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13, 2011

麦考伊:美利坚帝国的衰亡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7180

阿尔佛雷德•麦考伊 文 郭承斌 译
作者:阿尔佛雷德•麦考伊
来源:tomdispatch.com
来源日期:2010-12-5
 
 
    尽管大多数帝国都闪耀着万能的光环,但是只要去回顾一下它们的历史就会提醒我们:他们不过是些易碎的机体。他们的权力生态是如此的纤弱,当形势真正开始急转直下之时,帝国通常会以可怕的速度崩塌:葡萄牙仅仅用了一年时间便疾速衰落,苏联用了两年,法国为八年,奥斯曼帝国是11年,英国则花了17年;如果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2003年算起,美国极有可能在22年内完成自己的衰亡。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将小布什政府草率入侵伊拉克的那一年作为美国衰落的起点。然而,与以往众多帝国终结之时城市遭到焚毁,贫民受到屠戮等典型的血腥惨状有所不同,二十一世纪的帝国崩塌来得相对平和,它是通过许多看不见的经济崩溃或网络战争促成的。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当华盛顿支配世界的权力被最后终结的时候,对于各行各业的美国人来说,失去这一权力意味着将会每天勾起他们痛苦的回忆。犹如几个欧洲国家所意识到的那样,帝国的衰退容易对一个社会产生极其显著、令人沮丧的冲击,通常会给至少一代人带来经济上的贫困。当经济发展冷却之时,政治热情便会高涨起来,这常常会在国内引发严重的动荡局势。

  就美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而言,从已获得的有关经济、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数据来看,衰退趋势将在2020年快速积聚,并且可能会在不迟于2030年的时候达到临界程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受到追捧的“美国世纪”将会在2025年陨落和衰退;到2030年的时候,“美国世纪”便可能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2008年首次承认美国的全球大国地位确实呈现出下滑的态势。在一份有关未来形势的周期性报告《2025年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2025)中,委员会提出“全球财富和经济实力的转移正在进行当中,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从西方转向东方”以及“在现代历史中没有先例”,以此作为“美国的相对优势--甚至是在军事领域”方面衰落的主要因素。然而,和许多在华盛顿的人一样,委员会中的分析师们期望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能够维持长久实现软着陆,并且怀有希望地认为:美国能以某种方式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长期保持其独一无二的军事能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军事力量。

  我们没有这么幸运。按照对趋势的推测,美国将会于2026年前后在经济产量方面被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超越,到2050年的时候将落后于印度。同样地,中国在应用科学和军事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也会在2020年和203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位居世界领导地位,而这正是美国如今在职的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纷纷退休而又因教育落后而没有接班人顶替的尴尬时刻。

  根据现有计划,到2020年的时候,国防部将会为一个垂死的帝国而祈祷,并在军事上拼死一搏。它将启用高级遥控技术来发射装有三重座舱罩的飞行器,尽管美国的经济影响力逐渐式微,但是这代表了华盛顿为挽留全球影响力所抱有的最后的和最好的希望。然而,同样在那一年,以世界上功率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作后盾的中国通信卫星全球网络也将完全投入运作,在太空武器化以及为在全球各个角落实施导弹或网络打击而组建一个强大的通信系统等方面给北京提供了一个单独的平台。

  如同之前的英国政府和法国外交部一样,充满着帝国傲慢的白宫似乎仍在幻想美国的衰落将会是逐步的、和缓的以及局部的。在2010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奥巴马总统再次保证:“我不会接受美国落到世界第二的位置。”几天之后,拜登副总统便对这一想法冷嘲热讽道:“我们注定会实现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预言,我们会成为一个已经失败了的伟大国家,因为我们经济失控,并且过度扩张。”与此类似,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11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权威专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拒绝谈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崛起,他驳斥(这是对美国在)“结构性衰落方面的错误比喻”,并且否认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有正在衰退的迹象。

  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找就业机会的普通美国民众比起他们那些被宠坏了的领导人更加实际。一份2010年8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5%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现在“处于衰落的状态”。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已经开始拿着他们的美制武器和中国一起进行联合海空军事演习。美国最亲密的经济伙伴们也已经开始避开华盛顿对中国富有争议的货币汇率所发出的反对声浪。当奥巴马总统上个月结束亚洲之旅返回国内时,《纽约时报》用令人沮丧的标题总结了此次出访:“奥巴马的经济观点被全世界拒绝,中国、英国和德国挑战美国,与首尔的贸易谈判也以失败告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会丧失它所具备的至高无上的全球影响力,而在于衰落的过程将会是如何的迅速和痛苦。抛开华盛顿一厢情愿的想法,让我们现在利用国家情报委员会自身推测未来形势的方法来提出四项具有现实意义的情况设想,不论情况是否存在出入,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都有可能在本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内走到尽头(随同附带对我们目前所处位置情况的分析)。这些未来图景包括:经济衰退、石油危机、军事灾难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就美国的衰落或是崩塌而言,它们并不具有唯一的可能性;不过,这些图景展望还是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汹涌澎湃的未来的一扇窗户。

    经济衰退:现状

    如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的优势地位面临着三项主要威胁:由于世界贸易份额的萎缩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力的减弱;美国技术创新方面的衰退;以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特权地位的终结。

  到2008年,美国已经在全球产品出口的榜单上滑落到了第三位,与中国12%及欧盟16%的份额相比,仅仅占到产品出口总量的11%。(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一趋势会自行扭转过来。

  同样地,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也在日益衰落。在2008年,美国以232000件专利申请在世界范围内落后于日本仍旧位居第二,但是中国则以195000件申请正在很快逼近,它自2000年以来以高达400%速度迅猛增长。这里还有一个进一步衰退的先兆:2009年,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对四十个国家作了系列调查。在过去十年“以创新为基础的全球竞争力”中的“变革”这一项里,美国的排名跌至了最低点。在这些统计信息中补充了一点内容,那就是在今年十月,中国国防部揭开了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的面纱。一位美国专家在形容其强劲能力时称它“足以击败目前排名第一的美国计算机”。

  很显然,美国的教育系统(未来的科学家和创新者的源头)近年来一直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在拥有大学学位的25岁到34岁这个年龄层次的美国人领先世界数十载之后,这个国家的排名在2010年跌到了第12名的位置上。世界经济论坛在2010年根据对大学里数学和科学的教学质量情况,将美国排在139个国家中的第52位。如今,在美国理科的研究生中有将近一半都是外国人。一旦发生意外,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将回到自己的祖国,而不是继续留在美国。换句话说,到2025年的时候,美国就有可能会面临优秀科学家奇缺的窘况。

  如此这般的消极趋势正在激起各界对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发出愈加尖锐的批评声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S. Rogoff)表示:“其他国家对美国在经济政策方面最具权威性的说法不愿再买账了。”在2009年年中,当世界各大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达到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之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坚持认为,基于曾经坚挺的储备货币所处情况,现在是结束“人为保持的单极体系”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中国央行行长也暗示未来可能取决于一种“不与某个国家相联系”(注:意指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这些作为世界发展走向以及可能性的路标,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所提出的那样--“都表明以美国军事和财政力量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彻底崩溃。”

  经济衰退:2020年图景

  经历了在国外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导致数年赤字膨胀之后,正如长久以来预计的那样,在2020年,美元最终丧失了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进口成本也会突然飙升。由于无法依靠向海外兜售已遭贬值的美国国债来填平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因此华盛顿方面最终被迫大幅削减其高额的军事预算。在国内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华盛顿开始慢慢地让美军部队从数以百计的海外军事基地撤回到美国大陆周围。然而,此刻已为时太晚。

  面对着一个无法实现财政平衡的衰败超级大国,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以及其他强国、大国和区域性力量都开始在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方面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受物价飞涨、失业率不断攀升及实际收入持续下降的影响,美国国内存在的不和状况升级演变为暴力冲突和具有分歧的争论,而这通常是针对着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随着美国国内掀起一场弥漫着幻灭和绝望情绪的政治浪潮,一个极右爱国者运用雷鸣般的言辞要求尊重美国的权威并威胁着要进行军事报复或是经济报复,趁机夺下总统宝座。但是,当美国世纪在沉默中走到终点之时,整个世界将不会再对其予以关注。

  石油危机:现状

  美国逐渐式微的经济实力所影响到的受害对象之一便是它所依赖的全球油品供应。中国在2010年夏天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而美国占据这一位置超过了一个世纪之久。能源专家迈克尔·克拉尔(Michael Klare)指出,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将“在塑造世界未来格局方面起领头作用”。

