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党的选择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32/n-19332.html

本该代表“左”的意识形态的中共，却在过去二十年实行了极右的社会政策，从而在中国造成一种混乱的语境。

中国的“左”派未必真关心平等，而更在乎党的权力，“右”派也未必真主张自由，维护的是个人的私利。意识形态话语经常失去真实信仰的基础，而成为利益博弈的工具。

邓小平知道用暗度陈仓的办法放弃“左”的意识形态会给共产党带来危险，但他更清楚，不放弃就会让共产党和国家一起完蛋。你可以说邓小平这样谋国是为了谋党，但我也看不出当时的中国有更好的现实选择。
江泽民既不谋国也不谋党而是谋己。不过我们不应忘记，江泽民是中共守旧元老们的人选，但他最终还是执行了邓小平对内“打左灯，向右转”和对外“韬光养晦”的国策。当然，江大肆肥私，纵容贪腐与社会不公，留下巨大隐患，而胡锦涛则把事情变得更糟。胡既无谋党之能，更无谋国之才，唯一的选择是欺世保位。事实证明，选择胡作接班人是邓的一大失误，这个无用的奴才治国八年，是中国的灾难。
太子党与江泽民和胡锦涛这种中共的奴才不同，他们自信有天命在身，也自信有谋党谋国的能力。

太子党真的要把毛的神像再立起来，甚至再来一场文革吗？我不相信这批经历过沉浮的“老红卫兵”头脑会如此简单。

我认为习近平的新加坡之行宣示了中共太子党的选择，那就是要像新加坡那样，以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抵制西方价值。但究竟是一套什么样的价值？习近平来新加坡取经，说明他还没有拿定主意。重庆搞的一套，是薄熙来的一种试探，但还不是太子党的集体选择。

中西体制各有所长 今日中国可不谈民主

随着“中国模式”话题的热烈，中西体制的优劣比较又重新进入公众视线。非官方主流舆论一般认为，西方体制优于中国，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就是对西方的模仿与复制，只不过中间遇到阻碍，走了弯路，变成现在不伦不类。支撑这种观点的最有力论据，不是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理论，而是上世纪末两大阵营之争西胜东负的结局。但是，随着近30年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另一种声音也逐渐响亮，那就是认为历史的路径不只西方一条，中国正在走出一条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新路。随着东西冷战而终结的意识形态之争，似乎又开始重燃战火，并且方兴未艾。
体制比较是复杂的事，很易陷入因视角、标准的不同而“鸡同鸭讲”。但是，正像汽车走得好不好主要看发动机一样，体制比较也有一个简洁而不易混淆的切入口，那就是比较两种体制的驱动力：它们分别是被什么驱动，体制运行的动力从何而来？
徒法不能自行，体制运行靠的还是人，体制的驱动力其实就是对体制内官员的驱动力。西方由于实行竞选，主要官员（包括各级行政首长和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要跻身于此官员行列，必须赢得选民选票。所以，西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驱动力主要来自下方，来源于选民，政客以满足强势选民的需要，作为政治主张和行为的基准。随着问题、情势的不同，选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弱及需要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政策也必须随时调整。同时，体制内也有制衡政府力量的设置，政府能动用的力量有限；就是此部分有限的力量，也必须根据选民力量和意愿的变化不断调整，不能长期稳定在一个方向上。不但要分散兼顾，而且须随时变化，所以这种体制的行动效率较差，政策缺乏连续性；但它变化更灵活，调整更及时，能较快反馈和贴近多种多样且多变的民众需要。
在中国，政府官员主要由上级任命，最高领导人由前任指定，所以体制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上方，官员逐级服从上级指令。指令的形成，源于决策层对现状的主观认识和判断。因此，整个政府系统以某种人为提炼的社会整体利益目标作为工作方向。这样的体制，目标单一、稳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长期使力在一个方向上，所以在目标方向上效率高，政策稳定。缺点是关注面单一，易忽视除目标外的其他社会需要；反馈现实变化的速度慢，调整滞后，在现实中，政策变化经常搞成了“危机应对”。例如，中国革命是以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所以建国后前30年中国专注于社会主义“平等”目标，效果颇显著，却因不能兼顾民富，造成严重的消费品匮乏，民众生活困难；后30年不得不“改革开放”，专注效率，专注经济发展，同样成效显著，却造成官员腐败、官民矛盾、贫富分化和环境破坏等问题。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欲解决已形成的新问题，但如果不改变这种长期集中力量于单一方向，难以兼顾其他目标，调整滞后的体制模式，结果很可能是再花个30年高效解决今天的问题，到时又形成其他严重问题。
所以，中西两种体制各有所长，各有其适应性，不能抽象说谁好谁差。具体说，西方体制较适合经济和生活水平较高，在国际竞争中已居优势，效率增长的压力不大，民意压力却较大的社会。现在西方体制运行成功的国家，大多是这种情况；在广大后发展或发展中国家，学西方的多，运行良好的罕见。中国现在的体制较适合那些在国际竞争中承受较大压力的后发展国家，在那些国家，效率是最重要的，没有高效率，其他都只是空谈。在全球竞争压力下，在人权意识普及的背景下，有了效率，社会公平自然会逐渐增进；仅有人权、公平而无效率，以后未必还能获得发展机会。最近薄熙来有段话，说“如果“蛋糕”分得不公，做“蛋糕”的人本身就没有积极性，这个“蛋糕”就永远做不大。只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这话其实只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体制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将人的基本需要都纳入了一种竞争机制。就像穿上“红舞鞋”，你不能不拼命跳舞，哪怕是处于不公平的境遇，哪怕是在“血汗工厂”；它甚至可使人抢着去争夺那些有生命危险的矿工位置。不公平在市场条件下的弊害，不是损害个人积极性，而是可能导致不稳定，影响市场秩序；同时减少内需，使经济增长失去内在动力。所以，以“强政府，低人权”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赶超”阶段。迈过这个阶段后，又需要重新选择道路。
中国体制最易遭批评者攻击的一点，是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西方政治理论把合法性说得很玄，其实它主要是通过构建社会成员的认同，降低体制刚性，减少社会紧张程度，增加弹性。它最终要落实在怎么对待反对者的问题上，因为只有体制或政府的反对者，才会利用它的合法性困难。
体制的拥护者往往是受益者，但任何体制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受益，更不可能永远只受益、不付出，所以，任何体制在任何时候都不乏反对者。合法性解决得好的社会，或者是通过某种意识形态实现超越利益立场的思想统一（这一点在信息时代和市场条件下较困难，中国前30年的相对成功，既是由于官方理论未遭实践挫折而具有强大说服力，也是由于信息封闭单一，利益结构简单），减少反对者；或者是通过程序容纳和消解反对的势力与声音，二者都可以降低治理的成本和难度，以及社会紧张程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中国又是最不好治理的，由于没有解决好政治合法性问题，压力集中在政府身上，对统治者的要求高，责任大。不断增加的“维稳成本”，很大一部分与合法性有关。
不过，合法性在今日中国并非迫切问题，它只是一个长期问题。现在主要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操心这事，因为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程度高。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扩大、高等教育的普及、民众收入的提高，要求解决合法性的呼声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普遍，因为这涉及到一种随着智识而增长的普遍人性或曰“权利意识”：为什么由你来统治我，为什么我对此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随着这种呼声越来越强烈，解决合法性问题终究不可避免，因为它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利益（权利）所在，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就妨碍、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对很多人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用其他利益替换的代价越来越高，直至无法替换。
一些支持中国体制的人对此的回应是：合法性只是个伪问题，中国政府的支持率比西方政府高；中国有问题，西方存在的问题未必就比中国少；选举不等于人民当家作主，它更多只是一种程序、一种作秀。例如美国，你只能在两个傻子中选一个，选别人都没用，这难道代表了民众参与决策，决定领导人？
确实，竞选式民主只是一种程序，但这种程序也并非只是摆设，它至少可产生三方面重要作用。其一，为社会不满情绪和反政府、反体制的力量提供一个宣泄渠道，把反对容纳在体制内，消解在程序中。这样可减少对体制的冲击，减少体制刚性，降低社会紧张程度。不像中国政府，什么矛盾都要自己硬扛，动不动就搞成“你死我活”。
其二，由于参选官员（或议员）需要竞争选票，一定程度上必须迎合民意。这就一定程度改变了官民之间的传统关系。不能否认，中国官员的官权、官威比西方体制下高得多，官民力量的对比也悬殊得多，这是由驱动力自上而下的中国体制决定的。
其三，它可以让民众有一种政治参与感。长期而言，这一点最重要，如上所述，它对应了一种人性需求。随着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他们心目中的需求排序会发生变化，要求政治参与的意识会越来越强烈。这种需求，虽不能用物质数量或经济业绩衡量，但它同样是人的一种利益，一种精神利益。国家政权要么满足它，要么以越来越多的其他利益替换它，否则它会变成政权的对立面和反对力量。
说美国民主只能在两个傻瓜中选一个，这显然简化了事实。只设两党是为便于操作，节约成本。这种制度的关键，是建立了一种面向选民的竞争格局，两党既竞相取悦选民，也竞相趋优。竞争中，政治方案并不限定是出自两个候选人之手，其他人有什么更好的、更具吸引力的方案，两人必然会竞相吸收；人才也一样，如果出现了公认优秀的执政人才，两党都会竞相争取。所以，由于建立了竞争机制，具体竞争虽然只由两党或两人操作，选择面其实覆盖了全社会的多种可能性。
比较中国和西方谁的问题更多，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各自问题不同，对各自的意义也不一样，就像穷人和富人的问题不同一样。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影响，确实被有些人有意无意夸大了。但群体性事件对中西两种体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西方而言，群体性事件是合法的、正常的，至少是为体制所容忍的，不具有颠覆意义，只是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博弈的一种方式；而对中国来说，群体性事件大多对体制具有颠覆力，难以容忍，表现出来的，只是没压制住的，还有更多矛盾潜伏着，社会结构较紧张。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确实比西方严重，但这主要不是因为制度，而是由于发展水平----穷人病一场就可能要命，富人哪怕体质更差，常年病歪歪，但各种医疗资源撑着，人家可以就是不倒。问题严重的原因虽与体制无关，结果却对体制造成压力。部分压力会直接指向体制，尽管换一种体制可能后果更糟，但大多数人都只看到已发生的，看不到可能发生的。所以在舆论上，反对派总具有天然优势，现状中的一切弊端都可归咎于政府：做得好是应该，出现问题就该死。1949年以前中共之所以成为民心所向，部分原因也在此。
政府的支持率在中西也具不同含义，因为西方基本允许批评政府声音的公开表达，以及对阴暗面的较充分披露，中国则这方面管制甚多。这种信息和表达的不同尺度，必然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观感和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信息管制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和治理成本。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新闻自由并不只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狭隘群体利益，它可以通过赋予民众知情权和表达权，形成一种对官员的监督和制衡力量。这就是毛泽东在著名“窑中对”中所说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监督的前提是知情，是透明。这个问题在前30年并没有解决好，这也是毛泽东要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这方面问题更严重，中国的官员名义上是公仆，其实是大老爷，这是由体制及其自上而下的驱动方式决定的。
有人说，西方也有新闻管制，并非真正自由。确实，西方也会管制舆论，有时可能处理比中国更严厉。但西方所谓“严厉”，只是对违规处理的严格；在对违不违规的认定上，西方比中国宽松得多。许多在中国属禁区的，在西方可以无忌。就像一则笑话所说的：美国人说“我们很自由，我们可以骂美国总统”；中国人也说“我们很自由，我们也可以骂美国总统”。
西方对舆论当然也有导向，在那儿资本的力量很强大，整体而言（不绝对）那是一种有利于资本的舆论环境。但资本的垄断与政府的垄断不同，它不能强制，只能引导。虽然资本的意志占主流，但不可能让其他人发不出声音。弱势群体的声音、反主流的声音纵然弱小，想听的人还是能够听到（不需要翻墙），一定条件下就能形成共鸣。这对主流、对精英构成一种制衡，使其行为多了不少顾忌。西方也有左翼、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能发出声音，纵然资源少、声音小，但陈胜、吴广揭竿就能起义，并且席卷天下，如果某种主张真能获得那么多人认同，资源少也会形成气候，让声音壮大起来。
但是，新闻开放确实也是双?剑。经历过21年前新闻开放的人，都会对那种冲击力有所体会。那时还只是有限的开放，社会矛盾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今天中国的这个体制和社会，能不能承受那种冲击，很难说。
所以，我并不赞成现在的中国舆论应当自由到西方那种程度。中国现阶段积淀的矛盾太多，经济水平不够发达，人均收入低，容易出乱子，经不起折腾。我赞成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把舆论管起来。但是，无论如何应该保障舆论监督官员的功能，中央应支持舆论对各级官员腐败、侵害民利、行政不当、乱作为或不作为的报道与监督，为权行无忌树起一道藩篱，这是舆论的本职功能----首先应该承认自己存在的问题，包括新闻不自由，然后再解释问题的原因、不自由的理由。如果连基本事实都否认，必然丧失基本说服力，立论也只能立在沙堆上。
我赞成在今日中国暂不谈民主，因为它对大多数中国人不具有迫切性，反而可能造成混乱，导致不稳。今天大多数人迫切的，是经济和生活状况的改善，而改善的前提是稳定、有序。以后中国要不要搞民主，需要到时候再具体分析。在这儿不要说什么“普世”，纵然民主、自由是普适的，中国传统的、现在的很多东西又何尝不是？大家都普世，谁重谁轻、谁先谁后？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文艺青年摄影装逼完全指南

文艺青年摄影装逼完全指南（1）

　　前言：

　　本人从00年开始玩数码相机，之后一直致力于从事摄影装逼这一光荣的职业，在此将自己多年总结的经验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在这条光辉的道路上少走弯路，一逼到底。

　　鉴于咱们入单反装逼的文青们一开始预算都不多，本文将会主要侧重于如何在有限的器材的情况下装逼最大化，你要是已经有若干红圈儿金圈儿SBEX什么的，想必此篇文章的主旨你早已心领神会，就算你说自己不装逼，就像有人混豆瓣还死活不承认自己是文青。

　　本文中所有图片，除了特别注明，均为本人亲自拍摄，是本人装逼之路的真实见证。

　　一 ：该买什么机子和镜头?

　　变焦没定焦逼

　　套头没标头逼

　　小光圈没大光圈逼

　　短又细没粗又长黑又硬逼

　　红圈儿金圈儿比没圈儿逼

　　自己做针孔镜头比红圈金圈儿逼

　　小卡片没大数码逼

　　大数码没数码单反逼

　　数码单反没胶片单反逼

　　单反没双反逼

　　逼到双反就够了，在往上太麻烦

　　玩莱卡哈苏菜丝的都是文艺老头儿，不考虑

　　全自动没全手动逼

　　135没120逼

　　相机型号三四位没一位数逼

　　最后买个测光表别腰上，注意不要让衣服挡住了

　　文青们买单反主要是为了出门亮骚，所以机身首先必须够大，否则一切免谈。你要是C家揣个1000D，N家揣个D3000，千万记得塞口袋里，整那种机子的都是拍到此一游照的大叔大妈，咱们文青要是掏出这个被人看到立马装逼失败，声泪俱下。你说咱要买个好镜头装上呢？也不成。你要买个红圈儿金圈儿广角，行家一看机身，装逼失败；路人看不懂圈儿，又装逼失败；弄长焦更不靠谱，小机机往硬又粗上一卡，你拍照就光端镜头了，机身衬托的更小，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带单反出门最重要的就是机身要大！

　　至于镜头，如果你有钱很好办：一定要是原厂头，然后越贵越好。当然大多数文青一开始预算都有些紧张，但是千万不要气馁，装逼的大门并没有在你面前关闭，这里推荐两个便宜又装逼的镜头。广角头我推荐腾龙的 17-50 2.8 VC，防抖+全程2.8大光圈，说出去怎么也有点底气，送的遮光罩也不小，前面还有个金圈儿，轻易放倒用套头的无知文青。价格只要3000多。然后最好再入一个50 1.8标头，CN家都有，700元上下，价格便宜装逼有奇效。相信文青们第一个机身都是APS画幅的，所以50mm变成了75mm，有点长，咱们下面讨论这个。

　　腾龙 17-50 2.8 注意我这个是不带防抖的

　　注：针孔相机直接在机身盖上打洞是50mm，找个卫生纸筒涂黑粘在上面是120mm，前面一定要记得涂个红圈儿金圈儿什么的。打洞用最细的缝衣针，不能太小否则会光会发生衍射。

　　我的135mm F150 长焦针孔红圈儿镜头 不用金圈儿是因为没那颜色的线。

　　
　　二： 机子镜头有了，出门亮骚时有什么要注意的?

　　问的好！虽然照相只是按按快门的事，但是为了和那些到此一游大叔大妈和非主流们划分界限，我们单反装逼文青们还要注意一些细节，俗话说细节决定装逼成败嘛。

　　首先你的大机身在外面怎么拿呢?挂脖子上?错！这个动作一做你就再次从文艺小青年瞬间变身到此一游照大叔大妈。正确的方法不用时斜跨在肩上，肩带上的logo向内，用的时候把肩带绕来绕去缠在手上，手抓单反，这样路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专业摄影师，和那些大叔大妈划分一道明确界限，倍儿有面子！而且在紧急情况下，比如对面走来个相机更逼的文青，只需装作无意间把手向后一背，你的单反瞬间消失在背后，然后左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假装看短信转移其注意力，在擦肩而过时右手顺势带起将相机藏在腋窝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彻底杜绝装逼失败。

　　再说说出门哪儿不能去，什么不能拍。城市里那些旅游景点千万别去，或者去了别拍那些特有名的，像南京的中山陵，北京的敏感词，上海的东方明珠，苏州的拙政园，拍了就成大叔大妈。还有没事千万别端个单反躲厕所里对着镜子自拍，那是非主流干的事，咱们文青比这个有品位得多。要自拍咱们就到外面，最好是哪个酒店有那种镜面的墙，拍半身，记得拍的时候别看取景器，否则脑袋就藏在机身后面了。同理，摩天轮，云彩，孤零零的电线杆儿路灯什么的，能少拍尽量少拍，拍了也别把颜色改的乱七八糟的，改了颜色也千万别在上面加字说自己多寂寞，加了也千万别给别人看，除非你就是非主流。但是幸运的是非主流都不会用单反，他们都用夏普手机。

　　还有，拍照的姿势也很重要，大家都看过这样的帖子

　　深刻了解过姿势不对的的惨烈后果。现在文青们面临着一个两难抉择，是在拍的时候装逼，出的片子不好，还是用片子装逼，不管姿势。其实你要真的把自己当个摄影师或者器材足够逼或者两者都是的话那就很好办，难度系数多大的姿势随你摆，心里想着'我是个严肃的摄影师'，但别忘了买个摄影马甲儿穿着，三脚架要带着，再背个摄影包。这样路人就会知道你是个严肃的文艺摄影师，对你肃然起敬。

　　三： 我刚买了相机，怎么拍照才能逼倒我的朋友和经常混的论坛里的小女生们?

　　非主流没小LOMO逼

　　小LOMO没小清新逼

　　小清新没小文艺逼

　　彩色没黑白逼

　　送店里冲黑白没躲厕所自己冲黑白逼

　　-------------------前言

　　其实想一想很简单：关键就是要拍出他们平时无法拍出或者没见过或者只在杂志上见过的照片，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轻松帮你解决这个难题。至于小LOMO，一般都是文艺女青年在玩，拍不好就成了非主流，建议大家一开始不要玩。

　　第一章 常规方法

　　1：黑白

　　关键词：黑白，颗粒。反差。

　　现在玩黑白的都是装逼，尤其是数码片去色那种。黑白片显得特有时光感，特厚重，特有底蕴，很明显是几个文艺青年喜闻乐见的词，而且拍起来也并不算太麻烦。

　　找个下午(上午在睡懒觉呢)在大街上走走，或者钻钻小胡同老城区，扫街用广角，记得遮光罩一定记得要拧上，不管阴天晴天。对面来个小孩儿咱就捏一张，一定要在笑，在胡同里那些老头老太在家门口聊天啊，打牌啊，肯定要来一张，背景一定要是那种老房子的砖墙。转一圈下来照片要不里面没人，全是老窗户，窗棂上的雕刻，老青砖墙之类的；有人的话不是老头老太就是小孩儿。前者越老越好越丑越好脸上褶子越多越好，后者脸蛋和眼睛越大越好。 回来开PS整成黑白的，反差调大些，再加上点颗粒，起个名字，里面要有'时光'，'记忆'之类的，第一个字以’梦’开头更好。往平时混的论坛（跟摄影关系越小越好)上一发，不得了，都说你真牛逼，片子真有感觉！有童年的回忆！装逼成功！这种方法也适用于水乡老街废弃的铁轨这类景物。画面里现代的东西越少越好，拍到空调外机是大忌。
　　2.纪实

　　关键词：装记者

　　要想再装装的话可以去火车站，春运的时候去城里主火车站转一圈，拍拍里面的人，地上坐的民工，挨个要饭的，有人跟你搭讪你就说说自己的摄影经历，从几几年开始玩相机，一开始用的是什么，现在用的是什么，搞摄影几年了，今天就是来随便转转之类的，一定要轻描淡写的说。拍的图就别发了，光线不好全是糊的，或者全是噪点，被别人看了有损形象。.

　　3.夜景

　　关键词：长时曝光，拖影，三脚架。

　　拍什么才能彻底体现出你手中单反和索尼小卡片的区别呢?没错，就是夜景！买机器的时候一般会送一个铝合金的小破三脚架，这个也能凑合用，但是大家最好再去买一个新的，一定要是黑色。找个天桥，下面是路口更好，机子放栏杆上，光圈开F10以上，曝光个八九秒，这样一边是尾灯红色的轨迹，一边是头灯白色的轨迹，轻松放倒只在杂志上见过的群众。当然现在这种照片也很多了，所以想更逼，咱就去拍星星，如果你那儿能看到的话。哪天你要是有机会去乡下过夜，记得把三脚架带着，半夜的时候相机开B门对星星曝光个一两个小时，因为地球在转动出来的片子里星星的轨迹全是圆的！申请个精华毫不费事。当然要用这么长时间的B门还要买个快门线或者遥控器，而且数码的长时间曝光噪点都会很多，拍星空用胶片的更好，下面会写到。

　　4.小清新

　　关键词：标头，大光圈，补偿.

