他在大肆集资时喊出的口号是“今日借君一桶水，明日还君一桶油”。直可怜被骗的珠海人，若干年之后，还是血本无归，只得将这话改为：“今日骗君一桶水，明日还君一桶尿。”
梁广大能讨得总理李鹏的欢心，却未能讨得其接任者朱鎔基的赏识，实际上，朱鎔基对梁广大其人甚为厌恶。
珠海机场在1995年通航后，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大晒场，梁广大的智囊们为他策划了在那裡搞航展的主意。1996年，首届中国航展在珠海机场拉开序幕，李鹏亲临主持开幕式，梁广大喜滋滋地当上了航展执委会主任，在敢为天下先的记录中，他又为自己写下了一笔。
1998年，身为珠海市委书记的梁广大再度担任第二届中国航展执委会主任，就在十月开幕前数日，梁广大突然被免去市委书记一职，其航展执委会主任一职，也临时由市长黄龙云接替。
临战换将，到底何故？原来这一年3月，朱鎔基走马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10月南下广东，坐镇处理湛江走私大案。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工作汇报时，听到梁广大的名字，朱鎔基立即问道，此人怎麽还在台上，让他立即下台。
可怜一代珠海王，前一日还在特区报上发表训话，要求尽一切力量办好航展，第二天就灰溜溜地出现在特区报头版的一角，内容是“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梁广大同志不再担任珠海市委书记一职”，梁广大的突然下台，轰动了全珠海。传说当时在珠海担任红十字会领导的梁广大夫人，在他被免职当晚，惊慌地连夜从武汉赶回珠海，把给1998年长江水灾受灾者捐款的事情，留给下人处理。
其时，李鹏已经转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见梁广大失势，立即将他收编到人大当常委，其位甚至高于卸任的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厉仅在全国政协担任了常委一职
始于1950年代的澳门国际汽车大奖赛，是国际上最著名的赛车赛事之一，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城市道路赛。澳门汽车赛全长6.2公里的赛道，使用的全是澳门现有交通道路，高速直路，迂迴急弯和陡坡，使澳门汽车赛的城市赛道被公认为是世界难度最高的赛道之一。
澳门汽车赛也为仅靠赌博业为生的小城注入了另外一种生机，每逢澳门汽车大奖赛，全球各地名车名手云集，澳门全城马达轰鸣，道路两旁站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观众。
澳门的马达轰鸣，令相隔仅数公里的珠海王梁广大眼红，一向胆大的他丝毫不避人耳目，在1993年完全照搬澳门的做法，在珠海市区搞起了城市道路汽车赛，同时在珠海的唐家湾，加班加点建造中国首个永久性国际赛车场，此一赛场于1996年11月投入使用，并举办了首届珠海国际汽车赛。
珠海国际汽车赛的专业赛道，长4.3公里，有10个右弯和4个左弯，大直路长达900米，获得国际汽车运动联会认可，每年举办BPR环球GT锦标赛，一度还成为国际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候补场地。除了国际赛之外，珠海国际赛车场还主办本地赛事，包括亚洲赛车节、香港房车锦标赛、澳门房车锦标赛、亚洲三级方程式挑战赛、莲花跑车挑战赛、超级跑车挑战赛、亚洲雷诺方程式挑战赛、迷你车赛、珍藏车赛、ZIC摩托车锦标赛、中国全国场地锦标赛、康巴斯方程式系列赛等，并引得成龙等香港影星组队来参赛。
珠海赛车的轰鸣，使珠海王梁广大有了极大的满足感，儘管他只在城市道路赛开幕时，登上赛车稍微感受过一次赛车的急速，后来比赛转移到专业赛道上进行，车速越跑越快，梁广大纸能远避在主席台上展露笑颜了。
澳门有一位专栏作家对梁广大屡屡侵犯澳门利益的做法，大为反感，写下不少专栏痛批梁广大，被梁广大的耳目收集起来，送到珠海王那裡。一时间，惹得梁广大十分恼火，甚至想找人收拾一下这个不识趣的文人。
全长28公里的情侣路横贯珠海南北，南起与澳门接壤的拱北口岸，一路沿海经拱北吉大和香洲北上，到唐家湾，再北行不远，就是孙中山的故里。
这条修建于1990年代中期的滨海道路，如一条飘逸的丝带，成为珠海城市的标志之一，凡来珠海的游客必到此一游，现代文人墨客为这条道路也留下不少文字。但情侣路一名的由来，却鲜见文字记载，向珠海人问及这一问题，答案却是与李鹏有关。
原来当这条滨海路修通之际，李鹏携夫人朱琳来珠海度假，梁广大鞍前马后地招待他们，并把他们引到了自己最新的杰作面前，请李鹏夫妇为这条道路命名。李鹏朱琳伫立在珠江出海口，吹著伶仃洋的海风，一时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叹道“真像是又回到青春年少恋爱时”，梁广大听罢，顺势说道：既然如此，不如将此路命名为“情侣路”。于是“情侣路”诞生了。
梁广大受宠于李鹏，加速了他行事的大胆风格，并将敢为天下先的口号越喊越高。1994年，他在远离珠海市区的西部荒漠的高栏镇，开工建设高栏港，声称要超过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当时的中国副总理田纪云出席了高栏港的开工仪式，其总体规划在2000年才获得中国交通部的批淮。
1996年，梁广大决定动工兴建广珠铁路，为此召集广珠铁路局专家在珠海开会研讨，来自广州的专家们不卖梁广大的帐，当面直白：“根据经验，地方铁路的开工之日，也就是停工之时。”撂下这话，专家们先行离去。直气得梁广大在会场用广东话骂娘：“丢差奎，奎得不搞，我得几格整。”（操他妈，他们不搞，我们自己搞。）专家之言果非儿戏，1997年动工的广珠铁路，在敲锣打鼓之后，于当年停工，直到2007年才再度复工。
在梁大胆周围，也有一批勇夫。如在珠海西区大搞集资的锺华生，被人视为其勇猛丝毫不逊于梁广大，他在大肆集资时喊出的口号是“今日借君一桶水，明日还君一桶油”。直可怜被骗的珠海人，若干年之后，还是血本无归，只得将这话改为：“今日骗君一桶水，明日还君一桶尿。”
梁广大能讨得总理李鹏的欢心，却未能讨得其接任者朱鎔基的赏识，实际上，朱鎔基对梁广大其人甚为厌恶。
珠海机场在1995年通航后，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大晒场，梁广大的智囊们为他策划了在那裡搞航展的主意。1996年，首届中国航展在珠海机场拉开序幕，李鹏亲临主持开幕式，梁广大喜滋滋地当上了航展执委会主任，在敢为天下先的记录中，他又为自己写下了一笔。
1998年，身为珠海市委书记的梁广大再度担任第二届中国航展执委会主任，就在十月开幕前数日，梁广大突然被免去市委书记一职，其航展执委会主任一职，也临时由市长黄龙云接替。
临战换将，到底何故？原来这一年3月，朱鎔基走马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10月南下广东，坐镇处理湛江走私大案。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工作汇报时，听到梁广大的名字，朱鎔基立即问道，此人怎麽还在台上，让他立即下台。
可怜一代珠海王，前一日还在特区报上发表训话，要求尽一切力量办好航展，第二天就灰溜溜地出现在特区报头版的一角，内容是“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梁广大同志不再担任珠海市委书记一职”，梁广大的突然下台，轰动了全珠海。传说当时在珠海担任红十字会领导的梁广大夫人，在他被免职当晚，惊慌地连夜从武汉赶回珠海，把给1998年长江水灾受灾者捐款的事情，留给下人处理。
其时，李鹏已经转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见梁广大失势，立即将他收编到人大当常委，其位甚至高于卸任的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厉仅在全国政协担任了常委一职
《日人民报》元旦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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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过解放后前三十年反腐败的平权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把腐败反到辽宁省陈锡联主政时，沈阳市民每人每月定量三两食用植物油的地步，当地人称“陈三两”。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素文和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工资和出任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时的工资、工分一样，没有增加。王洪文开完国宴后把各瓶没喝完的茅台酒汇集起来带回家去喝，就是被揭发出来作为批判“四人帮”腐败的重大罪行了。
毛主席革命路线把腐败反到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程度。邓小平拨乱反正，把毛泽东时代的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把国民经济搞到如今举世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同时，集体的贪污腐败与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已经到人类有史以来前无古人的地步。重庆市负责打黑、扫黄、禁赌和捉拿贪污犯的公安局副局长文强不但玩女人，而且受贿上千万元，并保护亲属开地下赌场和妓院。遍地的冤假错案和孤苦无告的访民冤民。不管什么主义的社会，这都是不能允许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可怎么改？却是大问题。
现在无非两种观点，一种叫“体制内改革”，另一种叫“体制外改革”。但还是没有说明，体制内怎么改？体制外怎么改？
《北京之春》主笔胡平有总统之志，故他的诉求是中共让出政权来，而这是不可能的。人家凭什么让出政权，把总统大位拱手让给你胡平？逻辑上讲得通的所谓体制外改革只有一途，就是民运拉杆子，搞武装斗争。可是除了提倡搞恐怖主义袭击外，没有一个民运分子真能静下心来考虑如何筹集饷械，如何招兵买马这些非常具体的工作。
所谓体制内改革，无非是让贪污上亿的惩办贪污上千万的，贪污上千万的惩办贪污上百万的，贪污上百万的惩办贪污上十万的。这种所谓体制内的改革从来就没停止过，却是越改越糟糕。而真正能够把反腐败进行到底的文化大革命又被彻底否定了。
体制内改革、体制外改革、渐进改革和革命都有人提出来过，但除了暴力革命我们知道需要招兵买马、筹集饷械外，其他都是猫吃刺猬，无从下口。
我曾写了篇文章《中国现代化的机会被巨大的胜利所毁》，根据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接受改革的经验指出，当年八国联军也曾把阻止改革的慈禧太后打到彻底服输接受改革，若无辛亥革命的巨大胜利，中国的政治改革早就成功了。
结果有人跟帖说∶“中国的历史道路不会有别的选择。无论是那个党派和团体，谁有点权力，就会这样走下去。”
无独有偶，赵紫阳政治报告起草人吴国光也说∶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
按照他们的逻辑，那就不要再做政治改革之想了，直接拉杆子搞武装斗争就是了。可他们却并无此想，至少是自己不肯身体力行。
中国历代政治改革失败的根本，是皇权意识作祟。戊戌变法几个书生以为只要笼络住光绪皇帝就可以乱下圣旨逼令改革了。赵紫阳手下所谓智囊团也打这个主意，以为只要恩主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就可以想怎么改革就怎么改革了。
在中国出现黑窑主奴役智障人士时，刘晓波著文∶《别跟我说惊动了胡温》。卡特获诺贝尔和平奖前后，胡平撰文∶《别跟我说农村基层选举》。先不说惊动和胡温和农村基层选举是对是错，就这说话的口气，已经不是总统而是帝王了。凭什么别人不能跟你说惊动和胡温或农村基层选举？胡平以重提言论自由著称，却公开不让别人跟他说农村基层选举。
中国由孔夫子订下来的文化传统，凡想做成点事的人，无不刚愎自用，都是帝王意识，没一个真有民主素养的。
中国自立宪以来的所有宪法无一能比得上钦订君主立宪的中国第一部宪法。经过这么多共和以后，最后导致了共产党绝对不会自动让出政权，把头放在砧板上，伸着脖子等刽子手砍。所以，行得通的政治改革只有共产党君主立宪。
中国的现行体制是行政权（总理、省长和县长），立法权（全国人大、省人大和县人大）,还有司法权（最高法院、省高院和县法院）统归相应的各级党委掌控。因为各级权力机关的人选都是经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进行过政治可靠性审查的，故所谓“权力来自人民”是不存在的。权力来自组织部的委任才是事实。
如今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有三种。
其一种是严家其制定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和上千人签名的《零八宪章》。另立宪法，不管是好宪法还是坏宪法，都是改变体制的革命。法国和韩国每修一次宪，共和的号码就加一个，比如法兰西第三共和，大韩第四民国等。但这只是修宪，而非另立宪法。只要另行立馅，就是定义确切的阴谋颠覆国家政权。
第二种方案是以王希哲为代表的《民主改革，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见附录二）。这和直选国家主席或县级直选一样，都是眼睛盯着最高行政权或地方行政权的人选。行政权是行使权力的，故最吸引权力欲强烈的人。
在共产党君主立宪制下，现行最高接班人制度是隔代钦点。邓小平钦点了胡锦涛，江泽民钦点了习近平。两代接班人交接班以后，就已经成了制度。习近平的接班人应该由胡锦涛隔代钦点。习近平则隔代钦点自己接班人的接班人。因为君主立宪的规定是君主世袭，不由民选。故共产党君主立宪的共产党总书记也由下台前总书记隔代钦点，不由民选。所以王希哲方案也行不通。
因为是共产党君主立宪，故军队不能国家化，否则必成枪指挥党，甚至指挥一切的军阀混战。
国家主席由共产党总书记兼任和省长、县长这三级行政权人选一时半会儿还得由相应的各级党委组织部进行忠诚度审查，故还是不可能直选的。
那么还有第三种方案，是已故作家王小波遗孀李银河写在博客里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从人大代表竞选开始》（见附录一，简称李银河方案）。这才是能够操作的政治改革起点。
即使李银河方案，也不能一下子就从全国人大开始，连省、直辖市级的人大都不行，只能从最基层的区县级人大代表开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区县级人大代表竞选，是迈开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而且在完善之前，轻易不迈第二步。
区县级人大代表是选民能直接感受到，甚至认识的。省人大和全国人大与选民距离太过遥远，根本感觉不到民意。
因为中国有科举传统，故区县人大代表资格可以有受教育程度歧视，必须高中（或大学）毕业以上学历。凡报名竞选区县人大代表的人还必须有两项资格限制，其一是无犯罪纪录。这个不用多说。另一个是查他（她）的合法纳税纪录。
国家是由税收运转的，合法不纳税的低收入或最低生活保障领取者对国家没有贡献，故没有被选举资格。这样可以免除无产阶级专政再现于中国。
区县人大代表必须从纳税人中产生。因税收是按收入提成的，故所纳税额只要简单除一下税额比例，就应该是该人的合法收入。为了核实该人是否合法纳税，只要查其真实收入就行。如果偷税，所纳税额低于应纳税额，则该人就涉嫌偷税漏税罪，便无竞选资格。
现在一谈政治改革，一谈反腐败，就有人直指让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公开家产。而实际上贪污腐败如此普遍，和《红楼梦》里说的一样，“一荣具荣，一损具损”，一旦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都办了贪污罪，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呀？
但如果说，在最低级的区县人大代表报名竞选之后，开始竞选之前，先查这些小人物的家产和纳税纪录，则高层肯定不会有意见。
因为区县级的人大代表都是已经查明了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合法纳税人，故由这些经过廉洁审查而又经过民选的人组成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参与本行政区县立法和审查行政首脑行政命令的合法性，应该是最少弊端的。
区县级民选代表必须是全职的，不能象现在全国人大那样，只在年初开一次会。为本选区选民排忧解难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有些来美国留学的大陆学生申请家属陪读被美国驻华使馆拒签，或自觉利益受损，而又无明确法律保护时，都可找本选区的郡议会议员。这些郡议员有个办事班子，查明原委后，由该议员名义写封信给驻华使馆，或打个电话给所涉单位；只要是合法的事，多能办成。如果办不成，也会给选民一个交代，说明办不成的道理。否则选民把该议员不办事的消息捅给传媒，他下届的竞选就成了问题。
选民有事解决不了，不应该找当官的，而是找本选区的人大代表。现在这么多人上访，就是六十年不办实事的积案所致。如果这些上访者的问题能在本区县由他们自己投票选出的人大代表出面协助解决，何必费那么多警力截访？
为了防止区县人大代表受行贿的诱惑，他们必须有合理的工资，车马电讯补助与雇佣秘书的工资。区人大代表名额由各街道人口在全区人口中所占比例分配。县人大代表名额由各乡人口在全县人口中所占比例分配。区县人大代表的工资和各项费用中某个百分比由各自所在街道或乡支付。
底层人民只能想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本乡、本县、本区、本街道的事。由于天高皇帝远，底层对中央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没有想象力。既无法想象他们的腐败，也无法想象他们反贪污的决心和手段。所以省级和中央的腐败恐怕不是能由人大代表竞选解决的。大家还得容忍省级上千万和中央上亿的贪污。
前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科长，我地下党员郭汝瑰中将留学日本期间从港口下船乘出租车；到了地方后郭没有零钱，就给了司机一张大票子说∶“不用找了”。
司机不干，硬是让郭汝瑰等在那里，一分不差地找齐了钱，才让他离开。而日本上层的黑金政治至今未绝。可见只要底下清廉了，整个国民正气就树起来了。上风正不正倒在其次。而且国民正气树起来后，早晚能影响到中央的风气。因为有国民正气在，揭露上层的不正之风更理直气壮。
中国的底层就没有正风正气。谁有了后门不肯走？哪个出租车司机多给了他钱而不要？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那里费尽心力，不怕得罪全党全社会地整党整风。一旦他老人家作古，立刻腐败得一塌糊涂。所以，区县人大代表的竞选是政治改革的根本之道。
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是共产党君主立宪制，故区县人大代表只能对本区县行政方案投票，而一切对共产党去留的表决都属违宪。
先由区县级人大竞选开始，再由这些清廉干炼的人大代表来投票制定如何修改法律，直到修宪的合法表决程序，然后才能一步步地合法修宪。
《零八宪章》和《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不管内容如何，都是丝毫不顾及程序正义的非法之作。至于什么“党内改革派”、“民主社会主义”和体制内外的改革等，都是不着条道的胡说，根本没法施行。
还是回到当年胡适之的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愤怒地批判胡适，说主义的正确才是更根本的。最后李大钊殉了他的主义。而他的继承者搞成的就是前三十年杀死整死数百万，饿死上千万和后三十年如此腐败的社会主义。
亲爱的读者，你也愿意象李大钊那样当烈士吗？
区县级人大代表竞选和全职有薪，是且仅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可行方案。
敬请跟帖反诘和板砖。
【附录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从人大代表竞开始
李银河