  到2025年的时候,伊朗和俄罗斯将会控制世界上几乎一半的天然气供应量,这有可能会赋予它们巨大的影响力并施加给饱受能源荒困扰的欧洲。正如国家情报委员会所警告的那样,如果再将石油储备量加入其中,仅仅在15年之内,俄罗斯和伊朗便会成为能源领袖。

  尽管拥有性能卓越的精密设备,但世界的主要产油国如今都是在储藏着石油的大盆地里开采,因为它容易且成本低廉。我们在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油井灾难中真正应该汲取的教训并非是英国石油公司(BP)没有认真执行安全标准,而是每个人从即时播送漏油情况的监控头(spillcam)中所看到的简单事实:作为能源巨头之一的BP公司别无选择,只得到海下数英里的地方去寻找克拉尔所说的“困难石油”(tough oil),以此来维持它的利润。

  中国人和印度人突然间成为巨大的能源消费国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即使石油供应可以保持恒定,需求量和成本也几乎必然出现上涨,而且幅度还会非常大。其他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应对这一威胁,它们立即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性计划来开发替代能源。美国却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它在开发替代能源方面乏善可陈,反而在过去三十年间,加倍地依靠外国石油进口。从1973年到2007年,美国石油进口量占其国内能源消耗量的比重由36%增加到了66%。

    石油危机:2025年图景

  美国依然如此依赖外国石油,以至于2025年在世界能源市场上出现的几次不利的发展动向就引发了一场石油危机。这场危机和1973年的石油危机(当时的油价在短短数月中上涨了四倍)相比较,使得后者看上去只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小困难。由于对美元疾速贬值大为光火,欧佩克(OPEC)的石油部长们汇聚沙特首都利雅德,要求将来的能源支付以一篮子货币(如日元、人民币和欧元)来确定价格,此举只会让美国石油进口的成本进一步上涨。在同一时间内,沙特阿拉伯人正在与中国签署一系列长期供应合同,转投人民币从而稳定自身的外汇储备。与此同时,中国花费巨资开始修建一条横贯亚洲的输油管道,并为伊朗在波斯湾的南帕斯地区(South Pars)开发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气田提供资金。 

  考虑到美国海军可能不再具备保护油船从波斯湾输送至东亚的能力,德黑兰、利雅德以及阿布扎比(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一)相互结合组成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新海湾联盟(new Gulf alliance);并且对外界证实,中国敏捷迅速的新式航母舰群将自此以后从阿曼湾的基地出发,负责在波斯湾执行巡逻任务。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伦敦同意解除美国在它位于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设立海空军基地的租约;而堪培拉在中国的施压下也告知华盛顿:第七舰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将弗里曼特尔(注:澳大利亚西海岸城市)作为其母港,此举实际上是将美国海军逐出了印度洋。 

  伴随着寥寥几笔签字以及几句简要的公告,曾经主张美国军事力量将会永远保护波斯湾的“卡特主义”(Carter Doctrine)在2025年被匆匆埋葬。长久以来确保美国从该地区获得无限量供应的廉价石油所具备的一切要素--物流、汇率和海上力量统统转眼蒸发。到这个时候,美国都还只能从刚刚起步的新能源工业中满足其能源需求总量的12%,而它的能源消费量中有一半仍然得依靠进口石油。

  随之而来的石油危机如飓风般地袭击了这个国家,将油价推到令人咋舌的高度,让旅行变成了一件异常奢侈的事情,使实际收入(已经长期处于下降的态势)出现疾速下跌,导致美国无论怎样努力维持出口形势都缺乏竞争优势。周遭环境的恶化使得油价一飞冲天,在海外流动的美元换回了昂贵的石油,美国经济陷入瘫痪状态。随着长期遭受损耗的盟友关系的终结以及财政压力的增大,美军最后开始从他们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分期撤离。

  在短短几年之内,美国已是“功能性破产”(functionally bankrupt),美国世纪的丧钟也已敲响。

    军事灾难:现状

    与人们的直觉相悖的是,当帝国的实力衰减之时,它们通常会投入到一些不明智的灾难性军事行动当中。这一现象被以帝国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家们称之为“微观黩武主义”(micro-militarism),由于占领新领土时遭到挫败而带来了痛苦,它们似乎想通过努力缓解这方面的压力来获得心理上的补偿;然而,效果总是短暂的,结果总是灾难性的。这些行动即使以帝国的视角来看都是不理性的,它们通常会招致让人难以承受的开销或者是使人蒙羞的挫败,而这些只能加速其力量的丧失。

  古往今来,那些四面楚歌的帝国们受傲慢自大之累,泥足深陷于军事灾难之中,直到挫败演变为崩溃。公元前413年,没落的雅典向西西里岛派出了两百支战船的力量,结果遭屠杀殆尽。1921年,垂暮之年的西班牙帝国向摩洛哥派遣了两万名士兵,结果被柏柏尔人的游击队彻底击败。1956年,渐趋衰落的大英帝国袭击苏伊士运河地区使其名誉大损。而在2001年和2003年,美国占领了阿富汗入侵了伊拉克。带着数千年来帝国所独有的傲慢狂妄,华盛顿将驻阿美军数量增加到十万人,将战火燃烧到巴基斯坦,并且将撤军时间延长到2014年或是更久远的时间,这不外乎是在遍布游击队、并可能藏有核武器的帝国墓场自掘坟墓。

  军事灾难:2014年图景

   “微观黩武主义”是如此的不合符理性,如此的不可预知,以至于想象中的图景似乎很快就被实际情况击得粉碎。随着美军在从索马里到菲律宾一带忙得不可开交,以色列、伊朗和朝鲜方面紧张状态升级,由此而引发海外灾难性军事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

  2014年仲夏,在阿富汗南部陷于困境的城市坎大哈,美军要塞突然间被塔利班游击队出其不意地侵占,美军战机则因为一场遮天蔽日的沙暴而无法起飞。由于损失十分惨重,一位窘迫的美国战争指挥官为了实施报复,派出B-1轰炸机和F-16战斗机袭击了这座城市的周边各地(这些地方据信都在塔利班的控制之下),装备着致命火炮的AC-130U“幽灵”武装直升机则从废墟上空掠过。

  很快,来自这一地区各个清真寺的毛拉们(注:mullah,指伊斯兰教士)开始宣扬进行一场圣战,长期接受美军训练并旨在扭转战争局势的阿富汗军队也开始集体逃离。塔利班的战士们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系列针对美军要塞的袭击活动,使得美国的伤亡人数持续猛增。这让人们回想起1975年在西贡时的情形,美军直升机如今也是从喀布尔和坎大哈的房屋屋顶上营救美军士兵和平民。

  同时,由于对巴勒斯坦问题陷入数十年无休止僵局的不满,欧佩克领导人决定对美国实施新一轮石油禁运,以抗议它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不计其数的穆斯林平民在大中东地区持续战乱中所遭受的屠戮。随着油价高涨,炼油厂原料耗尽,华盛顿开始采取行动,向波斯湾派出特别行动部队夺取供油港口。此举转而引发了大量自杀性袭击和对输油管及油井的破坏活动。届时,局势阴云密布,联合国的外交官们纷纷站起来严厉谴责美国的举动,全世界的评论员都在回顾历史后,将此举贴上了“美国的苏伊士”(America's Suez)的标签,这种说法此前是指1956年的溃败标志着大英帝国的终结。

  第三次世界大战:现状

  在2010年夏天,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西太平洋上的军事紧张状态开始升级,而西太平洋曾一度被认为就像是属于美国的一个湖。甚至仅在一年之前,都还没有人能预料到这样的发展态势。如同华盛顿在二战之后利用与伦敦的盟友关系将英国在全球的力量占为己有一样,中国现在正利用与美国的出口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来支助发展,使其有可能在军事上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水域所享有的支配权形成挑战。
 
  随着中国对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北京开始要求从韩国到印度尼西亚一带更大范围的海域,而这一海域长久以来都是由美国海军所掌控。2010年8月,就在华盛顿表示在南中国海拥有“国家利益”并在那里举行海军演习以强化这一立场之后,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愤怒地回应道:“中美之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角力增加了决定谁才是世界未来的真正统治者的风险。” 

  身处剑拔弩张的情势当中,五角大楼报告称,北京现在拥有“在西太平洋上攻击(美国)航空母舰的能力”并且还将“核打击能力覆盖美国本土”作为目标。依靠对“进攻性核武器、空间武器和信息战方面能力”的开发,中国似乎决意要在五角大楼称之为“现代作战空间各个维度的信息范围”内争夺优势地位。随着对性能强大的“长征五号”助推火箭不断地进行开发,再加上2010年1月两颗卫星上天以及7月另一颗卫星发射成功(总数为五颗),北京向外界释放出信号--这个国家正朝着建立一个拥有35颗卫星的独立网络的方向快速迈进;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网络将会具备全球定位、通信和侦察的能力。