　　还记得一开始买的50 1.8标头吗?在学校或者出去见朋友的时候要带着，然后说我给你拍张照片吧，然后光圈开到1.8，曝光补偿加一档，记得要被拍的人顺光站。快门一按小清新横空出世，女的看了照片一定尖叫你好强哦，男的记得不要曝光补偿否则成小白脸了，看了淡淡的说拍的不错，但是在心里很佩服你，并且有想买单反的欲望。恭喜你又培养出一位未来的装逼文青。

　　但是对于不是这样的文青们还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要拍机位比较低的片子，直接把相机放下去，按几下快门，按的时候别低头看相机，看了也看不到显示屏。要平视前方看着路人，表示自己正在从事严肃的摄影活动。完事儿后看看照片，歪了就再拍几张，反正数码可以随便删。同理，能盲拍尽量盲拍，否则趴地上被人拍到就不好了。有人就问了，我要是有实时取景呢?这个功能我自己的机子没有，但是用过几次别人的，说实话确实挺方便，但是要注意的时候人多的时候千万别一直开着。在人民群众心里单反和大数码的唯一区别就是要看取景器。实时取景一开，你在他们心中光辉伟大专业摄影师的形象瞬间土崩瓦解，再次沦落为到此一游大叔大妈，有钱买大机身那种，惨烈无比。 顺便说一下怎么拍陌生人，千万别眼睛看取景器拍人，搞不好被打一顿就得不偿失了。请参照上文的方法拿相机，右手自然下垂，接近要拍的人，想办法腾出一根手指按几下快门，同时清清嗓子或者咳嗽几声，左手在口袋里找卫生纸，等一会儿再看拍的照片，人物表情自然又装逼成功，多好!

　　C家的机器本人用的不多，但是N家机身上有些按钮旁边的子用久了会被磨掉，油光光的，显得特沧桑。正常用的话两三年电源开关的onoff字和液晶屏背光按钮上的小灯泡就被磨掉了，心急的可以没事磨一磨，相信肯定会有人会问你要相机看。

　　5.景深

　　关键词：依旧是大光圈，微距，倒接。

　　当然50 1.8只用来拍人就太大材小用了，平时可以光圈开最大拍拍家里的小玩偶，阿猫阿狗，梨子苹果，牙膏牙刷，用斜射光。尼康的还能买个倒接环当微距头用，大白天开到F8拍点小花小草。发到论坛上要虚化有虚化要色彩有色彩，逼翻一群不明敏感词的群众。
　　6.天空

　　关键词：云彩，夕阳什么的

　　这个估计是最简单的方法了，但主要是看运气。现在大城市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阴天或者多云，偶尔有个好天气很是新鲜，幸运的是你混的论坛上的小女生大多数也在大城市，所以哪天天空很好看，你就用广角拍一张，回来一定要把颜色调深点，一调云的层次全出来了，她们看了就会说‘原来这么漂亮’，不过这是必然的，她们卡片机没广角，也不会PS。

　　7.闪光灯

　　关键词：就是闪光灯

　　有内闪的没事儿就按那个按钮，要让群众看到那闪光灯拔地而起，相信我，会有人叫’好神奇哦!’，然后你若无其事的把外闪按回去。外闪就没那么讲究了，装进热靴里的除了外闪还有逼。

　　第二章：进阶方法

　　1.拍水珠

　　这个方法稍微麻烦些，但是只要你有耐心，出片是早晚的事。找个分液漏斗，架在一盆水上，活塞开一点水珠就滴下来了，你就使劲拍吧，光线要好点，用内闪的话注意不要过热，烧了就不好了。

　　2.剪影

　　剪影拍得好很有冲击力，这里推荐一个方法：如果你有幸还在学校，哪天打篮球的时候记得把单反带着，坐篮筐下面，有人跳起来投篮的时候拍张剪影，剪影+仰视，效果奇好无比。首先照片中的主角会对你刮目相看，继而是整个班的同学们，如果你肯将这张照片洗出来贴在班级墙上的话，效果更持久。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其它方法，自己去碰运气吧。
　　3.接片

　　说实话不难，但是没人想到。其实根本不用三脚架，手端稳了转一圈儿就行，注意把白平衡和光圈快门固定了，否则拼出来有一块儿偏色就露陷了。接片有专门的软件。我用的是smoky city design 的The Panorama Factory，很强大的一个软件，就是注册机不太好找。发的时候千万别说是接片。要叫”全景”。千万别用这种片子冒充摇头机，没人知道那玩意儿。

　　第三章：究极必杀

　　

　　只要他们没看过这篇文章，装逼百分百成功。

　　1. HDR

　　高动态范围照片，幸运的是群众对这个词的认识还停留在游戏里黄光上面，所以此照片一出，绝对放倒一片。首先要找个反差大的地方，推荐多云的天空，一定要有太阳，开包围曝光一张正常一张-2.0EV，开连拍，端好相机，气沉丹田，按下快门，啪嗒啪嗒，搞定。如果你不幸患有帕金森症或者每次拍照时都要发作，请自觉将相机放在三脚架或路边垃圾桶盖子上。回来以后找个HDR软件，我使用的是dynamic photo hdr，导入后会自动调整使两张照片对齐，之后你可以随意拖动那几个滑块，争取做出世界末日的效果，要是感觉不对请改成黑白的。

　　2. 百度贴吧

　　这里强烈推荐2012吧和地丨震吧。现在在流行这个，你正好把上面的HDR照片发过去说像世界丨末丨日啦什么的，然后笑而不语看回帖的解释，一时间深丨蓝小孩，HARRP，紫丨薇圣人之类全都出来了，特有成就感。不过记得发的时候感叹号一定要多，最好用’震撼！！！！！！！！！！！！！！！！！’打头，否则没人看。

　　

　　3.光画

　　很简单，用光的拖影作画，找个黑的地方，三脚架架上，曝光三四分钟，然后你用个手电筒啊什么的划来划去，最好能写个字什么的，注意最后要镜像一下，否则你的字是反的，所以背景最好不要有文字，否则会杯具。发论坛上有人问怎么拍的不要回，有人说好神奇哦也不要回。

　　4.鬼影

　　调鬼节那天，穿深色的衣服，长时间曝光，曝光的时候用手机的光把脸给照亮，最好还能动两下，效果如图，完事后编个故事，标题有灵|异两字，感叹号要多。照片里的不是我，我在拍。

　　5.科学实验

　　这条非常适合大家自由发挥，如果你正好是理科生的话文青装逼优势非常大，因为你论坛上的小女生都是文科或者学艺术的，那些实验都没见过。你学化学就搞个火暴火乍，学物理就做个特斯拉线圈，学生物就打完飞机用显微镜拍精子，其乐无穷。结合本文的知识，秒杀文科女生。

　　6.回旋楼梯

　　大家住的地方要是有这种回旋楼梯的，把相机放在地上拍一张，有奇效。但千万不要发神经躺躺着拍，咱们文青有格调。

　　7.红外！

　　终极必杀！去淘宝上买个红外滤镜，一定要是620nm的，这样会留一些彩色，更合大众胃口。找个树多的地方，对绿叶设白平衡，拍出来的片子全都是白的！不要太梦幻.回来红蓝通道交换一下，叶子都成红的了！因为现在单反前面都有低通滤镜，曝光时间比较长，要记得带三脚架。更逼的是把单反拆了去低通滤镜直接改红外，但是估计没几个文青能下得了这个手。

　　四：我拍完了照片，该做什么才能显得更逼？

　　出片大有文章可做。相信文青的首个数码单反都是中端的，出的片子都或多或少有些发灰，严重影响了装逼效果，所以PS肯定少不了。其他的太难改改颜色咱还是会的，打开PS，直接把要改的照片拖进去，你要从文件->打开 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然后直接按ctrl+M开曲线，不管有没有人看都要用快捷键，特专业。曲线出来把左下角的点往右拖，灰雾瞬间消失！再在直线中间找个点往外侧拖，画面瞬间变得又亮又艳！再把颜色稍微调黄点，德味儿出来了！

　　片子调好了，直接发论坛?不成，还得再加个相框，那相框必须是白的，而且照片还只能在中间一点点，显得特艺术。还要在照片里加个你名字的水印，必须是英文，字体用花体，一个字母转好几圈儿那种。拍摄的参数也得放上去，1/500 F8 ISO200？错！得这样：500 8 200 。论坛上小女生一看，看不懂啊，再一看相框，哇！真文艺，再一看里面的照片，又艳又油润又有景深(手机拍惯了没见过)，直接叫你大师！当然你要意外拍到一张过得去的想发在无忌蜂鸟，相框就不要加了。参数也不要加，他们会自己看EXIF，加了他们就知道你在装逼，因为都是过来人。这里推荐一个叫Photoworks的软件，上面说的功能都有，速度也很快，文青必备。

　　至于摄影杂志，看不看都无所谓，里面介绍的器材可以看看，至于那些摄影师故事，不是文艺老头儿就是其他文艺青年，前者文青选择性忽略，后者文青看不起

2011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十个预言：说得准吗？

预测一：人民币将成为世界第三大流通货币
次级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只是美国遇到的众多麻烦的一种。在国际问题的处理上，伊拉克战争给美国造成巨大的财务负担，政府的财务赤字，是引发国内系列问题的导火索。在美国政府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贷款银行之后，又出现了雷蒙兄弟公司的破产、美林证卷公司被美国银行的收购，AIG公司被美国政府接管等。现在，摩根史坦利和高盛集团向政府申请转为传统银行，开始经营传统的个人储蓄存款业务。
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发生，代表着传统的华尔街模式将发生巨大的改变。也表明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的模式在政府介入下，有了社会主义的色彩。今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是否还会出现其他状况，谁都不知道。因为，在如此大规模的危机和倒闭之中，倒闭公司财东们的口袋里却仍是满满的，普通纳税人却在忍受煎熬。美国最后的债务要么由其他国家的“王老五”来买单，要么只能转嫁到美国纳税人的身上。最糟糕的是美国习惯了让别人受苦，自已享乐。一旦轮到自已掏钱买单时，国内动荡将不可避免。
现在在美国国内很流行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已经没有了人才。只要老人，如共和党的麦坎;黑人，如民主党的奥巴马;和女人，如希拉里和伊林(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他们之所以出来选总统，是因为美国现在的问题，没有能人可以管得了。
全世界再次把目光聚集到美国人身上，都在观望中关注着最新的进展，各怀心事、各打算盘，欧盟对美国政府的救市方案无动于衷，俄罗斯仍然是一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不屑和强硬。也许只有中国最真心地希望美国的救市方案取得效果，因为这样中国数千亿的美国债卷就不会损失殆尽。
如果中国保持中立立场、不参与美国救市，即使美国能从这次危机中摆脱出来，美元也不可能再成为世界唯一的流通货币了。将来世界最大流通的货币应该是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分天下。
预测二：第一批“新地主”将在中国出现
小岗村，既是农民“包产到户”的发源地，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范点。从当初肯定小岗村农民的“非法所为”开始，它就不再是中国一个普通的乡村了。胡总书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前往小岗村的政治含义，已非常明确地释放出来了。
随着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城乡差距也被拉到了历史的最高位。三农问题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首要问题是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问题。而包产到户的政策初衷已经完成其特殊时期的历史使命，“农民进城”催生的城市化发展对农民和农村、农业产生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农村空心化、农田抛荒化、城镇侵占化、种植低效化等等问题迫使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
如果，土地流转得到大力提倡，中国农村将出现“新地主”阶级或可称之为“庄园经济”。因为，不愿意耕种、无劳力耕种、低收益耕种的农民会把自已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包给其他的农户或农场主。而这些转包了土地的“农户”(也许是其他资本投入到农村的产业阶层)，会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市场信息、新技术、新方法、新工具大面积改良农田，种耕传统农民从未耕种过的经济作物，以期彻底改变中国5000年来的传统农耕生产方式。---随着他们收益的不断增加，他们会不断地扩大自已的种耕范围，流转更多的土地，形成更大规模的、产业化农场经济―中国农村的“新地主”阶层从此产生。
预测三：中国城市化建设脚步放慢
农村土地流转后带来的长久效益不仅仅是催生新农业、新农村的新动力，更主要的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促使农业产业化的基因。近30年以来，中国的 GDP增长主要依靠城市建设投资和城市开发的土地资源增值而获得。一方面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繁荣渐显饱和，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对于城市化建设的投入过于宠大，必须调控压缩。而且，城镇化扩张侵占的农田数量也到了激发城乡矛盾的极限。
面对2008年的经济拐点，中国城市化建设降温之声早有风闻。只是中央政府没有明确政策出台干预之前，地方政府是不可能就此罢手的。所以，2009年中央政府对地方城镇建设资金投入的控制力度必将加大。可以断言的是，从十七届三中全会开始，地方城市建设项目必将受限。刚上马的城建项目很有可能从此叫停，已审批的项目也有可能留手不发。
那么，房地产公司、城建公司、路桥公司、水泥行业、建材行业、建筑设备制造业等相关产业从明年开始必将走向低谷。最保守的估计也有近三分之一的相关产业面临危机或被迫转型。
预言四：房地产业拖累其他行业
自今年3月起，中国房地产界的“猪坚强”们苦熬了半年后终于开始放弃抵抗转向“料理后事”的具体事务中去了。据国内多家媒体透露：自2008年 6月始，中国房地产界每月在媒体上投放的广告费用超出以往一整个年度的广告费用总额。由此可以看出地产商们急于脱手的焦虑心态可见一斑。无论地产商如何优惠，送东送西地大力促销，但市场却越来越显得“可怕得平静”。以笔者所居住的城市合肥为例，8月份媒体上还在宣称合肥市房价“仍在上涨”，但十月一号“黄金周”一周内，全市商品房的销售量却仅有一套!
一方面是房地产销售的急剧降温，另一方面是银行在房地产业信贷的9000亿资金缺口。暴利了近20年的房地产业“裸泳”者开始上岸了。众所周知，房地产业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两个关键环节：银行和土地。如果这两样出现问题，市场又如此的“理智”和“冷静”，房产业的“冰河纪”来临无可避免。但是，中国目前存在于各大城镇的房地产商有谁愿意束手待毙?海量的银行贷款、海量的待建或在建项目如何处置?
房地产萧条影响最大的是银行，即使中国的银行不会出现“倒闭”，但当银行无法回收巨额的房贷时，势必要克扣、挤压其他产业的贷款额度。而其他同样对银行贷款依存度极高的产业、行业，如加工制造业、外贸出口等，在无法及时取得贷款的情况下，只能自求多福了。--他们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房地产业的拖累。
今年9月刚发生在浙江的两家企业老板自杀的原因，就是因为银行抽贷。而抽贷的原因据说就与房地产拆借有关。
因受房地产拖累的产业和企业，可能达到中国目前中小企业总数的50%左右。
预言五：美国经济衰退引发中国制造业大火拼
从1992年中国出台的“出口退税”政策开始，中国产品“走出去”成就了中国“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目前中国出口的目标国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从整个国际市场来看，中国的产品主要分三大区域销售，即国内市场、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美国是一个喜欢占便宜的国家，中国提供的“价廉物美”的产品主要销售国正是美国符合了美国人的心理需求。美国与欧洲不同的是，欧洲人更讲究所谓的“高贵”和“尊严”，所以他们对中国产品质量的怀疑和不信任，使得一直不太看重产品品质的中国制造商们更喜欢和美国人做生意。比如中国的纺织业、玩具制造业、休闲用品、服装业等等由于前几年受到欧洲RICHE等产品标准的限制，就大量转向美国市场。
30年来，尽管中国GDP一直保持持续的增长，但中国内需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在GDP的份额中，75%的增长来自于城镇建设，只有不到35% 的份额源于国内市场需求。那么，当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后，国内内需市场又无法承载接盘，欧洲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信任度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只能有一个结果：严重积压!
中国将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出现生产、供给过剩!如此大规模的商品积压和供给过剩，将使中国制造业出现一次空前的火拼。这场火拼最先由外贸型企业挑起事端，他们会把大量原先用于出口的产品更加低价地向国内倾销，国内企业为保住固有份额会起而反击;随后会出现企业兼并、倒闭，产业链重组、更替以及市场萧条等。
在这场大火拼中，危害最大的应该是外贸出口类企业和部分规模、能力不足的中小企业。
预言六：失业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农民工返乡潮出现
即使在上述前提成立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机率还是很小，但中国企业倒闭或停产的数量却非常可观。2008年近10万家企业倒闭的事实将是失业人数骤增的温床，随后的房地业萎缩、外贸出口企业减少、国内中小企业停产等等因素，将迫使中国工薪阶层被迫离职、辞退、失业、回乡。
其实，早在今年8月之前，广东的外资企业已经在清理企业内“闲散”人员了。在笔者了解的有限的资料中，珠三角部分台资、港资企业精减人数最多达到企业原先总人数50%。
这些自愿的、被动的离职或遗返人员，一小部分会跳槽到其他企业继续工作，另一部分将凭借自已多年打工的血汗钱开始创业或做些小生意。但绝大多数会应对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推动而返回家乡---但他们不会种田，他们会用自已的方式处理具有“70年使用权”的自有土地。比如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比如经营养猪、养鸡等传统养殖业，比如承包山林、池塘从事非农业，比如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等等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新农村产业”等。
这些举动将会带动周边农民效仿和跟随，农业产业化很有可能会在这些人手中逐渐兴起，那些“小打小闹”的农村产业作坊也会象当初温州人一样被逐步放大，随后出现资本向农村转移、农庄经济兴起、农产品加工规模化形成、农产品产业链趋向成熟等方向发展。
而城市企业的“劳工”却仍会继续出现“民工荒”。
预言七：城市贫民阶层增多
大前研一将日本社会看成是“M”型社会，即高收入与低收入人群比例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中国这种现象近年来的表现由基尼系数可明确反映出来，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居历史最高位并超出国际警戒线0.1个自然值。这个数据所反映的事实是中国社会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落差已超过国际警戒标准!
中国低收入人群目前主要集中点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农民(部分偏远山区、西北农村当属此类)，城市贫民阶层正处于规模化酝酿和形成之中。
城市贫民阶层包括了下岗工人阶层、外来打工者、小生意暂居者、巨额贷款买房入住者、城建占用耕地移入者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高等学历、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稳定的工作或收入，以及收入低于消费者或背负过重的各种贷款者。
伴随着企业减产、停工、倒闭和精减，原先在城市中赖以生存的城市“边缘人”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城市贫民阶层。其次是被占用耕地后的“郊区”新入驻城市居民，随着他们卖地收入的逐渐减少，又无一技之长的谋生手段，他们会迅速成为城市贫民一族;第三是身负巨额房贷之类的“月光族”，会有相当一部分因无力支付贷款而回归城市贫民阶层。
中国几年来的城镇建设下的繁荣，很有可能会被这一群正在形成的低收入者所抛弃。也许，当年急功近利的中小城市很有可能会走向城市空心化。一栋栋新建的高楼大厦将会是谁在里面居住呢?
预言八：汽车业危机、新能源走俏
对于当今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奢侈品是汽车消费。如果经济持续保持现况发展的话，即使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能源紧张等成本、物价因素限制，中国的汽车销售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当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信心出现危机、生存面临挑战时，人们第一压缩的开支当然是例如汽车这样的大宗奢侈品了。
中国的轿车年总产量是8500万辆，实际市场需求约6000万辆，本来就已经供过于求了。如果汽车滞销，再加上原料成本上涨，国内汽车产业的日子将非常难过。合资、外资的汽车产业也许可以凭借其背景、实力和国际市场顺得渡过难关。但完全依靠内市场购买的国产汽车、民营汽车制造商，以及围绕在汽车产业上下游的汽车配件供应商、服务商和一整个产业链将出现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危机是很难克服和扭转的。
与此相反的是新能源行业。如太阳能产业、风能产业、地能产业将会出现从未有过的热潮和井喷。这一市场快速催动的动因是受市场心理因素的刺激而产生。因为受到信心的影响，“长裙理论”原理会被激活，人们更关注一次投入后不再支付后继成本的产品和服务。比如，太阳能热水器，普通的销费者认可的原因是因为花一次钱之后，不必要象电能热水器一样再长时间支付后续的电费了。而汽车却完全不同，汽车买回之后，仅仅是消费的开始。
其次是风能，利用风能发电或作为动力而转换的民用产品;
然后是地能，比如在欧洲就已经开发出利用地面温度做为冬季取暖的新能源产品。而且这种产品还开发出相应的地温地板、地温热水器等民用商品。
预言九：全球主要原材料价格回落
不管你是否相信，美国救市失败的最大受益是全球主要原材料价格回落。
中国近几年困扰制造业的最大因素是大宗原材料成本不断攀升，比如铁矿石、木材、石油、橡胶，甚至大豆、猪肉等。而这些大宗原材料涨落的根本原因并非供求关系的影响，恰恰是以美国投资财团为首的国际钞家的杰作。他们深知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不高，主要依赖于原材料加工和简单的转换。钞高任何一种中国需求量大的物资，中国企业最终都会接手，就象股票市场一样，再高的价格都有人敢买，而一旦价格回落，观望者、望风而逃者会在瞬间把大盘砸得稀烂。
那么，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危机和中国企业出口量的锐减，一方面投资者的信心会大为减弱，另一方面中国原材料需求会应声而减。那些拥有资源、原材料的国家会在期货市场上把国际价格拉回到市场供求的理性规律内进行交易，供求决定价格的市场规律重新生效。
预言十：中国GDP增长幅度将回落到7%左右
从1978年开始，中国GDP增长率以12.3%作为开局，至2007年的30年内，只有1981、1989和1990三年的增长幅度在5%之内，其余的27年绝大多数保持8%-11%之间的增长，其中1984年增长幅度更是高达16.2%。
这其中固然有很多不科学的成份和不合理的因素，但总体来说中国30的经济发展是持续和高增长的。2009年的中国GDP会受到上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结果是GDP的直接回落---这一回落却并不一定代表退步，恰恰相反，它有可能促进中国经济向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这种理性表现在：
一.城市建设所拉抬的GDP份量迅速减少;
二.内需市场因商品过剩而导致的市场疲软;
三.国内市场重新组合、震荡的适应期反映;
四.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和发展战略规划转移所产生的缓冲;
五.消费者信心重建的市场周期等。

公安部长来了，韩正困在北京：上海大火背后“硕大政治阴谋”