国家领导人最近一再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民主程度。所谓民主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提高公民参与决策的程度。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现成的民主设计，只不过它并没有把代表人民意志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差，有些甚至缺乏参政议政的意识。这跟选拔人大代表的过程有关。如果我们是选拔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那么这批人当人大代表并不合适，他们尽可以参加英模大会，荣获各类表彰和奖励，但是做民意代表并不是他们的长处。
那么人大代表应当怎样选拔呢？我认为应当竞选。想做人大代表的人应当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让选民用两个标准选择自己的代表：一是看他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否能代表自己的意愿；二是看他参政议政的能力是否出类拔萃。由这两个标准选出来的代表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大代表，而不是像现在的人代会，由一般的行政官员和模范人物组成。
在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曾经试行过这种人大代表竞选的做法，不知为何这个重大试验最终无疾而终。我觉得这种做法不会伤筋动骨，又能真正改良中国的民主程度，从基层人大开始，推进到全国人大，最终实现国家主席的大选，或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稳健的推进方式。
【附录二】～～～～～～～～～～～～～～～～～～～～～～～～～～～～
民主改革，请先从习、薄、汪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王希哲
近来，“民主改革”的呼声很高。五中全会能开成怎样？不清楚。风传，习近平仍不在这次会议上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种猜测就来了：究竟谁在中共18大上接任胡锦涛的总书记？
今天已经有了中共政治派别多元化的条件了。依我看，共产党与其幕后神秘下去，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有个决断，今天民主改革，就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18大公开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胡锦涛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是人治高于宪治，是违反中共党章法规的恶习。恶习，为什么要使它永远凌驾党法之上成为惯例？江泽民的所谓“扶上马，送一程”和“隔代指定”习近平，学的是邓小平，就是在把邓小平的封建恶习，形成惯例，为什么胡锦涛就不能打破它？
胡锦涛十七大报告承诺，要“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说了就要做。一届大会五年，都做不了么？请现在就改！请中共中央带头改！18大就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开始，“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此其时矣！
江泽民最能载入史册之处，是他中国千年历史第一次哪怕以不完备的，尚存钦定严重封建恶习的准“民主”制度，完成了国家最高权力职位的和平移交。
胡锦涛靠什么载入史册？无他，只有坚决废去封建余绪之钦定恶习，翻开国家最高权力职位民主竞选制度，哪怕初步在最上层精英圈内民主竞选制度的历史新页。胡能这样做了，其历史功绩将大大超越前人。
习近平很优秀。基层磨练，甘苦备尝，圆熟沉稳。颇能克绍乃父开明、进取，团结全党之风，足可掌舵。但在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作一个钦定几年如履薄冰的“王储”和终奉“上皇诏”正位的“总书记”，究竟有何滋味？有何光彩？只恐有辱习门矣。“生子当如孙仲谋”。习近平有志执鼎领导全党，何不宣言废置丹书铁券，欢迎民主竞争，学父亲靠真本领击楫中流取胜。是真金又岂惧火炼？
薄熙来更是了得，“敢与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倡红打黑，将混沌一方的重庆硬是改造成了“解放区的天”，一帜独树，耸动四方，观其志不在小，决非屈居池中物。“民生为本”之民生十条建设，近更腾誉全国。使各省百姓，望薄如望云霓。党心民心，“天命在吾”矣。岁甲子矣，不我待矣，不再来矣，何不今日挟民意之所归奋起逐鹿要求18大民主竞选总书记耶？于党于国于民于历史民主潮流创它个新篇章有个大交代，真英雄之所为也，薄公子岂有意乎？
南粤汪洋，出身贫寒；初鸣于铜陵，冲天于重庆，砸“三铁”敢改革获赏识于老邓，解放思想，“杀开血路”得威名于广东。肃贪，缚南霸天问罪于阶下，上网，迎众剑客拍砖于虚拟。腾龙换鸟，拒压力之哓哓，创新广东，仗前卫之少帅。18大之役，总书记之争，汪少帅迎战薄秦王、习“太子”，各述己见，各展宏图，必亦精彩纷纭令人目不暇给，而开共产党全党代表自由投票选择自家领袖之广阔天地矣！
此例一开，此风一树，中国政治民主之潮流，势必如长河波澜之向东岂可御乎？故民主改革，今日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中共精英18大面向全党代表竞争选举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中国经过解放后前三十年反腐败的平权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把腐败反到辽宁省陈锡联主政时，沈阳市民每人每月定量三两食用植物油的地步，当地人称“陈三两”。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素文和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工资和出任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时的工资、工分一样，没有增加。王洪文开完国宴后把各瓶没喝完的茅台酒汇集起来带回家去喝，就是被揭发出来作为批判“四人帮”腐败的重大罪行了。
毛主席革命路线把腐败反到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程度。邓小平拨乱反正，把毛泽东时代的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把国民经济搞到如今举世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同时，集体的贪污腐败与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已经到人类有史以来前无古人的地步。重庆市负责打黑、扫黄、禁赌和捉拿贪污犯的公安局副局长文强不但玩女人，而且受贿上千万元，并保护亲属开地下赌场和妓院。遍地的冤假错案和孤苦无告的访民冤民。不管什么主义的社会，这都是不能允许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可怎么改？却是大问题。
现在无非两种观点，一种叫“体制内改革”，另一种叫“体制外改革”。但还是没有说明，体制内怎么改？体制外怎么改？
《北京之春》主笔胡平有总统之志，故他的诉求是中共让出政权来，而这是不可能的。人家凭什么让出政权，把总统大位拱手让给你胡平？逻辑上讲得通的所谓体制外改革只有一途，就是民运拉杆子，搞武装斗争。可是除了提倡搞恐怖主义袭击外，没有一个民运分子真能静下心来考虑如何筹集饷械，如何招兵买马这些非常具体的工作。
所谓体制内改革，无非是让贪污上亿的惩办贪污上千万的，贪污上千万的惩办贪污上百万的，贪污上百万的惩办贪污上十万的。这种所谓体制内的改革从来就没停止过，却是越改越糟糕。而真正能够把反腐败进行到底的文化大革命又被彻底否定了。
体制内改革、体制外改革、渐进改革和革命都有人提出来过，但除了暴力革命我们知道需要招兵买马、筹集饷械外，其他都是猫吃刺猬，无从下口。
我曾写了篇文章《中国现代化的机会被巨大的胜利所毁》，根据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接受改革的经验指出，当年八国联军也曾把阻止改革的慈禧太后打到彻底服输接受改革，若无辛亥革命的巨大胜利，中国的政治改革早就成功了。
结果有人跟帖说∶“中国的历史道路不会有别的选择。无论是那个党派和团体，谁有点权力，就会这样走下去。”
无独有偶，赵紫阳政治报告起草人吴国光也说∶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
按照他们的逻辑，那就不要再做政治改革之想了，直接拉杆子搞武装斗争就是了。可他们却并无此想，至少是自己不肯身体力行。
中国历代政治改革失败的根本，是皇权意识作祟。戊戌变法几个书生以为只要笼络住光绪皇帝就可以乱下圣旨逼令改革了。赵紫阳手下所谓智囊团也打这个主意，以为只要恩主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就可以想怎么改革就怎么改革了。
在中国出现黑窑主奴役智障人士时，刘晓波著文∶《别跟我说惊动了胡温》。卡特获诺贝尔和平奖前后，胡平撰文∶《别跟我说农村基层选举》。先不说惊动和胡温和农村基层选举是对是错，就这说话的口气，已经不是总统而是帝王了。凭什么别人不能跟你说惊动和胡温或农村基层选举？胡平以重提言论自由著称，却公开不让别人跟他说农村基层选举。
中国由孔夫子订下来的文化传统，凡想做成点事的人，无不刚愎自用，都是帝王意识，没一个真有民主素养的。
中国自立宪以来的所有宪法无一能比得上钦订君主立宪的中国第一部宪法。经过这么多共和以后，最后导致了共产党绝对不会自动让出政权，把头放在砧板上，伸着脖子等刽子手砍。所以，行得通的政治改革只有共产党君主立宪。
中国的现行体制是行政权（总理、省长和县长），立法权（全国人大、省人大和县人大）,还有司法权（最高法院、省高院和县法院）统归相应的各级党委掌控。因为各级权力机关的人选都是经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进行过政治可靠性审查的，故所谓“权力来自人民”是不存在的。权力来自组织部的委任才是事实。
如今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有三种。
其一种是严家其制定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和上千人签名的《零八宪章》。另立宪法，不管是好宪法还是坏宪法，都是改变体制的革命。法国和韩国每修一次宪，共和的号码就加一个，比如法兰西第三共和，大韩第四民国等。但这只是修宪，而非另立宪法。只要另行立馅，就是定义确切的阴谋颠覆国家政权。
第二种方案是以王希哲为代表的《民主改革，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见附录二）。这和直选国家主席或县级直选一样，都是眼睛盯着最高行政权或地方行政权的人选。行政权是行使权力的，故最吸引权力欲强烈的人。
在共产党君主立宪制下，现行最高接班人制度是隔代钦点。邓小平钦点了胡锦涛，江泽民钦点了习近平。两代接班人交接班以后，就已经成了制度。习近平的接班人应该由胡锦涛隔代钦点。习近平则隔代钦点自己接班人的接班人。因为君主立宪的规定是君主世袭，不由民选。故共产党君主立宪的共产党总书记也由下台前总书记隔代钦点，不由民选。所以王希哲方案也行不通。
因为是共产党君主立宪，故军队不能国家化，否则必成枪指挥党，甚至指挥一切的军阀混战。
国家主席由共产党总书记兼任和省长、县长这三级行政权人选一时半会儿还得由相应的各级党委组织部进行忠诚度审查，故还是不可能直选的。
那么还有第三种方案，是已故作家王小波遗孀李银河写在博客里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从人大代表竞选开始》（见附录一，简称李银河方案）。这才是能够操作的政治改革起点。
即使李银河方案，也不能一下子就从全国人大开始，连省、直辖市级的人大都不行，只能从最基层的区县级人大代表开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区县级人大代表竞选，是迈开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而且在完善之前，轻易不迈第二步。
区县级人大代表是选民能直接感受到，甚至认识的。省人大和全国人大与选民距离太过遥远，根本感觉不到民意。
因为中国有科举传统，故区县人大代表资格可以有受教育程度歧视，必须高中（或大学）毕业以上学历。凡报名竞选区县人大代表的人还必须有两项资格限制，其一是无犯罪纪录。这个不用多说。另一个是查他（她）的合法纳税纪录。
国家是由税收运转的，合法不纳税的低收入或最低生活保障领取者对国家没有贡献，故没有被选举资格。这样可以免除无产阶级专政再现于中国。
区县人大代表必须从纳税人中产生。因税收是按收入提成的，故所纳税额只要简单除一下税额比例，就应该是该人的合法收入。为了核实该人是否合法纳税，只要查其真实收入就行。如果偷税，所纳税额低于应纳税额，则该人就涉嫌偷税漏税罪，便无竞选资格。
现在一谈政治改革，一谈反腐败，就有人直指让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公开家产。而实际上贪污腐败如此普遍，和《红楼梦》里说的一样，“一荣具荣，一损具损”，一旦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都办了贪污罪，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呀？
但如果说，在最低级的区县人大代表报名竞选之后，开始竞选之前，先查这些小人物的家产和纳税纪录，则高层肯定不会有意见。
因为区县级的人大代表都是已经查明了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合法纳税人，故由这些经过廉洁审查而又经过民选的人组成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参与本行政区县立法和审查行政首脑行政命令的合法性，应该是最少弊端的。
区县级民选代表必须是全职的，不能象现在全国人大那样，只在年初开一次会。为本选区选民排忧解难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有些来美国留学的大陆学生申请家属陪读被美国驻华使馆拒签，或自觉利益受损，而又无明确法律保护时，都可找本选区的郡议会议员。这些郡议员有个办事班子，查明原委后，由该议员名义写封信给驻华使馆，或打个电话给所涉单位；只要是合法的事，多能办成。如果办不成，也会给选民一个交代，说明办不成的道理。否则选民把该议员不办事的消息捅给传媒，他下届的竞选就成了问题。
选民有事解决不了，不应该找当官的，而是找本选区的人大代表。现在这么多人上访，就是六十年不办实事的积案所致。如果这些上访者的问题能在本区县由他们自己投票选出的人大代表出面协助解决，何必费那么多警力截访？
为了防止区县人大代表受行贿的诱惑，他们必须有合理的工资，车马电讯补助与雇佣秘书的工资。区人大代表名额由各街道人口在全区人口中所占比例分配。县人大代表名额由各乡人口在全县人口中所占比例分配。区县人大代表的工资和各项费用中某个百分比由各自所在街道或乡支付。
底层人民只能想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本乡、本县、本区、本街道的事。由于天高皇帝远，底层对中央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没有想象力。既无法想象他们的腐败，也无法想象他们反贪污的决心和手段。所以省级和中央的腐败恐怕不是能由人大代表竞选解决的。大家还得容忍省级上千万和中央上亿的贪污。
前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科长，我地下党员郭汝瑰中将留学日本期间从港口下船乘出租车；到了地方后郭没有零钱，就给了司机一张大票子说∶“不用找了”。
司机不干，硬是让郭汝瑰等在那里，一分不差地找齐了钱，才让他离开。而日本上层的黑金政治至今未绝。可见只要底下清廉了，整个国民正气就树起来了。上风正不正倒在其次。而且国民正气树起来后，早晚能影响到中央的风气。因为有国民正气在，揭露上层的不正之风更理直气壮。
中国的底层就没有正风正气。谁有了后门不肯走？哪个出租车司机多给了他钱而不要？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那里费尽心力，不怕得罪全党全社会地整党整风。一旦他老人家作古，立刻腐败得一塌糊涂。所以，区县人大代表的竞选是政治改革的根本之道。
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是共产党君主立宪制，故区县人大代表只能对本区县行政方案投票，而一切对共产党去留的表决都属违宪。
先由区县级人大竞选开始，再由这些清廉干炼的人大代表来投票制定如何修改法律，直到修宪的合法表决程序，然后才能一步步地合法修宪。
《零八宪章》和《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不管内容如何，都是丝毫不顾及程序正义的非法之作。至于什么“党内改革派”、“民主社会主义”和体制内外的改革等，都是不着条道的胡说，根本没法施行。
还是回到当年胡适之的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愤怒地批判胡适，说主义的正确才是更根本的。最后李大钊殉了他的主义。而他的继承者搞成的就是前三十年杀死整死数百万，饿死上千万和后三十年如此腐败的社会主义。
亲爱的读者，你也愿意象李大钊那样当烈士吗？
区县级人大代表竞选和全职有薪，是且仅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可行方案。
敬请跟帖反诘和板砖。
【附录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从人大代表竞开始
李银河
国家领导人最近一再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民主程度。所谓民主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提高公民参与决策的程度。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现成的民主设计，只不过它并没有把代表人民意志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差，有些甚至缺乏参政议政的意识。这跟选拔人大代表的过程有关。如果我们是选拔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那么这批人当人大代表并不合适，他们尽可以参加英模大会，荣获各类表彰和奖励，但是做民意代表并不是他们的长处。
那么人大代表应当怎样选拔呢？我认为应当竞选。想做人大代表的人应当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让选民用两个标准选择自己的代表：一是看他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否能代表自己的意愿；二是看他参政议政的能力是否出类拔萃。由这两个标准选出来的代表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大代表，而不是像现在的人代会，由一般的行政官员和模范人物组成。
在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曾经试行过这种人大代表竞选的做法，不知为何这个重大试验最终无疾而终。我觉得这种做法不会伤筋动骨，又能真正改良中国的民主程度，从基层人大开始，推进到全国人大，最终实现国家主席的大选，或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稳健的推进方式。
【附录二】～～～～～～～～～～～～～～～～～～～～～～～～～～～～
民主改革，请先从习、薄、汪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王希哲
近来，“民主改革”的呼声很高。五中全会能开成怎样？不清楚。风传，习近平仍不在这次会议上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种猜测就来了：究竟谁在中共18大上接任胡锦涛的总书记？