  为了牵制住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军事职能,华盛顿坚持要打造一个由适用于航空和太空的遥控技术、先进的信息战能力和电子监控组成的新型数字化网络。军事策划人员期望这一综合系统能够以网络栅格的形式覆盖全球,具备使敌军在战场上整体失去判断力或者在各种场所识别出恐怖分子的能力。根据计划,如果进展顺利,到2020年的时候,国防部将会发射一架具有三层防护装置的太空无人驾驶机,可以从平流层到达外大气层,机上装备有灵巧导弹,与高适应性模块式卫星系统相连接,并且可以完全通过具有远视功能的监视设备进行操作。

  2010年4月,五角大楼创造了历史。它平稳地将X-37B无人空天飞机发射升空并顺利地送到距离地球255英里处的低轨道上,使无人驾驶机的操作范围扩展到了外大气层。X-37B是新一代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开山之作,它标志着太空的全面武器化,给未来战争创造了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竞技舞台。

  第三次世界大战:2025年图景

  太空技术和网络战争都太新式并且未经试验,即使是最奇异的设想也可能很快被现实情况所替代,因此仍然难以预料。如果我们只要采用像空军在“2009年未来军力比赛”中设定的那种情景,那么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在战争中是如何协同作战”,然后开始想象下一场世界大战在现实中可能会怎么打。

  现在是2025年感恩节晚上11点59分。当网络购物者入侵百思买的网站,想获得中国产最新家用电器更大的折扣之时,在毛伊岛(注:位于太平洋中北部,美国夏威夷群岛中的第二大岛)上效力于“空间监视望远镜”(Space Surveillance Telescope,简称SST)项目的美国空军技术人员突然惊诧地发现他们面前大银幕在转瞬之间变得漆黑一片。在数千英里外得克萨斯州的美国网络指挥部操作中心里,网络专家们很快就测出这些恶意二进制代码是通过匿名传播,并且显示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特有的数字指纹。

  没有人预测到首次明火执仗的攻击。当美军一架太阳能驱动的“秃鹰”无人驾驶机飞到介于韩国和日本之间对马海峡上空七万英尺时,中国的恶意代码夺取了机上遥控技术的控制权。无人驾驶机突然启动挂在它400英尺长机翼下方的所有导弹发射舱,将众多致命导弹投进了黄海中,实际上也就给这个难以对付的兵器解除了武装。

  白宫方面决定以牙还牙,批准了一项报复性打击。加利福尼亚的空军指挥官坚信可自由飞行的F-6分离式卫星系统是不会遭到入侵渗透的,他们给在距离地球250英里空间轨道上运行的X-37B无人空天飞机编队发送自动代码,命令它们对中国拥有的35颗卫星发射“三重终结者”导弹,但是没有任何反应。在近于恐慌的状态下,空军将“猎鹰”高超音速巡航飞行器发射到太平洋上空弧度为100英里的位置,仅仅二十分钟之后,传送电脑编码让其对在附近轨道运行的七颗中国卫星发射导弹,这些发射编码也突然间不起作用了。

  在中国的病毒通过F-6卫星系统大肆传播之时,美国的那些二流超级计算机却无法破解恶意软件极其复杂的代码,对全球范围内美军舰船和飞机的导航至关重要的GPS信号也遭到连累。舰队开始在太平洋中部打转,战斗机中队无法起飞,“收割者”无人驾驶攻击机漫步目的地飞向天边,直到燃料耗尽然后坠毁。忽然间,美国丧失了空军长久以来宣称的“终极优势”:太空。几小时之内,在将近一个世纪里称霸全球的军事力量就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以无人员伤亡的结果被击败。

  世界新秩序到来?

  即使未来发生的事情被证明比上述四种情形更加乏味,但每一个显著的趋势都指向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会在2025年遭遇巨大衰退,而非如华盛顿现在想象的那样。

  当世界范围内的盟友开始重新调整各自政策,并且注意到亚洲力量的日益崛起时,美国将难以维持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的所需经费,尽管心里仍旧不情愿,但是华盛顿方面最终还是会被迫下令(美军)分期撤离。随着美国和中国对太空和网络空间竞相展开武器化,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状态也必定会升级,如果没有相互保证,至少会在2025年爆发军事冲突。

  事情甚至更加复杂,以上概述的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的趋势并不会孤立地运作。就像二战之后欧洲帝国所经历的那样,这样的负面力量无疑被证明是具有相互作用的。它们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合并引发危机,而美国民众完全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并且危机将令经济急转直下,国家经济凋零的状况会使一代及一代以上的美国人受困其中。

  伴随着美国实力的衰减,过去的经验为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诞生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在可能性的一端是一个新兴全球超级大国的崛起,虽然不太可能,不过也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不过,中国和俄罗斯都显示出具有“自我参考”(self-referential)的文化形态、让人难以掌握的非罗马文字、地区性的防御策略以及落后的法律制度,这些因素阻碍了它们获得主要工具来争夺世界的支配权。目前,尚无一个超级大国看上去像是很快就能接替美国所占据的位置。

  另一种既黑暗又糟糕的未来可能是诸如联合的跨国公司,如北约一般的多边力量以及一个国际金融界的精英集团组成一个独特、易变(有这个可能性)和超国家统治机构,这使得谈论民族帝国变得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私营公司和跨国精英多半会在城市内安全的小块领地里管理这个世界,而一般群众则会被转移到城市和农村的荒地上。

  在《贫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一书中,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从下至上地描述了这种世界中至少一部分的景象。他指出,“全世界有十亿人已经被塞进了充满恶臭的贫民窟(到2030年,人数将升至二十亿),它们将构成第三世界里阴郁落败的城市......二十一世纪里富有特色的战场空间。”当黑暗降临到一些未来的超大贫民窟时,“帝国就可以部署奥威尔式(注:英国文学家,以著有小说《1984》和《动物庄园》而闻名)镇压技术”,就如同“像大黄峰一样的武装直升机在贫民区狭窄街道的上空追踪迷一般的敌人......每天早晨,贫民窟都以人体炸弹和具有深长意味的爆炸来作为回应。”

  有关未来诸多可能性的中间选项是:一个全球新兴寡头也许会在2020年和2040年之间出现,随着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与像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这类逐渐衰落的国家展开合作,促成了一股特别的全球主导力量,类似于在1900年前后统治着世界一半人口、结构松散的欧洲帝国联盟。 

  另一种可能性是:地区霸权的崛起反过来会使人想起现代帝国形成之前运行的国际体系。在这一新威斯特伐利亚式(neo-Westphalian)世界秩序中,怀着对微小暴力和无限制开发充满无尽的美景展望,每一个霸权主义国家将会控制最接近于它的地区,正如巴西利亚之于南美,华盛顿之于北美,比勒陀利亚之于非洲南部等等。对太空、网络空间和深海的控制权从前任“世界警察”--美国的手中转移出去或许会成为一项新的全球共识,一个职权范围扩大的联合国安理会或是一些特殊机构可以对其进行控制。

  由目前趋势推断未来得出的所有图景都是基于以下的设想:几十年无与伦比的实力所造成的傲慢自大蒙蔽了美国人的双眼,使他们不能或不会采取措施来处理其全球地位遭到不断侵蚀的问题。

  如果说美国的衰落正处于从2003年到2025年这22年的时期当中,那么我们已经用战争的方式渐渐浪费掉了衰落期里首个十年的大部分光景,战争将我们的视线从长期问题上转移,如同把水抛洒在荒凉的沙漠里,浪费掉了数万亿亟需的资金。

  即使只剩下15年的时间,将它们全部浪费掉的几率仍然很高。国会和总统现在陷入了僵局;美国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企业捐款,这意味着会招致很多麻烦;对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包括我们进行着的战争,我们言过其实的国家安全状态,我们资源匮乏的教育体系以及我们陈旧过时的能源供应)都缺乏有效建议,而这些问题应当受到严肃对待以保证实现软着陆,让我们国家能够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增强地位促进繁荣。

  欧洲帝国早已是明日黄花,美国的统治权也正在瓦解。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美国能否像英国那样成功地塑造随后的世界秩序,保护自身的利益,维持自我的繁荣以及表现出它所具备的最佳价值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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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阿尔佛雷德·麦考伊(Alfred W. McCoy)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J.R.W. Smail讲座教授。他也是《酷刑疑问》(A Question of Torture: CIA Interrogation,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一书的作者,该书现已被译为意大利文和德文。他在刚刚出版的著作《保卫美利坚帝国》(Policing America's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Rise of the Surveillance State)中探讨了海外反暴动操作对美国国内治安措施的普及所产生的影响。