11月18日，据上海市教育局干部朱海婷透露，15日晚间胶州路上的高楼大火背后有“硕大政治阴谋”。朱海婷的弟弟是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区分局副局长朱海为，朱海为主管消防工作。
据朱海婷说，在上海进行高楼外墙节能涂层工程是按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意思进行的试点工程。而国务院高层有人坚持推广一家天津化工企业在河北生产基地出产的涂料产品，因运输成本，上海试点工程采用了上海化工企业在江苏生产基地出产的同类涂料产品。使用的高分子涂料产品干燥后不会燃烧，该涂料溶解在另一种易燃的混合溶剂中来喷涂，喷涂后大约二小时，易燃溶剂就能完全挥发。因此，工程的安全要求要在晴天的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之间进行。但是，11月15日，施工队整整喷涂了一天，到晚间6:30分才收工，直到晚上8点，还有人在10楼脚手架上进行电焊作业，引发了这场特大火灾。
朱海婷说，事发之后，静安区公安分局迅速控制了施工单位工程指挥链上的六名主管人员，经审问，有人以正在北京开会的上海市长韩正将在回沪之后立即视察这项节能试点工程为名，要求施工单位“提前完成任务”，还传达有关上海市长韩正已经内定下届上海市委书记、中央委员等“内部消息”，催促突击赶工。施工单位对突击赶工进行可行性研究之后任务，15日风速大，混合易燃溶剂挥发快，于是作出了整天喷涂的决定。但是，晚上8:00有两名工人进行电焊作业的情况则无人知晓，他们是谁？至今没有下落。
次日，上海市公安局拘留两名传达“提前完成任务”的相关人员。然而，就在上海市公安、安全机关根据线索调查两名电焊工人下落的时候，国务院根据总理温家宝的指示立即给事件定性，其中包括了“电焊工无证上岗”。所谓“电焊工无证上岗”，是按照国务院11.15调查组的说法作出的：“既然有证的电焊工都已经确定下班，那么事发现场进行电焊作业的就一定是无证人员。”而国务院11.15调查组在上海是公安局拘留两名传达“提前完成任务”的相关人员之后立即下达了把这两人交给公安部的人员看管，上海市公安局至今无法审问这两个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人物。
朱海婷说：“这件事你看怪不怪？一场火灾，是很大的火灾，但公安部长五个小时就到上海了，而且是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来的。这又不是四川大地震，也不是新疆大动乱，需要吗？公安部长都来了，我们的市长韩正却不能和公安部长一起来，公安部长都到上海了，我们的市长韩正却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被困在北京，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吗？另外，到底是电焊工无证上岗，还是有外人特意破坏，上海市公安局还没有调查清楚，国务院为什么急于定性做结论？还有，总理温家宝不是一直喜欢哪里有灾难就第一时间抵达哪里吗？国务院11.15调查组都成立了，公安部长也来了，总理温家宝为什么没有来？上海世博六个月，总书记都来过了，总理温家宝到最后一天才来出席一下高峰论坛。你把这些放在一起想，你就知道，大火背后有硕大政治阴谋。”

Stiffest drunk-driving penalt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http://autos.ca.msn.com/editors-picks/gallery.aspx?cp-documentid=26387642

The message is clear: Wherever you might be, don’t drink and drive

Photo: The Canadian Press

The holiday season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and that means so is a police drunk-driving check-stop. Along with the wave of holiday liquor ads, police have ramped up public-service announcements warning of the consequences for those caught driving with a little too much Christmas cheer on board.
Canada's impaired-driving laws are fairly strict, with offenders facing fines, driving suspensions and, in the case of new B.C. legislation, instant impoundment of their vehicles for blowing as little as .05. As of December 1, in Ontario, drivers with a 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 of 0.08, or who fail to comply with breath testing, face an immediate seven-day vehicle impoundment at roadside.
Drunk driving is a crime just about everywhere and sentences, especially for repeat offenders or if death or injury is involved, can be harsh. Here are some examples of penalt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United States

American impaired-driving laws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Canada but penalties in the U.S. justice system can be much tougher.
An Ohio judge in 2007 sentenced Jess R. Brown to 16 1/2 years in prison after he pleaded guilty to his 19th and 20th DUI offences, the maximum allowed by state law. The judge said it was the worst DUI record she'd ever seen.
Brown apparently pleaded for leniency, saying he needed treatment, not punishment. But the judge said Brown, whose first DUI conviction was in 1977, had plenty of chances to seek help.

Russia

In hindsight, Russian diplomat Andrei Knyazev, on staff at the embassy in Ottawa, might have been better off waiving his diplomatic immunity after his car jumped a curb and killed lawyer Catherine MacLean and seriously injured a friend as they walked MacLean's dog in January 2001.
Knyazev, who had two previous run-ins with Ottawa police over impaired driving, hid behind his diplomatic status, backed b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nd was expelled from Canada.
But Russian authorities followed through on assurances Knyazev would be prosecuted at home, and he was handed a four-year sentence in a Siberian penal camp, just short of the five-year maximum under Russian law.

United Arab Emirates

There's an official zero-tolerance for alcohol consumption of any kind in many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in accordance with Muslim Sharia law, but it's sometimes tolerated, especially among foreigners.
However, the penalty for getting caught can hurt more than your wallet.
In the relatively moderate Emirates last summer, an Abu Dhabi man was sentenced to 80 lashes and fined more than $7,000 US after he tested positive for alcohol following a traffic accident.
According to an Agence France Press report, the Emirates allow only licensed non-Muslims to drink but licensed hotels and clubs are open to anyone. However, police won't tolerate drinking and driving.

United Kingdom

OK, this doesn't really rank with going to Siberia or getting flogged, but it seems a bit draconian. Forty-year-old Paul Hutton was issued a three-year driving ban and a conditional discharge after police pulled him over for driving a toy Barbie car whilst intoxicated.
In something out of a Monty Python sketch, the Daily Mail says Hutton was pulled over driving the battery-operated toy car in the town of Clacton-on-Sea last March.
Hutton, who'd rescued the pink and white Jeep -- top speed four miles per hour -- from a dump, had a booze-fueled impulse to drive it to a friend's home 500 yards away. Police spotted the six-foot-tall engineer folded into the four-foot-long car and pulled him over.
"When I tried talk I realized how drunk I was," Hutton is quoted in a Mail Online report. Hutton blew at more than twice the legal limit.
Oh, and the car was impounded.

China

China has a reputation for dealing severely with lawbreakers but even its justice system balked at giving a drunk driver the death penalty.
Sun Weiming was sentenced last year to be executed for killing four people and injuring another after the unlicensed driver hit four other vehicles in Chengdu. The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the sentence came during a nationwide crackdown against drunk drivers.
An appeals court overturned the death penalty and sentenced Sun to life imprisonment instead.
The AP report noted that although China has a low threshold for impairment - .02 compared with .08 in Canada - enforcement of has been lax, with police often bribed to let charges slide. But media coverage of a series of drunk-driving cases sparked a public outcry that triggered the crackdown.

Canada

Jail sentences for impaired driving are rare in Canada, generally only when death is involved, but case of Rob Ramage stands out.
The former captain of the NHL's Toronto Maple Leafs was given a four-year federal prison term by an Ontario court for a drunk-driving accident that killed his passenger, Chicago Black Hawks' star Keith Magnuson in 2003.
Ramage fought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e out of his 2007 trial but the Ontario Court of Appeal upheld both last July and Ramage began serving his sentence.
Magnuson's family also won a $9.5-million wrongful death suit in a U.S. court against Ramage and the car-rental company whose vehicle he was driving.

重庆在下一盘大险棋！

重庆在下一盘大险棋！

——读《重庆新经济政策》

重庆在下一盘大险棋！

——读《重庆新经济政策》

斯伟江

重庆在下一盘大险棋！

——读《重庆新经济政策》

斯伟江

天下衮衮诸公，政治、经济，皆曹随萧规，碌碌无为。天下英雄唯操耳，重庆方面，不甘平庸，连续出手！

 

众所周知，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是夭折了，然而，重庆在走一条较全国各地都要激进的发展道路，完全可以称之为，西部大跃进，成了，薄书记走出了一条新计划经济的路子。败了，重庆将走入天下未乱渝先乱的地步。

 

所谓重庆的新经济政策，可以归结为，把农民从土地上通过激励、诱导加半强制的方式“解放”出来，进入城市打工，政府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提供公屋，然后，利用这些充足的土地、人力，政府用全产业链模式，引进加工贸易，和沿海竞争，从而获得利税，政府继续投资，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投资商不缺土地，人手，工人不缺工作和住房（哪怕是租的），政府不缺税收，一个社会主义天堂在重庆就建成了。

 

这是我阅读胡舒立等采访重庆市长黄奇帆的印象，黄谈锋甚健，重庆的户籍改革，公租屋政策、土地制度改革，新型加工贸易区，西部金融中心等都涉及。不能小看薄书记，他还真找到了自己的周恩来，自己的想法，有一个人去落实，这个人现在是黄市长。

 

如果你分开这些政策，你都会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你结合起来看，这是一盘很大的棋，大部分重庆的农民、土地，都成了棋子，而重庆政府和跨国公司，成为弈棋的看得见的手。

 

如户籍政策，全中国都认为是难题，政府无力将户籍上依附的福利，均摊到非城镇居民头上，对于全国最富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都不敢打开着潘多拉魔盒，重庆居然领先了？

 

同样的，公租屋计划，上海、深圳等也只是那么一说，能提供的数量毕竟有限，而且，从深圳公公租屋的腐败状况来说，这种资源交给政府来分配，其中的贪腐无法避免。政府真的能给底层提供公租屋，对当地房产市场的的冲击是不小的，黄说，“重庆的研究认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应居所，60%-70%的居民则由商品房供应这样的“双规制”更为合理，可将城市中等偏下收入水平人群全面覆盖”。这么大规模的公租屋，必定会给商品房造成极大的冲击，如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找一个平衡？

 

土地制度，农民是否心甘情愿地走，能否在城里扎根，一旦失业又不会回农村，即使回了农村又不会闹事，恐怕这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重庆推出的地票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让政府拿地、卖地，最后又分配地票收入，如何公平、无私，仍是一个问题？

 

创新加工贸易区，重庆如何和沿海竞争，黄奇帆提出了一个例子，“他说服惠普在重庆建立一个4000万台笔记本的基地，理由是，他提出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我们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将40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然后，他在和富士康等代工企业谈，等于在重庆建立一条龙流水线，以此和沿海便宜的运输成本竞争。当然，这里面，政府给予多少优惠的土地，多么优惠的政策都不得而知，其中之一是，“我们（重庆政府）在加工贸易区造宿舍，给初级员工居住，中级员工住公租房，高级员工住商品房”，这种竞争能否战胜沿海政府，比惨竞争不是没代价，能走多远很难说？一旦加工贸易的模式变成昨日黄花，连锁反应是什么？

 

最后一个，西部金融中心，以八大国有公司为平台的融资模式，借债无数，负债率55%。

 

《中国改革》杂志对以上每一个环节，均提出了一些质疑，其中一些问题的深入就会演化为本文的质疑。笔者注意到中国改革杂志的归纳，“政府为主导，庞大的国资为后盾，正是重庆“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也是了解黄奇帆整体思路的重要落点。因此，在经济上以“公司型政府”描述重庆并不为过”。黄奇帆的回答是，“重庆的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和工具。我认为，美国政府是这么干的，中国政府更应该这么干”。同样，在回答，“现在政府（国资公司）有无计划退出？黄的回答更干脆：”为什么要退出？怎样退出？不能简单地靠理想主义，觉得政府不应该控制企业，好的时候就应该退出“。

 

完全可以说，重庆模式是一种毛式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复兴的尝试！

 

说实话，重庆大跃进最大的特点就是，建设了一个毛式全能政府，通过、土地、户籍改革，半诱导、半强迫地把生产要素之一土地收归国有，把生产要素之二，劳动力从农民弄到城市，通过政府承诺保底、提供宿舍等支持，把投资者吸引到重庆，最后，通过政府融资平台，把钱借到重庆，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等。于是，重庆变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工厂。其发展的产业不新，但是，其使用的手段，有的是新的，所谓新，是指，其他的地方的城市化，目标是零散的，政府眼中的是土地，而重庆，其作为棋子的，是整个地区的土地加农民，而且，根据《中国改革》的报道，重庆号称农民自愿改变户籍，然而，给派出所设定了指标，给自己的城市化率也设定了指标，这基本可以看出，也不是纯自愿的方式。而且，按照重庆的财力，完全可以估计，其能提供的社会保障程度是相当有限的，不可能超越沿海地区，财政制约是硬杠杠。

 

黄市长说的，美国政府是这么干的，中国政府更应这么干。笔者认为，美国是不可能出现这种超级政府，美国那个市长敢对惠普公司说，“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美国不管那个级别，议会掌握钱袋子，市长无法承诺。即使在中国，没有人大的批准，黄奇帆市长的承诺也是无效的。不过，美国人也知道，中国官员的权力有多大，而且，这个交易中，恐怕，还有其他大量的优惠措施，惠普不是傻子，也会计算。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大败，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不振，民众对其大政府理念也不买账。而奥巴马的大政府，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所谓的全民医疗保险，很多救助三大汽车厂的钱，都已经退出，更没有建造廉租房给公司员工住的可能性。宏观调控，中西质的不同，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是下海游泳，哪里还是调控，这是调侃吧？

 

全能政府的模式，苏联早就试验过，斯大林搞的集体农场，毛主席搞的人民公社，全民免费医疗等等，最后都失败了。关键是逆人性所动，甚至拔苗助长。然而，重庆模式新在，他们联合跨国公司等一起搞集体工厂，跨国公司出品牌、出一些钱，重庆政府公司出地、出人、出钱，双方合资，看似双赢，而作为棋子的农民、土地，最后，只能是听任摆布。棋局好，有份工作，棋局坏，全无退路，一份户籍能养活全家？能供子弟上学？能解决大病手术费？

 

重庆集体工厂模式，看似有理，如“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但实际上，市场经济有时就是这样，物流成本最低的企业，可能竞争不过管理有效等其他有优势的企业，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西最便宜，但其来源是五湖四海，我们甚至发现，在美国的中国产货物比在中国便宜，香港的物价低于深圳。在重庆生产的，未必是最优的，加上，内地和沿海的运输成本比较，重庆工厂模式，是很脆弱的。

 

如哈耶克等经济学家所言，全能政府最大的问题是，人力无法预测所有的经济活动，最终力不所能，结局只能是失败。而市场经济，是千千万万的个体，自由创业，以供需关系、市场竞争等决定成败，看似浪费，却是最有效率的。人为的棋局中，重庆的对手不只是，沿海，还包括东南亚各国，甚至，棋局包括美国的失业率等。人算不如天算，重庆棋局可能失算。

 

重庆大跃进，旨在工业化，手段城市化，速度刘翔化。令人担心，公屋、户籍、土地、工厂，金融的系统工程，这大棋局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错了，一步错，步步错。尤其是，一旦产业调整，重庆工厂的竞争力下降，金融必出问题，同时，进城农民的收入、乃至工作将失去，一旦经济不行，社保的资金将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进城农民想回头做种地农民，不可得矣！产业兴旺，一俊遮百丑。产业萧条，系统将崩溃，届时，重庆大乱，西南糜烂，恐怕是天公不语对枯棋了。

 

最后一点，这么全能的一个政府，手握如此丰厚的资源，而却没有充足的制衡监督机制，将会导致多大的腐败呢？公租屋，户籍，土地，工厂，金融，哪个不是滋生腐败、不公平的肥沃土壤，重庆模式，又如何能避免这全能政府里血肉之躯的腐败呢？

 

中国改革开放多年，经济发展的秘诀是，发展市场经济，鼓励私营经济。如今，重庆模式，逆潮流而动，成败尚未可知，再过多年，历史学家或许可以称之为，（毛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尝试！

 

2010-11-15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沿问题问答 (下)