今天已经有了中共政治派别多元化的条件了。依我看，共产党与其幕后神秘下去，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有个决断，今天民主改革，就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18大公开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胡锦涛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是人治高于宪治，是违反中共党章法规的恶习。恶习，为什么要使它永远凌驾党法之上成为惯例？江泽民的所谓“扶上马，送一程”和“隔代指定”习近平，学的是邓小平，就是在把邓小平的封建恶习，形成惯例，为什么胡锦涛就不能打破它？
胡锦涛十七大报告承诺，要“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说了就要做。一届大会五年，都做不了么？请现在就改！请中共中央带头改！18大就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开始，“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此其时矣！
江泽民最能载入史册之处，是他中国千年历史第一次哪怕以不完备的，尚存钦定严重封建恶习的准“民主”制度，完成了国家最高权力职位的和平移交。
胡锦涛靠什么载入史册？无他，只有坚决废去封建余绪之钦定恶习，翻开国家最高权力职位民主竞选制度，哪怕初步在最上层精英圈内民主竞选制度的历史新页。胡能这样做了，其历史功绩将大大超越前人。
习近平很优秀。基层磨练，甘苦备尝，圆熟沉稳。颇能克绍乃父开明、进取，团结全党之风，足可掌舵。但在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作一个钦定几年如履薄冰的“王储”和终奉“上皇诏”正位的“总书记”，究竟有何滋味？有何光彩？只恐有辱习门矣。“生子当如孙仲谋”。习近平有志执鼎领导全党，何不宣言废置丹书铁券，欢迎民主竞争，学父亲靠真本领击楫中流取胜。是真金又岂惧火炼？
薄熙来更是了得，“敢与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倡红打黑，将混沌一方的重庆硬是改造成了“解放区的天”，一帜独树，耸动四方，观其志不在小，决非屈居池中物。“民生为本”之民生十条建设，近更腾誉全国。使各省百姓，望薄如望云霓。党心民心，“天命在吾”矣。岁甲子矣，不我待矣，不再来矣，何不今日挟民意之所归奋起逐鹿要求18大民主竞选总书记耶？于党于国于民于历史民主潮流创它个新篇章有个大交代，真英雄之所为也，薄公子岂有意乎？
南粤汪洋，出身贫寒；初鸣于铜陵，冲天于重庆，砸“三铁”敢改革获赏识于老邓，解放思想，“杀开血路”得威名于广东。肃贪，缚南霸天问罪于阶下，上网，迎众剑客拍砖于虚拟。腾龙换鸟，拒压力之哓哓，创新广东，仗前卫之少帅。18大之役，总书记之争，汪少帅迎战薄秦王、习“太子”，各述己见，各展宏图，必亦精彩纷纭令人目不暇给，而开共产党全党代表自由投票选择自家领袖之广阔天地矣！
此例一开，此风一树，中国政治民主之潮流，势必如长河波澜之向东岂可御乎？故民主改革，今日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中共精英18大面向全党代表竞争选举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无处不在的毛主席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74153&r=0&v=0&j=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政治似乎难以摆脱这个规律。从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到毛主席驾崩后不久的十月江青毛远新被逮捕，毛主席的声望开始滑向低谷。那时候，游行的人们脸上流露出的是发自内心的喜乐，是如释重负的轻松和愉快。很多天真的中国人以为从此就可以过不再担惊受怕的太平日子了。从毛主席归天到86年的学运被压制，那其中的几年可以说是黑暗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是天朝60多年历史上罕有的一丝光芒，并将毛主席治国的邪恶和阴暗暴露了出来。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风气的不断败坏，那久已灰暗的历史又逐渐被染上了金色，而且越来越鲜明和闪耀了，当年百姓吃不饱的大锅饭竟然又成了人们怀念的东西。毛主席的形象在民间和当局同床异梦的努力下，竟然越来越完美，越来越高大了。
民间的毛主席更像想象中的菩萨，就像当年毛主席的标准像，慈眉善目，悲悯众生。这也许是我们民族长期以来圣人情结的延续。因此，毛主席的本心是无可置疑的，即使犯了错误，也是出于好心，或者是被坏人蒙蔽。民间的毛主席形象是不需要历史和研究支撑的，就像崇拜关公的义士，他们可能并不了解关公的真实情况，更不会去看蜀汉的正史，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关老爷的崇敬之情。这是民众对国泰民安的期许、对人间道义的尊崇，当然没有人能拒绝和排斥。
相反，当今统治集团维护和歌颂毛主席，恰恰是在于他当年对付民众的流氓手段和统治国家的铁腕，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专政的冷血。当局继承的是毛主席宁可亡国于愚昧，决不能丧权于民主的愚民政策，是宁可让整个民族都丧失创造力，也不能让民众有自己的头脑极权体制。
当今的反毛人士所反的正是那个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统治方式的毛主席，在这一点上，却是和当局心中的毛主席是一致的，和民众中信仰的毛主席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眼下，一些人怀念毛主席的时代，认为那时社会风气廉洁，这可能是一部分过来人的真实感受。当时一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可能没有直接遭受到政治迫害，尚能够维持一个相对平和的日子。而改革开放后，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农村社会失序。特别是日益加剧的贫富悬殊，让一些人有今不如昔的感觉，更有人认为正是文革中侥幸逃脱的腐败分子导致了今天的社会堕落。也曾听到一些人恨恨地说，毛主席文革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把那些老家伙们都整死。其实，这正是当局长期以来片面宣传的结果，导致相当多的人认为文革好像是一场专门迫害老干部的运动，甚至还和反腐败联系了起来，真是荒谬之极。当时，毛主席想让活者的人或许有老天爷不让活的，但是，毛主席想要整死的却是老天爷都保不住的。文革中一些老干部遭受迫害不假，但是，和那些长期遭受摧残的红朝贱民们相比他们绝不是最悲惨的群体。不要说文革中被红卫兵等群众组织打死逼死的数以百万计的冤魂，就是被官府正式处决的数万甚至是数十万人当中，就算上那些因强奸女知青被枪决的一批人，又能有几个是因为腐败问题而死的呢？对于那些自打共产党来了几乎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天朝中的贱民们，他们早已被剥夺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他们大批的被折磨，被屠杀，这和反腐败又有什么关系？对于文革中被打死的无数穷教书匠，被毁掉的天量的珍贵文物，这和反腐败能联系的上吗！面对数千万屈死的冤魂，真不知道天底下还有这样的铁石心肠，这样的不仁不义，这样的颠倒黑白！
毛主席的晚年，中国的经济已经难以维持，大批的城市青年被强迫到农村去和农民争夺已经很有限的土地，侥幸留在城市中的所谓待业青年也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生活物资极其匮乏，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得走后门，即便是当时享受公费医疗的工人，如果你没有关系，也根本得不到恰当的治疗，甚至都吃不到有效的药物。即使是江青毛远新能够执掌政权，毛主席在世时的统治方式也难以维继。邓小平的所谓改革是不得已而为之，几乎都是被动的选择，根本没有什么设计师的事先规划，可以说改革初期的所有措施都是底层民众在饥饿面前的创造和自发行动，近些年来的改革倒像是精心策划的毁国自肥。从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来看，也没有一个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的经济政策能够长期维持，概其统治晚期都已经是强弩之末，几乎所有第二代领导人都不得不改弦更张。就是金二世子承父业，为了把持政权，也面临着不得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否则，就是饥饿也会把政权拖垮。
毛主席掌握天下的时候，当时的犯罪率确实是比较低，但是并不意味着干部的清廉和正派。对于那些掌握着底层民众生死和前途的很多干部，他们的腐败方式可能不同于今天，但其腐败程度可能并不亚于今天。就是已为人知的女知青被凌辱的问题，其广度和严重程度也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由于社会风俗的巨大压力，不知有多少女孩吞下了难以下咽的苦泪，让大量的恶棍得以逍遥法外，那些被枪毙被处理的不过是一些点缀而已。我想，这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地方除了军营内部，大约就是监狱了。毛主席时代整个中国对于普通民众就是一个严密控制的军营，对于很多人完全就是一个监狱。这种状态下的平安是无法长期维持的。任何一个专制统治的社会崩溃后，社会治安随之出现混乱，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前苏联如此，东欧一些国家也是如此。中国今天的状态，不能不说和毛主席有直接的关系。
文革期间，被官府正式处决的反革命当中，很多人是因为认真钻研马列经典著作而丧命的。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先行者起来批判当时的黑暗政治时，他们能够选择的武器只有共产主义的经典，但这丝毫不能削弱他们在人们心目中勇敢和智慧的形象。同样，对于被封闭和被欺骗的民众今天选择毛主席的某些说法的来批判当今的腐败现实，甚至是真心崇拜那个普度众生的毛主席，我对他们的虔诚和正直也同样充满了理解和尊重。一些民众街头纪念毛主席以及到天安门哭灵或许和清末保路运动中民众顶着皇上的牌位向衙门讨还公道有异曲同工之处。
既要像对老子一样敬着，又要像对骗子一样防着，此话大约可以描述当局面对毛主席的真实心态。对于知识分子对毛主席的批判和民众对毛主席的怀念，当局恐怕是进退维谷、五味杂陈啊。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政治似乎难以摆脱这个规律。从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到毛主席驾崩后不久的十月江青毛远新被逮捕，毛主席的声望开始滑向低谷。那时候，游行的人们脸上流露出的是发自内心的喜乐，是如释重负的轻松和愉快。很多天真的中国人以为从此就可以过不再担惊受怕的太平日子了。从毛主席归天到86年的学运被压制，那其中的几年可以说是黑暗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是天朝60多年历史上罕有的一丝光芒，并将毛主席治国的邪恶和阴暗暴露了出来。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风气的不断败坏，那久已灰暗的历史又逐渐被染上了金色，而且越来越鲜明和闪耀了，当年百姓吃不饱的大锅饭竟然又成了人们怀念的东西。毛主席的形象在民间和当局同床异梦的努力下，竟然越来越完美，越来越高大了。
民间的毛主席更像想象中的菩萨，就像当年毛主席的标准像，慈眉善目，悲悯众生。这也许是我们民族长期以来圣人情结的延续。因此，毛主席的本心是无可置疑的，即使犯了错误，也是出于好心，或者是被坏人蒙蔽。民间的毛主席形象是不需要历史和研究支撑的，就像崇拜关公的义士，他们可能并不了解关公的真实情况，更不会去看蜀汉的正史，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关老爷的崇敬之情。这是民众对国泰民安的期许、对人间道义的尊崇，当然没有人能拒绝和排斥。
相反，当今统治集团维护和歌颂毛主席，恰恰是在于他当年对付民众的流氓手段和统治国家的铁腕，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专政的冷血。当局继承的是毛主席宁可亡国于愚昧，决不能丧权于民主的愚民政策，是宁可让整个民族都丧失创造力，也不能让民众有自己的头脑极权体制。
当今的反毛人士所反的正是那个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统治方式的毛主席，在这一点上，却是和当局心中的毛主席是一致的，和民众中信仰的毛主席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眼下，一些人怀念毛主席的时代，认为那时社会风气廉洁，这可能是一部分过来人的真实感受。当时一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可能没有直接遭受到政治迫害，尚能够维持一个相对平和的日子。而改革开放后，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农村社会失序。特别是日益加剧的贫富悬殊，让一些人有今不如昔的感觉，更有人认为正是文革中侥幸逃脱的腐败分子导致了今天的社会堕落。也曾听到一些人恨恨地说，毛主席文革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把那些老家伙们都整死。其实，这正是当局长期以来片面宣传的结果，导致相当多的人认为文革好像是一场专门迫害老干部的运动，甚至还和反腐败联系了起来，真是荒谬之极。当时，毛主席想让活者的人或许有老天爷不让活的，但是，毛主席想要整死的却是老天爷都保不住的。文革中一些老干部遭受迫害不假，但是，和那些长期遭受摧残的红朝贱民们相比他们绝不是最悲惨的群体。不要说文革中被红卫兵等群众组织打死逼死的数以百万计的冤魂，就是被官府正式处决的数万甚至是数十万人当中，就算上那些因强奸女知青被枪决的一批人，又能有几个是因为腐败问题而死的呢？对于那些自打共产党来了几乎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天朝中的贱民们，他们早已被剥夺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他们大批的被折磨，被屠杀，这和反腐败又有什么关系？对于文革中被打死的无数穷教书匠，被毁掉的天量的珍贵文物，这和反腐败能联系的上吗！面对数千万屈死的冤魂，真不知道天底下还有这样的铁石心肠，这样的不仁不义，这样的颠倒黑白！
毛主席的晚年，中国的经济已经难以维持，大批的城市青年被强迫到农村去和农民争夺已经很有限的土地，侥幸留在城市中的所谓待业青年也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生活物资极其匮乏，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得走后门，即便是当时享受公费医疗的工人，如果你没有关系，也根本得不到恰当的治疗，甚至都吃不到有效的药物。即使是江青毛远新能够执掌政权，毛主席在世时的统治方式也难以维继。邓小平的所谓改革是不得已而为之，几乎都是被动的选择，根本没有什么设计师的事先规划，可以说改革初期的所有措施都是底层民众在饥饿面前的创造和自发行动，近些年来的改革倒像是精心策划的毁国自肥。从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来看，也没有一个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的经济政策能够长期维持，概其统治晚期都已经是强弩之末，几乎所有第二代领导人都不得不改弦更张。就是金二世子承父业，为了把持政权，也面临着不得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否则，就是饥饿也会把政权拖垮。
毛主席掌握天下的时候，当时的犯罪率确实是比较低，但是并不意味着干部的清廉和正派。对于那些掌握着底层民众生死和前途的很多干部，他们的腐败方式可能不同于今天，但其腐败程度可能并不亚于今天。就是已为人知的女知青被凌辱的问题，其广度和严重程度也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由于社会风俗的巨大压力，不知有多少女孩吞下了难以下咽的苦泪，让大量的恶棍得以逍遥法外，那些被枪毙被处理的不过是一些点缀而已。我想，这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地方除了军营内部，大约就是监狱了。毛主席时代整个中国对于普通民众就是一个严密控制的军营，对于很多人完全就是一个监狱。这种状态下的平安是无法长期维持的。任何一个专制统治的社会崩溃后，社会治安随之出现混乱，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前苏联如此，东欧一些国家也是如此。中国今天的状态，不能不说和毛主席有直接的关系。
文革期间，被官府正式处决的反革命当中，很多人是因为认真钻研马列经典著作而丧命的。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先行者起来批判当时的黑暗政治时，他们能够选择的武器只有共产主义的经典，但这丝毫不能削弱他们在人们心目中勇敢和智慧的形象。同样，对于被封闭和被欺骗的民众今天选择毛主席的某些说法的来批判当今的腐败现实，甚至是真心崇拜那个普度众生的毛主席，我对他们的虔诚和正直也同样充满了理解和尊重。一些民众街头纪念毛主席以及到天安门哭灵或许和清末保路运动中民众顶着皇上的牌位向衙门讨还公道有异曲同工之处。
既要像对老子一样敬着，又要像对骗子一样防着，此话大约可以描述当局面对毛主席的真实心态。对于知识分子对毛主席的批判和民众对毛主席的怀念，当局恐怕是进退维谷、五味杂陈啊。
Tuesday, December 28, 2010
危言耸听：谢国忠预言2011年不是中国就是美国完蛋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72471&r=0&v=0&j=0
Andy Xie's latest sees the liquidity war getting worse in 2011.
America will continue to pump the financial system with liquidity via tax cuts and quantitative easing. China will keep the yuan cheap and avoid clamping down on inflation.
The tense equilibrium can't last for long, as either sovereign debt or inflation gets too heavy to bear. Whoever lasts longer, wins.
Caixin:
The most likely candidates to trigger the next global crisis are the U.S.'s sovereign debt or China's inflation. When one goes down first, the other can prolong its economic cycle. China may have won the last race. To win the next one, China must tackle its inflation problem, which is ultimately a political and structural issue, in 2011. If China does, the U.S. will again be the cause for the next global crisis. China will suffer from declining exports but benefit from lower oil prices.