中南海倒计时:按图索骥,这种人就只能到红二代中找了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87806&r=0&v=0&j=0

中南海权力交棒接近倒计时,胡温无所作为已成定论。胡温均非簪缨世族大红门出身,据八十年代深度参与中共政治改革设计的吴国光教授说,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曾有意抑制红色贵族过度攫取政治权力。六四之后,胡赵人面不知何处去,邓的政治权威也大幅下挫,尤是人事决策,江泽民便非他所相中,邓小平虽以「隔代指定」反制,但陈云撂下一句:「还是我们的子女放心」,红二代进入权力核心之门已然开启。

江泽民时代的国家副主席就是红二代曾庆红,他在处理香港事务时曾予人开明印象,他确系「桥王之王」,颇擅借箸运筹,但曾庆红为江泽民逼退政治局乔石、李瑞环等人而度身制定的「七上八下」,很难令党内同僚尊敬曾的品格。曾庆红的「桥段」还不止于此,江泽民对中央军委及一切军中事务一头雾水,曾庆红借箸「过桥」给江泽民,凡是军中的红二代一律升迁为将军,故而现今军队都在开国勋臣一众将门之子手里。依此类推,国家经济所有要津部门都由簪缨世族垄断,亦从那个时代开始。时至今日,红二代蔚然成林,盘根错节、荣损与共,谁与争锋?
 
出身平民的胡温履新之初,曾让人以为第四代核心会为平民争取公平一点的财富分配,不能说胡温没有此念,但他们既无权威,自身也欠缺道德资源,归根究柢他们是专制政权的传灯者,「维护基本制度」是「国家核心利益」,他们必须和权倾天下、富可敌国的权贵利益集团站在一起。
 
仅举此例,世界银行多年前就劝说中国政府,把贫穷线调高到每天二美元的国际标准,而不是中国自己的超低标准,如此一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就从七千万翻番到两亿多,很不「强国」很不「盛世」,胡温便如东风马耳,尤其擅用亲情悲情去抚慰百姓的温总理,这本系他职责职权之内的事,须知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却宁可在京奥、世博、亚运等国家面子工程烧钱,硬是不肯施恩给贫困者。
 
直到去年岁尾,北京才宣布把贫穷线从人均收入一千一百九十六元提高到一千五百元,即便上调幅度达二成多,当局的宣传仍很低调,不像「七十七元廉租屋」那般拿来炒作党疼国爱,看来一是很不情愿,二是并不光彩,因为本国人均GDP高于另一人口大国印度三倍多,这条新贫困线还是比印度低很多。按这条线划分,中国贫困人口达一亿多,实在没有自我表扬的价值。
 
胡温这届也就如此了,已无望在剩下时日里有奇?突起的建树,但其影响颇为深远,亦即在权力圈中落下口实,那些党团积极分子、政治辅导员、平民背景的干部出身的,不孚众望,不堪大用,治国还是要靠权威足、资源多、魄力大的强人,按图索骥,这种人就只能到红二代中找了。

Wednesday, January 12, 2011

重庆房产税疑云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86829&r=0&v=0&j=0

2010年,不断传出的开征房产税传言一直在“折腾”中国房地产市场。在预热了一年多后,财政部终于原则同意重庆市政府自主制定方案、开征高档商品房房产税,但具体何时征、怎么征还是未知数。

 

不管最终出台的房产税是何面目、有何效果,当一个税种的决定权和解释权在掌握行政权力的政府手中,而群众只能不明真相、焦急猜测、等候发落时,就不得不承认目前中国税收立法体系存在巨大缺陷。由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缺失,到处充斥着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而税收法律却寥寥无几。这意味着税收的最终决定权不是在人民或代表手中,而是在权力手中,即使出台的税种是合意的,由于程序上存在巨大纰漏,也将导致纳税人的预期和行为出现混乱,从而加剧市场的波动。
 
按照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税权自然也属于人民,任何税种的征收、减免和停征等都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决定,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各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政府出台的地方性法规,都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是宪法的精神。
 
此外,2000年7月1日起实施的《立法法》也要求“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但考虑到过渡时期,《立法法》也留下了一个缺口,即“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
 
但是,10年过去了,中国的税收立法体系依然没有改观。概括一下,目前中国的税收立法体系是这样的,最高层是三个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次一层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再下一层是国务院自主制定的行政法规,最后是部门规章及地方性法规、规章(它们之间若有冲突由国务院或全国人大裁决)。
 
由于税收法律的缺失,导致税收决定权和解释权大都落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房产税就是这样一个税种。按照目前的税收立法体系,其“由财政部负责解释;施行细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抄送财政部备案”,尽管这一过程可能会有座谈会、听证会等民主议程,但在行政权力主导以及自由裁量权很大的情况下,如何不流于形式是个很大的挑战。
 
以这次重庆拟征收的房产税为例,截至目前,何时征收、如何征收仍然莫衷一是,企业和个人只能默默等待政府的最终裁决。最初的版本是征收高端房产消费税,其实,这不是房产税的范畴,而且,消费税也属于中央税种,地方政府征收的动力也不大。2010年下半年以来,又传出要在现行房产税暂行条例的框架下,恢复对个人自有住房征收房产税,但是按面积征收还是按套数征收,还是既按面积又按套数收,税率如何定,仍然是个谜。据重庆商报12月中旬的报道,重庆市财政局官员表示,目前该税种的具体内容仍是机密,不便对外界透露。
房产税被赋予了太多意义,调控房价、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理清房地产税收体系和调节收入分配等等,在这种背景下,开征房产税需要各方充分的博弈,以明确房产税的功能取向。但是,在目前的税收立法体系下,公众只能被动的无奈的充当看客,这不得不让人担忧未来房产税可能会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为主。
 
房产税推出的重要前提,一是明确土地使用权要无偿自动续期,即长期化,二是要理清现有的“重流通轻持有”的房地产税收体系,如果没有这两个前提,贸然开征房产税,只会短期给市场带来恐慌(或许会打压房价),但长期来看,只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由于凭空增加了税负,其调控房价的效力也将大打折扣。

围观“乐清观察团”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7119

作者:李大今
来源:南方网
来源日期:2011-1-12
 
  身为媒体评论员的笑蜀认为,中国的社会冲突总是两极对立彼此绝不信任,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做缓冲带,他期待以“公民调查团”形式创造出公共危机处理的新模式。但是没有公权力的支持,“创造历史”的过程注定不会顺利。
  记者_ 李大今 温州报道 摄影_孙炯


  2010年12月31日下午2点半左右,背着书包的于建嵘出现在温州乐清市寨桥村钱云会的家中,同行的傅国涌举着一台摄像机,于的粉丝王强拉着自己的行李箱紧跟其后。

  “就跟当年的延安视察团一样”,于建嵘事后想起来,都忍不住笑。

  聚集在钱云会家门前的村民们并不知道眼前是何人,村里六十多个女眷跪在地上,用当地方言大声哭诉。在前一天,面对央视记者,女眷们也跪了将近一小时。

  一直关注钱云会一案的浙江律师陈有西感慨说:“不用长途跋涉进京下跪,他们太愿意了。”

  面对傅国涌的摄像机,钱云会的儿子钱成旭表达了对官方的不信任:如果是普通的交通肇事,为何要抢尸?我妹妹和妹夫明明被关了50多个小时,新闻发布会却称总共才23小时?……

  钱云会二女儿钱旭玲和丈夫赵旭则讲述了自己的关押过程,钱旭玲称,当天只在路边哭,就被抓了;赵旭拉开裤腿,露出一片瘀青,称这是挨打的证据。

  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很多都是外村的村民,四面八方充满了期待的声音,“这些(视频)能传出去么?”

  正当那些哭躺在地上、全身粘满稻草的女眷拉着傅国涌的裤腿不放时,傅国涌接到了于建嵘的电话,“情况十分危急,赶紧撤,根据我的经验,现在村民属于情绪宣泄阶段,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

  同时接到撤退电话的还有笑蜀。他们所在的“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简称“学界团”)分成两组,本来约好当晚温州见,但是两个小组偶遇在钱云会家中。

  已经坐在一户农家里的于建嵘把正往停车场方向前行的笑蜀叫回来,“让他们赶紧撤,搞不好会被断定成群体性事件的煽动者,别把自己套进去。”

  在此前的2010年12月28日,身为《南方周末》评论员的笑蜀致电于建嵘,请于建嵘领衔观察团,赴温州实地调查乐清钱云会惨案一事。在笑蜀看来,身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于建嵘古道热肠、深厚的政治资源以及娴熟的政治操作,是微博里最合适的人选。

  于建嵘认为官方不配合即无作为,于是笑蜀便请媒体记者向当地转达建议。2010年12月29日在乐清金鼎酒店举办的温州官方新闻发布会上,新京报前线记者陈宁一提问:如何看待于建嵘教授等人的学者观察团?