第十一部分  关于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关系问题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问题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同意开放党禁？
　　▲王占阳：关于所谓党禁问题，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组织的主观愿望问题，而是历史发展的应然性和可能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是实事求是的。小平同志论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始终都是围绕着现代化的需要展开的。沿着这个思路，现在中央文件的正式提法是“长期执政”、“完成执政兴国使命”。这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应该坚持党的领导。至于再往后的事情，那就没有新的论证了。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修改目前有利于一党制的宪法条目？
　　▲王占阳：我认为宪法规定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无需变动。至少可以几十年不变。但在落实这种制度时，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改组ZG为社会民主党？
　　▲王占阳：什么叫做“改组中共为社会民主党”？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是指改党名，那么我认为改不改无所谓，至少也是不具关键性。延安时期美国人曾经建议毛泽东改党名，毛泽东也曾认真考虑过，后来说不改了，因为改不改名我们还是这个党，你们也还是认为我们是共产党。有人把党名看得很重要，认为很敏感，其实根本就没有他们想的那么重要。就是第三国际的政党，不是也有一些不叫“共产党”吗？
　　现在的问题也不是在于党名，而是在于党的实质性内容。我认为，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共产党在伦理道德方面、特别是在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方面，一定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不能有让人民伤心的严重的自私自利、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再就是党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一定要体现邓小平讲的“三个面向”，要有开明性和进步性，而不是封闭保守的。三是要有政治诚信和政治能力，言必信，行必果，说得到，做得到，以为国为民的实际成绩取信于民。我看只要能做到这三条，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网友莺歌艳：我觉得我们民间的思考力还是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说政改，马上把矛头对准共产党，一说有什么问题，马上找政府，这本身就是政治惰性，这种风气不改，谈政改很难。共产党是一个虚拟的主体，我们要改的目标应该更具体，具体到某一个部门，某一个领导。王教授您觉得呢？
　　▲王占阳：一说改革就把矛头对准共产党，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你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就是革命了，而且这个革命是革不成的。在中国社会的现状中，是不会出现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的。首先是价值观就乱得一塌糊涂，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怎么可能搞出一个比较纯粹的宪政民主革命呢？所以，如果把共产党弄没了，那还真的不好办了。但这不仅是民间思考力不足，也是官方思考力不足，因为官方也没有给老百姓指出一个政改出路来。所以我曾说过，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能力问题。
　　■网友恍然大悟：政改的本质，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新定位问题。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还需要政改吗？如果不涉及到这一点，就不能称之为政改，而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改良。
　　▲王占阳：这话讲得有一定道理。政改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一党执政制与民主法治政体相结合，即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通过这种结合，一方面，共产党在民主法治政体中重新定位了，另一方面。民主法治政体也稳妥建成了。所以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你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那就必须认真地考虑共产党的政治利益，考虑它在政革中和新政体中的地位，而且要尽量地使之放心满意，而不是对这件事心不在焉，只是一门心思地强调民主法治；否则，改革就不可能被启动，即使启动了也有可能出现大问题。因清高而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这可以理解，但解决不了问题。改革要力求在整体上走出一条所有各方都能互利共赢的道路来，这样才能有前途。所有各方都不要靠欺骗，因为大家都不儍。这样开诚布公地搞互利共赢的改革，党和人民在政权体系中的地位都会重新定位。党的领导将转变为人民当家作主条件下的领导，这样它就不再是在三权之上直接发号施令的以党代政的领导，而是首先通过人大实现的新型领导；不再是为民做主的党的领导，而是真正领导、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党的领导了。同时，人民也不再是被代表了，而是切实选举自己信得过的人代表自己当家做主了，党也就成为人民赖以当家作主的条件与环节了。这样一来，党和人民的地位、关系根本转变，“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也就实现了。
　　■网友一土月禾：请问王教授：能解释一下多党制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的理由吗？
　　▲王占阳：严格说来，这不是能不能搞的问题，而是效果好不好的问题。邓小平说得对：“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 '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所以邓小平又一再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也就是要管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之时。再往后管不管那就可以另议了。
　　■网友rawboy:这些逐步的改革也不会给你的，这才是问题重点。因为这些东西一放开，多党制马上就要来了。
　　▲王占阳：“这些东西一放开，多党制马上就要来了”，这实际是在干部中引起无谓恐慌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的根源则在于教条主义地套用苏东剧变和中小型国家剧变的历史经验于中国，缺乏基于中国条件的独立自主的理性思考。
　　实际上，这在中国并不是必然的，而且是完全能够避免的。关键是：
　　（1）超大型国家宪政转型道路的长期性客观上需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而且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这是真实的，不是忽悠人的。
　　（2）只要能够积极稳妥有效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使之不是严重滞后于而是至少基本上适应各方面对于改革进度的基本需要，从而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在改革中得到明显的持续改善，使人民从中看到渐进性改革确实大有希望，确实可以行得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激进情绪就会大为消解，因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也能实现。
　　（3）特别是通过改革逐步实行“一党执政与普遍竞选相结合”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使“一党专制”变成“一党民主”，使多党合作制也真正地活跃起来，从而切实满足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公众对于民主法治的迫切需要，尤将极大地增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极大地缓解实行多党制的国际、国内压力，进而也在比较祥和的氛围中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
　　（4）在上述前提下，继续实行“党指挥枪”，也是一种重要保障。特别是在政改推进的初级阶段，尤为如此。再往后发展，社会氛围愈益祥和，军队和武警的内政职责也随之在客观上日益失去了大部分用武之地，再加上党与民主愈益融合，那时这种保障的重要性才会逐步降低。
　　可以相信，只要有了这四条，许多官员对于“这些东西一放开，多党制马上就要来了”的担心，就是不必要的了。
　　真正的危险实际是两条。
　　一是死活不改革，想方设法不改革，尽一切可能地拖延改革，或者只是搞一点不痛不痒的改革，骗骗已经骗不了的公众，最终旧政体导致大崩溃，多党制自然随之到来。这样搞能坚持多久？比较把握地说：十年。十年以后就很难说了。因为旧政体不改，几乎必然会在十年内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与人心向背变化相结合，那就很难说产生怎样的聚变反应了。唯一可能延缓的机会是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实行强有力的民生改革。但在重庆范围内大体上能够做到的事情能否在全国复制，复制的效果又如何，那还是一个大问题。
　　二是模仿苏东等地，搞激进的大变革，一下子全部放开，包括一党执政体制和党军体制也都全部放开，那当然就会立即转向多党制。
　　所以说，最稳妥的办法实际还是“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二、关于党的领导与普选制度相结合的选举制度问题
　　■网友whqhm：老师你好：你的第4条选举制度，操作起来，几乎无法实现制衡；几乎会成为又一个骗局哦。而且，它的成本很高。
　　▲王占阳：（1）只要能够实行真正的普选，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那就必然是一种少投入多产出的良性政治。为选举而花的钱，将会比因为缺乏选举而带来的腐败、分配不公、决策失误、挥霍浪费等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少得多。所以民主政治是经济的，而不是赔本的。
　　（2）一切权力制约最终都是没有权力的人对于有权力的人的制约，所以只有通过普选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权力制衡。
　　（3）与你说的相反，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唯有用我所说的方法，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即无骗局，无真正民主选举才会有骗局。
　　三、关于党权与民权的关系问题
　　■网友风景：王教授您好，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三结合：党的领导，人们当家做主，依法治国，其中非常难处理的一对关系式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矛盾……
　　▲王占阳：关于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我在《党权、民权与人大代表专职化》一文中已经有所阐释。实际上在政党政治时代，世界各国都曾面临过或正在面临着这种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无解的，而是有解的。在议会制国家（即通过议会产生政府的国家），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普选，使党进入议会，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进而获得组阁权，掌握行政权，又通过掌握的立法权立法，再通依法治国，这样贯彻党的意志，从而实现党的领导执政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在中国，我们实现这种统一，也必须遵循这种普遍的政治逻辑和路径。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么这种特殊性就在于我们在宪法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也许有人会认为，没有多党制和政党更替就不民主，但是事实上，一切政党更替最终都是人事更替。采用我说的普选方法，虽然不能实现政党更替，但能实现人事更替，而且是通过多次普遍的自由竞选所实现的人事更替，那么，这样的选举制度还能说是不民主的吗？从历史上看，不是先有多党制，后有民主制，而是先有民主制，后有多党制，这难道不也是事实吗？而这样的事实难道不是已经可以证明我们现在可以实行一种没有多党制的民主制吗？
　　■网友小烨：王老师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关系？
　　▲王占阳：党内民主应当和人民民主（首先是人大民主）相结合。党内民主的意义就在于为人民民主创造条件，党内民主实际也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以选举来说，在政党政治时代，实际普遍是首先实行党内选举，然后再实行党外民选。
　　四、关于“党的领导”与“党执政”的关系问题
　　■网友风景：王教授您好，您对“党的领导”这一提法有什么见解？跟官方表述有什么不同？
　　▲王占阳：人们往往以为“党的领导”就是党执政，但这是不确切的。在政党制度时代，任何国家都有执政党。中国1949年以前也有执政党，这就是国民党。那么，如果说党的领导就是党执政的话，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党的领导”？
　　在中国，“党的领导”是有其崇高的特殊含义的，这就是在政治上要领导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走历史进步之路。所以“党的领导”并不等于党执政，而是首先等于党在政治上走在历史的前列，成为社会进步的先锋队，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向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所以“党的领导”的最本质的内涵就是党的先进性及其实现。由此，1949年以前，中共没有执政的时候，就有党的领导。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也有党因犯错误而未实现党的领导的情况；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先进性，不断地领导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实现新的历史进步。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而是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要紧紧地抓住各种权力，而不管历史是否进步，人民是否幸福，那就是彻底地亵渎了“党的领导”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也是把共产党降低为了一个贪恋权势的旧式政党。
　　由此可知，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实际首先就是党应当积极地行动起来，努力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党在人民的民主要求后面扮演尾巴主义的角色。
　　在这个前提下，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中，“党的领导”同时又有“共产党执政”的内涵，但它同时又是和党的先进性相统一的，而不是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要死死地抓住手中的所有权力不放，即使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过当权力也不放。
　　应当指出，上述观点实际也是中共长期坚持的基本观点，尽管党内也一直有人在偏离这种观点。
　　五、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问题
　　■网友nianqingshihou：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江泽民同志早在2002年就有经典论述，他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请问：既然说优势，就应该有所体现，有一定的标准，那么，这种三结合的政治模式优势在哪里呢？其内在的关系有没有冲突？ 对照这一标准，我们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离这一目标还有多远？问题在哪里呢？
　　▲答：这种三结合的体制目前还是我们的理想，不是我们的现实。主要的缺环就在于民主和法治太薄弱。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太少，还需要不断地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实现三者结合确有很大的困难，其焦点在于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的统一，也就是党权与民权的统一。但这并不是没有出路的。我在《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党权、民权与人大代表专职化》等文中已经指出了解决这种难题的某些关键性的方法。实现这种统一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内在要求。我们不能在党权和民权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只能着力寻求二者的有机统一。否则，两权的对立和对抗，最终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悲惨后果。
　　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和改革实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种统一，尽管这还是非常非常初步的，甚至在某种上还是不很情愿的统一。所以我们的社会中既有党的领导，又有民主自由因素和法治因素，也有三者之间的某种协调一致。但是，真正实现三者统一的最大关键还是在于实现党的领导与普选竞争制的有机统一。只有在这种统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理顺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全面实现三者的根本统一。就此来说，我们现在距离实现这种统一，实际还有很大的差距。
　　六、关于政改目标与政改道路的一致性问题
　　■网友哈哈君：王教授：我是一个搞道路工程设计的。目前正在着手的一个道路工程项目，由于规划变更的原因，为了照顾已有的规划与现状，新项目的线型变得特别扭曲难看。我的问题是，王教授，你的那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所设计的中国政改路线图，是不是跟我当前正在进行的这个道路项目一样，人为的扭曲痕迹太重。以至实现起来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呢？
　　补充，我的意思是，如果为了达到目的地，必要的绕行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绕得太厉害，会不会将目标本身也给绕没了？
　　▲王占阳：放心，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但是，我们也都应当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也都是一种我们必须考虑到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国家，我们所有的改革方案都必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主张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执政为前提，否则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中国还要革命吗？我看还是告别革命比较好。条条大路通罗马，每条大路都有自己的特殊风景。那就让我们欣赏这不同的风景，穿过不同的地带，达到我们心目中的罗马城吧！
　　第十二部分  关于言论自由问题
　　■网友guxiangdeyun：王教授您好，我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司法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党内民主，媒体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您认为最迫切需要进行的是什么？ 共识网有个调查，网友对“推进以媒体开办自由、取消言论管制为导向的改革”和“逐级推进司法独立取向的司法体制改革”呼声最高，您的看法呢？
　　▲王占阳：我认为最迫切需要的是媒体改革。这当然不是说要一步到位地放开，而是说要贯彻落实邓小平当年给朱厚泽的指示：要宽松一些。这是最起码的改革，也是最急需的改革。
　　我认为网友呼吁扩大媒体自由度的要求是人民的呼声，是正义的呼声，是历史的方向，也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主张相一致的。改革之所以要从言论自由开始，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改革的原始动力，并能以舆论监督的力量暂时地弥补民主法制制约不足的缺憾，防止各种社会不公现象恶性发展，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乱，使民间的力量通过改革的渠道得到和平的理性的释放。
　　■网友青枫林下：王占阳先生对国内目前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言论自由权利的现状怎么看？ 温家宝总理说，言论自由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但就现在而言，废除报禁的障碍在哪里？
　　▲王占阳：言论自由的现状大家有目共睹，既有进步，又有缺憾。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大普及，所谓报禁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已经被突破。现在上网的人比看报纸的人多的多，所谓报禁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大幅度下降。邓小平多次讲过我们要搞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对内开放也包括逐步推进媒体开放。近三十年来，虽然没有放开民间办报，但媒体言论自由的尺度已经大幅度地放开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我国社会主义自由化的重要成果，理应予以充分肯定。媒体的进一步放开实际首先还是在于言论自由尺度的继续放开。至于民间参与传统媒体的创办，这在互联网已经铺天盖地的今天，也已不应再是什么敏感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在媒体继续开放方面，应当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以满足人民的新期待和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网友whqhm：老师你好：如何保障新闻的真正自由？
　　▲王占阳：归根到底，言论自由的保障来自于社会力量给予的保障。当这种保障上升为政治法律制度时，就会实现进一步的保障。所以，保障言论自由首先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实践言论自由的愿望、勇气和意志。我们不能把保障言论自由的首要环节放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因为这种政治法律制度本身就是需要我们去创造的。
　　■【主持人】：微博上有网友问：请问王教授，前段时间求是上发表了一篇争议很大的文章，文章里提到《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联想到前段时间，十数名老人写联名信呼吁言论自由；再联想到您个人以前的文章《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您怎么看言论自由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王占阳：应当说，那篇文章对于苏联经验的总结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决定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这在社会舆论问题上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舆论，而不是少数人的舆论控制决定社会舆论。特别是在资讯如此发达、民智如此开化的今天，而且是在社会舆论的基本走势上，就更是这样。如果认为少数人的舆论控制就能决定舆论大势、进而决定国运兴衰，那就是彻底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是典型的唯意志论。邓小平就不相信这一套。他反复强调的就是通过改善人民生活而赢得民心、赢得舆论、赢得前途。所以那篇文章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是与党的理论、党的指导思想是相对立的，大家对此提出批评意见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等于说到根上了吧。
　　［★独孤求败 转发此微博: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网友真相的未来：王教授您好，我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对待历史的。您知道，无论是北京日报，还是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中，都会提到，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和光辉历程，以及现有地位的正统来历。
　　但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的那样，共产党有功绩，也有错误，甚至可称得上罪行的错误，但我们怎么对待它的历史呢？搞清算当然行不通，但是，没有真相，哪来的和解？ 希望能得到您的回答。
　　▲王占阳：党史中的真相，我也知道很多，而且可能比一般人知道的更多一些，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共产党现在是否应该执政的关键。政党是可以变化的，美国历史上的那个支持奴隶制的政党现在不也还是很活跃吗？共产党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都是正确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大目标是正确的，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正确的。问题确实不少，有些问题还特别严重，甚至是触目惊心，但我认为一切的关键并不在于历史，而是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当前的大局之下继续领导中国走共同富裕和自由民主之路。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党的现实表现。只要这一条站得住、过得硬，其他历史上的不愉快的事情，人民都是可以原谅的。
　　苏联当年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历史真相被揭露后，历史被否定；它的现实进步也距离人民的希望差距太大，现实又被否定；历史和现实都被否定，这就形成了人民对于整个党的否定。所以并不是单纯的历史真相和历史否定导致了整个党的垮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历史真相，而在于现实的进步。八九风波时邓小平就已讲过这个道理。有改革开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才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础。我们一定要理解到人民是更加关注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的。如果不是致力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以至于现实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又在已经很难掩盖历史真相的网络条件下笨拙地掩盖历史真相，那就只能适得其反，导致与苏联同类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否定，进而导致整个大厦的彻底坍塌。
　　第十三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统一问题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联邦制？
　　▲王占阳：单一制与联邦制问题都是可以研究的。中共从“二大”到“七大”，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是主张搞联邦制的。直到1949年才转向搞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不仅如此，如果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彻底落实，实际也是联邦制。我们是因为有党的集中领导体制，所以才成为单一制。联邦制对于国家统一的影响首先取决于是何种类型的联邦制，美国是地域联邦制，苏联是民族联邦制，地域联邦制一般对于国家统一没有多少影响。真正危险的是民族联邦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因此解体的。所以中国不搞联邦制应该特指的是不搞民族联邦制。我们要保证未来民主改革中的国家统一，还要做一项前提性的工作，这就是逐步淡化，以致最终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的原理和民族联邦制是相通的，其中都包含了导致国家分裂的种子。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还是有时间创造这个前提的。至于将来究竟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这可以研究。我们还可以思想解放一些，考虑实行介于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的某种中间形态。因为中国有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又缺乏地方自治的传统，所以搞完全的地域联邦制，恐怕也不太现实。
　　第十四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维权、维稳和军队问题
　　■网友艾末未：这么多提问的，都很少提到民间力量对政改的影响，我想知道，民间的维权活动对政改的影响有多大？ 维权活动的下一步会走向哪里？会不会朝街头化和组织化的方向发展？
　　▲王占阳：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最重要的是应当加强党和政府对于维权工作的领导、组织、支持和协调，使党和政府维权工作的领导者、主要组织者和主要协调者，形成官方维权工作与民间维权活动的积极向上的协调机制，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稳定。
　　具体做法，比如可以考虑将“维稳办”转变为“维权办”。维稳办比较容易给人以官民对立的印象，形象不太好。邓小平曾经嘱咐我们，千万不要把党和人民的关系弄到相互对立的地步去。这个指示非常重要。把维稳办变为维权办，可以更好地体现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宗旨，更积极地处理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并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维权办不是第二个信访办公室，它不搞信访，而走依法治国的道路。也就是说，它首先是给受害方提供某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在这个基础上，在辅以其他必要的手段解决问题。这个办法是否可行，建议大家研究。
　　最根本的维权实际还是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因为以权力过度集中为病根的苏联政治体制，实际就是导致大量侵权现象、侵权事件的总病根。所以说，从深切关系人民利益的高度看，我们也必须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同意改组军队为国防军并交由包括联合国、大陆、台湾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临时指挥？
　　▲王占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是国防军。不仅如此，即使在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防军。在一定的意义上，所谓军队国家化不应该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事实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已经大幅度地转变为国防军了。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党与军队的关系不是一个焦点问题，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来没有什么益处，只能模糊改革的方向，徒增改革的阻力。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成立紧急委员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该委员会对于国土分裂活动有核请动武的权力？
　　▲王占阳：不赞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拥有这个权力，不能再将这种权力授予其他任何特殊组织。搞所谓紧急状态委员会，就有可能违背人民意志，制造政治恐怖。
　　■网友leocn90：我的问题很简单，请王教授帮我分析下中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专政”是什么意思。非常感谢。PS：能介绍下这个词如何写到宪法中的就更好了。
　　▲王占阳：（1）早在1949年9月，这个词就写进了《共同纲领》，这是当年新政协的决定，当时不叫“无产阶级专政”，叫“人民民主专政”。文革后，邓小平再次恢复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这实际是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先声。
　　（2）这个“专政”最初是指阶级专政。但到邓小平理论阶段，它的日常主要含义已经变成了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这在《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中表现的非常鲜明。
　　第十五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对外关系和两岸关系问题
　　■武陵山人网友：请问是否同意改组军队为国防军并交由包括联合国、大陆、台湾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临时指挥？
　　▲王占阳：除我们派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外，中国军队怎么能够交给联合国指挥呢？这是断然不能的！至于两岸军队的关系问题，则应视两岸关系的发展，再予进一步的观察和考量。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由联合国在选举期主持并监督选举？
　　▲王占阳：不赞成联合国主持和监督中国的选举。因为中国不是“失败国家”。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国民党民进党等台港澳政党以及海外华人政党组织来大陆建立组织并参加选举？
　　▲王占阳：邓小平说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但是将来能谈出啥结果来，我也不知道。
　　■网友大河中游：共产党能否学学国民党主动政改，能不能来一次100年的社会大和解，国共两党和平竞争，我以为这是一条可行且捷径的路！！！
　　▲王占阳：国民党说不定哪天又成为在野党了，靠不住。一切还得靠自己。
　　第十六部分  时政评论
　　■网友爱新觉罗·不易：王老师，让我们谈谈八十年代吧。纵观中共建政60多年，八十年代似乎是其给人印象最好最为深刻的一个时期，那时候面对改革的主观与客观环境，与现在有何不同呢？
　　▲王占阳：我就是“八十年代新一辈”，对八十年代很有感情。简要地说，八十年代的改革是社会各方普遍共赢的改革，是不断给人们以新的激动和期待的改革，是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主导的改革。据我所知，这与邓小平在幕后的主导有很大的关系。邓小平那时就一再指出，关键不在于GDP，而在于改善人民生活；强调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再就是，当时主政的大多数还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老干部，他们为民服务的精神比较强，他们作为理想主义的一代仍然在感染着我们的社会，因而官场上的腐败堕落问题也远不像现在这样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心情自然是比较舒畅的。同时，市场经济的弊端还没有显现出来，这也是导致乐观情绪的一种重要因素。
　　了解了这一切，自然也就知道了现在与那时的区别究竟有多大。
　　■网友胡公公：请问王老师您对最近的“我爸是李刚”的事件怎么看？
　　▲王占阳：这件事是对否认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论的根本否定，尽管它本身还不是全面的否定。这种否定是从政治体制改革与解决干部特权问题的关系展开的。
　　干部特权并非现在才有，孩子无意中跟着父母享受某些特权也并非现在才有，而是早在“文革”前就有了。但那时基本上还是很朴实的，特别是对于孩子的个人心理很少有影响。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革命传统教育，不是特权影响。
　　说到“我爸是李刚”，我就立刻想到，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曾有一个同学在寝室里神气活现地说：“我爸是营长！”。其实在我们学校里他爸官最小，但他不知道，我们大家也都不知道。当时不时兴这种炫耀，一进学校就是浓厚的革命传统教育，诸如请老红军讲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等等，所以“我爸是营长”很另类，令我印象特别深。但从今天的观点看，这实际只是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父亲的一种崇拜和荣耀感，是一种正常心态。那时是“文革”前夕，他爸肯定也是打过仗的，是闹革命的，不是欺负人的，所以“我爸是营长”不含有任何仗势欺人的心理和威胁意味。但“我爸是李刚”的潜台词就已经是“我爸能收拾你”了，这是非常跋扈的！那么，从“我爸是营长”到“我爸是李刚”，这说明了什么？这首先说明：在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长期侵蚀之下，干部特权已经非常严重地发展了；革命党不仅没有转变为正规的执政党，而且更日益严重地蜕化变质了，以至孩子们也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了。老革命们给孩子的教育与李刚们给孩子的教育显然是截然相反的。干部特权已经如此深入骨髓，由此可见一斑。
　　再就是邓小平当年提出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干部特权问题，所以这更说明，即使是相对于这个目标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也已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了。严重滞后于什么？在这里就是严重滞后于特权发展蔓延的速度，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和进度远远满足不了控制和消除干部特权的迫切需要。现在网上“我爸是李刚”的造句已经达到了40多万条，可见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了！都到了这个份上了，却还在那里否认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让人怎么想？是不是非要等到这种苏联政体使得党和国家彻底蜕化变质、革命先烈的热血彻底白流、人民群众走向彻底绝望之时才能叫做“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啊？！简直是莫名其妙！
　　■网友生在红旗下：王先生，请问：您怎么看伟大领袖薄书记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农民上楼、大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毛主义是否有重夺政治话语权的可能？
　　▲王占阳：我在1993年就出版了一部50多万字的《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人总是认为毛泽东思想都是跟改革开放相对立的，作为专业研究者，我不认可这种观点。我认为毛泽东的好多观点，特别是1949年建国以前的许多观点，实际是很适合改革开放的需要的。
　　至于重庆薄熙来同志主持的工作有声有色，引人瞩目，但是我的研究不够，不能发表完整的见解。我认为打黑是没有问题的，全国人民都支持打黑。唱红，唱唱“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它实行了民主好处多”等等，也挺好。至于“社员都是向阳花”之类，我觉得那不是“红歌”，是“灰歌”，那就不宜唱了。除“红歌”外，我觉得唱唱“蓝歌”也挺好，比如《蓝色的多瑙河》之类，陈老总也很喜欢的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之类，也都非常健康，应当推广普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如农民上楼、大学生上山下乡等等我都不大了解。但中国迫切需要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现代文明理念的有能力的领导人，则应是毋庸置疑的、
　　■主持人：现在问一个微博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广州的亚运会前两天推出一个非常尴尬的举措，地铁免费，免费是好的事情，但是最后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政府紧接着马上就采取的措施，取消了这个免费，就改成了补贴。我的问题是，您认为现在体制内的政府人员，他们自身对改革是怎么看的？
　　▲王占阳：其实发达国家也有很多免费的地方。我们是该免费的地方没免费，不该免费的地方却免费了。北京地铁实际上是半免费，也没有全免费。有些地方是需要经济调节的，经济调节的作用好一些。广州市政府也是好心，就是走得猛了点，变成了全免费了，这就出问题了。这里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欠缺世界性的视野、理论的功力、逻辑的推敲，政府的决策往往只是少数人的决策。
　　■主持人：这位网友想要表达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政策没有经过调研就出台了。可能本意是好的，但最后产生的效果却不一定好。
　　▲王占阳：其实这样一种大范围的政策是需要一点调研以至于小范围的试验的。我们不应说任何地方实行免费乘车都会挤成这个样子。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时候，它的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有轨电车，而且凡是旅游者都可以乘坐红色的免费有轨电车，我们也坐过。当地人也可以说我是旅游的，没有人管他，但这种车并没有被挤爆，还是挺宽松的。可见在那种社会环境中搞这种免费车是可以的。但在中国的环境中，因为我们的收入差别太大，低收入群体太大，有的人是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他当然就要挤这个车了。这跟人家福利社会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福利社会行得通的免费车，在我们的社会中就行不通，这是很自然的。
　　■主持人：今天王教授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非常宝贵，我相信很多网友都对您今天的回答应该会很满意。我们很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我们想最后请您跟共识网说几句话。
　　▲王占阳：共识网现在成为了中国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和公众事业的主流网站，这是共识网非常重要的成就，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境界确实是非常不容易。我对你们过去的成功表示衷心的敬意。对于你们未来的成功寄予高度的期待。
　　■主持人：感谢王教授，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欢迎大家就这个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沿问题问答 (中)