On the other hand, if China has a hard landing, the U.S.'s trade deficit can drop dramatically, maybe by 50 percent, due to lower import prices. It would boost the dollar's value and bring down the U.S.'s treasury yield. The U.S. can have lower financing costs and lower expenditures. The combination allows the U.S. to enjoy a period of good growth.
Xie notes that China may have the advantage here. While America has committed to a liquidity hose, Beijing still has the opportunity to crack down on inflation:
China's inflation problem stems from the country's rapid monetary growth in the past decade. That is due to the need to finance a vast property sector, which is, in turn, to generate fiscal revenu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finance their vast expenditure programs. Unless something is done to limit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China's inflation problem is likely to get out of control...
There are two ways to limit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e is to cut their funding source. Their main revenue sources are land sales, property taxes, and bank loans. The last source is drying up a bit, as banks are saddled with high exposure to the sector already and are trying to decrease it. This change isn't biting yet because local governments haven't spent all the money they borrowed before.
Andy Xie's latest sees the liquidity war getting worse 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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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 will continue to pump the financial system with liquidity via tax cuts and quantitative easing. China will keep the yuan cheap and avoid clamping down on inflation.
The tense equilibrium can't last for long, as either sovereign debt or inflation gets too heavy to bear. Whoever lasts longer, wins.
Caixin:
The most likely candidates to trigger the next global crisis are the U.S.'s sovereign debt or China's inflation. When one goes down first, the other can prolong its economic cycle. China may have won the last race. To win the next one, China must tackle its inflation problem, which is ultimately a political and structural issue, in 2011. If China does, the U.S. will again be the cause for the next global crisis. China will suffer from declining exports but benefit from lower oil prices.
On the other hand, if China has a hard landing, the U.S.'s trade deficit can drop dramatically, maybe by 50 percent, due to lower import prices. It would boost the dollar's value and bring down the U.S.'s treasury yield. The U.S. can have lower financing costs and lower expenditures. The combination allows the U.S. to enjoy a period of good growth.
Xie notes that China may have the advantage here. While America has committed to a liquidity hose, Beijing still has the opportunity to crack down on inflation:
China's inflation problem stems from the country's rapid monetary growth in the past decade. That is due to the need to finance a vast property sector, which is, in turn, to generate fiscal revenu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finance their vast expenditure programs. Unless something is done to limit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China's inflation problem is likely to get out of control...
There are two ways to limit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e is to cut their funding source. Their main revenue sources are land sales, property taxes, and bank loans. The last source is drying up a bit, as banks are saddled with high exposure to the sector already and are trying to decrease it. This change isn't biting yet because local governments haven't spent all the money they borrowed before.
国资委李伟调离 人事变动背后的两任总理人马间的角力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72429&r=0&v=0&j=0
朱容基57岁的前秘书李伟日前从国资委副主任，被调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中心）担任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一职，升为正部级。这个看似寻常的人事变动，后面有一段两任国务院总理的人马角力的内情。
朱容基的人马、中共中央委员、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现年66岁，已经超龄，退休在即，他原打算安排57岁的副主任李伟接任，没想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这一想法并不认同，因为国资委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掌管偌大一笔资源，他必须安排自己高度信任的人来掌管，这次正好是将国资委从朱的人马拿回到自己手中的最佳机会，他怎么能再交付给跟从朱镕基十多年的李伟？
朱镕基在无锡开会时发现李荣融是个人才，便将其从江苏调到北京，又将李荣融由局级提拔为副部长。
李荣融，1944年出生于江苏苏州市，1968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1963年后在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电化学工学专业学习，1968年后任工人、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1986年后任江苏省无锡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轻工业局局长、计划委员会主任,江苏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92年6月后调国务院生产办公室生产计划局工作，1992年8月后任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对外经济合作司副司长，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技术改造司司长、秘书长、副主任、党组成员。1998年后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99年12月后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01年2月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任命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现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中共第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
那么，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如何安排呢？这才有了最近的任命：将李伟升为正部级，但是调去主掌智库。
李伟，1953年8月生，江苏丰县人。大专学历：1982 年9月－1985年10月在上海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学习。
1969年3月为上海市川沙县施湾公社知青。1970年12月参加解放军，为6451部队战士。1976年4月任上海市化工进出口公司组织科科员、副科长兼公司团委书记、党委委员。1985年1月为上海市委组织部经济干部处干部。1988年3月调上海市政府办公厅。
从这时起，他就跟着市长朱镕基了。朱后来升为市委书记兼市长，李伟也就兼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
朱镕基被邓小平看中，上调中央，1991年3月李伟也跟着调到北京，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1998年3月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1998年6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兼总理办公室主任。2003年1月兼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
知情人透露，朱镕基以“铁面宰相”著称于世，但他的手下对他却有不少埋怨，因为他为了不授人以柄，避嫌避到“洁癖”的程度，对长期以来跟随自己的部属在保护和安排上考虑较少，在任时如此，退任前也是如此。他于2003年交卸国务院总理的权柄之后，长期跟随他、多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李伟，只被安排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当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副主席，让跟惯了朱?基在前台发号施令的李伟，感到十分郁闷。
两年多后，同属朱镕基人马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伸手搭救，将他调到自己手下当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分管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产权管理局、企业改组局（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再就业工作办公室）、信息中心，才算给了李伟一个可供施展的舞台。
朱容基57岁的前秘书李伟日前从国资委副主任，被调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中心）担任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一职，升为正部级。这个看似寻常的人事变动，后面有一段两任国务院总理的人马角力的内情。
朱容基的人马、中共中央委员、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现年66岁，已经超龄，退休在即，他原打算安排57岁的副主任李伟接任，没想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这一想法并不认同，因为国资委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掌管偌大一笔资源，他必须安排自己高度信任的人来掌管，这次正好是将国资委从朱的人马拿回到自己手中的最佳机会，他怎么能再交付给跟从朱镕基十多年的李伟？
朱镕基在无锡开会时发现李荣融是个人才，便将其从江苏调到北京，又将李荣融由局级提拔为副部长。
李荣融，1944年出生于江苏苏州市，1968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1963年后在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电化学工学专业学习，1968年后任工人、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1986年后任江苏省无锡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轻工业局局长、计划委员会主任,江苏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92年6月后调国务院生产办公室生产计划局工作，1992年8月后任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对外经济合作司副司长，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技术改造司司长、秘书长、副主任、党组成员。1998年后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99年12月后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01年2月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任命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现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中共第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
那么，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如何安排呢？这才有了最近的任命：将李伟升为正部级，但是调去主掌智库。
李伟，1953年8月生，江苏丰县人。大专学历：1982 年9月－1985年10月在上海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学习。
1969年3月为上海市川沙县施湾公社知青。1970年12月参加解放军，为6451部队战士。1976年4月任上海市化工进出口公司组织科科员、副科长兼公司团委书记、党委委员。1985年1月为上海市委组织部经济干部处干部。1988年3月调上海市政府办公厅。
从这时起，他就跟着市长朱镕基了。朱后来升为市委书记兼市长，李伟也就兼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
朱镕基被邓小平看中，上调中央，1991年3月李伟也跟着调到北京，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1998年3月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1998年6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兼总理办公室主任。2003年1月兼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
知情人透露，朱镕基以“铁面宰相”著称于世，但他的手下对他却有不少埋怨，因为他为了不授人以柄，避嫌避到“洁癖”的程度，对长期以来跟随自己的部属在保护和安排上考虑较少，在任时如此，退任前也是如此。他于2003年交卸国务院总理的权柄之后，长期跟随他、多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李伟，只被安排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当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副主席，让跟惯了朱?基在前台发号施令的李伟，感到十分郁闷。
两年多后，同属朱镕基人马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伸手搭救，将他调到自己手下当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分管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产权管理局、企业改组局（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再就业工作办公室）、信息中心，才算给了李伟一个可供施展的舞台。
共军越来越强硬 要看习近平接任之后管不管得住军方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72428&r=0&v=0&j=0
中国人民解放军试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现象，日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虽然发挥影响力不一定是坏事，却暴露出中国缺少协调机构的问题。分析认为，目前解放军嘴上强硬，但行动上仍显节制，待有军方经历的习近平上台后，或许能“管得住”军方人士。
据悉，汶川地震时，由于军方拒绝执行温家宝的命令，使得温家宝“怒摔电话”，指责：“人民养活你们，你们看着办！”
不同军种的领导与胡锦涛的关系也不一样。黎楠举例，胡锦涛与中国空军司令许其亮之间有些摩擦，因此外界在中国空军60?年纪念活动时，见到胡锦涛前脚提出和谐太空，许其亮后脚便指出太空军事化不可避免，而海军司令吴胜利在政治上比较圆滑，在“正确理解领导意图”上比较准确，因此与胡锦涛的关系也相对较佳。
另有属于“太子党”的人士，如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罗援，父亲为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等于国务院的大管家，还有中国国防大学战略部副主任金一南，父亲为解放军中将金如柏，这些人认为胡锦涛太软弱、不买胡锦涛的帐，加上自己在中国国内拥有大批追随者，因此“说什么都有很多人听，可能连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解放军上将徐才厚都管不了他们。”
而军方人士也有不同的声音，并非都显现强硬、与中央不同调的情况，如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辉与韩旭东，属于鸽派代表，而军事科学院的罗援则显得鹰派。“但鹰派这些人大概是少将、大校，级别不是很高，而且是学者，不进入决策层，所以不能说他们的声音就一定反映军队的立场，还是要根据外交部温家宝的声音。进入决策层的应该是军委，必须是上将级的人物，但他们还没有很明确的发表观点。”
中国人民解放军试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现象，日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虽然发挥影响力不一定是坏事，却暴露出中国缺少协调机构的问题。分析认为，目前解放军嘴上强硬，但行动上仍显节制，待有军方经历的习近平上台后，或许能“管得住”军方人士。
据悉，汶川地震时，由于军方拒绝执行温家宝的命令，使得温家宝“怒摔电话”，指责：“人民养活你们，你们看着办！”
不同军种的领导与胡锦涛的关系也不一样。黎楠举例，胡锦涛与中国空军司令许其亮之间有些摩擦，因此外界在中国空军60?年纪念活动时，见到胡锦涛前脚提出和谐太空，许其亮后脚便指出太空军事化不可避免，而海军司令吴胜利在政治上比较圆滑，在“正确理解领导意图”上比较准确，因此与胡锦涛的关系也相对较佳。
另有属于“太子党”的人士，如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罗援，父亲为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等于国务院的大管家，还有中国国防大学战略部副主任金一南，父亲为解放军中将金如柏，这些人认为胡锦涛太软弱、不买胡锦涛的帐，加上自己在中国国内拥有大批追随者，因此“说什么都有很多人听，可能连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解放军上将徐才厚都管不了他们。”
而军方人士也有不同的声音，并非都显现强硬、与中央不同调的情况，如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辉与韩旭东，属于鸽派代表，而军事科学院的罗援则显得鹰派。“但鹰派这些人大概是少将、大校，级别不是很高，而且是学者，不进入决策层，所以不能说他们的声音就一定反映军队的立场，还是要根据外交部温家宝的声音。进入决策层的应该是军委，必须是上将级的人物，但他们还没有很明确的发表观点。”
Monday, December 27, 2010
中国改革阻力，利益集团还是意识形态？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72/n-20972.html
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三十年改革阻力先是来自意识形态，现在主要是利益之争，是权贵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政治体制改革，连改革吹鼓手周瑞金和原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也表达过这种意见。
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颇合当前的改革现实，然而，所论不仅是表面化，而且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也大大的看轻了。
的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对姓“社”姓“资”“不争论”， 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改革之初从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论争表面停息。但是，执政党既没有就此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而且死抱马列毛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对垄断真理的作法更是摆出一幅没有商量余地的架式。而意识形态没有松动，由意识形态全面论证并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体制要作改革，我看是一点门儿也没有。
一、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前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全面移植于苏联，这套政经体制由马列主义论说，被吹嘘为无比先进，即将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东风压倒西风”。然而，经过不足百年的实践，不但西风没有被压倒，反而是“东风不与周郎便”，其始作俑者苏联反倒混不下去先自我崩溃。苏联模式的那一套经实践检验，证明其不是真理，不但不先进，反而相当封闭落后。不但经济上效率低下无活力，政治上也专制官僚臃肿腐化，其用强力进行无数次灌输宣传的意识形态，更是“假、大、空”充满偏见，成为愚民工具，现已被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人民唾弃。苏联模式的全面失败表明，“走俄国人的路”，是一条死路，世界范围的历史经验表明，这条路再怎么变换花样也走不下去了，“是没有出路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说穿了就是摆脱封闭落后的苏联模式，另找出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间曾进行过意识形态论战，比谁的列宁主义旗帜举得高，争论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藉此毛泽东得以操弄意识形态，发动以反修防修为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亿万愚公被伟大导师愚弄得团团转，战天斗地瞎折腾。然而，建国来向私有制全面宣战一大二公纯之又纯的高调意识形态实践，却让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同时，兴无灭资极端形式的文革及其破产也让人“大彻大悟”。毛死后荒唐的革命得以结束，因为此路不通，改革亦可谓是悬崖勒马!渡尽劫波的党国上下对改革开放另寻出路，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改革首先从经济上突破并获得巨大成功，由于突破了僵化的苏联计划经济摸式，搞市场经济，到今年我国GTP已跃居世界第二。但这显然也与马列主义相去遥远，似乎就是文革中毛泽东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复辟”。为此，邓小平对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勇敢地摆脱教条束缚，从而“杀开一条血路来”。
然苏联模式不光光是计划经济体制，还包括封闭落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苏联垮台后新任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反思苏联模式是：“ 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三项垄断形成一整套的极权体系，其中意识形态部门发挥着极其恶劣的祭司功能，不仅搞书报检查钳制思想，为维护统治还编造谎言指鹿为马。三项垄断都是社会进步的拦路虎，是需要改革抛弃的对象。
经济垄断已抛弃，另外两项垄断也应该抛弃。改革如何改，其实已很明确，就是开放，改革一开始就与开放分不开，叫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就是开放的结果，放开私有经济，引进外资和西式管理，中国政府并主动争取加入国际资本主导的WTO，与国际接轨，使被教条束缚的生产力一下子迸发出来。
经济开放之后下一步就是政治开放，胡赵改革路线图也是先经济后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开放，说穿了就是逐步开放政权，抛弃苏联模式集权于党的那一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叫“还政于民”。不开放政权的行政改革，对苏式党国体制的修修补补，仍然垄断政治，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牵涉到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政改具有一定难度和风险，搞不好有天下大乱之虞，所以要谨慎。明白人都同意有步骤渐进改革的方式，但又不能制造借口老拖延不改。中共“十三大”曾作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准备放权，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反而是强化党政体制，并出现与金钱的结盟，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使腐败丛生。官僚既得利益者唯恐大权旁落，竭力阻止政改，于是危言耸听打意识形态牌，有开历史倒车的动向。
二、索尔仁尼琴说把主义留给中国
苏联党政模式用意识形态刻意包装，理论上吹得好听，实践上已经全面失败，其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管一切，即一党专政。这个极权政体的行政作为，从苏联斯大林到中国毛泽东，再到朝鲜金氏父子，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教训相当惨痛!但是，意识形态说教却颠倒黑白，硬说其具有“先进性”，“规律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建立宗教式的盲目信仰，采取了封闭性强制灌输和铺天盖地宣传的办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反复宣讲并要死记硬背考试这一套。
垄断性宣传灌输不仅霸道，而且愚蠢，是早已过时的法家愚民之术，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相当落伍，是政权脆弱的表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向秘书林克承认搞的是愚民，文革时连“偷听敌台”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封闭得犹如铁桶，被称为“竹幕”。现在也有人认为当今是“训政”时期，要强化意识形态灌输，于是又有了“唱红歌”的做法。由于害怕群众探寻历史真相，不敢公开挡案，连文革真相都设置“禁区”不准研究。
我国从中小学的辅导员，大学的学工部，到军队中的指导员、政委、政治部，及各单位普遍存在的政工干部，其数约在千万，相当多的大官甚至将军都是搞政工出身。搞政工是干什么，就是搞意识形态，相当于祭司神职人员，他们不事生产不做业务也不搞真学术，光靠耍嘴皮子，却要纳税人去供养，可谓是吃冤枉的一族。
而我国党政合一庞大的干部官僚体系，早已呈现苏联灭亡前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臃肿衰败症状。据统计，我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 52%以上，即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吃冤枉的人超过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为“维稳”不敢触动官僚特权阶级利益，干部再人浮于事也不下岗。而对不满者异见人士，则采用各种手段封堵，据报道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铲除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在中国却行不通，反倒宣称共产党员有“先进性”。越是腐败丛生的危机时刻，越更抓紧意识形态宣传，不惜血本耗费巨资大搞马列毛邓工程，最高层甚至提出抓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学习。
其实，朝鲜就是腐朽没落“三垄断”的苏联模式的活样板。金氏政权死抱斯大林体制，垄断一切权力竟搞三代世袭，意识形态方面也提出了朝鲜特色的“主体思想”，封闭落后造谣生事，其邪行鬼道丑态让世界侧目。这个活样板昭示的就是苏式马列主义的破产，向他们学习，还能有什么出路?