  温州外宣办主任、警方发言人张春校当即表示:于建嵘教援或其他人,甚至网民过来展开独立调查,是来帮我们的,我们欢迎!

  为了“响应温州官方的积极态度”,由笑蜀点名,最终这个“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组成人员包括:笑蜀、于建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郭巍青教授、中山大学诉讼法研究所杨建广教授、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兼北京实现者律师事务所马深、历史学者傅国涌(原籍乐清)、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赵楚、上海律师斯伟江、有着24年刑侦经验的知识产权专家吕文举、媒体人士陈杰人、朴抱一以及杨海鹏。

  在笑蜀看来,中国的社会冲突总是两极对立彼此绝不信任,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做缓冲带,在一篇题为《温州让公民参与危机处置是个好势头》的评论中,他称,“因为于建嵘等专业精英组成的公民观察团,在专业性以及程序的完备上表现更佳是可以期许的”。

  笑蜀期待能够创造出公共危机处理的新模式,认为这是“创造历史”,历史学者傅国涌也认为,自己在“记录历史”。

  “记录历史”的不只是学者们。

  与此同时,风格迥异的王小山和窦含章也组成了“低端网友围观团”。两人皆为新浪微博实名认证V用户,王小山系专栏作家,窦含章为财经评论员。前往乐清前,两人达成共识:尊重事实,探求真相,各自表述。

  凑巧的是,在2010年12月30日北京飞温州的飞机上,王小山还遇见了熟人许志永,这名律师也牵头了一个观察团。当天,网名为“屠夫”的吴淦也打算前来围观。

  进村

  最早出现在寨桥村口的是许志永的团队。

  去年12月30日下午,在人群中,许志永随兴地上前跟一个老人搭讪。在最初的试探中,老人判断出“说北京话”的许不是政府的人。他绕开人群,从自家的后门把许志永和他的团队成员刘莎莎、彭剑律师、张永攀带进了二楼的房间,随即拎出了一麻袋钱云会身前的上访材料。

  随后的几小时里,在这户大门半掩的农家,村民们进出后门。他们带来了钱成宇的母亲,作为现场目击证人,钱成宇在事发次日被带走,并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

  钱成宇家徒四壁,孩子上初一,家里只有76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钱成宇的母亲很快跟彭剑签署了律师委托协议。一脸皱纹的老太太拉着每个人的手,用难懂的当地方言感谢这些“包青天”。

  当许志永潜伏在村里时,学界团还在跟官方接触。2010年12月31日上午,笑蜀联系上了温州外宣办主任张春校,张让他们直接去找乐清市公安局。

  随后,斯伟江致电温州市公安局钱云会案发言人黄小中、公安局局长叶寒冰、温州市主管公安的副市长彭佳学、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等人,以上所有电话,有关机,有自动转接,无一能联系上。

  于是他们商议出下一方案—进村,笑蜀去钱云会家中,斯伟江则去找钱成宇和王立权的家人,寻求提供法律援助。和村长钱云会一起上访被判刑的另一核心人物王立权,既未参与车祸现场争尸体,也不是目击者,自去年12月25日晚被抓后,家属未收到任何通知。家属和村民称,王是在当晚约见记者时被抓的。

  面对王立权的家人,斯伟江表示希望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斯作了自我介绍,并希望他们去网上搜索他的名字。

  王的家人却对律师充满顾虑。因为村里上访曾被律师骗过钱。在钱云会生前留下的一份控告信中,他指责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的一位朱姓律师收了40万元的律师费,对方说自己国土资源部有朋友,包赢官司,但是2008年钱云会上访被抓的关键时刻,反复电话朱姓律师,朱却拒绝出面。

  为此,记者联系了两高律师事务所,该所主任表示听说过此事,但不方便提供朱律师的联系方式。

  开会

  上海知识产权律师、静安区人大代表斯伟江将自己的博客命名为“行动改变中国”。他称,自己之所以参加观察团,是因为“有所期待”。?他的想法和笑蜀是一致的—开创公民独立参与公共危机的新模式,并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他草拟了观察团的规则,在经笑蜀修改之后,该规则被简称为“乐清承诺八条”:独立、客观地提供第三方的事故调查报告;不代表任何利益方;检校事件过程的公正性,探寻真相,但不承诺提供真相;不追求新闻效应,但不拒绝公开;所有成员的观点在报告中载明,包括异议意见;不擅自对外发表涉及团体的观点;经费自理;内部决议按照民主规则,开会方式适用于罗伯特议事规则。

  去年12月31日中午,这份规则群发给部分成员。当日下午,当学界团从村中撤离到宾馆时,斯伟江重提“乐清承诺八条”,希望这份章程能够得到大家的通过,遭到了于建嵘的反对。

  于建嵘的原则是,自己从来不签任何章程,不参加任何组织,“老兄,这是给自己设套”。

  于建嵘的建议也遭到了行动派斯伟江的反对。于认为,“情况十分紧急”,大家可以体面地退出,每人复印一份钱云会一案中的土地资料,回家研究土地问题;第二天是钱云会的头七,乐清势必会成为风暴眼,大家也可以去雁荡山开个研讨土地问题的“雁荡会议”。

  教授们赞同搁置真相,切割车祸问题。于建嵘反复强调了他的观点:作为观察团,他们并不具备刑侦能力,钱云会一案背后的根本问题还是土地问题,他主要关注这点。

  争议持续到晚上八点多,最后大家无一例外地支持了一个提案—吃饭。

  当晚,斯伟江、笑蜀、陈杰人、朴抱一商量成立两个调查小组,第一小组调查车祸真相,笑蜀为联络人;第二小组调查征地真相,于建嵘为联络人。他们还进一步修改了规则,预计调查时间为3天,以完成预定的调查目标为限。如无法完成,则将如实记录为什么无法完成,障碍是什么。

  次日下午3点左右,从寨桥村回来的朴抱一和陈杰人去新世纪宾馆见了教授们。朴抱一提出,他想去看看肇事车。傅国涌提供了宣传部门的联系方式,并称这是他的私人关系,要求朴以记者身份前往,而非观察团的名义。随后双方发生争议。

  一直沉默的郭巍青教授提出建议,大家应保持同一个出口,应该追求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主要还是为了个人的安全,不要授人以柄。”

  这次跟随郭巍青来到乐清的,还有他的两个学生。这个公共治理专家本希望近距离观察政府的行为,从而提出问题,以缓和对抗。后来他的考虑是,“我自己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不能影响我两个学生的前途。”

  傅国涌称,他通过多种渠道得知,“我们正处于的历史的暴风眼中。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要对历史作出负责,要有高度的智慧。这是公民第一次以独立的第三方参与公共事件,处理得当能为和平转型提供新模式。失败了,我们承担不起历史的责任。如果这点共识都达不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百年后都做不成任何事情。”

  朴抱一此时认为,双方对形势的预判不同。作为一个曾经的调查记者,他看见暴风眼一个接着一个。

  陈有西则相信乐清当地给观察团很大心理压力的说法,“傅国涌老师作为乐清本地人,他当地有人脉,反而能够了解到真相。只是从自己和当地亲友的以后生存环境看,不参与自己家乡的是非比较好。

  傅国涌的判断是,“风险特别的巨大,超过了我一生中能经历的”,因此,到达历史现场,就已经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应该以于老师的线索为线索”。

  过招

  2010年12月30日当晚,在向记者们了解了当地情况后,王小山请记者们吃饭。热情的乐清市宣传部杨有才科长露面,并抢着买单。但是对于“二人团”的四点诉求—调看沿路探头录像资料、见事发现场保安、要警方提供出警时的现场照片、窦含章想去看望钱云会死亡当天警民冲突中被打伤的警方大队长,杨有方却迟迟未能反馈。

  次日上午,王窦二人自己跑去电厂和临港工业区询问保安,未果。两人无力感油然而生。王小山让窦含章致电杨有才,称“村民们都说是谋杀,如果不安排我们见证人,我们只能发布村民们的说法了。”

  杨科长很快答复,并提供了警方政治部林副主任电话。林副主任表示,可查看探头资料,可询问保安,但要带走出警时的照片,还需请示。

  比起王小山的直接,学界团则细腻很多。2010年12月31日晚上,学界团商议要发一封一两百字的公开建议信,建议政府重视民情,并促成学界团和政府的对话,“我们的措辞可以再低再低一点,但这是道义上的交待。”

  商量完建议书的措辞以后,有人提议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但是反对意见是—如果不跟政府那边沟通下,对方会不会“不舒服”?