■网友恍然大悟：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普世价值理念吗？如果没有，那么是不是要和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理念并轨呢？因为，没有这些理念，就没有政改的方向。而没有方向的政改，不是造乱，就是忽悠。
　　中国共产党来自于共产国际，且始终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行为宗旨的。那么，当今世界产生了一个一人权、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作为世界一份子的中国，是不是也要站在世界大多数人的一边，推崇这种价值观呢？如果不是，而是反对。那么，这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最初宗旨呢？又如何向国人交代自己始终是站在大多数人利益上的呢？
　　GDP行为，其实是逼迫下属地方官员之良为娼、为匪、为盗的行为。作为执政党，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政改会不会又是另外一出逼良为娼、为匪、为盗的全民性悲剧呢？
　　官媒说，以往方向都没有错误。那么，没有方向上的错误，还能叫政改吗？没有方向上的错误，只能是改良或者叫修正。
　　以上几点，都仅仅只是政改的一些前提。如果没有给予这些前提以明确的答复，政改将会成为什么样？
　　▲王占阳：共产党有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呢？当然有！我曾有《普世价值是立党之本、建国之基、改革之源》一文专门阐述之。从理论上来说，共产党的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观。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的普遍自由，这不是普世价值观是什么啊？如果没有普世价值观，哪能有中国共产党呢？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仅仅适用于欧洲，不适用于全人类，当然也不适用于中国，不是普世价值观，哪我们中国人还凑什么热闹、搞什么共产党啊？所以普世价值观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普世价值观，中国就不需要学欧洲搞什么共产党了，也用不着搞什么民国了，就像清朝那么干就行了。
　　你说的对，普世价值是符合人民的普遍利益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之。
　　官媒说以往方向都没有错？不知道你指的是哪家官媒？我们的官媒在任何时期都是说以往有方向性错误的。毛泽东的“十次路线斗争”，当年官媒炒翻了天。后来邓小平又说毛泽东晚年犯了极“左”错误，那当然也是方向性错误，官媒上也沒少说。
　　要说有问题，那就是有的官媒把邓小平批评的“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美化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在实质上取消了政改任务。但我不相信《求是》、《人民日报》比邓小平更权威。他们当中谁敢站出来说自己比邓小平更权威？中国官方的政改论述，在总体上至今仍然无人能够超过邓小平。不仅没超过，而且仍然严重地落后于邓小平，仍然需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仍然是超级理论权威，谁人有资格和敢于与之相比肩？所以那是官媒的错误，并不代表官方法定（宪法、党章）的正确观点。
　　邓小平对于21世纪的政经改革有很好的大思路，按此推进应该不会有大问题。GDP不是至上的，这在邓小平那里也是早已明确了的。但后来一些人把邓小平理论曲解了，天天就是GDP之类，这才出了大问题。
　　第七部分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
　　■网友萨科齐怪：王教授，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在反对“普世价值”，更热衷谈论“中国模式”，并引以为豪，您认为“中国模式”是个什么东西？又做何评价？政治上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呢？
　　▲王占阳：第一，据我所知，在北京知名学者当中，赞成普世价值的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反对普世价值的不到百分之一。
　　第二，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则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体制，进而建立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体制；只有在这种现代体制已经建成之时，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已经摆脱了苏联模式，建立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还远没有成功，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还有大量尖锐复杂的问题有待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公然宣称已经形成了所谓“中国模式”，其实质无异于要以这种中国模式论否定邓小平理论，阻挡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当然个别改革派学者也主张中国模式论是出于某种纯学术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并不稳妥）。邓小平曾经说过，搞现代化，第一步靠改革，第二步也要靠改革，第三步更要靠改革。现在正是走第三步的时候，正是“更要靠改革”的时候，却冒出了所谓中国模式论，而且在某些人中甚嚣尘上，岂非咄咄怪事？！这是一股历史逆流，必须加以坚决反对！
　　第三，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一个模式。比如说，北欧几个小国，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小国尚且如此，大中型国家就更是这样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未来也会出现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政治模式。但这种政治模式还不是现实，还有待于通过长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创造。
　　■网友莓事儿透着乐：现在是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是怎么划分的？从那年开始的？
　　▲王占阳：从2000年开始。邓小平的“三步走”规划是：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从21世纪初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21世纪的发展“更要靠改革”，这是邓小平的原话。
　　第八部分  关于中西民主异同问题
　　■网友徘徊者：党媒一再强调，绝不走西方民主的老路，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那么，西方民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有哪些根本缺陷？ 有哪些数据能够说明西方民主走不通？
　　▲王占阳：邓小平理论是已经写进宪法和党纲的。邓小平同志主张，我们将来要建立比西方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个话有两层涵义，第一，西方现在已经建成了高度的切实的民主；第二，我们将来还要更上一层楼。这个基本判断我们要坚持。从十九世纪起，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主义领袖就开始极力推进西方社会的民主化。人类二十世纪的伟大进步之一就在于首先通过实现普选创造了邓小平所说的高度的切实的民主政治。否认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西方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伟大成果，故意无视西方政治体制良好运作的客观现实，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政治态度，不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张之所在，而是一种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观点。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要前进，那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这其中就包括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所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种政治现实，将会深远地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首先讲究原则性，特别是讲究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
　　动辄强调所谓西方民主和中国民主的对立是错误的。正像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全球通用的一样，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也是全球通用的，而且这两套规则是配套成龙的。这种世界普遍性是第一位的，国别特殊性则是第二位的，尽管这并不等于国别特殊性就不重要，比如并不等于党的领导就不重要。
　　还有，邓小平说我国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把这种政体美化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我看问题很大，实际是从根本上取消了政治体制的基本任务。这不是真正的邓小平理论，连山寨版的邓小平理论都够不上。看不出这种未经任何论证的“新观点”有什么高明之处。我看还是邓小平理论高明。邓小平主张本世纪中叶实行大选，认为那时才是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此前都是“不够格”。这才是地道的社会主义理论！
　　■网友：王教授，请问：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最终是不是还是全盘西化？西方的民主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已繁荣200年（比如美国），难道我们不跟最发达的国家学习吗？
　　▲王占阳：我们当然应当向发达国家学习。民主法治的基本规则是全球通用的，而且它也正是在发达国家获得充分实现的。不向发达国家学习，不尊重基本的政治理论、逻辑和规律，总想南辕北辙地另搞一套，根本就行不通。我们要对自己的国家负责，首先就要承认落后，承认普遍性，不能自欺欺人。
　　但要将此概括为“全盘西化”，那也不妥当，而且可能导致实践中的严重偏差。世界各国的宪政民主，不仅道路各具特色，而且结果也各具特色。英国是议会制，美国是总统制，法国是二者的综合，中国究竟搬哪个？总不能将这三样都搬过来吧？仅此即可说明“全盘西化”不可行。当然还有更多的道理可以说明之。所以，作为结果，中国未来的民主绝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民主，而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普遍民主”。
　　■网友sixururong：王占阳先生，您好，请问您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什么？一个怎样的体制才算是一个好的体制？怎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人民的幸福感来自什么？新社会主义新在哪里?
　　▲王占阳：目标应当就是宪政民主，而且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那才算是一个好政体。许多人不知道，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期目标也是宪政政体。十三大确定的只是近期政改目标，不是远期政改目标。
　　讲到社会主义，首先就有一个定义问题。我曾用许多篇幅证明：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按照这个定义，哪里实现了普遍幸福，哪里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哪里没有实现普遍幸福，哪里就是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因为19世纪近代社会主义兴起之时，它所面对的基本现实就是普遍痛苦，而它的最终追求就是实现普遍幸福。
　　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因为社会主义并不能直接替任何人创造幸福，幸福实际是需要每一个人去独立自主地争取和获得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实际是创造普遍幸福的条件，普遍幸福的条件就是普遍幸福的源泉。这些条件既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等等内容性的条件，又包括具有普遍幸福主义功能的各种制度性的条件，当然也包括普遍幸福主义的政治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创造和完善普遍幸福主义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只能是宪政民主制度。但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做到这一点。现阶段我们应当努力实现一个政改计划，这就是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初步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初步建成民主政体。
　　什么是新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宪政民主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是宪政社会主义；就是明确地以普遍幸福为最高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因而也是最富有理性和能避免种种异化现象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早已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广泛发展、完善的客观现实，也是中国未来的历史必由之路。
　　第九部分  关于民主转型模式问题
　　■网友威廉退尔：王占阳先生，您认为，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台湾模式、韩国模式、苏联模式，这些转型模式，哪一种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最大？
　　▲王占阳：我不久将在《论超大型国家宪政道路的特殊性》一文中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简要地说，超大型国家的宪政道路不可能是中小型政治共同体宪政道路的翻版，中国不可能实现急剧的宪政转型。中国必须通过几次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几个台阶，才能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主持人：现在问一个微博网友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对台湾模式怎么借鉴？
　　▲王占阳：台湾经验的一个要点就是先推行县市级的民主改革，发展地方民主选举。其实这个经验也是欧美各国的共同经验。欧洲中世纪的自由城市不仅有自由，而且还有民主法治要素。威尼斯商人那时就是这样。所以，地方自由民主法治先行发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经验，台湾经验再次证明了这个经验是可用的。所以当年邓小平、彭真先推基层、县级民主改革，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也主张首先积极推进县级政治体制改革。
　　至于全局性大的改革，大陆和台湾虽然都是一个文化背景，都是中国人，但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差异太大。在这样大的政治共同体中，要想一步到位地实现宪政民主是不现实的。必须经过几次大的改革，上几个大的台阶，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至少几十年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民主转型。
　　有人说，搞民主，一个礼拜就能搞成。要我说，如果严重缺乏充分必要条件，搞成一个礼拜后，就会被扭曲得不成样子。
　　当我们考虑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我们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大洲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来考虑。当你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你看看欧洲就明白了：欧洲从1500年左右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变，转变到现在俄国还没有彻底民主化。五百多年了，容易吗？所以大的政治共同体和小的政治共同体是不一样的。有机会我们再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无休止符：如何避免一些组织利用上位的权力或庞大的经济实力干预基层的民主？
　　▲王占阳：这个问题我过去谈过，办法就是积极推进县乡级政治体制改革。
　　■王老师，缅甸军人集团通过他们自己主导的“路线图”，既实现政体形式从军政权向文官政府的转变，又保持了军人集团的特权。对这种转型形式，特别是宪法中规定军人占有议会1/4席位，还有在实际上军人脱下军装组成自己主导的政党利用当权优势来竞选，您认为对中国的政治转型、对中国的执政党有什么意涵？有什么启发？希望您能直面回答呵！
　　▲王占阳：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样才有意思。我谈三点意见：
　　（1）这件事再次证明，民主竞选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大潮。我相信全国人民都能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感悟到这一点。执政党的政治文化素质高，更能领悟到这一点。
　　（2）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地考虑过“民主关”的问题。不是绕过民主关，而是闯过民主关。也不是闯过民主关后就伤痕累累地倒下了，而是能够更加长久地活跃于中国政坛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了。办法多得很，关键是思想要解放。思想不解放，就会束手无策，结果只能死守摊子，“稳定压倒一切”。只有思想大解放，才能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中国是超大型国家，不能模仿缅甸等中小型国家急剧转向多党制的模式。正如邓小平一再指出的，现在搞多党竞选，势必天下大乱。但中国也不能因此就不搞任何竞选，拒绝走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大道。只是中国在走这条道路时必须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样才能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走通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首先就是我说的“选人不选党”的道路。如果连这样的改革道路也拒绝，那就只能走“治乱循环”的历史老路了。
　　第十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
　　■网友那一天：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建立政改特区，我认为这一思路是可行的，风险又小，为什么不允许地方大胆试验？
　　▲王占阳：我个人不倾向于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我主张在理性的制度设置的基础上，尽快地推广现阶段切实可行的政改措施。搞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再在特区里实验十年，十年后再推广“先进经验”，黄瓜菜都凉了。香港实行基本法难道是在香港的某个角落试行十年，然后再推广的吗？在人类政治文明已经有了大量积累的情况下，现在需要实验的东西并不多，大量的是运用已经成熟的逻辑、规则和经验。真正需要特殊考虑的，一是党的领导执政与民主法治关系；二是地区间的重要差异。
　　邓小平搞经济特区，骨子里不是搞“试验”，而是搞“桥头堡”，然后逐步推开。但市场经济可以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开，民主政治则不能用这种马拉松的方式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开，因为整部国家机器必须保持大致的统一，否则它就会走向紊乱、瘫痪和崩溃。
　　但我赞成经济特区增加政治改革的任务，而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特区。不仅经济特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应是这样。
　　■网友不识东西：王老师，民主谈来谈去，还是那些东西，话都讲滥了，但似乎还是没有进步。民主是不是早该进行技术阶段了。民主改革的“一五计划”是否该明确提出了呢？您有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设计呢？
　　▲王占阳：（1）当前仍然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对于民主的具体认识还需要普及。比如我们最近讨论的人大代表专职化问题，就是一些长期推动民主进程的人士也没有关注到的重要问题。
　　（2）当前确实已经进入到了需要通过广泛的研究、讨论制定中国民主改革路线图和实施方案的时候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一步到位，必须经过多次重大飞跃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因此，当前我们尤其需要的是制定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从而使五中全会提出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得到应有的落实。

王占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沿问题问答 (上)