那么出路何在呢?就在改革开放!放弃苏联模式，与世界接轨。经济开放之后是政治开放，但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政教合一，增加了改革开放的难度，陈小鲁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有个意识形态的开放松绑问题，即解放思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干扰被邓小平一锤止音，其成功就在于剥离马克思主义，去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加严重，在苏联垮台的情势下，中共出现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但当局不是顺应世界潮流放弃空洞的主义，对高举马列大旗仍死死不肯松手。被勃烈日涅夫放逐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回到祖国时曾说：“把马列主义留给中国，领土一寸也不放!”那一声“炮响”送来而又被人遗弃的主义，现在除了一点点“维稳”功能外，已是一文不值!维稳也主要是维护统治者的特权，为既得利益集团耍耍花腔打打圆场而已。
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将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径搅乱，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中国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去意识形态化，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求当局切实放弃“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政教分开。
三、邓小平说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
在政教合一的中国，不解放思想，任何方面的改革都改不动。有人会说政教分开就是颜色革命，开放政权就是颠覆政权。其实，当年邓小平南巡时就说过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还政于民”， 就是开放政权，只不过有个五十年的过渡期。
邓小平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同学蒋经国临死前，毅然在台湾放弃列宁式的一党专政，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永远执政，于是开创了台湾的宪政民主。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情况较台湾复杂，邓小平提出五十年的过渡期，先把经济搞上去，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虽然过渡期略嫌过长，但应该说是饱含睿智。过渡期有如清末“预备立宪”，国民党的“训政”，最后要“普选”，终归要立宪。这就不是颠覆不颠覆的问题，而是政权开放时间早与晚的问题。
我国改革要突破苏联“三垄断”的极权体制，现在经济上已经开放，不再是极权，被称为“威权政体”，确切说应是“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的“开明”就体现在淡化意识形态上，不搞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和文革时的“全面专政”，取消思想言论罪，反党反社也不为过，在开放政权之前先开放思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
开明专制可暂不开放政权，反而加强中央权力，推行市政经济，集中资源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同时，也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向自身官僚弊病开刀，清除吃冤枉耍嘴皮的祭司冗散官员，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以政绩获得民众拥护，换取执政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既不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在放弃对真理垄断的同时，执政党搞区别于马列毛的“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与时俱进搞意识形态创新，使自身社会民主党化，这值得欢迎。但放弃对真理的垄断，解放思想，就不能禁止非党民众还有权探索选择其它出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执政当局要做到足够开明，容纳反对的声音。开明专制不但要求经济开放，也要求思想开放，最后是开放政权，由开明专制走向民主自由。而政权开明不开明，人民的言论自由是最主要标尺。
我国宪法明载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从来都只停留在纸上，虽然言论尺度也在逐渐放宽，但仍有因言入罪，距开明专制尚有差距。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开放，当局也明显强化了意识形态管制，这是极不自信的表现。对于政改，官方反复强调不照搬西方，不搞三权分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也是西方的马列主义，苏联模式党在国上、议行合一那一套，又为什么要照搬，且死抱不放呢?臃肿腐败的党国政体，连批评反对都不允许，又如何谈得上开明?
从开明专制到开放政权似乎遥远，邓小平说的五十年后可普选竟还要等三十年，清朝“预备立宪”所定预备期不过九年，且邓所说“普选”后的政体又如何?不搞三权分立，还坚持议行合一吗?对此应解放思想，允许民众探讨。既不照搬西方，也要突破苏联模式，到底怎样的政体好，也不是一个政党说了算，更非少数既得利益权贵说了算。1957年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提出搞一个“政治设计院”，选拔一些专家来精心设计，我看是一个忠心体国的好主意。清末立宪时也设立了“宪政编查馆”，并派员出洋考察，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也提出“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政权早晚要开放，为避免乱局，开放前先统筹设计，全民讨论全民公决，是对历史对人民负责。如此，流落民间的陈毅元帅之子、赵紫阳在任时的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就可重操旧业，参加政治设计院搞政体设计工作了。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明专制也要求放弃对意识形态的垄断，除掉守旧权贵官僚势力的华丽包装，澄清改革的思想障碍。
对于中共来讲，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如何在大局不乱的情势下尽快开放政权，并考虑如何在普选中仍能当选执政。然而，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企图死抱政权永不开放，面对经济开放后日益活跃的思想界，惊恐万状，封堵打压要向朝鲜看齐。改革三十年后能不能继续前进，在于敢不敢进一步开放，眼下最要紧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全面开放。垄断真理的祸害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教训深刻，要再以操弄意识形态愚弄百姓，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来当法老，只能从开明专制倒退回斯大林式极权统治，最后是全面专政开历史倒车。如此，就必然要再搞反右，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这样的机会对于原教旨顽固派来说，实际上已没有了。
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三十年改革阻力先是来自意识形态，现在主要是利益之争，是权贵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政治体制改革，连改革吹鼓手周瑞金和原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也表达过这种意见。
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颇合当前的改革现实，然而，所论不仅是表面化，而且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也大大的看轻了。
的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对姓“社”姓“资”“不争论”， 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改革之初从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论争表面停息。但是，执政党既没有就此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而且死抱马列毛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对垄断真理的作法更是摆出一幅没有商量余地的架式。而意识形态没有松动，由意识形态全面论证并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体制要作改革，我看是一点门儿也没有。
一、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前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全面移植于苏联，这套政经体制由马列主义论说，被吹嘘为无比先进，即将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东风压倒西风”。然而，经过不足百年的实践，不但西风没有被压倒，反而是“东风不与周郎便”，其始作俑者苏联反倒混不下去先自我崩溃。苏联模式的那一套经实践检验，证明其不是真理，不但不先进，反而相当封闭落后。不但经济上效率低下无活力，政治上也专制官僚臃肿腐化，其用强力进行无数次灌输宣传的意识形态，更是“假、大、空”充满偏见，成为愚民工具，现已被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人民唾弃。苏联模式的全面失败表明，“走俄国人的路”，是一条死路，世界范围的历史经验表明，这条路再怎么变换花样也走不下去了，“是没有出路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说穿了就是摆脱封闭落后的苏联模式，另找出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间曾进行过意识形态论战，比谁的列宁主义旗帜举得高，争论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藉此毛泽东得以操弄意识形态，发动以反修防修为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亿万愚公被伟大导师愚弄得团团转，战天斗地瞎折腾。然而，建国来向私有制全面宣战一大二公纯之又纯的高调意识形态实践，却让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同时，兴无灭资极端形式的文革及其破产也让人“大彻大悟”。毛死后荒唐的革命得以结束，因为此路不通，改革亦可谓是悬崖勒马!渡尽劫波的党国上下对改革开放另寻出路，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改革首先从经济上突破并获得巨大成功，由于突破了僵化的苏联计划经济摸式，搞市场经济，到今年我国GTP已跃居世界第二。但这显然也与马列主义相去遥远，似乎就是文革中毛泽东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复辟”。为此，邓小平对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勇敢地摆脱教条束缚，从而“杀开一条血路来”。
然苏联模式不光光是计划经济体制，还包括封闭落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苏联垮台后新任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反思苏联模式是：“ 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三项垄断形成一整套的极权体系，其中意识形态部门发挥着极其恶劣的祭司功能，不仅搞书报检查钳制思想，为维护统治还编造谎言指鹿为马。三项垄断都是社会进步的拦路虎，是需要改革抛弃的对象。
经济垄断已抛弃，另外两项垄断也应该抛弃。改革如何改，其实已很明确，就是开放，改革一开始就与开放分不开，叫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就是开放的结果，放开私有经济，引进外资和西式管理，中国政府并主动争取加入国际资本主导的WTO，与国际接轨，使被教条束缚的生产力一下子迸发出来。
经济开放之后下一步就是政治开放，胡赵改革路线图也是先经济后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开放，说穿了就是逐步开放政权，抛弃苏联模式集权于党的那一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叫“还政于民”。不开放政权的行政改革，对苏式党国体制的修修补补，仍然垄断政治，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牵涉到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政改具有一定难度和风险，搞不好有天下大乱之虞，所以要谨慎。明白人都同意有步骤渐进改革的方式，但又不能制造借口老拖延不改。中共“十三大”曾作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准备放权，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反而是强化党政体制，并出现与金钱的结盟，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使腐败丛生。官僚既得利益者唯恐大权旁落，竭力阻止政改，于是危言耸听打意识形态牌，有开历史倒车的动向。
二、索尔仁尼琴说把主义留给中国
苏联党政模式用意识形态刻意包装，理论上吹得好听，实践上已经全面失败，其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管一切，即一党专政。这个极权政体的行政作为，从苏联斯大林到中国毛泽东，再到朝鲜金氏父子，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教训相当惨痛!但是，意识形态说教却颠倒黑白，硬说其具有“先进性”，“规律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建立宗教式的盲目信仰，采取了封闭性强制灌输和铺天盖地宣传的办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反复宣讲并要死记硬背考试这一套。
垄断性宣传灌输不仅霸道，而且愚蠢，是早已过时的法家愚民之术，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相当落伍，是政权脆弱的表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向秘书林克承认搞的是愚民，文革时连“偷听敌台”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封闭得犹如铁桶，被称为“竹幕”。现在也有人认为当今是“训政”时期，要强化意识形态灌输，于是又有了“唱红歌”的做法。由于害怕群众探寻历史真相，不敢公开挡案，连文革真相都设置“禁区”不准研究。
我国从中小学的辅导员，大学的学工部，到军队中的指导员、政委、政治部，及各单位普遍存在的政工干部，其数约在千万，相当多的大官甚至将军都是搞政工出身。搞政工是干什么，就是搞意识形态，相当于祭司神职人员，他们不事生产不做业务也不搞真学术，光靠耍嘴皮子，却要纳税人去供养，可谓是吃冤枉的一族。
而我国党政合一庞大的干部官僚体系，早已呈现苏联灭亡前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臃肿衰败症状。据统计，我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 52%以上，即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吃冤枉的人超过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为“维稳”不敢触动官僚特权阶级利益，干部再人浮于事也不下岗。而对不满者异见人士，则采用各种手段封堵，据报道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铲除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在中国却行不通，反倒宣称共产党员有“先进性”。越是腐败丛生的危机时刻，越更抓紧意识形态宣传，不惜血本耗费巨资大搞马列毛邓工程，最高层甚至提出抓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学习。
其实，朝鲜就是腐朽没落“三垄断”的苏联模式的活样板。金氏政权死抱斯大林体制，垄断一切权力竟搞三代世袭，意识形态方面也提出了朝鲜特色的“主体思想”，封闭落后造谣生事，其邪行鬼道丑态让世界侧目。这个活样板昭示的就是苏式马列主义的破产，向他们学习，还能有什么出路?
那么出路何在呢?就在改革开放!放弃苏联模式，与世界接轨。经济开放之后是政治开放，但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政教合一，增加了改革开放的难度，陈小鲁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有个意识形态的开放松绑问题，即解放思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干扰被邓小平一锤止音，其成功就在于剥离马克思主义，去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加严重，在苏联垮台的情势下，中共出现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但当局不是顺应世界潮流放弃空洞的主义，对高举马列大旗仍死死不肯松手。被勃烈日涅夫放逐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回到祖国时曾说：“把马列主义留给中国，领土一寸也不放!”那一声“炮响”送来而又被人遗弃的主义，现在除了一点点“维稳”功能外，已是一文不值!维稳也主要是维护统治者的特权，为既得利益集团耍耍花腔打打圆场而已。
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将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径搅乱，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中国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去意识形态化，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求当局切实放弃“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政教分开。
三、邓小平说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
在政教合一的中国，不解放思想，任何方面的改革都改不动。有人会说政教分开就是颜色革命，开放政权就是颠覆政权。其实，当年邓小平南巡时就说过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还政于民”， 就是开放政权，只不过有个五十年的过渡期。
邓小平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同学蒋经国临死前，毅然在台湾放弃列宁式的一党专政，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永远执政，于是开创了台湾的宪政民主。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情况较台湾复杂，邓小平提出五十年的过渡期，先把经济搞上去，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虽然过渡期略嫌过长，但应该说是饱含睿智。过渡期有如清末“预备立宪”，国民党的“训政”，最后要“普选”，终归要立宪。这就不是颠覆不颠覆的问题，而是政权开放时间早与晚的问题。
我国改革要突破苏联“三垄断”的极权体制，现在经济上已经开放，不再是极权，被称为“威权政体”，确切说应是“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的“开明”就体现在淡化意识形态上，不搞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和文革时的“全面专政”，取消思想言论罪，反党反社也不为过，在开放政权之前先开放思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
开明专制可暂不开放政权，反而加强中央权力，推行市政经济，集中资源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同时，也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向自身官僚弊病开刀，清除吃冤枉耍嘴皮的祭司冗散官员，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以政绩获得民众拥护，换取执政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既不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在放弃对真理垄断的同时，执政党搞区别于马列毛的“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与时俱进搞意识形态创新，使自身社会民主党化，这值得欢迎。但放弃对真理的垄断，解放思想，就不能禁止非党民众还有权探索选择其它出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执政当局要做到足够开明，容纳反对的声音。开明专制不但要求经济开放，也要求思想开放，最后是开放政权，由开明专制走向民主自由。而政权开明不开明，人民的言论自由是最主要标尺。
我国宪法明载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从来都只停留在纸上，虽然言论尺度也在逐渐放宽，但仍有因言入罪，距开明专制尚有差距。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开放，当局也明显强化了意识形态管制，这是极不自信的表现。对于政改，官方反复强调不照搬西方，不搞三权分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也是西方的马列主义，苏联模式党在国上、议行合一那一套，又为什么要照搬，且死抱不放呢?臃肿腐败的党国政体，连批评反对都不允许，又如何谈得上开明?