  这时,笑蜀透露,“官方已经承认了我们的身份。警方不愿意见我们,但是乐清宣传部副部长迫不及待地想见我们。”

  当晚,乐清市宣传部部长来访。学界团在把这封公开建议信递交政府的同时,也在官方微博同步发出,要求乐清市委、市政府应尽快与死者家属及村民展开平等对话与协商,以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恶化。

  次日,钱云会“头七”,学界团为避免进入风暴眼,笑蜀留守大后方温州,于建嵘等教授仍驻守新世纪宾馆。

  远离风暴眼的学界团,在微博上跟乐清警方的官方微博“平安乐清”玩起了太极拳。“平安乐清”称,“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和第三方调查团的建议,警方将会对网民‘吊唁’活动的个别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并出动警力维持现场秩序”。而学界团的官方微博则回应称,“其所谓第三方调查团与本观察团无涉”。

  但和官方的对话并未能启动。2010年12月31日,学界团团员都说,第二天官方会跟学界团对话。到了第二天,团员们又说对话延到第三天。结果第三天上午,学界团就撤了。

  陈有西认为,又没有公权力的支持,不成熟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一个独立调查,是完全依托民权的”。

  撤离

  早在2010年12月31日下午5点,许志永就已经在电脑上敲出了他的基本结论: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因官民对立的情绪而引爆,并因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演变成公共事件。该报告公布后,其团队成员张永攀公开指责许志永的“轻率”,并提出了16个疑点。对于许志永团队这个调查,学界团也有团员认为是个轻率的结论。

  同日,王小山二人组表明没有找到证据证明这是一场谋杀还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王小山还是老实地在微博上说,“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后者。”然后,他成了网友口中的“高级五毛”。

  1月1日晚上,学界团的饭局十分微妙,有媒体背景的团员一桌,教授们去向不明。饭局后,笑蜀接教授的电话,让他单独去新世纪宾馆一躺。

  一个多小时后,笑蜀返回,并宣称:“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第一阶段为田野调查阶段,已暂告一个段落,成员们接下来都将拿到一本钱学会一案的土地资料,回去后各自研究。

  第二天上午,学界团准备撤离,并向等候在门外的乐清市宣传部副部长递送了《关于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死亡案及寨桥村土地纠纷等相关问题的若干建议》。面对媒体,于建嵘称赞这次官方的渠道畅通,并称这次乐清之行是他和马深、郭巍青、杨建广四教授主持的社科院研究土地制度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只对土地问题感兴趣。”1月2日回到北京后,于建嵘看完了乐清农民送来的有关钱云会一案相关的土地资料,他这次本也是想来观察群体性事件的。

  回顾这次行动,习惯于单独行动的于建嵘说:“我在现场观察过数起群体性事件,知道如何使用拍照器材及介绍自己的身份。而许多现场观察者没有应对这种事件的经验。”

  1月1日,警方在寨桥村疏散人群,许志永观察团成员刘莎莎手机拍摄时被发现,手机卡被折毁。随后,乐清两名警官邀她约谈,反复追问为何她还要继续调查土地问题。此前,“屠夫”吴淦被遣回,1月2日深夜,其团队志愿者郑创添在乐清遭强制尿检,警察称他有吸毒嫌疑,后经检验没有。

  在斯伟江看来,乐清警方对一些媒体及一些观察团的友好态度,和其对一些媒体、村民和一些民间观察人士的不友好,是另一形式的选择性执法。当地政府出示证据也同样涉嫌存在选择性提供的问题。

  斯伟江仍在争取为王立权和肇事司机费良玉提供法律援助。王立权家属对外请律师极为顾虑,1月3日,斯伟江所在律所的律师让王家属打个报告向温州市公安局请示代理律师事宜,虽然经过寨桥村里老年协会讨论通过,然无人敢送这份请示书到公安局,最后只能采取邮寄方式。

  1月3日,笑蜀去杭州见了陈有西。陈表示:“可以理解,第一次嘛。”

  在陈有西看来,乐清事件的观察,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会顺利的,“真正的调查,必须有公权的依托。但是,这不等于这种参与热情是毫无意义的。乐清事件这样行动,体现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良知的觉醒,体现了一种公共权力的危机,体现了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主导权已经从权力转向真相,权力已经操纵不了社会判断。”

Sunday, January 9, 2011

关于中共的五大迷思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23/n-21623.html

核心提示马利德点评西方读者对中国政治所抱有的五大常见错误认识:“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党控制着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互联网会推翻党”、“其他国家希望复制中国模式”和“党不能永远统治下去”。

Wednesday, January 5, 2011

20年前从美国兴起的“乐退”风潮转向中国

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1-01/1401456.html


环球时报


  20年前从美国兴起  今日却成西方奢望

  “乐退”风潮转向中国


  本报驻外特约记者  陶短房  孙微  郭颖 古放 蒋丰  本报记者 钟玉华

  45岁时赚足了钱,然后快乐地享受退休生活,或许是不少人心底的真实想法。专门关注中国富豪群体的“胡润研究院”去年年底推出的中国“乐退”报告,仿佛让人看到一种在西方国家时髦过的东西又在中国落地生根。在美国,从克林顿总统时期开始出现的“乐退族”未必指的都是像比尔•盖茨这样提前退休的超级富豪,也包括一些有退休勇气、能安排商业养老、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20年来,这股风潮曾影响到很多国家,包括韩国很多大企业迄今仍有高管到45岁就“荣誉退休”的传统。但实际上,“乐退潮”正遭遇寒冬,甚至在欧美和日韩等国出现“永不退休”的逆流。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乐退族”的出现一时间引起的关注就显得更加复杂,有人看好这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体现,“是一种进步”,也有人说,它脱离了本意,体现的只是少数中国人的奢侈生活。

  全球“乐退族”的典范是盖茨


  英国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从1999年开始推出各种中国富豪和企业家的排行榜,他领导的胡润研究院去年年底又首次发布了有关中国富豪的“乐退”报告。报告称,目前中国有5.5万财富人士具备“乐退”条件,即拥有财富1.1亿元人民币,这些企业家考虑退休的平均年龄是45岁。他们喜欢出国旅游、打高尔夫球、收藏古代字画,平均拥有7块名表、5辆豪华车。他们也更加重视健康、“充电”和投资理财,更加关爱家人、朋友和关心社会公益活动。胡润表示,“中国富豪们现在更懂得品味生活了,而从前总是忙忙碌碌地工作。”

  “乐退”有一个更平民化的解释,有人认为它是音译LORTUI而来,是“LOve ReTirement yoU & I”的缩写,专指“热爱退休生活的你和我”。起源于美国的“乐退”生活方式并没有太长的历史。美国上世纪90年代在总统克林顿执政时期,由于金融和房地产经济繁荣,许多富豪和中产阶级不再像以往那般终日忙碌到老,他们在觉得自己晚年生活已有充分保障后就主动做出退休安排和计划。对冲基金大亨莱昂•库珀曼算得上最早一批“乐退”的美国人之一,这位曾列“福布斯”最富有美国人榜第269位的华尔街巨富,其父只是个水暖工,他靠自己的努力获得MBA学位后进入高盛集团,在那里一干就是25年。库珀曼后来有了自己的金融公司,到1991年退休时已拥有35亿美元资产。美国媒体一直热衷于报道波音公司等企业高管的“乐退”生活。最近两年,被讲述最多的“乐退”典范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2008年6月27日,盖茨正式退休,表示每周只会到微软上班一天,其他时间将放在慈善事业上。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去年9月报道,“乐退”的前提是安排好退休金、还清债务,然后,“还需要足够勇气”,因为一旦“乐退”,就意味着身份由“在职”改为“退休”,再想改回来可并不容易。报道罗列了25种最可能出现“乐退族”的职业,包括CEO、医生、律师、媒体人等。相比中国“乐退族”“1.1亿元人民币”的标准,美国人的“乐退”门槛并不高。美国雇员福利研究中心2009年8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人有1200万元人民币就能维持“乐退”的生活。

  欧美人兴起“退而不休”


  在美国,“乐退”能风行20年,主要原因是美国长期处于低通胀状态、物价相对平稳,而且美国是个以商业养老保险为主的低税国家,中高收入阶层可以较自由地安排退休计划。年收入在5万到12万美元的美国家庭被视为中等收入阶层。这部分人群在美国人中占的比例很大。通常他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工作和养老金的积累,在退休时,基本都可以实现“乐退”的生活标准,生活既有保障又有余钱休闲娱乐