   共识网按：2010年已近年底，共识网推出学者在线栏目，并特别策划“年度关键词”在线交流活动。我们对2010年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政体改革”、“选举法修订”、“房地产调控”、“维稳”、“社会极端暴力”等，分别请关注这些领域的学者就其中的某一话题跟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11月10日共识网“学者在线”第一期如期推出。本期主题为“中国政改前沿问题”，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王老师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历史理论、历史哲学、普遍幸福主义理论、新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近期在新著《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月第1版，2006年9月修订版）中提出并系统阐述关于普遍幸福主义、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基础理论。另著有长篇学术专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50余篇学术论文。
　　本文为这次交流活动的文字整理，经王占阳教授审校改定，在此向王老师致谢！
　　地点：共识网访谈室时间：2010年11月10日下午15：00-18：00
　　王占阳教授在共识网访谈室与网友在线交流
　　王占阳：各位网友，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可能期待已久了。共识网策划了年度关键词学者在线交流，对于2010年共同关注的问题跟网友进行交流。今天我们有幸邀请了王占阳教授，来跟大家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王老师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我们有请王老师，跟网友交谈问题，给网友在线解答。
　　第一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问题
　　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那一天：皇埔平先生提出改革三步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他同时认为，这三种改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想请教王老师的是，社会改革谁来主导？民间的各种创造力，其实最终都会遇到政治瓶颈，民间活力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张力要怎么认识呢？
　　▲王占阳：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凡是经济发展到我国目前这种程度的国家，如果能有相当程度的民主基础，即能获得较为顺利的发展。民主实际是社会改革的基础，所以也是民生的基础。历史上，西方国家都是在民主发展的基础上才出现了相应的社会改革的，这种经验后来又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复制，说明它是包含某种历史规律的，这种规律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这当然并不等于说历史的顺序不应和不能有些许的调整，但我们仍然应当看到社会改革所要解决的是社会公正问题，特别是要实现真正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而这种改革所需要的主持公道的政治权力只有民主政体才能可靠提供，威权政体的可靠性和充分性则就差得多了。
　　二、关于政治改革与民生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八宝粥：王教授，您好！丁学良教授指出：中国当局有时候引导公众去错误解读政改，比如将民生改革、行政改革等当作政改的部分，他说应该厘清政改概念，政治改革是和权力相关的，且政治改革在短期内并不会呈现明显的物质或经济利益回报。他进而得出结论，执政党并无政改动力，你是否赞成这种说法呢？
　　▲王占阳：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行政体制改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政治体制改革与民生问题之密切也是毋庸置疑的。
　　公共财政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发展问题，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政治体制问题。公共财政事业发展越深入，它的政治体制改革性质就越强，这是因为，所谓公共财政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制性的财政。如果公共财政还只是处于在财政收支方面向民生方面倾斜的阶段，这还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但要使这种倾斜达到应有的程度，并使之得到应有的保障，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现实，那就必须使之向阳光财政、民主财政、法制财政的方向发展。在这时，我们就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了。
　　现代民主法治本来就起源于财税领域里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它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至今也仍然是用于解决财政收支问题的。议会必须拥有决定纳税的权力，否则就不成其为议会。议会更要有决定财政支出的权力，否则它也不成其为议会。民主法治是为公民利益服务的，而公民利益大部分就是经济利益。所以现代议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讨论决定财政收支问题的，现代政府也是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落实议会确立的年度预算法案的。可见政治体制改革与民生问题的关系必然十分密切。
　　民生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得到决定性的解决和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通过强调它的民生功能才能赢得最广泛、最有力公众支持。就此说来，五中全会决议提出的“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实际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财政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广泛重视，也没有被纳入到某些人士心目中的宪政视野。
　　也许某些官方人士认为只要利用现政体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改革和民生问题的解决，这样就能尽可能地拖延和逃避政治体制改革，但历史已经并将更加有力地证明，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实际只能是一厢情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欺欺人，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等，实际就是它的最好腿脚注。民生仍将是民主的强大动力和源泉，而财政问题就是民生与民主的最大结合点。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大河中游：王教授您好!政府大谈经济转型，可一个五年计划过去了，收效甚微，而且经济对出口、对资源、对大投资项目、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到底出路在哪里？显然单从经济到经济的手段是没有新路可走的。只有实现民主转型才能克服现在的弊端。
　　▲王占阳：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出路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实现必要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所以十二五规划成败的将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取决于规划表达的良好愿望，也不是取决于缺乏合理政治体制支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手段的运用。
　　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laohan：公权腐败早呈蔓延之势，广大弱势百姓受尽了权力的欺压，可行政体制改革却长期停止不前，请问王教授：这是为什么啊！？
　　▲王占阳：原因很清楚，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实现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在行政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行政体制改革肯定是有限的和容易倒退的。所以行政体制改革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只有在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才能够达到其理想目标。
　　■网友吴锦宝：昨天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全文）》，您对“法治政府”乐观吗？
　　▲王占阳：国务院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但只靠国务院又是不可能建成法治政府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和专横。没有分权制衡谁都没有办法。政府只有在与人大、法院的分权制衡中才能受到持久有力的充分制约，因而也才能最终变成“法治政府”。
　　■网友流泪的幸福：我认为，没有司法独立，言论自由，权力制衡，其它改革比如分配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等，都很难推行下去，因为，没有外部压力，一旦涉及到自身部门利益，就会遇到强大的阻力。王教授的看法呢？
　　▲王占阳：你说的对，没有权力制衡，什么都难办。但我们也不能等到权力制衡的网络编织起来以后，再去做现在已经急需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只能是边前进、边改革，逐步达到理想的彼岸。
　　第二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紧迫性问题
　　■网友疯癫与文明：我记得共识网有一个调查，问网友对政改紧迫性的看法，90%多的网友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时不我待，应及早迈出关键步伐。王教授认可这一看法吗？您认为中国民众对政改的紧迫性是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还是仅仅是媒体和知识界在鼓吹？
　　▲答：近几年我一直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高度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性是指一种战略紧迫性。也就是说，虽然现在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也能过得下去，但我们将会因此失去改革的历史机遇，特别是失去改革的基本条件，以至将来再想改革都不可能了。
　　改革的战略紧迫性是许多知识界的朋友、许多党政干部、许多有见识的网友、还有相当数量不上网的朋友都已看到的，并不是媒体忽悠出来的。历史将会证明我们的这种历史感、这种政治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现在社会上确有许多老百姓没有意识到这种紧迫性，也有不少干部并不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很紧迫，但这并不能证明目前仍不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紧迫性。这种战略紧迫性并不是每种认识水平的人们都能认识到的，但它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
　　■网友有名有份：看了大家的提问，我内心很沉重，为什么沉重呢？好像大家觉得现在政改非常具有紧迫性，非改不可了。但是，政改紧迫性成为朝野共识了吗？我怎么觉得老百姓压根不关心这个问题？大家关注的还是怎么挣钱，怎么谋利，请问，如何解释这种认识差异？
　　▲王占阳：（1）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是指它相对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稳定需要的紧迫性。对于这种紧迫性的认识和表达，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有一个利益问题。有人不是不知道这种紧迫性，但又认为这种改革对自己不利，所以才又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紧迫性。这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了。但利益问题实际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认识问题，并不是真正的利益问题。我在《关于如何实现民主改革的六点意见》一文中已经讲到过这个问题，这就是“解放利益观”。
　　（2）老百姓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政治体制改革，这需要系统的社会调查。依靠个人的接触，各种结论都可能得出。比如给我们家装修房子的泥瓦工，就曾突然非常主动地大谈起多党制的好处，令我非常惊愕。所以说面上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还需要科学的调查，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3）无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否已经意识到中国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迫切性都已是客观现实了。因为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有至关重要的分配制度改革，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基于扩大内需的整个发展战略，不可能继续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通过真正制度性的反腐败、公平分配、司法公正等等从根本上扭转近十年来人心迅速流失的危险趋势，因而也就不可能避免因经济恶化、社会矛盾尖锐化和人心流失所导致的未来（十年以后）的重大社会危机和危险变局。这样一种认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达到的。但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那就极有可能已经是没办法再改的时候了。也就是说，那时出现的极端严重的形势更有可能导致的是政治激变，而不再是温和的政治改革了。
　　■网友玉帅：政改是否真的迫在眉睫，还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戊戌变法在甲午惨败才兴起，清末新政在庚子之役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才有动力，且说时间较近的台湾民主化转型，也是在民间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展开的。而反观今日之中国大陆，外无列强威逼，内无规模化、组织化的民众反抗，而当政者又在“积极稳妥”地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只有一批上不着天（高层）、下不着地（民众）的知识分子嚷嚷地厉害。如此情势之下，政改动力从何而来？请问王教授对此怎么看？
　　▲王占阳：现在大家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实际都是指它的战略紧迫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更是如此。大改革必须有大的提前量，不能等到火烧眉毛时再动手，那时可能就太晚了。火烧眉毛后，改革派很容易因为对手的顽固等原因而走向过激，演变成为革命派，以至改革彻底失败，革命也是半吊子，不可能达到理想目的。你提到的戊戌变法和晚清新政，就都是这样。从“稳坐钓鱼台”的角度看，现在政改确实仍未迫在眉睫，但从政改的战略紧迫性看，现在政改实际已经迫在眉睫了。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历史责任感所使然。现在即使是《环球时报》公布的调查结果也已表明：“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知识分子只是见识更多一些、紧迫感更强一些、呼声更高一些罢了，并未处于“下不着地”孤立状态。至于所谓“上不着天（高层）”，也不真实。在中国老百姓中，最能“着天”的恐怕就是知识分子了。那么，“如此情势之下，政改动力从何而来？”我认为动力己经有了，只是增长、凝聚的还不够，还需要积蓄和凝聚更大的力量，才能最终在政改中显现出来。
　　■网友爱新觉罗·不易：王老师，有人说中国目前的情况，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问题严重，很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历史会不会重演？有没有苏联式转型的可能？
　　▲王占阳：放心吧，如无意外，十年内中国大局稳定。也就是说，十年内时局是可控的，即使是出现了严重局势也是这样。但若不在这十年内抓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就会从根本上丧失继续决定性推进这种改革的历史机遇，而改革失败后，形势就会从根本上恶化，进而导出新的历史大变局。至于这种大变局具体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爆发，那就非常难以预料的了，因为那将是必然中的偶然，而偶然性是几乎不可预测的。也就是说，一旦到了那个份上，那就已经是防不胜防了；否则，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了，齐奥塞斯库也不会有事了。但中国那时不会出现苏联那种相对平稳的转型，则是可以预计的，因为这是由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素养和社会现实基础所决定的。
　　第三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
　　■姜嫄网友：王占阳教授您好：您的那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我觉得这五点意见很好，可是，改动的动力从哪里来呢？好像改革还是有基本共识的，但是推动力在哪里？依靠哪些力量呢？
　　▲王占阳答：历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都在社会、在民间，在于人民的要求、觉悟和行动。其次，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扮演着将社会的、民间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加以概括、凝练，进而提出相应建议的历史角色，是使社会的政改需要和要求转变为政界的改革意愿和方案的中间环节，所以知识界的政改努力和见识也很重要。最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还在于许多党政干部也具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功立业、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以及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党政干部群体内部的不公现象需要。所有这三个环节都是不可缺少的，所有这三种力量都是依靠力量。
　　■网友吴锦宝：王老师，谈政改有许多现实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现在似乎表现最为明显的问题表现在地方征地、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群体事件上。
　　▲王占阳：其实这些自焚事件、群体事件正是改革的原始动力，事件中的群众也正是不自觉的改革原动力。整体说来，普通民众都是改革的原动力，是改革的“一级火箭”。知识分子至多只是“二级火箭”。改革派领导干部则是“三级火箭”。有了这枚“三级火箭”和它的“成功发射”，才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到来。历史是合力的产物，事在人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切莫妄自菲薄。
　　■网友华国心：如果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来划分，现在哪些力量是促进改革的进步力量？访民算不算？互联网算不算？NGO算不算？还有哪些呢？
　　▲王占阳：历史将证明，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发挥伟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历史规律性。当我们想到印刷术之于文艺复兴，报纸之于十九世纪社会变革，广播电视之于二十世纪的大众民主之时，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这只是对于这种技术手段的政治功能的整体评价。同历史上各种传媒技术进步一样，互联网也会被落后、保守、顽固、以致反动的力量所利用。但这只是支流，不是主流。从总体上来看，互联网非常有利于中国的民主与进步。
　　信访制度与依法治国相互矛盾，前者在实质上是对后者的否定，而且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也认为应当取消信访制度，同时真正健全我们的司法制度，使公民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有关的法律问题。访民应当因此而消失，而不是通过“安元鼎”而神秘的消失。
　　NGO当然应当尽快发展。许多作者已经阐明了这种发展对于民主法治建设，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促进改革的进步力量还有很多，恕不能在此一一列举。
　　■网友青枫林下：王教授认为体制内是否存在开明派和保守派这样的一个区分？您认可这两个说法吗？如果有所谓开明派，那么，哪些人是开明派？是什么决定了他们成为开明派？
　　▲王占阳：这个说法大体上不错，但也不完全准确。腐败分子往往在国际视野和现代文明方面很有见识，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又是保守派。有些同志廉洁奉公，兢兢业业，但见识不够，观念保守，因而也成为了政治体制方面的保守派。所以中国保守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奇异的结合体，即这两种在腐败问题上立场、态度上截然相反的人士之间的奇异结合。
　　毫无疑问，体制内有大批的开明人士，他们当中既有高、中、低级党政干部和公务员，也有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大家实际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明了，这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基本事实。
　　还有，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在中国，不仅党政机关，而且所谓群众团体（如工、青、妇）和事业单位（如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也都是体制内的。那么，这样放眼望去，所谓“开明派”，难道不是无所不在的吗？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代表人士，难道不是你一闭眼睛就能想到的吗？
　　■网友有名有份：王教授，官民矛盾激化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官员们还不觉醒？是他们身在其中身不由己，还是利益驱动？还是其它原因？
　　▲王占阳：其实官员们已经普遍地感觉到这个问题，在许多官员中都在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许多官员也都因此很想搞一些政治体制改革，以舒缓来自民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的现状是党政干部中程度不同地主张现在就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很多，沉溺于既得利益、买官卖官、仗势欺人、花天酒地、害怕政治体制改革给自己带来严重损害的人也相当多。打破这种僵局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顶层的制度设计和战略决策。所以近年来有些专家一再呼吁尽快重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我认为这个呼吁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不识东西：党内似乎还有“民主派”、“改革派”，但“改革”能否跟上人民的诉求？您在体制内工作，想听听以您的了解，党内高层人士面对改革都持怎样的态度。
　　▲王占阳：党内确有许多高中级干部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很有见识，思想并不保守，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网友克尼卡：请问王老师个问题：1、政治体制改革是谁在想？2、政治体制改革是谁在改？3、政治体制改革为谁改？4、政治体制改革要改什么？谢谢?
　　▲王占阳：知识界在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网友在想，这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好多干部在想--有的在想怎么推动，有的在想怎么防范，有的在想改完以后会怎么样。确实是大家都在想，有想积极推进的，有想消极防范和开倒车的；有在旁边遐想的，有在其中出谋划策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整个说来就是政界、知识界、老百姓都在想。
　　第二个问题是谁在改？应该确切地说谁在推动改革吧？第一是老百姓在推动，这是最原始的。比如，群体性事件实际就是在无意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的不满情绪也在无意中成为了改革动力。
　　第二是知识分子在推动。知识分子实际主要是借此说话，所以是一种中介性的力量。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因为没有知识分子，一些上层人士就难以体谅民情、体认大势和成为改革派干部；一些干部总是出没于豪华场所，哪里知道多少老百姓的疾苦和心声，理解多少思想界的见识和要求；所以知识分子也很重要。
　　第三是好多干部在推动。这些推的办法呢，有的是偷偷地、悄悄地说：得改了，再不改就不行了，不好办了。这种舆论在悄悄地扩散。有的跟知识分子说：你们说，我们不便说。所以知识分子就被人家当枪使了，但我们也愿意，因为我们的枪本来就是往那个方向开的。还有的在私人友情聚会场所，大家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情投意合。这些都是政界中的舆论推动。还有，有的干部给这种舆论开绿灯，提供讲台，提供场所，提供论据，甚至提供论证。我看更有一些干部是在积蓄力量，观察动向，按兵不动，等待时机。是不是有人正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政改）”，也可以观察。
　　为什么干部中会有这种现象？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干部的学历、素质普遍比较高，见识比较广，因而对于历史大潮也比较敏感，再加上历史责任感和正义感，自然容易倾向于改革。
　　再就是他们普遍感到干部升迁不公，大多数人是受害者，这更是大部分党政干部支持政改的普遍原因。前不久我就知道一件事，一个省厅级单位有10个正处级干部，忽然腾出了一个副厅级干部的位置，但最后却是其中最差的那位升上了副厅级，结果另9位都在骂。所以我们老百姓要理解到，干部当中也不是很公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追求公平，官民之间要追求公平，干部之间也要追求公平。不公平当中得益的总是少数人，受害的总是多数人。所以政改的要求实际是无处不在的，这在党政干部中也是一样的。
　　■网友自由旭语：渠道在哪里？四处都在暗涌，没见有智慧的大禹来疏通，反而是感觉更加堵塞。
　　▲王占阳：暗涌多了，大禹就来了！
　　第四部分如何认识和克服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网友谭郑盖：王教授您好，很高兴能与您在这里交流，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我提的这个问题：政改似乎已经到了政权存亡的最关键时刻了，但改革却迟迟不见前进。官方媒体近年多次强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但进去这么久了，为什么就爬不上来呢？您觉得改革的阻力有哪些？很多人说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政改，您认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哪些人？如何突他们的阻挠呢？
　　▲王占阳：当我们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问：阁下，您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哪种内涵的改革？我们应当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也就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阻力问题，而应在确认改革内涵的前提下讨论这个问题。
　　比如，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立即实行多党制，我相信绝大多数党政干部都不会同意，许多明智的社会公众也会担心由此导致的社会动荡而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但是，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这个涵义，而是指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公共财政制度，逐步扩大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的实际范围，并在制度上作出相应的改革。又比如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展开各级人大代表的真正自由平等公开的竞选；又比如在党的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出法律制度后，在行政方面能够落实依法行政，在司法方面能够实行司法独立，依法判案……，那么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相信拥护的人就能很多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大小，实际还取决于改革者的政治智慧。譬如，如果能采用“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法逐步过渡，就能化解很多阻力。又如，如果能够采用“以大官的刀削小官的把”的办法来推动改革，同时又对大官的不当利益采取一定的妥协措施，那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和化解中下层政治改革的阻力，增加改革的动力。再比如，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如果是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可能会使矛盾骤然激化，改革的阻力陡然增加，就像当年的百日维新一样。但若掌握好改革的节奏，善于利用时间因素化解或绕过改革的阻力，就有可能取得成功。特别是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大思路，这就是我们恐怕需要以大妥协换取大改革。
　　［★微博网友评论：无邪之剑：这需要一个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同时又有坚定信念的领导人，标准太高了。］
　　我们的改革不以任何人为敌，我们希望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和子孙后代都能够幸福。但我们希望有关人士能够明智地看待和对待利益，客观地观察和认识形势，理解和懂得历史大势，以明智的态度对于人民的改革要求做出应有的让步，进而最终实现自身的“安全着陆”和我们民族的普遍共赢。
　　特别是，历来改革都不是天上掉馅饼，没有必要的历史压力、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没有由此产生的对于改革的利弊得失的有利于改革的利益计算，改革通常是不会发生的。所以马克思说过，改革的发生，不是缘起于强者的软弱，而是缘起于弱者的强大。（大意）所以说，推动改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起来、勇敢起来和呐喊起来的时候，改革才会向我们走近，也才会成为真切的政治现实。
　　［★微博网友评论：梦想晶莹转发此微博:是的！当所有人发出同样的声音，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荷尔德林的童年：权利向来都是斗争取得
　　寂闹：多么振奋人心啊
　　撮桑转发此微博:又见箴言！
　　唐古草:弱者要有透明的资讯，组织的自由，才能变得强大。非常认同你所说政改先改革媒体。
　　自由旭语这一条我强烈支持！！一同呐喊，发出弱者的最强音］
　　■主持人：听您回答，我有一个感觉：改革需要大智慧。
　　▲王占阳：是的，改革需要大智慧，不能小家子气。
　　■网友苏露锋：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只要触及到权贵的利益，或寸步难行，或异化走样，何况伤筋动骨的政改？自由民主空间的拓展，向来都是民间与当权者不断博弈的结果。没有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推动，政改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请问王教授对此有何看法？
　　▲王占阳：政改在破坏旧体制的意义上应该是伤筋动骨的，但对人则应是比较平和的。如果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你死我活，那就错了。改革不是你死我活，革命才是你死我活。改革是大家都活，而且力争使大家都活得好。自由民主空间的拓展既需要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推动，又需要官民改革者与被改革方的必要妥协；前者加大动力，后者减少阻力，进而形成普遍共赢的前景，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武陵山人网友：请问是否赞成清算腐败分子？
　　▲王占阳：中国的腐败在很大约程度上是制度性的腐败，风气性的腐败，以致是不得不为之的腐败，再加上腐败的面积已经很大，所以已经不宜用简单清算的方法解决问题。有的干部曾经当着我的面表示希望能够考虑这种背景，采取适当的妥协策略，他们也愿意妥协后支持改革。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以大妥协换取大改革的阶段。关于这个问题，将来我还会有比较充分的论述发表。
　　■网友冷酷的Noah：吃进去的还愿意吐出来么？
　　▲王占阳：如果是改革，那就并不要求全部吐出来，以便以妥协换取改革。改革派官民将能控制局面而实行这种温和的改革，长期实行一党执政体制也可以保障这种承诺的长期有效性，直至超过追溯期。但若死活不改，非要逼着这个社会重新走上革命道路的话，那就极有可能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复仇了，谁都挡不住！
　　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问题
　　■网友江淳：欢迎王占阳教授！关于改革有一种言论：改革已死；关于政改我认为是在忽悠，连起码的言论自由都没有。
　　▲王占阳：应该这么说吧，只要人民还在要求改革，那就不能说改革已经死了，至少改革还有一口气，还有可能被抢救过来。但若人民对于执政党绝望了，以至于把原来的改革要求普遍地变为了更换政权的要求了，那就意味着改革已经彻底死掉了。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还有改革的机会，但这种时机已经越来越少了。在这个意义上，拖延就意味着死亡。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不是忽悠，因为只有在公平公正的政治体制下人民才能普遍过上好日子，这是一种正常的历史要求和人民意愿，不是忽悠。
　　至于是否有官员在忽悠？我认为目前有忽悠总比没有忽悠好，至少舆论可以宽松些，这对改革比较有利。
　　■rawboy回复@avalonlh:所以才会有“郑青原”同志出来正本清源：我们已经改革了，不是没有改革，我们的改革，就是不学西方那一套，也就是你想要的逐步改革的内容。这块土地的可怜之处就在于此，没有人为民族的命运想一想。他们要的都是眼前利益。
　　▲王占阳：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党内高层是有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好干部的，而且他们也是有力量的。只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有希望。
　　所以我们现在应当特别强调党政干部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承诺。要努力保持和强化这种社会政治要求和压力，而不是使之逐步淡化。
　　有论者说“为人民服务”过时了，我看这不对。“为人民服务”实际已是世界通行的政治语言，但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许多人一讲到“人民”就想到它是与“敌人”相对立的范畴，但这实际只是毛式理论影响太深的后遗症。在世界通行的政治语言中，“人民”主要是与“政府”、“政党”相对应的范畴。政府、政党当然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否则人民就不理他了，他们也就完蛋了。
　　■网友leehan1468：王教授请问：我个人对政改是没什么信心的，因为它触及了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者出让权利和利益无异天方夜谭。请问王教授你对政改有没有信心，如果能有一点改变的话突破口在哪里，最容易实现的是什么？
　　▲王占阳：未必是天方夜谭。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邓小平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可能使我们相当受益。只要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得到相当的恢复，再加上必要的政治智慧，那些看似你死我活的利益矛盾，实际几乎都是可以化解的。
　　■网友谭郑盖：关于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对待政改的态度：地方现在不乏“改革家”，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改革的举措，但现实是地方走的很远了，中央却迟迟不动，甚至以修法的形式阻挠改革。这一点，您参与的罗江县人大代表专职化试点的结局是最好的明证。更可怕的是今日官媒连连发文强调“正确的道路”，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上层成为改革的阻力之后，您觉得中国政改的希望何在？
　　▲王占阳：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自由从来都是人民争取来的，不是任何人恩赐的。这是毛泽东在七大上说的。我们不介意一时一事的得失，而介意历史大势和人民意志。这次五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政治信号，至少也是一个很好的尚方宝剑。我们应该相信党内的健康力量仍然是很有力量的，相信党是能够领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家都不要绝望，要相信形势比人强，相信一切最终都是由历史大势和人民的努力所决定的。我们当然也担心党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重犯尾巴主义的错误，不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只要稳妥不要积极，即事实上仍然不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我们可以相信，这种“消极稳妥”的尾巴主义并不是真正的中央精神，至少从文件上看是这样。
　　■网友丁当爸妈：请问王教授：您的路线图有一个隐含前提假设--就是共产党核心要达成政改利益算计的共识。我认为这个前提假设现在并不存在，而且从温家宝多番发话却少人呼应也看不到有任何达成共识的苗头。恐怕，你的那个路线图只是个空想而已，共产党正在丧失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
　　▲王占阳：共识是需要逐步达成的，现在不存在不等于将来也不存在。“共产党正在丧失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这倒是应当引起负责任的政治家高度警惕的。
　　■大河中游网友：民主转型谈何容易啊！但就真的难的不可迈步吗？
　　▲王占阳：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难到不可改的程度。如果不改革，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等等都会逐步激化，最终后果不堪设想。现行政治体制已经不可能长期维系了。按照高放教授今年上半年的估计，十年以内，它将不得不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到一定时候，想不改都不可能。一旦人心思变，那就非得变。但我们不要等到那时再变，而应该现在就变，这样才能利用好当前难得改革机遇，争得主动，进而取得较好的改革成效。
　　■主持人：网友“欢心记”，政改需要信心，民众和改革派也未必有，王教授对政改前途有多少信心？
　　▲王占阳：我认为虽然中国社会这种压力的逐渐积累有可能导致大爆炸，但更大的可能是在这种高压逐渐到来的时候，我们政治人物通过实质改革而使之得到化解。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领导人将会越来越聪明，而且中国官员的抗压性实际并不强。
　　■网友徘徊者：有个网友说的，中共20大以后政改才有可能开始启动，诸位不要瞎操心，做清流派没有任何意义，眼前还是要维稳，把经济乱象治理好是下一届中共头们首要事务，不然的话革命又要走到了政改的前面，那就惨了。
　　▲王占阳：你说的对，千万不能让革命又要走到了政改的前面！但要治理好经济乱象和维护稳定就必须有足够份量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经济乱象和社会不稳的首要根源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旧政体。如果等到20大以后再启动政改，那就太晚了！未来12年再不政改，势必腐败透顶、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人心丧尽，从此走上亡党亡国的不归路。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書生政治 流氓政府 黑幫政權

社論《世界日报》

中國的傳統，有所謂書生論政，1898年百日維新的康有為、梁啟超便是例子，講理想，重情感，但離現實，欠權責，導致失敗。其後國父孫中山，雖然面對現實，仍得不到權力架構的支持，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宋代的王安石雖然有權謀，但策略有誤，最後只有下台收場。因此書生從政有得亦有失。反而在西方，政客雖然主要來自書生，但會是轉型改態的書生，從現實出發，攀上權力的高峰，有實戰的經驗，從而成立文人政府。
反而落難的書生，可以揭竿而起，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是最佳例子，肯面向群眾，面對現實，因而拿走滿清的半個江山，但結果半途而廢，同樣是欠缺策略。而毛澤東的成功奪權，除了將理想理論化以外，還著重組織與策略。

今日台灣的馬英九總統，是典型的書生從政，由於議而遲決，造成水災大難，但由於充滿理想，政府注入新機，不過今後仍需要在組織、策略，以至權謀三方面多下功夫，否則會重蹈書生政治的覆轍。大陸的總理溫家寶，有書生的外型，以至表現，至於有沒有書生的內涵，就只有留待歷史去判斷。因此他亦成為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很受到西方國家的尊重。在國外多次的講話中，提到：「保障人權，維護公平正義，實現人的全面和自由發展」，「讓每一個人生活的有尊嚴」。是對人情、人性、人權的重視，其書生的氣質與理想，不弱於馬英九，我們的13億同胞真的有救嗎？

不過東方的傳統，亦有所謂流氓作風。最好的例子，莫如北韓及其領導金正日，不理政治規例，亦不依國際慣例去施政，甚至剷除異己，不若李光耀，過去是跟足法例，去對付異己。國家就等如自己的地盤，不准別人進入，亦不讓外人插手。在地盤以內，完全沒有人情、人性與人權，姑勿論自由與民主。在昔日大陸的文革，亦出現這種情況，為了地盤，紅衛兵鬥得你死我活、簡直變成流氓，所控制的政府，亦變成流氓政府。今日的大陸政府，已差不多否定了文革，等於是去流氓化。

不幸世界的現實，仍有所謂黑幫政權，是流氓政府的激化、深化與醜化，完全沒有人情的成分，亦欠缺人性、人權的元素，且被踐踏、摧毀。當政者不只是暴徒，還是暴君，國家就等如自己的地壇，神器不容觸摸，神權不得挑戰。最明顯的例子，莫如緬甸，翁山蘇姬的政黨勝選後，便立即把她拘禁起來，國際無從聲援。風災後死傷無數，國際亦不得支援。翁山蘇姬獲諾貝爾和平獎，竟無法領獎。軍人真的無懼嗎？是懼怕美軍入侵，因此要遷都，是懼怕受到天譴，因此迷信9是幸運號碼，如是緬幣便有9元、90元等怪異流通，有幸緬甸已改黑幫作風，翁山蘇姬獲得釋放。

在黑幫政權下，統治者的意向是真理，反對者可被治罪，而治罪的藉口亦不講真理，不求真相，因為人民沒有反辯的機會，甚至講話的自由。那麼這次大陸的劉曉波，又是否等同緬甸的翁山蘇姬呢？劉曉波起草○八憲章，以和平的方式，推動改革，因此變成國內的罪犯，又以開放的態度，吸納西方的民主，因此變成西方的奴才，他的言論，又和溫家寶有何分別呢？和翁山蘇姬更大的分別是：他並無行動力。

誠如鄧小平所言，中國不能走回頭路。在去流氓化的今天，斷不能再加黑幫式的動作，因此若容許劉曉波妻子出國領和平獎，既可向國際交代，亦方便日後的統一工程，否則在台灣五都大選中，北京會為民進黨助選。

不必非要撞南墙

最近在中国大陆，关于“舆论管制”的话题逐渐成为坊间新的话题。《潇湘晨报》因言获罪，中共传声筒《求是》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应吸取苏联放开舆论而导致解体的前车之鉴，加强舆论管制。一时间舆论大哗。
中国的文字狱历史自始皇帝起伴随着专制历史已经有了千余年，明清文字狱之祸和中共“文革”更是祸遗百年。面对如此现状，媒体人皆为之不忿，瞻仰民国报人风采，遥想西方媒体报道之自由，每遇哪家媒体因某次报道不慎遇到政府将其“和谐”，从主编、责编到记者一撸到底的情况，媒体人都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所以，伴随着如今政府有政改的愿望，舆论自由的讨论已经开始呼之欲出。
在中国，大部分的媒体从业人员都认为“舆论管制”这道墙高高的树立在他们前进的路上，都希望在管理者一时疏忽的情况下能将这堵南墙撞倒，即使不成功，也想要给它来上几道裂纹。这样做是否合适呢？冷静下来想想，媒体人的精神固然可敬，中国政府的铁腕政策也有极大不足，但是否应该如此矫正过正却并不尽然。以中国今天的国民素质和民众承受能力，如果所有幕障都被被拆除了，势必会面临着如同当年苏联一样的困境，面对突入而来的大量信息，民众将变得无所是从。一个巨大的群体面对不同声音的巨大冲击会发生什么，想一想都是件可怕的事。
所以在我看来，作为媒体中人，只要在那块幕布上慢慢的用刀划出亮光就好，大可不必将幕布全扯下来。在“南墙”面前，媒体人只要动点脑筋，绕过去就好，也不需要头撞南墙，血溅十步。退一步讲，其实今天的中国政府“舆论管制”的手段也在逐渐改变，正在取代以前强硬的“刚性政策”，在面对一些社会事件的时候，中共更倾向于使用“软手段”管理，政府对于媒体的态度是不激励，不反对，不解释，保持沉默。毕竟中共也在进步，公众的愤怒是有时间限制，人们总是健忘并对新热点更感兴趣。
对于中共，和经济领域内的纷争一样，在媒体管控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改革派要求政治改革，要求兑现普世价值，要求媒体与新闻自由，而另一部分则发出较保守的、左的、僵硬的声音，要求抓住舆论导向和权力的基础，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舆论不能开放，否则必将乱国。
令人欣慰的是，前者正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主导地位。随着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和范围扩大，中国在舆论监管方面已在逐步放宽，甚至会刻意营造一种言论开放的氛围。虽然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在舆论监督方面绝不可能如西方社会一般放开，但中国现在正处在逐渐融入世界的机遇中，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公众表达声音的渠道愈来愈宽广。
作为政府，已经不可能如同以前一样将舆论牢牢抓死。逐步放开在民生等方面的舆论控制，既可以满足民众的说话愿望，又可以对政府进行适度监管，现实的好处摆在面前，也完全不必要非等撞到南墙、撞得头破血流之后再回头找路。