从开明专制到开放政权似乎遥远，邓小平说的五十年后可普选竟还要等三十年，清朝“预备立宪”所定预备期不过九年，且邓所说“普选”后的政体又如何?不搞三权分立，还坚持议行合一吗?对此应解放思想，允许民众探讨。既不照搬西方，也要突破苏联模式，到底怎样的政体好，也不是一个政党说了算，更非少数既得利益权贵说了算。1957年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提出搞一个“政治设计院”，选拔一些专家来精心设计，我看是一个忠心体国的好主意。清末立宪时也设立了“宪政编查馆”，并派员出洋考察，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也提出“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政权早晚要开放，为避免乱局，开放前先统筹设计，全民讨论全民公决，是对历史对人民负责。如此，流落民间的陈毅元帅之子、赵紫阳在任时的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就可重操旧业，参加政治设计院搞政体设计工作了。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明专制也要求放弃对意识形态的垄断，除掉守旧权贵官僚势力的华丽包装，澄清改革的思想障碍。
对于中共来讲，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如何在大局不乱的情势下尽快开放政权，并考虑如何在普选中仍能当选执政。然而，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企图死抱政权永不开放，面对经济开放后日益活跃的思想界，惊恐万状，封堵打压要向朝鲜看齐。改革三十年后能不能继续前进，在于敢不敢进一步开放，眼下最要紧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全面开放。垄断真理的祸害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教训深刻，要再以操弄意识形态愚弄百姓，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来当法老，只能从开明专制倒退回斯大林式极权统治，最后是全面专政开历史倒车。如此，就必然要再搞反右，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这样的机会对于原教旨顽固派来说，实际上已没有了。
《中國權貴十大家族》
中國新權貴家族更加與時俱進，更加明目張膽，更加肆無忌憚，他們全面出擊，佔據各行各業，以更加瘋狂的手段掠奪所有資源……本書所列出的中國十大權貴家族，依靠“與生俱來”的權力資本，以資本運作為主，在資產拍賣、企業兼併、募集資金等令人眼花繚亂的騰轉挪移中，巧取豪奪，成為中國權貴階層的金字塔尖。
内容提要
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有目共睹，但更有目共睹的是，每個時代，中國都出現了屬於這個時代、又具有中國特色的權貴家族。
八十年代，鄧家子女全家經商，倒賣批文，四處圈地，壟斷資源，成為中國權貴家族的代表。緊隨其後是王震家族和榮毅仁家族，以國家的名義通過中信集團套取紅色資本。
九十年代，以李鵬家族和江澤民家族為代表新一代權貴家族，迅速崛起，搶佔能源和電信市場，李家成為控制中國電力系統的“老大”，江家變成中國電信領域的“大王”。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新權貴家族更加與時俱進，更加明目張膽，更加肆無忌憚，他們全面出擊，佔據各行各業，以更加瘋狂的手段掠奪所有資源——
溫家寶家族，夫人是“珠寶女王”，兒子是私募基金的幕後大亨，弟弟早已佔領新能源市場，溫家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國權貴家族首富。曾慶紅家族，兒子大手筆霸佔國企，在海外一擲千金，弟弟操控中國文化產業，在財富和美女間周旋。
還有把持中國金融投資的朱鎔基家族；兩個兒子都投身私募基金的李瑞環家族；還有胡錦濤的兒子棄商從政火箭般升遷；姐姐是房地產大亨，姐夫是電信大亨的習近平家族；兒子和 夫人都是幕後資本高手的俞正聲家族……
本書所列出的中國十大權貴家族，依靠“與生俱來”的權力資本，以資本運作為主，在資產拍賣、企業兼併、募集資金等令人眼花繚亂的騰轉挪移中，巧取豪奪，成為中國權貴階層的金字塔尖。
溫家寶家族
為何能在短短幾年變成中國首富
曾慶紅家族
曾偉與央視美女主播
李鵬家族
中紀委較勁，李家明贏暗輸
王震家族
華麗變身的背後是官場商界通吃
江澤民家族
“我父親是我父親，我是我”
朱鎔基家族
他像父親一樣頑固的自信
李瑞環家族
沒有李振福，諾華中國不會這麼牛
胡錦濤家族
胡海峰捲入醜聞“相當無辜”？
習近平家族
母親說：你是我們全家的光榮
俞正聲家族
兒子也是幕後資本大亨
魏京生喻邓小平为其老棋友，却骂刘晓波为侩子手帮凶
http://www.mirrorbooks.com/wpmain/?p=47843
亚洲时报99年登载了一篇魏京生的自述。
邓小平与我是非同寻常的对手,你甚至可以说我们是朋友。我们彼此有极为深入的了解。事实上，我们之间的理解超过了我们彼此的朋友对我们的理解。尽管我们力图战胜对方，但直到他1997年辞世，在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仇恨。（我后面很快就会解释，邓在世时已经决定不再仇视我。）我们的这种情形非常象两个分坐于棋盘两边的老朋友在对垒。
……
89之后，当那场他授意的大屠杀使得人们常常将其记忆为暴君时，他才变得更能自我反省。他的思维和讲话很快产生了变化，这在衰落的独裁者中是一个少见的现象。他公开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概念——这对一个终身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同样是件难以做到的事。
最终，他让他的女儿邓蓉从他的新版的官方选集中把对我的48项谴责取消掉了，并通知了我父亲他这么做了。这就等于是告诉我，虽然他处于优势地位，但却是我迫使他这么做的。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在89时就没人能够告诉他做正确的事。人民倾向于只看见他无情的一面，却难以注意到他的宽容和自我反省能力。
我将难以忘怀邓在造成千万中国人死亡和遭受迫害时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会忘记他曾将中国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我将一如既往地这么看，他的认识和改正错误的能力是一项非同寻常的个性上的长处。
如果只是单独看这篇报道的话，似乎也说得过去，起码魏京生有表述他对邓小平的看法的充分自由，他怎么看邓小平那毕竟还是他自己的事。可如果把这篇报道与他近期对刘晓波的攻击放在一起看，那就令人吃惊了。
魏京生在那篇报道中称邓小平与他之间彼此理解非常之深，并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两个对垒的老棋友。那可是99年的文章，是在六四之后的十年。众所周知，邓小平在六四屠杀期间是中共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是他下的屠杀令，但无数的分析和推测都把罪魁祸首指向邓小平，而且李鹏的日记里也明显地提示了这一点。加之，魏京生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他授意的大屠杀”
当然，魏京生完全可以有他对邓小平的看法，这本属于他的自由，别人不好就此指责他什么。但问题是，既然魏京生自己都承认“那场他授意的大屠杀”，那么相比之下，刘晓波只不过是在电视上说了些实话，说他在清场过程中没有亲眼看见打死人。退一万步讲，就算刘晓波在电视上说了什么错话，但他毕竟没有参与大屠杀。更何况，刘晓波还是六四囚犯。一个是六四屠杀头号侩子手，一个是六四囚徒，对这两个人，魏京生在六四过后十年就把前者比喻为自己的老棋友，这倒也也罢了，可他居然在六四过后二十一年就把后者怒骂为六四侩子手们的帮凶！——【如果这个人不仅仅低头忏悔，而且还在专制政府官方的电视台上帮助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撒谎，说没看见血流成河的天安门广场死人，我们已经很难原谅他了。因为他已经成了刽子手们的帮凶。】
而魏京生骂刘晓波的这些理由根本就不成立，完全是他捏造的谎言。第一，刘晓波没有撒谎，他说在清场过程中没有看见打死人，这是实话；第二，天安门广场没有血流成河。
更有，魏京生要是真的对刘晓波上电视那么气愤的话，那他在当初为什么没有就此痛骂过刘晓波？而且他在二十一年那么长的时间里为什么也没有骂？而为什么在刘晓波被判了11年重刑之后魏京生才怒骂他为侩子手们的帮凶？况且，魏京生骂刘晓波，是先造谣，再在此谣言的基础上怒骂。而且，刘晓波现在正在坐牢，他连辩白的可能性都没有。更何况，刘晓波从来就没有批评过魏京生，也没有在其他什么事情上招惹过他。
魏京生这王八蛋到底是怎么回事？！
亚洲时报99年登载了一篇魏京生的自述。
邓小平与我是非同寻常的对手,你甚至可以说我们是朋友。我们彼此有极为深入的了解。事实上，我们之间的理解超过了我们彼此的朋友对我们的理解。尽管我们力图战胜对方，但直到他1997年辞世，在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仇恨。（我后面很快就会解释，邓在世时已经决定不再仇视我。）我们的这种情形非常象两个分坐于棋盘两边的老朋友在对垒。
……
89之后，当那场他授意的大屠杀使得人们常常将其记忆为暴君时，他才变得更能自我反省。他的思维和讲话很快产生了变化，这在衰落的独裁者中是一个少见的现象。他公开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概念——这对一个终身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同样是件难以做到的事。
最终，他让他的女儿邓蓉从他的新版的官方选集中把对我的48项谴责取消掉了，并通知了我父亲他这么做了。这就等于是告诉我，虽然他处于优势地位，但却是我迫使他这么做的。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在89时就没人能够告诉他做正确的事。人民倾向于只看见他无情的一面，却难以注意到他的宽容和自我反省能力。
我将难以忘怀邓在造成千万中国人死亡和遭受迫害时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会忘记他曾将中国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我将一如既往地这么看，他的认识和改正错误的能力是一项非同寻常的个性上的长处。
如果只是单独看这篇报道的话，似乎也说得过去，起码魏京生有表述他对邓小平的看法的充分自由，他怎么看邓小平那毕竟还是他自己的事。可如果把这篇报道与他近期对刘晓波的攻击放在一起看，那就令人吃惊了。
魏京生在那篇报道中称邓小平与他之间彼此理解非常之深，并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两个对垒的老棋友。那可是99年的文章，是在六四之后的十年。众所周知，邓小平在六四屠杀期间是中共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是他下的屠杀令，但无数的分析和推测都把罪魁祸首指向邓小平，而且李鹏的日记里也明显地提示了这一点。加之，魏京生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他授意的大屠杀”
当然，魏京生完全可以有他对邓小平的看法，这本属于他的自由，别人不好就此指责他什么。但问题是，既然魏京生自己都承认“那场他授意的大屠杀”，那么相比之下，刘晓波只不过是在电视上说了些实话，说他在清场过程中没有亲眼看见打死人。退一万步讲，就算刘晓波在电视上说了什么错话，但他毕竟没有参与大屠杀。更何况，刘晓波还是六四囚犯。一个是六四屠杀头号侩子手，一个是六四囚徒，对这两个人，魏京生在六四过后十年就把前者比喻为自己的老棋友，这倒也也罢了，可他居然在六四过后二十一年就把后者怒骂为六四侩子手们的帮凶！——【如果这个人不仅仅低头忏悔，而且还在专制政府官方的电视台上帮助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撒谎，说没看见血流成河的天安门广场死人，我们已经很难原谅他了。因为他已经成了刽子手们的帮凶。】
而魏京生骂刘晓波的这些理由根本就不成立，完全是他捏造的谎言。第一，刘晓波没有撒谎，他说在清场过程中没有看见打死人，这是实话；第二，天安门广场没有血流成河。
更有，魏京生要是真的对刘晓波上电视那么气愤的话，那他在当初为什么没有就此痛骂过刘晓波？而且他在二十一年那么长的时间里为什么也没有骂？而为什么在刘晓波被判了11年重刑之后魏京生才怒骂他为侩子手们的帮凶？况且，魏京生骂刘晓波，是先造谣，再在此谣言的基础上怒骂。而且，刘晓波现在正在坐牢，他连辩白的可能性都没有。更何况，刘晓波从来就没有批评过魏京生，也没有在其他什么事情上招惹过他。
魏京生这王八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們不希望來一個沒有靠山的省委書記”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74/n-20774.html
发布: 2010-12-21 09:05
楊青溪
時任廣西區黨委書記劉奇葆推出泛北部灣經濟合作構想，得到中央肯定。2007年率領廣西代表團對越南、印尼、菲律賓、新加坡等東盟四國進行為期15天的訪問。不料卻後院著火，正當拜會菲律賓總統阿羅約之際，廣西博白縣爆發農民對計劃生育野蠻執法的抗爭騷亂，民間稱劉奇葆的強硬做法導致中共建政以來少有的火燒鎮政府大樓事件。
計生工作一向被稱為“天下第一難”，2007年2月，劉奇葆親臨廣西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會議，對超生嚴重的博白縣給予“黃牌警告”處分。博白縣和上級玉林市領導為了在當年8月摘掉“黃牌”，強逼婦女做結紮手術，並動用罰款等經濟手段。官方曾公佈計生政績，從2月6日到4月10日，玉林市共落實計劃生育四種手術4萬8554例，徵收“社會撫養費”等2760萬元人民幣。催逼太急，以致惹出亂子。幸虧劉奇葆回廣西之後趕快擺平，沒有影響仕途。
知情人士指出：胡錦濤是將與自己直接共過事的同事，如王兆國、劉延東、李源潮、李克強、張寶順、令計劃、蔡武，差不多全都提到省部級職位上之後，才輪到劉奇葆。
2007年1月，劉奇葆被補選為廣西人大常委會主任。他擔任廣西正職才一年多，還沒有來得及創造政績，剛在十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就接到調令：2007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調劉奇葆任四川省委書記，一個月後，2008年1月當選為四川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劉奇葆只列為排在“共青團派”四大天王和八大金剛之下的十八羅漢之一
以他的素養和能力，他不是個幹才，既不能別闢蹊徑、開創局面，也不善提煉總結、提出思想，甚至也不擅鼓動煽惑、運動民眾，但他掌管足有8700萬人口命運的西南大省！
作為省一級的抗震救災指揮長，劉奇葆究竟起了什麼作用，當地民眾並不知情也不買賬。這當然有他剛來到四川不到半年，情況還不熟悉、難以施展的客觀因素，但是也有人批評他“作秀忙”，有人甚至有意將他的名字的兩個字顛倒一下，叫他“劉葆奇”——與“劉寶氣”諧音（四川方言“寶氣”，即“耍寶之人”）。傳言說“每天出行時都有四人貼身包圍四週給他照相，以便選出適合讓人民群眾看見的照片”，雖然有點誇張，但是當地媒體在胡、溫、李等中央領導都親臨前線指揮搶險的情況下，如何不至於冷落了本省一把手，安排好他的照片和標題，確實煞費苦心
四川人在周永康上調進京、張學忠前來接任時就揚言過：“不管誰來當（四川）書記，只要他能通天，我們就歡迎、擁護、支持。我們可不希望來一個沒有靠山的書記。要錢要不到，爭項目爭不來，一身清廉，又有何用？”
发布: 2010-12-21 09:05
楊青溪
時任廣西區黨委書記劉奇葆推出泛北部灣經濟合作構想，得到中央肯定。2007年率領廣西代表團對越南、印尼、菲律賓、新加坡等東盟四國進行為期15天的訪問。不料卻後院著火，正當拜會菲律賓總統阿羅約之際，廣西博白縣爆發農民對計劃生育野蠻執法的抗爭騷亂，民間稱劉奇葆的強硬做法導致中共建政以來少有的火燒鎮政府大樓事件。
計生工作一向被稱為“天下第一難”，2007年2月，劉奇葆親臨廣西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會議，對超生嚴重的博白縣給予“黃牌警告”處分。博白縣和上級玉林市領導為了在當年8月摘掉“黃牌”，強逼婦女做結紮手術，並動用罰款等經濟手段。官方曾公佈計生政績，從2月6日到4月10日，玉林市共落實計劃生育四種手術4萬8554例，徵收“社會撫養費”等2760萬元人民幣。催逼太急，以致惹出亂子。幸虧劉奇葆回廣西之後趕快擺平，沒有影響仕途。
知情人士指出：胡錦濤是將與自己直接共過事的同事，如王兆國、劉延東、李源潮、李克強、張寶順、令計劃、蔡武，差不多全都提到省部級職位上之後，才輪到劉奇葆。
2007年1月，劉奇葆被補選為廣西人大常委會主任。他擔任廣西正職才一年多，還沒有來得及創造政績，剛在十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就接到調令：2007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調劉奇葆任四川省委書記，一個月後，2008年1月當選為四川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劉奇葆只列為排在“共青團派”四大天王和八大金剛之下的十八羅漢之一
以他的素養和能力，他不是個幹才，既不能別闢蹊徑、開創局面，也不善提煉總結、提出思想，甚至也不擅鼓動煽惑、運動民眾，但他掌管足有8700萬人口命運的西南大省！
作為省一級的抗震救災指揮長，劉奇葆究竟起了什麼作用，當地民眾並不知情也不買賬。這當然有他剛來到四川不到半年，情況還不熟悉、難以施展的客觀因素，但是也有人批評他“作秀忙”，有人甚至有意將他的名字的兩個字顛倒一下，叫他“劉葆奇”——與“劉寶氣”諧音（四川方言“寶氣”，即“耍寶之人”）。傳言說“每天出行時都有四人貼身包圍四週給他照相，以便選出適合讓人民群眾看見的照片”，雖然有點誇張，但是當地媒體在胡、溫、李等中央領導都親臨前線指揮搶險的情況下，如何不至於冷落了本省一把手，安排好他的照片和標題，確實煞費苦心
四川人在周永康上調進京、張學忠前來接任時就揚言過：“不管誰來當（四川）書記，只要他能通天，我們就歡迎、擁護、支持。我們可不希望來一個沒有靠山的書記。要錢要不到，爭項目爭不來，一身清廉，又有何用？”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
http://www.yhcqw.com/html/qsp/2008/1012/674F.html
1977年熊向晖和聂帅
1977年熊向晖和叶帅
此外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对，没错，就是那位钢琴家。
而我和家兄，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1976年那个非常年代，我们早已走上工作岗位。老爹对我们的政治态度很放心，也知道我们嘴巴比较紧，因此好多事情不再像对我们小时候那样守口如瓶了。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
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小平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
很多人在揪着心，看张春桥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
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
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
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省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文革”高潮中开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书记、“文革”后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死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
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老爹们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4月。
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们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的彻底下台，和华国锋的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的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批——当然有很多是认认真真做样子，基本只限于自己的机关大院之内。唯有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率领外交部人员到王府井游行，高呼“打到邓小平”，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就在这个时候，杨振宁要来北京。
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杨还提出见毛主席和邓颖超，中央当时也同意了——几个月前另一位得过诺奖的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来时，毛主席曾见过他并谈了话。
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杨博士的老爹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
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老爹当晚10点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并提出陪见人员名单以及主席是否见杨的意见。
晚10时，老爹到了人大会堂。但是政治局还在开会，直等到17日凌晨2时许方才开完，华国锋才能过来。老爹向他汇报了邓颖超会见杨振宁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时取消了市长的职务，市政府都为革委会取代）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关于他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按照新的排位，华国锋的下面，就是张春桥。显然华国锋不倾向让张春桥来见杨振宁。
关于陪见问题，老爹说他不参加。华问为什么。老爹说，如果他参加，科学院方面势必就会让核心组的一个造反派参加，此人在科学家中的名声很不好，肯定是杨振宁不愿意见的人。老爹不陪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华于是问杨振宁跟哪些人熟？
老爹说，科学院的吴有训、张文裕，北京大学的周培源。
确定了这些科学家陪见之后，老爹参加陪见就没有障碍了。他和这些科学家也都很有感情。
参加接待的还有外交部。华问杨振宁和外交部什么人熟？老爹说，那就是乔冠华了，1971年乔冠华去联合国时，请杨振宁吃过饭。华于是确定乔冠华也参加陪见。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初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老爹印象深刻。虽然两人并没有做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老爹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做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叶帅请病假
这之后，又经过几件事，老爹对华国锋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年5月底，叶帅的侄子叶选基来找老爹，老爹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
老爹和叶帅的交情，始于1969年。当时他奉周总理之命协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那次研究的结果，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也使老爹和四位老帅结下刎颈之交。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地位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老爹到他那里谈心。
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
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南方，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老爹的意见。
老爹问叶帅，江青的讲话是否确实。
叶帅说，确实，就是在政治局讲的。已经有几个在场的人向他透露。
老爹又问叶帅，如果他去广西，军委怎么办？
叶帅说，军委他还可以掌握。
于是老爹说，叶帅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看，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
2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老爹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老爹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4月2日晚，叶帅又一次找老爹去谈话。叶帅说，他请病假以后，杨成武、王尚荣还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叶帅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恐怕他们不方便。近来，已经很少有人看他了。叶帅说：你现在还信任我，我很感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
老爹说：叶帅，你不能这样讲，首先是你信任我啊！老爹跟叶帅讲了王震的牢骚：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老爹说，虽然他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老爹告诉叶帅，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这表明在元老、重臣中，大家是以叶帅为首了。
叶帅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
老爹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这两次见面时，老爹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老爹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所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老爹这里来，沟通消息。
向叶帅挺华
老爹在5月底和叶选基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之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老爹。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老爹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选基说，这个话我们不好提。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我们说话没分量。
老爹答应约个时间去跟叶帅谈。
6月7日晚，选基来接老爹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
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老爹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帅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
叶帅说，华国锋长期在地方工作，调到中央以后，他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老爹说话，从来不是仅凭个人印象，一定要有根有据。这次要向叶帅挺华，更是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两个材料给叶帅看。
第一个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这是1975年11月，老爹向他当年清华的同学、当时在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昌要来的一份打印件。老爹主要想看看邓小平听汇报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汇报的记录稿，有很多人的插话。老爹那时并没有注意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也有一段插话。华国锋担任总理后，老爹想起这个茬，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一看，果然有收获。
老爹跟叶帅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然后老爹给叶帅讲了两件事。
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他杀，是谋杀。当时，很多认为李是自杀的公安干部遭到整肃。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老爹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国务院会议。他发现，作为主持人的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另一件事，是在关于李震死因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散会之后，大家在往人大会堂外面走时，华国锋叫住老爹，问：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周总理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是老爹的老战友。
老爹说：他病了。——罗叔叔本来心脏就不好，天安门事件后，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双双被隔离审查，更加重了罗叔叔的病情。
华问罗叔叔住在哪里。老爹说，在阜外医院。华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呢？老爹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就这样，罗叔叔住进了北京医院——他至今还健在。
老爹对叶帅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
叶帅听了以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老爹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听了老爹对华国锋的介绍，叶帅决定去见华。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们见了面。
“九亿人民的元帅”
转眼一个月过去。传来的消息，毛主席身体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但是已经不能讲话了。党内的局势，依然表面上云山雾罩，下面却暗流汹涌。
7月28日，唐山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告诉老爹，叶帅已经和华国锋见过面——具体时间他没有讲，想来是7月间的某一天。
选基说，叶帅见过华后，说老爹“说得对，看得准”。叶帅说，华很稳重，应该支持。
叶帅要约个时间和老爹面谈。8月15日下午，老爹得到叶帅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帅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帅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客。
叶帅对老爹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当天近夜时分，叶帅接到通知去参加这个会。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他跟老爹详细讲了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华国锋说，我应该去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搅。
叶帅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去看他。因为叶帅觉得华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那时候可还没有手机对讲机什么的，华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在门口等。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坐。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
——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