  但美国现在却出现了另外一个潮流,有相当多的百万、千万富翁即便到了养老的岁数也退而不休。《华尔街日报》去年9月一篇题为“为什么富人从不退休”的文章说,在接受调查的2000名财产在150万美元以上的富裕人士中,有54%的人表示要在退休后继续工作。另有60%财富在1500万美元以上的人表示“不管年龄多大都要一直工作。”

  英国的情况与美国相似。英国巴克莱财富管理公司近期公布一项名为“富豪们怎样定义退休”的调查结果时说,即便是百万、千万富翁目前也计划终生工作。调查显示,60%净资产达1500万美元的英国富豪希望在到达退休年龄之后仍然能保留工作。他们情愿减少去高尔夫球场的时间,花更多精力在开创新的事业和领域上,巴克莱财富管理公司称他们为“永不退休族”。英国媒体评论说,这意味着人们退休观念的转变。以前,人们想着尽早挣到足够多的钱,以便到退休年龄之后享受生活,但现在远离熟悉的奋斗领域会给富豪带来强烈的失落感。正因如此,80岁的F1掌门人伯尼•埃克莱斯通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表示:“对我来说,退休就意味着死亡。如果我在早晨起来,发现自己没有问题要考虑或操心,那么醒来的价值就不存在了。”

  对于更多欧美国家的中产阶级而言,“退休”这个概念也早已远去。CNN曾报道说,尽管谈论“乐退”的美国人很多,但这几年真正有勇气去做的并不多,由于金融危机,80%的在职者非但不想“乐退”,反倒希望退休后接着干下去。《华尔街日报》称,有限的存款、缓慢的工资涨幅、投资收益的下跌,以及日益高涨的物价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得工作到六七十岁。据英国《每日邮报》最新报道,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2011年将年满65岁。英国就业和养老金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约65.8万人在新的一年进入退休年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目前,英国男性65岁开始领取退休金,女性60岁开始领取。有专家提醒说,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到了退休年龄的人也不能轻言退休。

  日韩不见“乐退”之风


  胡润推出中国“乐退”报告引起了韩国媒体的极大兴趣,但它们谈论更多的是中国富人,而非“乐退”方式。《韩国经济新闻》等评论说,报告表明,赚了足够的钱之后,中国富人开始学会主动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享受生活。这是中国富豪们的新生活方式,值得关注。

  在韩国的一些大企业,45岁以上的“老主管”会主动申请“名誉退休”,这很类似于西方的“乐退”。很多人可以拿到一笔退休费,日后也有养老金,本来退休后不用再为钱犯愁,但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名誉退休”者的苦恼增多,由于要负担医疗、子女学习各种费用,根本无法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离职生活。元旦期间,《环球时报》记者在首尔乘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居然在退休前是现代集团的一个中层管理干部,曾担任公司驻中东多国的首席代表。

  《30年后,你拿什么养活自己》目前是在韩国非常畅销的一本书,据说有100万韩国人看过这本教人如何理财的书后,开始为30年后的退休生活做准备。书中描写了某韩国大企业35岁的主管钱小俊,如何从随意消费到重视理财、为退休生活做准备的故事。他和妻子的年薪加起来相当于人民币40万元,但每年都攒不下多少钱,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等到他60岁时,至少要有680万元人民币的积蓄才能安享退休生活。算清这笔账后,他告诉妻子,“未来的退休时间可能比我们上班的时间还要长”,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要为退休生活做准备。

  多次进入“世界500强”的日本三井物产公司的一位中年职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一般来说,其公司男性员工退休年龄在55岁至62岁之间,退休时可领到4000万日元(100日元约合8元人民币)左右的退休金。到65岁时,还可以每月领取十几万日元的“年金”,也就是“养老金”。表面上看,这笔钱用于养老应该没有问题,但绝大多数日本人“乐”不起来,这笔钱对他们来说,连去住没有上限封顶的养老机构时,心里都“没底”。

  中国有“乐退族”是社会进步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去年12月27日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多花钱时”说,收入不确定性增加和养老金制度改革给中国人带来了U形储蓄模式,即年轻人和年长者的储蓄率更高。但现在西方国家也开始督促人们储蓄。英国就业和养老金部去年12月29日发布官方数字并预测称,现今健在的英国人中有1000万能活到100岁。这意味着,为迎接可能长达30年之久的退休生活,越来越多的英国人需要工作更长时间,甚至变卖财产来准备更多养老钱。为此,就业和养老金部官员督促英国人尽早为退休生活进行储蓄。

  美国畅销书《幸福退休新年代──理财顾问不会告诉你的退休智慧》的作者泽林斯基称,幸福退休的关键在于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从职业生涯开始,就应该为退休做准备,而不要等到职业生涯结束之时再仓促应对。该书还强调,财富不能确保真正的“乐退”,健康、朋友和兴趣爱好也是幸福的源泉。

  “乐退”,或者“退而不休”,都涉及到各国百姓关心的养老问题,对此,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保险,个人理财保守一些比较好。他还认为,未来10年中国的养老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将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痛苦转折期。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社会养老还是乐观的。

  “中国的‘乐退族’是那些感到再继续做大事业有相当难度,而在中国目前的物价水平下,又足以生活得很好的一个群体。”何茂春告诉记者。他认为,胡润这个报告体现了中国的多元化,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其中有一些人不是真正的退出,而是进行休整,比如一些人到清华等知名学府“充电”,到国外学习观光,为的是多交一些朋友,以利未来发展。

  《环球时报》记者询问了一些旅居北美的华人,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的富有人群开始考虑“乐退”,说明他们追逐财富的脚步放缓了,转而将注意力放到家庭和社会,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谈到“乐退”在中国的前景,也有一位父母仍在大陆的证券经纪人坦言,华人和西方人不同,传统观念既要顾老,又要顾小,所以“退”不难,但“乐”不易。他认为,关于中国的“乐退”报告强调了一些奢华消费,这显然和“乐退”的原始定义不太符合,也和美欧等地的“乐退族”结构比例差异很大。

Tuesday, January 4, 2011

学者:江泽民与胡锦涛十八大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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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近日指出,江泽民虽然已经不是中共最高层“九人董事会”的成员,但他作为“前任董事长”,在人事问题上仍然占有很大“股份”。有政治评论家认为,他迄今仍然能占据最多“股份”,超过胡锦涛。

时事杂志《大事件》第二期佟治淮与文思咏、任知初的两篇长文,分别详尽分析了江泽民与胡锦涛这先后两位总书记对未来十八大政治局的布局。
 
佟治淮认为,江泽民与胡锦涛是难分伯仲的“大股东”,习近平只能“拾遗补缺”。不管怎样,江泽民绝不会放过这个放射余热的机会,或许这就是他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最后晚餐”了。
 
佟治淮的文章分析了江泽民的派系源流,指出他所依靠的“上海帮”死的死(黄菊),垮的垮(陈良宇、张文康),退的退(曾庆红、曾培炎、陈至立、华建敏),剩下的也眼看要交权,到十八大必须退下的有贾庆林、吴邦国、李长春和郭伯雄。倒是“太子党”,越来越在号称是“烈士子弟”的江泽民心目中加重砝码。江在十六大、十七大安排人事时,“下棋看三步”,提前做了安排部署。其中,与曾庆红联手,在十七大上将习近平推上了“王储”位置是他最得意的一着棋。此外,现任政治局委员中,与他关系匪浅的有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很可能留任;他也将力促薄熙来、王岐山等“太子党”更上一层楼。
 
佟治淮的文章重点介绍了三位江系大将: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详细缕述了江泽民如何一步步提携他们的渊源关系。
 
而著有《他领导中国:胡锦涛新传》的文思咏、任知初的文章,对胡锦涛即将交班期间的心态剖析说:他“不像毛泽东,有那么强烈的争当世界旗手的野心;不像邓小平,有那样沉重的血债要死死压住;不像江泽民,有那么多的家族和党羽利益要维护……他的执政平平淡淡,他的子女的经历也相对平平淡淡,这就无须担心他的后任有朝一日会对他秋后算帐,并祸及他的子子孙孙。”不过,在决定十八大接班人的问题上,胡锦涛虽然并没有那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紧迫感,但这不意味着他不是全力以赴来确保自己派系的份额。
 
文思咏、任知初认为,胡锦涛物色接班群体的最大来源,只能是“共青团派”。现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除了胡锦涛自己,有“团派”八人,到十八大时,除了王乐泉、王兆国届龄退出外,胡锦涛将尽力让自己的“五虎将”李克强、李源潮、刘云山、汪洋和令计划脱颖而出,进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当然他不一定能如愿,还要看届时各派系争夺态势。
 
文思咏、任知初还介绍了胡锦涛所信任、将被优先考虑进入新一届政治局的“共青团派”若干人选,包括现任中组部副部长兼国家人事部副部长沈跃跃、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等人。