中国异议人士看轻零八宪章 称书生之作

中共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前，一批党内老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央兑现宪法中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承诺。五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以前苏联解体为例，提醒开放新闻自由对国家稳定的威胁。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参与公开信起草与签名活动的作家铁流先生。
法广：上期《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呼吁以苏联极权政体垮台为鉴，维持并加强党对媒体的管制。您怎么看这篇文章阐述的观点？开放言论自由会不会威胁国家稳定？
铁流：我觉得这篇文章既不合乎事实，也不合乎中共精神、胡锦涛精神和温家宝精神。因为苏联解体并不是开放舆论和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前苏联专制、集权制度的一个必然结果，他的解体与舆论开放，与言论自由根本不相关。根本就是俄罗斯制度落后，这个制度套着他必然解体。
我认为，言论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正如吃饭穿衣。人生来要吃饭，要穿衣，要说话。怎么能说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会威胁一个国家解体呢？！这是两回事。
胡锦涛主席倡导的和谐社会，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和”字从“口”，就是让人吃饱穿暖；“谐”字从“言”，就是让大家说话。也就是说，舆论开放不仅不会影响一个国家解体，还会加强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
法广：《求是》这篇文章发表在五中全会之后，而在五中全会之前，您和一批党内老人上书，要求进一步开放言论自由。《求是》这篇文章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目前中央的精神？
铁流：中央里有两派。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我觉得《求是》这篇文章就代表的是保守派，反对改革，反对政改，反对中国进步。是站在既得利益集团立场上的。这股力量现在还是挺强大的。
法广：在五中全会前发表的这封公开信曾经考虑到提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只是因为公开信写于刘晓波获奖之前吗？还是考虑提及刘晓波会冒更大风险？
铁流：这封公开信的动议开始于九月底。就是（北京作家）谢朝平从监狱出来，大家在北京举行的谢朝平脱险归来餐叙。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动议。9月25日，26日时形成文字。国庆之前，签名者已经有四百多人。刘晓波获奖是在10月8日。10月8日以后，确实有个别人提议提及刘晓波。这封信的执笔人是辛子陵，我专门负责组织签名。如果（在信中）写入刘晓波，就要返回来找这四百多人，再征求他们意见，所以，最后，辛子陵和我基本上同意暂时不要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
法广：刘晓波是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和以前发表的一些文章而被判处11年徒刑。刘晓波如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刘晓波能否成为中国争取更大言论自由空间的一面公开的旗帜？
铁流：不会。我认识刘晓波。我认为刘晓波只能说代表一些人。我们这封公开信目前签名已经有两千多人，很多都是离退干部。要把刘晓波认作旗帜，恐怕这些人都不会同意。他可能代表天安门六四这么一个层次。比如说，刘晓波说，诺贝尔奖是奖给六四亡灵的，我们就持相反的不同观点。但是，诺贝尔和平奖奖给刘晓波对中国争取民主进步会起到一点鼓舞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不能成为旗帜。
法广：您说的鼓舞作用何在？
铁流：中国争取民主力量毕竟得到了外国人民、得到诺贝尔奖这些人的关注和支持。但是，把他（刘晓波）看作旗帜，我觉得未免太高。不仅我不同意，我们这一批人很多人都不会同意。因为，就《零八宪章》来说，这并不是一篇高深、划时代的文章。用谢韬生前的话说，是书生之作。所以谢韬没有签名，李锐也没有签名。我签名了。
法广：总体来说，您对刘晓波获奖这件事做怎样的评价？您觉得它的意义何在？
铁流：这对中国保守势力是个沉重打击，对以言治罪是个沉重打击，对争取民主是一个鼓舞。但是，不能说刘晓波获奖，他就成为中国的民主旗帜，这还为时太远。这也把中国争取民主的层次估计得太低了。

胡锦涛缘何八年三拒梁湘？

胡锦涛八年三拒梁湘――从梁湘冤案看五中全会掀起“政治挂帅风”

“政改评论”卷起“政治挂帅风”

十七届五中全会10月18日闭幕后，一股“政治挂帅风”突然还乡。半月来，人民日报、新华社、《求是》连篇累牍发表《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之类“系列政改评论”，各地党报皆上行下效，言必称“正确政治方向”，一时间，《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实现富民强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丢掉大原则》之类文革意识形态甚嚣尘上，卷起一阵来势汹汹的“政治挂帅回归风”。

点 击 图 片 看 原 图

与“用维稳代替维新”相比，用“政治挂帅”替代政体改革，堪称更上一层楼的偷梁换柱，如此变本加厉地向毛时代倒退复辟，民间一片叫苦不迭：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改革前！与八年前相比，今日网民不能随意发帖了，异见者不能开博客了，手机强迫实名了，“喉舌”取消“读者来信”了，访民不能进京鸣冤，不能到政府上访……唯有楼价菜价药价任意飞涨，房奴菜奴病奴争相倍增，自焚自杀“躲猫猫死”与日俱增，“血房图”星罗棋布全国，“黑五类”增加为“黑七类”----中国百姓的自由度降低到三十年来的最低谷！中国新冤狱新冤案的堆积为三十年来的最高峰，全国冤民冤魂大大超越三十年前！人们泣血盼望：再来一个胡耀邦！再来一个赵紫阳！再掀平反新冤案新高潮！非再来一次大赦天下，中国人无路可活！
然而，等啊等，十六大不行盼十七大，十七大不中等五中全会，等到的却是“胡和谐”借“政改评论”卷起“政治挂帅风”！---- 一代不如一代，一届不如一届！一会不如一会！御用评论诡辩说：停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新强调政治挂帅，这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
事实果真如此？无须逐字逐句地批驳“系列政改评论”的荒谬狡辩。所谓“三十年来，人们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越来越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越来越坚定”，如此“皇帝新衣”的弥天大谎，不必细列今日中国百姓人皆仇官怨党恨政府的民心所向，只要看看深圳人二十年来前仆后继为梁湘翻案鸣冤的旧恨新怨，看看胡锦涛八年三拒梁湘，尽可一叶知秋。

贪官可进，梁湘却不能进

梁湘冤案的最新发展是，贪官亲戚可进深圳英雄墓园，改革先驱梁湘却不能进。
五中全会闭幕十天，2010年10月28日下午5点，一片混乱的夕阳笼罩深圳。李红光（梁湘在深圳工作时的机要秘书）和黎旺存（梁湘外甥）领着记者来到深圳二线关外的深圳市吉田永久墓园，寻找被胡锦涛拒绝八年的梁湘雕像----打开深圳改革局面的改革家梁湘蒙冤20年，屈死十二年，不仅骨灰禁止进入深圳，连一座民间出资的梁湘雕像，也不准立于深圳墓园。

点 击 图 片 看 原 图

果然，一座2米多高的花岗岩梁湘依然凄惨地茕茕孑立在乱砂石料场上----前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手拿草帽，凝眸远方……他似乎没有料到，李鹏退位多年后，自己仍然不能葬于心爱的深圳！当梁湘家人提出，将梁湘雕像从吉田墓园石料场接到深圳其它私墓安置，有关部门却说，拿走可以，须交8万元人民币！有关部门已算准梁家拿不出赎取梁湘雕像的费用----年届九十的梁湘夫人邝辉军已因夫冤压迫痴呆十年在医院，年过花甲的梁湘儿子和亲戚，皆因多年株连而经商不成，从文无路，失去职业，家徒四壁！
眼前的梁湘雕像虽然离深圳吉田永久墓园英雄区只有二百来米，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八年不得进入！眼看贪官许宗衡可以凭借权力将与深圳毫无关联的侄子碑放进深圳英雄墓区显眼位置，深圳千万百姓奔走八年却无法让敬爱的改革家叶落归根于深圳----贪官可进，贪官亲戚可进，假模范可进，深圳改革先驱梁湘却不能进！今日中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人妖颠倒！
1998年12月13日3时1分，享年80岁的梁湘在广州含冤病逝，遗嘱之一是，死后要葬在深圳梧桐山，永远依托深圳为坚持改革呐喊。十二年来，深圳人可以容忍暂不为之平反，却无法坐视一再拒绝让梁湘归葬深圳，更不能忍受连梁湘雕像也不得进深圳墓园的旷世专制。
人们原以为，下令以莫须有罪名整倒梁湘的前总理李鹏退下后，新上任的胡总书记会宽容梁湘。岂料，这全是幻想！

胡温皆不理睬梁湘

二十年来坚持为梁湘翻案的李红光说，这是她第N次带人来看梁湘雕像了，每看一次，就为中共之腐败伤心欲绝！1989年，目睹六四血案和梁湘蒙冤，她断然宣布停交党费自动脱党；虽然父母皆是中共十级老干部，她也至今远离中共。
李红光回忆，十六大以来的八年，她在许多老干部和百姓的支持下，年年皆给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写信要求为梁湘平反，但始终泥牛入海无消息。2002年十六大召开时，人们一度以为开明君主要来了。在广东朝野再次为梁湘翻案的呼吁下，深圳民政局冒险用民间资金8万元人民币雕刻了梁湘雕像，准备将其先放入吉田永久墓园英雄区，再选择时机让梁湘骨灰从广州迁回深圳。不料主事的局长马上遭“双规”！这一杀鸡儆猴，让官场从此无人再敢动议将梁湘骨灰从广州迁入深圳。研究者总结，这一事件背景来自北京，可算是胡锦涛一拒梁湘。
胡锦涛二拒梁湘，是2008年梁湘九十诞辰时----许多深圳市民都希望以梁湘雕像进入深圳墓园英雄区安慰改革家梁湘和全国改革者。然而这一呼吁再次被胡锦涛置若罔闻！
胡锦涛三拒梁湘，是在今年八月的深圳特区三十年庆典。其时以梁湘为模型的电视剧《命运》经过暗渡陈仓的变通处理，得以在深圳热播，人们以为，为梁湘平反的日子不远了，特别是温家宝8月20日在深圳大讲政改“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胡锦涛亲临深圳三十年庆典发表重要讲话，百姓以为，这一次梁湘骨灰回归深圳无疑了。年年为梁湘平反奔波的李红光，再次联络梁湘亲属联名上书胡温及政治局常委，要求至少让梁湘骨灰回归深圳，但胡温皆不理睬梁湘----温相在深圳宁可与富婆舞扇，也不看望因梁湘蒙冤而重病的梁妻---- 一个三八年革命的延安女干部！“胡和谐”乐于与富豪李嘉诚、马化腾等亲切会谈，也决不与深圳改革者见面，对梁湘雕像及家人不屑一顾。

对梁湘的残酷体现中共无人性

回顾梁湘20年翻案史，可以发现，胡温对梁湘的压制更甚于李鹏、江泽民。这只要从江泽民时期，北京和广东的高级干部出面为梁湘翻案者远多于胡温时期，就可一目了然。
试看胡温上台之前，先后公开题词撰文为梁湘翻案的高级干部有：杨尚昆、田纪云、任仲夷、叶选平、刘田夫、朱森林、袁庚、黎子流、梁嘉、梁奇达、于光远……；1991年3月，原深圳市委常委刘波大胆反抗中央禁令，用自己的“二线关免检证”偷带梁湘回深圳；1994年1月，深圳市政府冒险聘请梁湘担任市政府高级顾问；几天后，广东省战略研究会又公开聘请梁湘为顾问。
1998年12月13日3时1分，享年80岁的梁湘在广州病逝， 中南海通知遗体告别仪式“低调处理，不发讣告，不发消息”，但深圳、广州、海南300多名干部仍然顶风送别梁湘，让1998年12月20日在广州殡仪馆举行的梁湘遗体告别仪式成为“支持谴责六四暴力镇压”的悲壮行动。
而胡温上台八年后，除了于光远2008年在《炎黄春秋》杂志撰文纪念梁湘，很少有高级干部能够再公开出来为梁湘翻案了。这并非许多高级干部变心了，而是胡锦涛推行的“和谐社会”以种种阳谋阴谋手段强化专制，大幅度削减了高级干部的“党内民主自由”。
退一万步，梁湘即使违反过党纪，反对“六四”暴力镇压学生，生前已经对他惩罚软禁了十年，何以死后还不能让其归葬深圳，入土为安？
对一个为本党奋斗六十多年贡献卓著的高级干部梁湘，中共居然不许其共生，连三尺黄土也不给----对党内功臣尚且如此狠毒摧残，对党外人士和百姓，又岂能真心“以民为本”？
与梁湘冤案并无直接责任的胡锦涛，本可不动声色地善待改革家梁湘，为何如此加倍冷酷刻薄？这只能说明“胡和谐”极其虚伪缺德无人性，将中共“党性高于一切”的无人道传统发扬极致！
但普世价值证明，人道高于党道，一个党若坚持党性高于人性，必然自绝于人类----斯大林的身败名裂，前苏联的解体，皆是前车之鉴。
十七届五中全会不引以为戒，反而继续拒绝为梁湘平反，连梁湘雕像也不宽容，用“政治挂帅”替代政治体制改革，实在是饮鸩止渴！
2010年 11月3日 于深圳 早叫庐

文革期间的十大未知真实内幕的高层人事谜案 至今未解

文革中高层的很多情况，这二十多年来，已披露公开了很多资料，使人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 多的客观全面认识。但这之中，因种种原因，也仍然有一些高层内幕的详情细节尚不为人们 清楚，使人们对那些东西只能猜测。不过，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料出 现，以让人们真实全面的了解文革历史。 这里，是对文革中十个高层人事问题的一些看法 与疑惑，仅供有兴趣者参阅。 (一)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总参谋长罗瑞卿首当其冲被撤职审查? 文革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 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已被国内外都认为是毛泽东选定的中央政治与军队首脑接班人的第二梯 队主要成员。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外出视察，都要带上罗瑞卿，甚至回韶山为其父母坟 地扫墓，也叫上罗瑞卿同去。 然而，1965年底，罗瑞卿却就做了文革第一个遭遇整肃的中共高官，随后还被划入了“彭、 罗、陆、杨反党集团”中。 现在能看到的各种资料，都说是因林彪想拉拢罗瑞卿未成，转而让毛泽东同意整掉罗的；而 毛泽东因为要借助林彪来搞文革整刘少奇等，不得不违心地满足了林彪打击罗瑞卿的要求。 罗瑞卿平反后所说的一些讲话中，也只讲了林彪想拉拢他(在罗瑞卿看来)，所导致的林对他 不满的一些事。 但是，当时，不要说林彪凭其地位影响，有没有必要拉拢一个从红军时起就历来比他地位影 响要低的部属，以壮其力量之事确否，或林彪敢以打倒罗瑞卿为条件去同毛泽东谈交易之事 有没有可能，只从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及其统帅性格，能否出现真要这样去讨好“借助”林彪 的情况，都是大有可疑的。 况且，从权力角逐游戏规则的平衡术看，照讲，林与罗虽级别地位不同，但都是毛的部属， 而部属之间有矛盾，作为统帅一般是不会很偏袒哪一方的，除非某一部属有重大损害统帅本 人的问题。 那么，毛泽东是出于何种原因，决定要整或同意整罗瑞卿的呢?具体详情细节是些什么呢? (二)贺龙到底是因什么原因在文革中挨整的? 贺龙是十大元帅中，在文革中唯一突遭整肃并惨死于囚禁中者。 另一名元帅彭德怀虽也是在文革中被囚致死的，但彭是因1959年庐山会议老问题再次挨整所 致，与文革高层斗争已无关系。 然而，贺龙在文革初，却还是很风光的，他还陪毛泽东一道检阅过百万红卫兵。 1967年初，贺龙突然失宠，并真正被打倒了，还失去了自由与正常生活条件，给囚禁了起来。 其他那些元帅们，除林彪在台上，彭德怀被红卫兵批斗，罗荣桓早已去世外，朱德、刘伯承、 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人虽也受到一些大字报冲击，但尚无大难。就是所谓“二 月逆流”即几位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事件，也没使毛泽东真正以此整他们。 但这贺龙为何却栽了呢?而且还栽得那么惨(他实际是活活让囚禁生活给整死的)? 现在能看到的说法是：林彪要整贺龙，而当时又传出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流言。 然而，林彪要整贺龙究竟是为了什么? 标准答案是“篡党夺权”! 只是这答案太标准了，没有具体细节，没有具体证椐，实际等于没说。 而且，也有些可疑：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便倒了台，可是为何贺龙却并未因此受 益，相反，直到1975年才首次为贺龙部份平反? 贺龙在中共历史上，除了作为一位军事诸侯参加了南昌起义，创建并领导了红二军团及后来 的红二方面军那支力量最小(不足万人)的红军方面军部队外，他在解放军系统中并没有多少部 属和势力。解放后，他虽也评了元帅，也是军委副主席之一，但他的工作重心很大程度，却 是在他喜欢玩的部门即国家体委。 他的这些情况，表明了他既不会成为林彪篡权的重要障碍(如果林彪真在篡权的话)，也更不可 能因什么子虚乌有的他领导的“二月兵变”阴谋之事出现，而遭到毛泽东的疑忌，被毛泽东 整肃。 所谓“二月兵变”的流言最开始是出自于红卫兵的小报，而起源又因要批中共西南局第一书 记李井泉，这李井泉不仅曾是贺龙的部下，更是西南所谓“三线”战备系统工程的总指挥。 当时，那个神神秘秘的“三线”则被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当成搞政变搞阴谋的事了。既是搞政 变的军事阴谋，当然少不了有贺龙的份了。 可是，对这些流言，毛泽东还不知道其真伪吗?事实上所谓“二月兵变”一事，也从来没有作 为官方的什么证椐过。 但，贺龙究竟是由于什么具体原因而惨遭挨整的呢? 在贺龙的平反追悼会上，周恩来沉痛地对贺龙夫人薛明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 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 究竟是什么事，使周恩来也无法保住贺龙? (三)毛泽东为何突然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整下去? 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位秀才，在文革中是有过红极一时的经历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 员的他们，在文革初期，用他们那很受毛泽东赞尝的笔杆子，确为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立 下过不小的汗马功劳。仅戚本禹写的那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文章，就让刘少奇读了气得吐了血。王、关、戚三位也凭其笔杆子才干，在文革中晋升到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然而，没有多久，王、关、戚却很快从高位跌落了。还是文革高峰中的1967年8月，毛泽东就让杨成武带人将王力、关锋给抓了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对其“以观后效”的戚本禹，没过多久也被囚禁审查。 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还联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盛大的“百万军民”大会，热烈欢迎从武汉“七・二○”事件中安全脱险的王力、谢富治回京，以示声讨有叛逆行为的武汉军区的陈再道上将。
可是，十天之后，被中央文革视为十恶难赦的陈再道，却被毛泽东特批“同志”称呼，并没被打倒，仅送去学习而已。可是，文革“功臣”的王力、关锋却在同样是十一天之后的8月10日，在莫名其妙中倒被关了起来。
根椐现能看到的资料中说，是由于王力于当年8月7日对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个著名的“八・七讲话”，之中，观点极左得很。另外，则是王力、关锋在当年当期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有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因而，激起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毁我钢铁长城”。
当时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其回忆中，也说了周恩来让他将包扩括上述内容的材料，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批阅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在看了材料后，让杨成武在毛泽东住地等一天，然后，第二天，毛泽东才作出抓王力、关锋的决定。开始，毛泽东的命令中，还包括了抓戚本禹，但在向杨成武下达他的决定令后，中途，又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让杨成武在命令中去掉了戚本禹的名字，说：对戚先再看看，以观后效。
决定王、关、戚下台的情况细节，应该还是比较清楚了。
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毛泽东决定让王、关、戚下台呢?
如果说是因对上述王力的“八・七讲话”与《红旗》杂志上的“揪军内一小撮”的观点言论不满，按常情，毛泽东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指责纠正就是，也可以撤去他们的一些负责职务，也完全属执行正常工作纪律。但，一下子却将他们三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上述理由似不够充份。毕竟，王、关、戚都是协助他毛泽东、为文革进行而推波助浪的干将，是属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人，何况，十天前，中央还将王力作为一个文革大功臣而举行过盛大的欢迎大会呀!
周恩来托杨成武送给毛泽东的材料中，究竟还有些什么内容?是否还有些杨成武现在也不能说的东西呢?
为什么毛泽东在看了杨成武送来的那些材料后，不能马上作答，而需要他思考权衡一整天?
当时毛泽东能宽容有反中央性质的武汉“七・二○”事件的首要陈再道，为什么他却会下如此大的决心，对王、关、戚采取一杆子整到底的断然措施?
为什么毛泽东对处理戚本禹还是有些犹豫不决?
 
(四)1968年3月30日对杨、余、傅的突然打击
 
1968年3月30日，在军队的一次大会上，林彪直接出面，宣布了军委的三个决定：(1)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并予以审查;(2)审查北京警备区司令傅崇碧;(3)逮捕法办空军政委余立金。
指控杨、余、傅三人的共同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与“搞右倾翻案风的小爬虫”。
现在已知道，傅崇碧是因为一些包括鲁迅文稿等档案材料的存放问题，无意中得罪了江青所致;而余立金则是因与空军司令吴法宪有些矛盾，而加上又有人检举证明他在“皖南事变”中有叛徒行为，而林彪是支持吴法宪的，故顺势将余立金撸了下来。
相对来讲，整这二个人还是顺便的“小事”，真正的大事是将杨代总长给撤职、审查。
在文革开始端掉总参谋长罗瑞卿后，就由杨成武担任了代理总长。文革的头两年中，毛泽东看来是很相信杨成武的，到哪儿去视察，都带上杨，他有什么指示，也经常由杨负责代为传达，并且，杨经常以中央领导人之一的身份处理地方与军队内的文革问题。然而，为何却突然一下子又给打倒了，还被囚禁起来(长达六年!)?
对此，杨成武在说到这事时，也只说是林彪想拉他，他却并不想做林彪集团的人，而只愿服从毛泽东指挥，因而，得罪了林彪，才招来此祸。如同罗瑞卿总结的那样。
但是，这些说话，却不能解释一个重要事实：即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任何重大的人事任免，均须由毛泽东才能决定，而不是由林彪所能说了算的。没有毛泽东的同意首肯，谁敢撤杨代总长的职?!
毛泽东为何要撤免杨成武，还将杨打为阶下囚呢?不知道。
现在没有什么资料披露这方面的情况，连杨成武在回忆中自已都没说清楚，或是不愿意说。
当年，给杨成武安的另一个大罪名，是所谓“借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之名，大树(杨)自已的权威”。这个罪名，当然是属于“莫须有”之列，当时就是连老百姓也都不相信。因为，人们起码的常识都知道，凭他杨成武那始终头上还顶个“代”字的总参谋长之份量，哪里够得上“大树”自已的份儿!杨的上面离毛泽东的地位还差多少级台阶呀?!杨成武有这胆吗?!
这罪名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让杨成武垮台了呢?