——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老爹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当天晚上，叶帅留老爹在他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决战临近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
中央高层领导开始治丧活动，中央各部委和各地党政军领导继天安门事件后，开始又一轮向中央的表态。而中央高层的斗争，更趋激烈。
9月10日晚，老爹听我的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表哥讲，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在学校讲话，说要准备“更尖锐的斗争”，要“五不怕”，并命令民兵随时听候调用。
老爹立即打电话给叶帅，报告这个情况。叶帅说，这是一个信号。他们要动手。
此时，叶帅连日去政治
选基说，这也是个信号，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测验。如果在适当时机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9月22日，选基和刘诗昆再次来找老爹谈。老爹问到叶帅究竟什么主张？他们说，叶帅要等主席治丧告一段落，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批那四个人。早在1974年，主席与总理和王洪文在长沙谈话时，就指出江青有野心，后来指示要批“四人帮”，但是小平没有批下去。
在老爹与叶帅和选基的所有谈话中，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四人帮”的提法。提到他们，都是用代号：江青是“三点水”，张春桥是“眼镜”，姚文元是“文痞”，而王洪文则没有代号。偶尔也会用“上海帮”来说他们，但多数时候还是用代号。在很多谈话中，他们也探讨过最后处理“四人帮”的办法。大体上，都是设想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他们选下去，然后把张春桥等调到外地，把江青架空，让他们没有实权。但是，具体何时操作，如何操作，后果如何，都是很大的问号。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
一举除“四害”
在老爹们对决战的焦急期待中，人们度过了一个没有欢庆活动的国庆节。
1976年10月6日晚10时许，选基给老爹打来电话，说：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老爹心里还有点疑惑，马上又给叶帅的秘书王守江打电话。他说：选基不是告诉你了吗？老爹说，他讲的四个坏蛋，是谁？王说：就是王、张、江、姚。老爹说，不要叫他们跑了。王说：跑不了啦！叶帅现在到玉泉山了，忙得很，可能过几天才能见你。
虽然还不知道是否大局已定，但是我们全家都兴奋得不行，好像长久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被搬去了，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10月7日，有驻京部队机关总部开始传达“四人帮”被逮捕的事情。尽管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还没有正式传达，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迅即在北京不胫而走。
10月8日下午，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打电话给老爹，说邓大姐看了蔡大姐，似乎有什么重大新闻，究竟怎么啦，大姐让问你。老爹说，大姐还不知道吗？“四人帮”被逮捕审查了。赵炜告诉了邓颖超，又跟老爹说：大姐说，是除了“四害”。老爹说，对，“除四害”，妙极了！
10月11日，选基打电话让老爹去王震家里。在那里，他和刘诗昆讲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
选基说，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来访问叶帅。从周总理去世后，叶帅一直期待着李先念的造访。老爹每次去叶帅那里，叶帅都提到，李先念还没有来，同时，也对李的处境表示理解。
终于见到李先念来访，叶帅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啦？
李先念说，是东风。
叶帅问：哪股东风啊？
李答：华总理。
叶帅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哪，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没有人叫你来，你不会来的。让你来，什么事呀？
李说，是国家大事。他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开始华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李问，那怎么办？华国锋开始没有讲，后来就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李说，这是好主意啊！华国锋说，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华要李先念亲自去请示叶帅。
选基说，叶帅认为，现在“四人帮”在北京的爪牙已经关起来了，目前的方针是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对各地已经打了招呼。叶帅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新的领袖。
党内和社会舆论对这次除“四害”之举，高度一致：果断、干净、利落、漂亮。正如郭沫若那首诗的劈头一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叶帅的希望 大局初定之后，10月31日，叶帅把老爹找去，做了一次长谈。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
在这“三个帮”中，叶帅认为，关键还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承上启下。
叶帅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另外，叶帅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叶帅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叶帅说，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几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
不过叶帅还是说，小平晚一点出来，总要出来的。他说，你看，（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编辑）
熊 蕾 |
2008年第10期 炎黄春秋杂志 |
1977年熊向晖和聂帅
1977年熊向晖和叶帅
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就不可能有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举动。然而，记述当年粉碎“四人帮”过程的文章有很多，对华、叶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却都语焉不详。
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就不可能有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举动。然而，记述当年粉碎“四人帮”过程的文章有很多，对华、叶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却都语焉不详。
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促成这段历史的那个人，是老爹熊向晖。
此外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对，没错，就是那位钢琴家。
而我和家兄，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1976年那个非常年代，我们早已走上工作岗位。老爹对我们的政治态度很放心，也知道我们嘴巴比较紧，因此好多事情不再像对我们小时候那样守口如瓶了。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
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这些人前些时候虽然也因被毛主席批评沉寂过，但是周恩来病重辞世以及邓小平反“文革”的一些言行，给了他们再次兴风作浪的机会。
这次“批邓”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小平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
很多人在揪着心，看张春桥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
那可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哪。果真他上来，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
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老爹们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
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
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省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文革”高潮中开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书记、“文革”后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死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
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总是靠冲冲杀杀来谋求并扩大他们的权力，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
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老爹们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4月。
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们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的彻底下台，和华国锋的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的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批——当然有很多是认认真真做样子，基本只限于自己的机关大院之内。唯有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率领外交部人员到王府井游行，高呼“打到邓小平”，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就在这个时候，杨振宁要来北京。
就是那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
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杨还提出见毛主席和邓颖超，中央当时也同意了——几个月前另一位得过诺奖的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来时，毛主席曾见过他并谈了话。
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杨博士的老爹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
按照安排，4月15日，邓颖超见了杨振宁及杨母和妹妹。对那次见面，老爹有专文记载，题为《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收入其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这里不再赘述。
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老爹当晚10点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并提出陪见人员名单以及主席是否见杨的意见。
晚10时，老爹到了人大会堂。但是政治局还在开会，直等到17日凌晨2时许方才开完，华国锋才能过来。老爹向他汇报了邓颖超会见杨振宁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时取消了市长的职务，市政府都为革委会取代）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关于他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按照新的排位，华国锋的下面，就是张春桥。显然华国锋不倾向让张春桥来见杨振宁。
关于陪见问题，老爹说他不参加。华问为什么。老爹说，如果他参加，科学院方面势必就会让核心组的一个造反派参加，此人在科学家中的名声很不好，肯定是杨振宁不愿意见的人。老爹不陪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华于是问杨振宁跟哪些人熟？
老爹说，科学院的吴有训、张文裕，北京大学的周培源。
华说：那就是吴有训、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嘛！
确定了这些科学家陪见之后，老爹参加陪见就没有障碍了。他和这些科学家也都很有感情。
参加接待的还有外交部。华问杨振宁和外交部什么人熟？老爹说，那就是乔冠华了，1971年乔冠华去联合国时，请杨振宁吃过饭。华于是确定乔冠华也参加陪见。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初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老爹印象深刻。虽然两人并没有做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老爹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做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叶帅请病假
这之后，又经过几件事，老爹对华国锋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年5月底，叶帅的侄子叶选基来找老爹，老爹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
老爹和叶帅的交情，始于1969年。当时他奉周总理之命协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那次研究的结果，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也使老爹和四位老帅结下刎颈之交。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地位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老爹到他那里谈心。
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
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南方，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老爹的意见。
老爹问叶帅，江青的讲话是否确实。
叶帅说，确实，就是在政治局讲的。已经有几个在场的人向他透露。
老爹又问叶帅，如果他去广西，军委怎么办？
叶帅说，军委他还可以掌握。
于是老爹说，叶帅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看，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
叶帅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有些记述叶帅在1976年的文章说，叶帅是奉命“休息”。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从当时的宏观政治形势来说，叶帅请病假是出于无奈，但是请病假本身，确实是叶帅自己提出的。
2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老爹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老爹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4月2日晚，叶帅又一次找老爹去谈话。叶帅说，他请病假以后，杨成武、王尚荣还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叶帅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恐怕他们不方便。近来，已经很少有人看他了。叶帅说：你现在还信任我，我很感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
老爹说：叶帅，你不能这样讲，首先是你信任我啊！老爹跟叶帅讲了王震的牢骚：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老爹说，虽然他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老爹告诉叶帅，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这表明在元老、重臣中，大家是以叶帅为首了。
叶帅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
老爹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这两次见面时，老爹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老爹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所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老爹这里来，沟通消息。
向叶帅挺华
老爹在5月底和叶选基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之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老爹。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老爹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老爹说，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
选基说，这个话我们不好提。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我们说话没分量。
老爹答应约个时间去跟叶帅谈。
6月7日晚，选基来接老爹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
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老爹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帅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
叶帅说，华国锋长期在地方工作，调到中央以后，他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老爹说话，从来不是仅凭个人印象，一定要有根有据。这次要向叶帅挺华，更是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两个材料给叶帅看。
第一个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这是1975年11月，老爹向他当年清华的同学、当时在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昌要来的一份打印件。老爹主要想看看邓小平听汇报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汇报的记录稿，有很多人的插话。老爹那时并没有注意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也有一段插话。华国锋担任总理后，老爹想起这个茬，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一看，果然有收获。
他把这个记录稿交给叶帅，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这段插话。
这段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实验室。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老爹跟叶帅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4月17日华国锋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这个记录稿是华自己改定的。
老爹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老爹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老爹给叶帅讲了两件事。
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他杀，是谋杀。当时，很多认为李是自杀的公安干部遭到整肃。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老爹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国务院会议。他发现，作为主持人的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另一件事，是在关于李震死因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散会之后，大家在往人大会堂外面走时，华国锋叫住老爹，问：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周总理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是老爹的老战友。
老爹说：他病了。——罗叔叔本来心脏就不好，天安门事件后，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双双被隔离审查，更加重了罗叔叔的病情。
华问罗叔叔住在哪里。老爹说，在阜外医院。华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呢？老爹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大会堂外面。听了老爹的话，华国锋站住，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就这样，罗叔叔住进了北京医院——他至今还健在。
老爹对叶帅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
叶帅听了以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老爹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帅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听了老爹对华国锋的介绍，叶帅决定去见华。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们见了面。
“九亿人民的元帅”
转眼一个月过去。传来的消息，毛主席身体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但是已经不能讲话了。党内的局势，依然表面上云山雾罩，下面却暗流汹涌。
7月28日，唐山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告诉老爹，叶帅已经和华国锋见过面——具体时间他没有讲，想来是7月间的某一天。
选基说，叶帅见过华后，说老爹“说得对，看得准”。叶帅说，华很稳重，应该支持。
叶帅要约个时间和老爹面谈。8月15日下午，老爹得到叶帅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帅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帅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客。
叶帅对老爹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当天近夜时分，叶帅接到通知去参加这个会。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帅说，我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指华国锋）确实好，应该支持。我已经告诉王震了。
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他跟老爹详细讲了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叶帅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华国锋说，我应该去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搅。
叶帅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去看他。因为叶帅觉得华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那时候可还没有手机对讲机什么的，华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在门口等。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坐。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
——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
——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
——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老爹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当天晚上，叶帅留老爹在他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决战临近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
中央高层领导开始治丧活动，中央各部委和各地党政军领导继天安门事件后，开始又一轮向中央的表态。而中央高层的斗争，更趋激烈。
9月10日晚，老爹听我的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表哥讲，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在学校讲话，说要准备“更尖锐的斗争”，要“五不怕”，并命令民兵随时听候调用。
老爹立即打电话给叶帅，报告这个情况。叶帅说，这是一个信号。他们要动手。
9月18日，为全国追悼日。当天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追悼毛主席的大会。
此时，叶帅连日去政治
选基说，这也是个信号，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测验。如果在适当时机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9月22日，选基和刘诗昆再次来找老爹谈。老爹问到叶帅究竟什么主张？他们说，叶帅要等主席治丧告一段落，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批那四个人。早在1974年，主席与总理和王洪文在长沙谈话时，就指出江青有野心，后来指示要批“四人帮”，但是小平没有批下去。
在老爹与叶帅和选基的所有谈话中，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四人帮”的提法。提到他们，都是用代号：江青是“三点水”，张春桥是“眼镜”，姚文元是“文痞”，而王洪文则没有代号。偶尔也会用“上海帮”来说他们，但多数时候还是用代号。在很多谈话中，他们也探讨过最后处理“四人帮”的办法。大体上，都是设想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他们选下去，然后把张春桥等调到外地，把江青架空，让他们没有实权。但是，具体何时操作，如何操作，后果如何，都是很大的问号。
正如聂帅所言：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虽然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大家还不知道，但是人们感到，决战已经临近。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
一举除“四害”
在老爹们对决战的焦急期待中，人们度过了一个没有欢庆活动的国庆节。
1976年10月6日晚10时许，选基给老爹打来电话，说：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老爹心里还有点疑惑，马上又给叶帅的秘书王守江打电话。他说：选基不是告诉你了吗？老爹说，他讲的四个坏蛋，是谁？王说：就是王、张、江、姚。老爹说，不要叫他们跑了。王说：跑不了啦！叶帅现在到玉泉山了，忙得很，可能过几天才能见你。
虽然还不知道是否大局已定，但是我们全家都兴奋得不行，好像长久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被搬去了，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10月7日，有驻京部队机关总部开始传达“四人帮”被逮捕的事情。尽管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还没有正式传达，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迅即在北京不胫而走。
10月8日下午，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打电话给老爹，说邓大姐看了蔡大姐，似乎有什么重大新闻，究竟怎么啦，大姐让问你。老爹说，大姐还不知道吗？“四人帮”被逮捕审查了。赵炜告诉了邓颖超，又跟老爹说：大姐说，是除了“四害”。老爹说，对，“除四害”，妙极了！
10月11日，选基打电话让老爹去王震家里。在那里，他和刘诗昆讲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
选基说，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来访问叶帅。从周总理去世后，叶帅一直期待着李先念的造访。老爹每次去叶帅那里，叶帅都提到，李先念还没有来，同时，也对李的处境表示理解。
终于见到李先念来访，叶帅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啦？
李先念说，是东风。
叶帅问：哪股东风啊？
李答：华总理。
叶帅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哪，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没有人叫你来，你不会来的。让你来，什么事呀？
李说，是国家大事。他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开始华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李问，那怎么办？华国锋开始没有讲，后来就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李说，这是好主意啊！华国锋说，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华要李先念亲自去请示叶帅。
叶帅听了，想了一想，说，只能如此，事不宜迟，要绝对保密。
选基说，这之后，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阎长贵按：汪不止一次讲，他们三个人也没一起开过会，都是单线联系——一个逢年过节去看汪的人），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分别通知四个人来中南海开会，叶帅和华国锋坐镇，汪东兴负责实施，来一个抓一个。除了江青说有病不能来，其他三人都先后来到，都被抓起来。当晚，汪东兴又带着部队去江青处把她也抓了起来（阎长贵按：汪未去，是张耀祠去的——一个问过汪和张的人）。
选基说，叶帅认为，现在“四人帮”在北京的爪牙已经关起来了，目前的方针是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对各地已经打了招呼。叶帅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新的领袖。