Saturday, January 1, 2011

中南海「政改」泡沫破灭──「胡温新政」概念股无人再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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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执政以来,提出了否定阶级斗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初期曾多次在党内外谈「政改」、反腐败话题,和主张政治宽容与信息公开姿态,一度曾被海内外众多媒体、社会学专家称为「胡温新政」。于是,「胡温新政」似乎一隻新上股市便被媒体热炒的概念股票,让人们寄予了不少的期许。

内部会议上的「政改」话题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二○○三年上台不久,曾先后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中共中央部委书记实践三个代表思想会议上、中央党校召开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和国家机关工委联合召开的司局级以上干部组织生活会上和政协党组召开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交流会上,信誓旦旦地就政治体制改革作了讲话。胡锦涛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定要继续地、不失时机地沿着既定方向迈进,不能停滞不前,不能缠绕着某一问题消耗时间,更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希望的,倒退意味着走向死亡。他说,在拟定、制订改革体制、机制的过程中,出现、暴露出较多、较複杂的问题,有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也有实质上的分歧和矛盾。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召开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和政协党组召开的交流会上,都曾披露了党内几次政治体制、机制改革刚启动就夭折的历史。他说,八五年初,胡耀邦提出确立以法治国方针,改变党内不正常生活的政治改革,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和万里同志也都是力主的;九三年初,万里同志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共产党自身改革和以法治国相结合,当时杨尚昆、李瑞环等都是赞同和推动的;九八年秋,十五届三中全会前夕,李瑞环、尉健行等同志提出,多点政治体制改革,核心体现法制、贯彻法制、确立法治国家形象。
 
胡锦涛还在政协党组召开的交流会上披露: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公开扬言,政治体制改革如偏离党的领导、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退党,集体退党,发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站出来斗争,建立「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抗争。胡还披露:有的地方党委某些党员干部,就政治体制改革,设人为障碍,虚构出种种不存在的政治改革状况,组织、发动给党中央施压。
 
此后,胡锦涛借出访越南之际,对越南政治改革作出了高度评价;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十二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讚许西方式发展之路,据说得到了胡的默许;之后,一篇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辩正》文章风靡官方媒体,被视为旨在冲击敌视政改的官场阻力;继而,以「增量民主」、「协商民主」和「逐步提高基层选举」与「扩大党内民主」为两翼的政改路线图,曾被官方舆论有意炒作,似乎有点「胡温新政」这一「概念股」要跑赢大盘的味道。
 
胡掌门明显返身左转
 
「胡温新政」掌门人胡锦涛执政以来,前有自由派的迎面挑战,后有新老左派的阴风冷箭,可谓腹背受敌,政治改革举步维艰。患得患失显然使这位掌门人犹豫徘徊。他只能在无法抗拒的中共权力运作的惯势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桎梏下,一方面向左派妥协,如投入巨大经费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一方面又向右派妥协,在舆论媒体上也给右派开启了出气的天窗,以此谋得平衡,寻求和解,走走停停,磕磕绊绊。这就是这些年来扑朔迷离的「胡温新政」,表象上的矛盾与诡秘之所以然。
 
然而,在○九年建国六十年庆典游行中,天安门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抬着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标准像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颇具象徵意义──中南海的政治风向明显左转。胡掌门在六十周年国庆庆典的讲话中,表达了他已尘埃落定的执政观逻辑排序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即党为先、国为次、民最后,由此也分明揭示了这位党魁盖棺定论的价值取向。正是在如此大背景下,当今中国到处被政治抹红,社会形态大步倒退──《零八宪章》被送进监狱,「红色记忆」一统天下。
 
近日,中共宣传口绞尽脑汁,炮製《六个「为什麽」──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给全民洗脑;而最高级别意识形态杂志《求是》也连篇累牍地发表编辑部集体署名秋石的文章,大批特批普世价值。胡掌门开始更多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与普及化」,与思想更为僵化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委员刘云山在意识形态、新闻出版等领域大肆呼应。日前,甚至开始动用中组部培训四万司局级干部头戴红军帽,重走红军路,重返南泥湾,重上井冈山。红都重庆「唱红打黑」之后,又要大学生重复「上山下乡」运动。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则在头版「报眼」发表通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载体──「唱读讲传」红遍重庆》,而近日储君习近平更是亲临重庆,对「唱红打黑」高调肯定,为薄熙来政绩背书。
 
温主帅近期高调倡「政改」
 
「胡温新政」主帅温家宝,与胡掌门人在内部谈「政改」不同,而是公开倡导。他早在二○○五年十二月三日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鲁斯兰和驻京分社社长米伟文採访时就大谈民主与政治改革。二○○七年三月,他在人大会议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近一年来,温帅更是不愿被中南海主流左转绑架,曾再三强调「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今年全国两会前后,他又提出公民尊严是「首要价值」,意在避开姓社姓资对立,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连接普世价值目标。继而,在胡耀邦蒙冤谢世二十一周年纪念日,温帅又借机撰文对因推动政治改革被迫出局的前领导人缅怀之情,间接表达了对胡掌门政治上左右摇摆,裹足不前的不满。然而,温帅在党内势单力薄,施政举措处处受制,迫使他在二○○九年两会记者会中自歎「机会不多了」,今后三年要效法屈原「九死未悔」,为公平正义而战的悲情宣示,颇有点当年赵紫阳在天安门看望学生说「我老了」的味道。
 
接着,今年深圳举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夕,温家宝更是异乎寻常地「南巡」,发表力挺「政改」,重提「不争论」,「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死路一条」的「重要讲话」。近来,温家宝在接受CNN採访时说:「我和中国人民都相信,中国将继续进步,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他还承诺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这话反证的正是来自党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阻力。温家宝前段时间五十天内,在各种公开的重要场合,七次提到推进政治改革,似乎有点时不我待的味道,已经成了中国学界、政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各领域的热议话题。
 
胡温政治同盟日渐破裂
 
针对温帅深圳高调谈「政改」不久,胡掌门二○一○年八月六日在深圳也发表了「重要讲话」,但却枉辜外界有关政治改革的期许,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一说,堂而皇之地一笔带过。此次他的「重要讲话」内容,更集中地反映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他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目的竟然是「增强党的活力」,说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框架之下的「改革」。由此可见,胡与温两个讲话,虽然同声强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但关于政改内涵的诠释却并不一致,这不仅仅是一般的方法论的争执,而是涉及中国未来命运的价值观分野。这标志着「胡温新政」的政治同盟关係日渐破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去年十月十八日闭幕后,各中央级媒体针对温家宝高调倡导政治改革言论,联合推出反击「政改滞后论」文章,明火执仗地重新燃起「姓资姓社」争论的烽烟,进行「划清」、「绝不」等反对普世价值的舆论宣传,似乎形成了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声音,大有当年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去年从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连发了五篇署名郑青原的文章,尤其是十月二十七日第三篇《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政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空喊口号。然而,这股来势汹汹的反普世价值、抵制政改,批判温家宝的声浪,近来却在各中央级媒体上异乎寻常地突然销声匿迹,内情诡秘。
 
中南海陷内部权力分配困局
 
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以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然而「六‧ 四」之后,「党政分开」成为意识形态话题的禁区。赵紫阳在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上讲话时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因而衡量「胡温新政」能不能真正迈开「政改」步伐的关键,就是看他们能否推行「党政分开」。然而,改革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共依然垄断一切权力,制度不民主,政治不透明,政府体制缺乏制衡,且封杀异见,堵截上访,抵制舆论监督。在这种情势下「制度反腐」更是一句空话。
 
眼下,由于中共「十八大」临近,其交接班引发激烈的权力纷争纷遝而至,政治形势诡秘多变,中共党内派系、路线纷争不止,中南海只能陷入内部权力分配困局。正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前夕,官方舆论炒作「阳光法桉」,结果却仓促交出白卷一样,五中全会前夕,官方舆论又炒作「政改」议题,但其结果更是偃旗息鼓。
 
胡掌门当政已历时八年,曾高调「制度反腐」,竟通不过一个「阳光法桉」;曾空喊「政治改革」,却连「党政分开」都不敢触碰。如今其组织部门竟率官员重走暴力革命的红军路,其宣传喉舌更是断然否认「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导致「胡温新政」信誉在海内外完全崩盘。胡锦涛时代临近末期如此不加掩饰地大倒退,标志着中南海「政改」泡沫已彻底破灭。
曾几何时,被当作具有特别内涵的「胡温新政」面世「新股」,如今正伴随着二○一○年终中国股市震盪下滑的趋势,再也激不起人们信任与期待的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