(五)毛泽东为何突然要整倒陈伯达?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文革中期召开。陈伯达在这次大会上，以中央文革组长的“功臣身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成为中共最高领导机构的五人常委之一。当时，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组成的中央常委，被称为最革命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将要领导中国人民若干年，以早日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仅仅一年多时间，1970年8月，陈伯达就从这个最革命最强大的“司令部”中被开除出来，而且还被冠以一个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一落万丈堕入到那可怕的秦城监狱。
导致陈伯达倒台的公开原因，是陈伯达于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小册子，在会内到处宣传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天才，由此，鼓动到会的中央委员们拥护毛泽东出来做国家主席。结果，毛泽东不但不称赞陈伯达，反而怀疑陈想与林彪集团结盟，搞什么阴谋，因而，“龙颜大怒”，亲自动手又写了一张内容极夸张、语气则愤怒之极的大字报(也是文革中毛泽东写的第二张大字报)，指责陈伯达有“炸平庐山之势”，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们”，不懂马列，是“政治骗子”。
结局是，庐山会议一结束，陈伯达便被关了起来，没有任何过渡形式。
毛泽东的疑心，固然是陈伯达倒台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大师级人物，难道会就凭陈伯达那些充斥了书呆子气的活动，而对其施以如此沉重的打击?甚至连给其稍稍过渡一下(如撤职、降职等)的喘气机会都没有，便直接将他从“最高的司令部”而打进监狱?
从延安时起，陈伯达就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对于陈的书呆子气，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早已熟知，为何对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举动，毛泽东就这么大的火?而且至毛泽东在六年后的1976年去世，毛泽东都始终没有作过对陈伯达可以网开一面的批示。而在1974年后，毛泽东对罗瑞卿、杨成武都给予了宽恕，放出来，安排工作。
陈伯达到底还有些什么事，惹得毛泽东至死也不愿原谅他呢?
陈伯达在自已的回忆中，对此，他也莫名其妙得很。
 
(六)康生称病内情有没有其他玄机?
 
康生注定是一个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谁让他从进入中共领导层后，就长期从事领导特科、情报、锄奸、安全、审干方面的工作!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已众所周知，勿庸多言。
但，自陈伯达在1970年8月倒台后，康生便不太在公开场合露面了。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他虽坐着轮椅出了一下面，并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之一，但之后的批林批孔运动，已基本没有他指手划脚的痕迹了，直至1975年12月去世。
文革十年，康生在中途却似乎歇了下来。
现在资料都说，那是因他病重所致，无法再在政治舞台上演“党阀”主角了。
但，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西省委书记之一的刘俊秀有一个多少多少“想不到”的讲话，被揭露出来，并遭批判。其诸多“想不到”之中就有一条：“想不到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老会从此甩手不干!”
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令陈伯达倒台的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
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似乎揭示了另一个历史真相：康生在文革后期主动隐退，并非全是疾病所致，而有可能与陈伯达的倒台有关。当然，不是他康生本人受陈伯达问题牵连，因为，在中共“十一大”上他仍任要职。
也许，是他对毛泽东将他为数不多的“文革战友”陈伯达整下台这一做法很不满，“兔死狐悲”，因而称病告退，“甩手不干”了的。
但，这个观点目前尚无其他资料可佐证，而仅仅有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
不过，刘俊秀时任江西省委书记，他说的东西应该不会全是空穴来风。
另外，毛泽东与康生的关系，显然比与陈伯达的关系要深一些。
自在延安时，康生在毛泽东与王明的较量中，就敏锐地不再支持王，而坚决转到毛的这一边起，康生就成了毛泽东的一员能干与甚至可以推心置腹谈私下话的特别助手(当年，江青就是由康生出力撮合给毛的，并且在其他政治局同志不赞成此桩婚事时，康生则极力支持了毛)，而康生的工作性质，更使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康生比毛泽东还小五岁，但毛泽东在文革时的公开场合下，有时都称之为“康老”。可见二人关系的特殊。
陈伯达那个书呆子做做事可以，但他一直就不可能与毛泽东建立象康生有的那种亲密关系，所以，毛泽东在批陈的庐山会议的大字报中气愤地说：“我与他(指陈伯达)共事几十年，从来就没有很好地配合过!”
因而，陈伯达触犯了毛泽东，毛当然就会极为不满，但康生若在毛面前耍一点小脾气，毛泽东则可能会以大度之态处置对待。康生在毛泽东面前似乎有这个本钱。
 
(七)林彪事件
 
林彪问题是文革中最令人震惊、至今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最大事件。
这些令老百姓们疑惑不解的问题，大致有：
(1)象林彪那样一个已身患重病怪病而大部份时间只能坐在黑房间里的人，一个连文件都不想看，而只能勉强让秘书先读给他听听而已的人，一个甚至要在颠簸不停的汽车里才能睡着觉的人，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五・一”晚会上连稍坐久点时间都不舒服而要离开的人，一个因病而几乎对生活都没有多少兴致了的人，会不会还能对高层权力有着疯子一样的欲望?
(2)林彪篡党夺权、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证椐，如果，排开那些只有工作职责联系上的关系、矛盾，而不是用现在的观点来推断的事，还有些什么可以更有力可以说服人的证椐呢?
在有关林彪罪证的材料中，除了那些描摹古人话语如“克已复礼”之类的条幅外，还有两样东西被列为重要证椐：
一张林彪亲笔写的手令，内容是“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
还有一张则是从黄永胜处缴获的纸条，内容是“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几个字。
“宇驰”即周宇驰，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立果”则是林彪的儿子，时年27岁，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至于这孤零一张“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的字条，究竟要办的是什么事?是不是就肯定就如罪证材料中所说的“搞政变”的命令?
而那“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的纸条，可以理解为黄永胜准备执行林彪的“一号命令”。但是，我们现在已知道，那所谓“一号命令”，也就是准备与苏联打仗，而要将中央一些老同志(包括正在“审查”的一些老同志)，如陈云、朱德、李富春等人，与有“问题”的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等人，安排离开北京到外地去的那回事情，并不是林彪搞政变的命令。
(3)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与他那帮少壮军人、所谓的“联合舰队”们，搞的那份《571工程纪要》，确是对毛泽东本人与文革等很多中国现实问题，进行了抨击，确也具有1924年间日本(专题)青年军人推翻文官政府而搞军国主义政变的那股味道，他们也确将日本(专题)海军的“江田岛”精神奉为楷模。
但，他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表明的很多观点，实际与下层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青年人想法一个样，只是在改变社会的具体做法设想上有区别。
但，林立果等人的行为，与他父亲林彪及其集团有没有直接联系呢?
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全貌材料。
至于《571工程纪要》这一文件，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行动纲领与指令，而基本都只是一些政治抨击与观点的集合。林彪垮台后所下发的其罪证材料中，说《571工程纪要》中的“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恐怕有点牵强。
(4)“九・一三”那天，林彪究竟是如何登上三*戟飞机的?他究竟是不是想叛逃?这飞机究竟原先是打算飞哪儿?
只有事情的动机才能说明事情的性质。
椐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豆豆)说，是他哥哥，在其母亲叶群的协助下，将林彪强行弄上飞机的。
而林彪飞走后，其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却毫无所知，还协助周恩来采取空中管制措施等。这，象是一个在搞政变的样子吗?
不知要到何时，才能有些什么资料，可以帮人们清晰地解开这些谜团。
 
(八)毛泽东是如何选定王洪文当中央副主席的?
 
在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时年39岁的上海(专题)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竟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成为了中共第三号领导人，并即刻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对此，相信包括当时全国造反派的成员在内的所有人，以及国内外所有的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们，都一定个个瞠目结舌，大出意外。惊奇万分。
王洪文究竟是以什么条件，成为了毛泽东再一次选定的中共领导的接班人?
或者说，毛泽东是以一些什么标准，选了王洪文来做他百年之后的继承者的?
是想选一个造反派头头，以便保证以后能将文革开辟的这个新政治格局延续下去?
但，为什么全国除上海(专题)以外，却又没让其他省(区)的造反派头头们也照此体制格局，也一一安排做省(区)委书记、副书记?相反，当时，很多造反派头头不仅没有进入掌权者行列，而且还被关在监狱里，或戴着“反革命”“516分子”等罪名，尚在另册。既只选了一个王洪文做接班人，而并未让全国的造反派头头都一一在各省各地接班，以形成一个造反派掌权的体制，这就说明，“造反派头头”并不是毛泽东的选拔标准。
是想选取一个有魄力能担大梁的人，以保证毛泽东百年之后，中共领导能顺利交接班，而不会处于一个“血雨腥风”的环境中，且能将毛泽东开创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王洪文在上海(专题)造反时，为保持已由造反派一统的安定局面，他率领“工总司”在总体文质彬彬氛围的上海，就敢以武力断然镇压反对派“上柴联司”。那一幕，当时毛泽东不仅通过电视直播全部目睹了，而且，对王洪文在此事中的果敢决然性格，给予了很高评价。
但，这只是王洪文能入选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还不是充份条件。因为，象有王洪文这种能力的造反派头头，全国能找出不少。
关于毛泽东如何选定王洪文的详情，至今未能看到全面资料，而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散落在各种书报上。
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后，其短处显现很多，因此，1975年，毛泽东便让他退了一下，而让邓小平出面主持中央工作。但，对王洪文仍寄厚望，找他深谈，要他多读书，不要与江青等到人混得太密，要注意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处理好关系，告诉他已是中央的领导人了，而不仅仅是上海的书记，不要搞“上海帮”“四人帮”等等。
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这一次选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又是一次看错了人。
历史也已提供机会让王洪文自已证明，他显然不具有做统帅当领袖的才干。
如果王洪文真有几刷子有几手的话，中国的历史则将是另外的一些画面了。
蒋经国、金正日都能顺利接班，而王洪文却反成了阶下囚，这之间，不谈政治性质，应该还是有个能力问题。
 
(九)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中，究竟要定谁接任中央主席?
 
毛泽东有没有一个临终遗嘱?按当时那种情况看，列宁、斯大林、胡志明去世都有遗嘱，毛远新又天天守在他身边，毛泽东无疑也会有一个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临终遗嘱的。只是，至今，中国的老百姓们一直没能看到那份东西。西方港台的媒体上虽然经常抖出一些毛泽东“临终遗嘱”之类的文章，但，其可信性其文风都令人不敢相信。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当主席后，官方公布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说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接班的“临终嘱托”，给人一种似乎是毛泽东临终遗嘱的意思。但，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你办事，我放心”那纸条，从逻辑上讲，不会是毛泽东的临终遗嘱。
但，不知为何，官方至今也没有公布一份正式的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以正视听。
毛泽东在其临终遗嘱中，有可能会指定谁做他的接班人呢?应该是王洪文。
这个判断也没有直接证椐，而只一点间接的信息。
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央发下来的批判材料中，有毛泽东早就批评“四人帮”的一些话语。其中，有一段批江青的话：“江青有野心”“她想要王洪文去做(人大)委员长，而自已当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不可以理解为：王洪文本是安排当党的主席，江青却想自已坐上去，而要王洪文去改做人大的委员长。
当然，这只是从逻辑上的推断，至于毛泽东究竟指定谁当他的接班人，还待真正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布之日，才可下结论。
 
(十)倪志福为何能成为当代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
 
倪志福原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发明了当时著名的“倪志福钻头”，因而成了“全国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文革前在本厂技校大专毕业，晋升为工人工程师。文革开始时，倪志福仅33岁，不可避免会卷入到造反的工人.运.动中。
尚不清楚老倪在首都当时是搞的什么群.众.组.织。只是我们知道，另一个著名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曾是做了保守组织(首都革命工人捍卫团)的头儿，加之时传祥曾与刘少奇握手的照片太惹人注目，结果竟被整死了。
倪志福却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以工人代表的身份登上了政坛，也从此告别了他的工人生涯。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更与王洪文、陈永贵一道，进入了政治局，当上了政治局侯补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1976年4月发生的第一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时，倪志福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总工会主任。当时镇压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的“四・五”事件中，首都工人民兵充当了打手。四人帮垮台后，工人民兵总指挥马小六等被整肃，北京市公安局长被审查。但，这些却竟然与倪志福无关。
四人帮的垮台，不仅没有给倪志福带来厄运，相反，他还在华国锋执政的中共“十一大”上，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1980年华国锋下台后，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那四位同样也是在文革中崛起的政治局委员或副主席，也一道以主动辞职的方式下了台。但，倪志福却又留下了。并且，在胡耀帮主政的十二届中央里，仍保有了政治局委员这一要职。
***担任总书记后，倪志福虽不再在政治局有职务，但却以老同志身份做了两届、十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现在，仍在发挥党和国家领导的老同志的余热，不时出席一些中央级大会。
邓小平复出后，对那些在文革中做过造反派，或是“坐直升飞机”提拔上来的领导干部，历来极为反感，甚至深恶痛绝。所以，文革中提拔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侯补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姚连蔚、孙健等人，便被先后一一撤职处份，打回原地。
但，奇怪的是，邓小平却没有抹去倪志福，还留用他继续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十三届政治局里虽没有了老倪的位置，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留给了他一席，并且任了两届。
如果说毛泽东要起用倪志福，是因文革原因;而华国锋也重用了倪志福，是“凡是”派的需要;那么，坚决否定文革的邓小平，又是什么原因对在文革中崛起的倪志福也能另眼相看呢?
倪志福真是一个谜。

谢作诗：世界困局与中国的出路

作者：谢作诗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10-11-14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14 8:48:07

阅读量：1295次

西方世界对于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并没有做好准备。西方有病，病在民主政治，病在福利主义。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而是要强调：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假如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那么此一大难题，才是西方国家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也是世界经济的难题。

   谢作诗 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常微分方程稳定性理论、制度经济学、教育经济学。著有《自由化、产出结构与产出水平》、《《教育经济学新论》、《马歇尔的“剪刀”》、《产权的性质》等。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里将回归常态增长，与此相适应，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从非常态回归到常态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
    说今天，看未来，我们需要知过去。过去几十年来，有四个大事件不可忽略。
    第一个大事件是IT革命；第二个是柏林墙倒塌，众多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第三个大事件是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推行；第四个大事件是凯恩斯主义的盛行。
    IT革命使得供给端更有效率，而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则使得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商品价格，使得美国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美国于是可以继续扩张货币，因此有了长达十几年的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仅仅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日本最为典型，差不多整个二十年都实行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然而经济并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表现出通货紧缩，以致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对于自己的货币数量论都产生了怀疑。
    说到货币过度发行，其实没有通胀仅仅是过度发行货币的有利条件，超发货币背后的激励机制则在于当今世界的政治体制。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不是终身制。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政治家们考虑短期一定胜于长期的。能够超发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任何人都会超发。超发货币和财政赤字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今天，欧洲闹出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的财政赤字也成大问题，原因也都在于当今的政治体制。民主有一万个好处，但是也有一个坏处，就是领导人会讨好选民。今天西方世界福利主义盛行，财政赤字高得令人咋舌，就是民主的代价。民主制度在西方世界普遍、持久地推行，这对于世界经济是一个重大约束。

    无疑，凯恩斯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凯恩斯主义盛行，西方世界出现了寅吃卯粮的状况，这是需要我们重视的又一重大约束。
    货币扩张，当然会带来短期的高增长；赤字财政，福利主义，把未来的钱叠加到现在花，当然会产生短期的繁荣。正是这些因素的累积作用，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增长。问题是这个趋势能够持续吗？过去的短期政策，是不是到了长期必须要支付代价的时候了？
    今天，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剩余劳动已接近用完，以不变价格获得无限劳动供给已无可能；短期里，也看不到能够替代IT革命的技术革命。今天，过度发行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的时代已经去而不返了。所以，差不多还在金融危机之中，大宗商品价格就已经轮番地大幅上涨。
    本来，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是负债经营。特别是欧洲国家，由于高福利政策，政府负债水平已经高上了天。金融危机后，各国又都实施庞大的刺激计划，债务于是达到极限。
    扩张货币，当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因之带动的经济扩张就再也不能为继了；赤字财政，当赤字占G D P的比重达到了无以复增的地步，因之而起的经济繁荣就要走上回归之路。时下的危机不是因为经济现在出了问题，而是经济过去出了问题。即使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已经不得不紧缩财政了。个人和家庭，也不得不紧缩开支。美国的储蓄率已经开始上升，负储蓄率状况正在改变。未来人们会更加重视财务纪律。这带来一个基本判断：过去二十年，世界经济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增长，未来世界经济将从过去的非常态高增长回复到常态增长。现在低于常态，但即使恢复到常态增长也面临困难。
    经济失衡的原因与调整的困难
    无疑，紧缩不会一帆风顺。法国只要减少一点福利，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就遭到工人的罢工反对。希腊财务状况恶化到了国家破产的边缘，民众竟然集体反对紧缩措施。
    可是，继续扩张需求的政策已经不能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了。扩张需求如能刺激经济，倒也没有问题。问题是，当今的世界经济并不是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存在重大结构失衡的问题，绝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可能会加剧结构失衡。
    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希望通过扩张货币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但这根本不可能做到。美国大幅扩张了货币，也安排了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但如今失业率还是高达10%。政客们似乎不明白其中道理，或者明知其中道理，偏偏要歪曲事实，说什么人民币汇率低估了。
    名义汇率可以低估，但由于没有价格和工资管制，实际汇率怎么可能长期低估？况且，就算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人民币升值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因此而改善吗？美国的就业会因此而增加吗？不会的。因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美国根本就不可能生产。升值不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不减反增；升值多了，无非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变成对印度、越南的贸易逆差。二十多年前，美国就说日元低估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在美国等国家的压力下，日元大幅升值了，但是世界经济失衡却没有得到解决。如今美国又说人民币低估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人民币升值后，世界经济仍然失衡，那就是印度元、越南元又低估了。

    世界经济确实失衡，但是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中国，而在西方国家。柏林墙倒塌，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按说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是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二十年，由于来自新兴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做向下调整，反而是上升了。这才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是的，扩张货币已经不可能真正刺激实体经济了。过去二十年，各国货币扩张的另一个后果，是当今世界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但凡供给弹性偏低的产品都容易变为资产。货币扩张带来的将不是就业增长，产量增加，至少主要不是，而是资产泡沫，投机盛行。今天的中国经济，炒股票、炒房子、炒字画、炒邮票、炒大蒜、炒辣椒、炒绿豆，就是这样的投机经济。
    应该说，西方世界对于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并没有做好准备。西方有病，病在民主政治，病在福利主义。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而是要强调：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假如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那么此一大难题，才是西方国家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也是世界经济的难题。
    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挑战
    一个人，身强力壮的时候是要做些储蓄以备老来之用的。在一个人口结构正常稳定的社会里，中青年人储蓄，老年人、青少年消费，储蓄和消费始终是协调的。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借助国际社会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可以追求国际收支平衡，可以追求贸易平衡。但是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不是正常稳定的状态。中国社会呈典型的青壮年特征，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作为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是不可能靠自身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增长的。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就处在这样的时期。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处在这样的时期。
    外需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然而世界经济要在短时间恢复正常增长是存在困难的。更为严峻的问题则是，西方国家经济不能恢复正常增长，政客们势必要转移矛盾，嫁祸于人。美国、日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于中国的指责，就是典型的转移矛盾，嫁祸于人。明明人民币升值不可能增加美国的就业，为什么美国还要揪着人民币汇率不放呢？这当然是转移矛盾，嫁祸中国，但是又不仅限于此。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使得遏制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的利益取向。美国是不愿意退居第二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
    可以预期，中美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博弈将会长期存在。中国无疑相对不利。虽然当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制约，但是美国到底有着印度、越南等其他新兴国家作为替代选择。如果美国动真格要中国在人民币升值与贸易制裁之间做选择，中国很难不让步，虽然可能是一点一点缓慢地让步。

    中国经济还将面临世界性超发货币的难题。西方国家超发货币并不会增加他们的就业，这些钱一部分会流向新兴经济体。奥秘正在于此，超发货币于是可以成为西方遏制中国的又一手段。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热钱会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
    如何避免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泡沫已成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经济不能承受货币扩张之重，否则，流动性泛滥，投机盛行，这对于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资源贫乏、人力资本含量不高的国家势必是灾难。房地产泡沫的又一害处是会剥夺穷人，补贴富人，造成两极分化。因为能够获得资金享受资产泡沫盛宴的不可能是穷人，而只能是富人。房地产泡沫的第三大害处是增加制造业成本，长期里将严重伤害制造业的竞争力。房地产泡沫还可能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
    今天举世都在发展经济，又有众多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参与到世界经济的竞争中来，全世界有几十亿的劳动力在参与竞争。一方面，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已经高于好些周边国家，而且制造业在为我们带来高增长的同时，其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弊端也日益凸现；另一方面，由于不恰当的立法和政策，我们的劳动市场正在失去弹性，这使我们很容易丧失过去赖以发展经济的劳动密集工业优势。而且，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也还没有解决。这些都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经济的政策选择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看，将回归常态增长，于是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回归到常态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参与国际大循环发展经济的大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开发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需求于是变得至关重要。
    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社会化程度；改革医疗、失业、养老保障制度，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当然会增加消费倾向。但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要达到使消费倾向有显著增加的程度是不能承受的。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诸如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政策来刺激消费，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作用到底有限，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向前看，政府再也没有像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那样的巨大存量需求可以开发利用了。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来增加国内需求，但是长期中，投资又会变成新的供给，而可以形成新的增长点的投资领域并不多。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大型机器设备的使用，对于增加就业，促进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也不会显著。要增加消费，核心仍然是增加收入，特别是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收入。
    首先，这是一个转轨国家的制度制约问题，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倾向不足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过高，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归国家所有，以及上游产品垄断经营等等严重制约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长。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制度才能解决。但是这些领域的改革再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了，越来越困难。
    其次，这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终要依靠制造业来实现，这需要外需吸收劳动密集制造品。现在面临外需减少，这就构成了矛盾。好些人认为农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开发。但实际并不是。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
    当然，克服“投资冲动”也具有必要性。这也需要改革制度，而不是靠需求管理来解决。
    外需回归，于是需要增加国内消费，而增加国内消费，归根结底需要增加人民收入，这又离不开外需对于我们劳动密集制成品的吸收，经济就是在这样的“怪圈”中行进。为此，维护汇率稳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假定人民币不得不升值，那么必须选择缓慢升值。
    假定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升值，而西方国家超发货币不容易停下来，那么资本项目管制可能不得不重新严格起来，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选项。土地等要素私人所有，不仅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避免房地产泡沫涨大，同时还可有效增加民众收入，增加国内消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而老百姓是富裕的；没有一个国家土地等要素公有而国内消费需求是旺盛的。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里将回归常态增长，与此相适应，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从非常态回归到常态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是的，无论从需求方面看，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的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很可能会回到一个7%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