党内和社会舆论对这次除“四害”之举，高度一致：果断、干净、利落、漂亮。正如郭沫若那首诗的劈头一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叶帅的希望 大局初定之后，10月31日，叶帅把老爹找去，做了一次长谈。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
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谁帮啊？首先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他没有挑别人啊，就挑了他嘛！毛主席说他有工作经验，忠厚，不蠢。“不蠢”这两个字很妙啊！大智若愚啊。稳重。第二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第三是基层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受到全体人民的欢迎。
在这“三个帮”中，叶帅认为，关键还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承上启下。
老爹和当时很多老家伙一样，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他跟叶帅讲了大家这份心情。
叶帅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另外，叶帅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叶帅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叶帅说，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几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
不过叶帅还是说，小平晚一点出来，总要出来的。他说，你看，（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编辑）
“以党治国”面面观
http://www.yhcqw.com/html/yjy/2010/78/752J.html
于一夫 |
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曾对“以党治国”论提出严肃批评。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他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在最后一次“南巡”谈话中，更明确提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反映了邓小平的遗愿。然而，他所反对的“以党治国”论，却始终阴魂不散。鉴此，考察一下“以党治国”论的来源、演变及其危害，不无现实意义。
一、“以党治国”论的提出与演进
列宁创建了俄国共产党（后改称“联共[布]”），开展暴力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制，创立了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化国家”体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屡受挫折后，改奉“以俄为师”，将苏俄“党化国家”的体制引入中国，提出和推行了“以党治国”论，这便是“以党治国”的发端。
早在1915年，孙中山就明确指出：“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1920年，他更强调党是民国的根本，郑重声明：“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改组期间，孙中山解释说：“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注1) 孙中山把建国的步骤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提出训政时期“党在国上”。他说：“当俄国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注2) 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在阐述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论时强调说：“‘以党治国’是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为取向的政治模式，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利用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和“三阶段论”发展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走上了专制独裁之路。蒋介石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要求国人对领袖绝对效忠。在推行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党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应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注3) “以党治国”经过这样的演进，就成为建立“党化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权组织形式的理论基调，从而使中国宪政化进程出现大倒退。
二、“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以党治国”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治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就曾出现过“以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倾向。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曾经指出：“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府机关搁置一边。……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注4)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形式实行“三三制”(注5)，“以党治国”与“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显然难以协调。于是，邓小平于1941年4月15日著文对“以党治国”论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某些同志‘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进而指出：“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又指出：“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邓小平认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他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注6)
但是，邓小平这种语重心长的提醒，并未引起全党的重视。1942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注7) 这种发端于抗战时期的党权高于一切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实行，并一直沿用至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党成了执政党，本应逐渐健全法制，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然而，最高领导层已经形成的“以党治国”观念不但没有克服，反而进一步强化。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继而在和1958年召开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之后，在政法机关突出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更使“党化国家”成为定型。它的最集中的表现，是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发表谈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他还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注8其时，刘少奇也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这些论断，就是“以党治国”论的极端表现。这种主张使党权无限膨胀，任意毁弃法制，最终导致滥施专政，政治清洗不断，国无宁日，亿万人民身受其害，也使执政党自身的形象受到严重损伤。
三、“以党治国”的实际运行
“以党治国”并非毛泽东个人的主张，而是党内高层的共识，当时主管和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人，都曾讲过类似的话，指导政法机关按照党的意志去执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以党治国”在实践中是如何运行的：
（一）执政党不受法律的约束
1955年1月间，张鼎丞（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作了许多指示，他说：“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必须加强法制，要善于利用法制，利用国家政权和社会群众的力量来开展阶级斗争。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
1955年7月间，刘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从刘少奇的上述指示来看，他认为法律是由党领导制定的，明确把执政党置于法律之上。这种观点与“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法治理念相距甚远。实行的结果，就是导致在“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随意破坏法制，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二）政法机关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作党的驯服工具
有关这方面的文件和指示非常之多，下面引述几例：
1955年7月间，张鼎丞和梁国斌（最高检察署副检察长）在北戴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彭真在座），刘少奇说：“检察院当前第一条任务，就是要保证把该捕的反革命分子迅速逮捕起来。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现在党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要把那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他强调说：“必须告诉检察院的同志不准闹自由主义，不能因为你们闭着眼睛盖章，有了错案就说‘这个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负责’。如果有人这样讲，就是泄露了党的机密，就是和党闹独立性。检察院要做党的挡箭牌，在党内可以讲清楚，对外，就要讲这些案子都是经过检察院批的，都由我负责。这样才对。不然，就是违犯了党的纪律，要受党纪的制裁。”刘少奇还再三强调：“检察院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这个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同样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必须保证检察机关在组织上绝对纯洁。”
1955年9月19日，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长）在全国21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中说：“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党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这点必须明确。但是在宪法上又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所以，关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当然，如果有些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规定来对抗党的领导，那就错了。凡是对这点认识上有偏差的，必须纠正。”
1957年9月4日，在中央法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罗瑞卿发言中批评“某些司法、检察、法院强调司法独立，垂直领导，不听党委的话。”会议最后由彭真做总结，要点有三：1、政法部门普遍存在着右倾思想。2、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在政法战线上的进攻极为猖狂，攻击我们是“以党代法，党政不分，无法可依，有法不依”。3、党委的领导。政法机关这个专政的武器必须牢固地掌握在党的手里。党委应当领导政法机关的全部工作（包括所有案件），各级政法部门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委（包括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加强向党委的请示报告。
1957年10月8日，彭真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第二部分是“关于政法工作问题”，他说：“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独立’来摆脱党特别是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党分庭抗礼。”
195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就召开第四次全国检察会议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谈到：“经过一年来的反右派斗争，全国检察机关共挖出右派分子一千五百多人（注：此前，检察系统的干部编制最多时为四万三千人）。”会议批判了片面强调垂直领导，忽视党的领导或者把党的领导抽象化的错误路线，进一步强调：“检察机关必须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做党的驯服工具。必须听党的话，党叫做什么就坚决做什么；党不允许做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会议认为党的领导的问题，是检察机关最根本的问题。”
从1958年6月23日至8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重点是揭发批判“司法部党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把司法部党组全体成员6人及正司级党员干部3人共9人打成“反党集团”（此案直到1978年12月才由中共中央宣布平反）注9。最后形成的会议文件认为：“司法战线近几年曾犯过违反党的方针的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主要是右倾的错误，而思想受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会议认为，“主张审判独立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以法抗党，是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借尸还魂。”
会议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特别强调：“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从上述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指示和有关文件的表述来看，执政党的领导人一致认为：作为国家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检法机关，都是由党直接掌握的用以镇压异己势力的工具，各级政法机关和所有干警，都必须作党的驯服工具。至于宪法规定的“独立审判”，那只是对外宣传用的，“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在内部的实际运作，则根本不承认什么审判独立，谁主张按照宪法的规定实行独立审判，谁就是反党。
党的领导人对政法部门负责人一再耳提面命以及在内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说得非常清楚，由此而形成了由党委审批案件等一系列潜规则，这些潜规则不向社会公布，但却具有强制性约束力——这便是“以党治国”或曰“党化国家”的典型运作方式。
正是在这样一些观念的指引下，加上一系列潜规则的运行，在反右派运动中把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大批同志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和给予各种处分，有些被送去劳改、劳教，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以致把整个司法部党组打成“反党集团”也尽在情理之中。正是在这种“以党治国”的体制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一声令下，当年主持政法工作的彭真、罗瑞卿以及高层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也就毫不足奇了。到了此时此刻，刘少奇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围攻他的造反派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但是，打倒刘邓彭罗难道不是“党的决定”？
（三）执行法律就是办一个手续
1955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补办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人犯法律手续的指示》，其中指出：“近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报告，在今年以来各地逮捕起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中，约有十一万多人（二十六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未履行由人民检察院审批逮捕的法律手续，个别地方未经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而逮捕起来的人犯占全年已逮捕起来的人犯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这是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的。这种情况应引起各级党委充分重视，并迅速加以纠正和改变。为此，中央决定：凡自1955年1月份起由公安机关逮捕起来的人犯未履行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的，应一律补办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
在执政党领导人看来，所谓“依法办事”不过就是办一个法律手续而已。在逮捕的时候未经检察院批准，事后补办一个手续就是合法的了。所谓“程序意识”之类的观念，在他们脑子里是不存在的。如此一来，宪法和法律就纯粹变成了一种摆设，甚至成为掩盖“以党治国”的挡箭牌。
（四）无完备的法律更便利
1956年3月31日，彭真在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说：“我们现在的法律还很不完备，大家全说无完备的法律很麻烦，但也有便利之处。我们办案时，只要站稳阶级立场，根据政策，按照阶级利益来办事就可以了。……我提议大家不要死抠法律条文，主要应把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搞熟一点，当然能记住法律条文更好了。”
当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表态说“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后，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政法小组很快写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遂使从1954年开始的法制建设进程骤然中断。随后，就开始了公安工作“大跃进”，各地完全撇开了正常的办案程序，随便捕人和胡乱判刑。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直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连彭真本人也被关进了牢房。如果按照他上面所说的办案依据来看，当时对他的处理既是“站稳了阶级立场”，又符合当时的政策，还是“阶级利益的需要”，用不着“死抠法律条文”。
（五）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
196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对公安部长谢富治注10的报告，发出《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批复》，批复中说，中央书记处决定：
1、中央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对外，三机关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对内，由公安部党组统率，两院各出一人参加公安部党组，以加强工作联系。
2、三机关合署办公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保留二三十人，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五十人左右，各设一个办公室，分别处理检察、法院的必要业务工作。
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实行联合办案，合署办公，并且是采取了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合并到公安部的方式，实现了政法工作的集中统一和彻底的“一元化”。就党内的领导体制来看，明确规定三机关都“由公安部党组统率”，明白无误地把“两高”直接置于公安部的领导之下，成了公安部的附庸。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敏捷、高效——凡是公安部决定了的事项，由“两高”负责去执行，完全取消了法院和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和制约。从此确立了公安的“老大”地位，对后来三机关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4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平行机构，统称“一府两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公安部只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它与“两高”并不处于平级的地位。就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中的职权分工来说，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院负责批捕和起诉，法院负责审判。按理说，批捕、起诉和审判，都是对侦查工作的检验和把关，如果发现侦查中有违法行为，应予纠正；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更应该判决无罪，其制度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和避免冤假错案。然而，当时决定将三机关合而为一，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就对“一府两院”体制作了伤筋动骨的改动。采取这样的大动作，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是说不通的。于是文件规定：“对外，三机关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庄严的宪法就这样被任意揉捏，弃如敝屣。这一决定对中国的法制建设造成了巨大冲击。
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合为一体后，上行下效，全国各地一律取消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建制，改为“政法部”或“政法公安部”，进而提出“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实际上谁还“分家”？完全搞成了“一锅煮”和“一勺烩”。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各级党政领导率领政法部门的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和空白判决书，下乡下厂为“打开局面”而随意捕人；对抓起来的人有的甚至不开庭审判，在空白判决书上填一个名字，加几个罪名就判处了刑罚注11——“以党治国”竟然走到了这种地步。
以上五个方面，大体上反映了“以党治国”的实际运作情形。
四、灾难造成后的调整与反思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和强迫命令风等“五风”泛滥，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数千万农民被饿死。为了压制民众的反抗，又滥用专政工具，把对当时的某些做法稍有不满而发发牢骚，或者饿极了偷青吃青的无辜民众作为专政对象，乱捕滥杀，更加重了灾难。
种种惨状冲破层层封锁反映到高层。大量饿死人和乱捕胡判的情形令人震惊，促使当权者的头脑渐趋冷静。大约从1961年起，在一些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中开始出现了反思的声音。下面摘引几段对政法工作反思和纠偏的讲话，听听当时是怎么说的：
1961年6月24日，当年鼓吹三机关合署办公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在中央公检法三机关碰头会上的讲话中，说了一番似乎是批评别人的话：“从我们三家来说，有过‘三起三落’。这几年公安的毛病，是腿伸得太长了，把一些不属于公安的事情也拿来办了。检察、法院的腿太短了，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1961年7月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又说：“公检法三家的职责，这几年也搞乱了。下面有的同志说，‘公安共了检察、法院的产’。中央政法三机关搞一个党组，一个机关，是一种没有调查研究的、简单化的做法。……不能刮‘共产风’，不能把检、法当做辅助工具。过去有些做法是错误的，如‘一员顶三员’、‘一长代三长’、‘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等等，现在要很好清理一下。”
反思比较彻底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他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分析造成巨大困难的原因，直接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同年5月，刘少奇又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明确指出：“这几年政法工作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他还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注12话虽不多，但画龙点睛，触及了最要害的问题。
所谓“驯服工具论”，原本是由刘少奇提出的。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就是贯彻刘少奇的指示，特别强调了“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但是，刘少奇的最大优点是勇于承认错误。到1962年5月，由他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时，他便明确指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这种知错必改的态度，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令人感佩！然而，正是由于刘少奇在认识和提法上的这种改变，从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以党治国”的正统，种下了后来他被打倒的种子。
五、能否记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刘少奇被打倒并被迫害致死，可谓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大冤案。然而，类似的冤案又何止千万！“文革”中涉及人数最多的冤案是“内蒙古人民党”（简称“内人党”）案。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提供的数字：“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党’等冤案，有34.6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仅此一案就株连数10万人，整死1.6万余人！将诸如此类的冤案加起来统计，全国该有多少无辜民众惨死在“对敌专政”的刀锋之下！能说这些冤案都是由于偶然的失误造成的吗？实际上，它正是推行“以党治国”致使法治荡然无存的必然结果。
笔者身经目睹了共和国60年的沧桑巨变，一方面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那些匪夷所思之事心有余悸。回顾刘少奇、彭德怀、遇罗克、张志新等等先烈的遭遇，仿佛又听到无数冤魂在悲泣呼号。不禁想起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一句千古绝唱：“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但愿国人能够惊醒，千万不能再走回头路！
2010年5月27日第12次修改
注释：
注1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99页。
注2 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2页。
注3 蒋介石：《为什么要有党》，载《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注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注5 “三三制”是指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大体，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注6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0～14页。
注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注8 转引自张慜：《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来龙去脉及其严重影响》，载于《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426～427页。
注9 《司法部关于报送〈我国司法行政体制的历史沿革〉的函》（司发函［2003］158号），2003年10月29日。
注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公安部长是罗瑞卿。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瑞卿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由谢富治接任了公安部长。
注11 尹曙生：《公安工作“大跃进”》，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注12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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