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finance.sina.com.cn/20090407/15246071916.shtml
这二十多年来，张维迎似乎一直在倔强地争斗着，与“左派”斗、与大众斗、与媒体斗、与北大同事斗。张维迎总激愤于被媒体和大众误解、歪曲，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言辞有被误解的潜质
二十六年前，24岁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遭到痛骂，倔强的张维迎在给“忘年交”茅于轼的信中写到，我“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
这二十多年来，张维迎似乎一直在倔强地争斗着，与“左派”斗、与大众斗、与媒体斗、与北大同事斗。曾经心底的愤怒铸就了这个“西北娃”的执拗与好斗性格，也锻炼了他的叫骂能力。有人说，张维迎搞人事斗争的风格颇有“文革”遗风。
与“左派”斗
2006年3月4日上午，北京西山杏林山庄综合楼六层会议室，张维迎、贺卫方、高尚全、迟福林等40余人举行了一场“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就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讨论”。会议是闭门召开，但这次会议的记录却很快流传到网上，并引起一场“西山会议”风波。
4月2日，年过九旬的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被称为“左派”精神领袖的马宾给“锦涛同志并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写了一封信，称高尚全、贺卫方、张维迎等在西山会议上发表了“亲美反华言论”，要求全党以及北大组织对他们进行批判，“来一个全面、彻底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搞‘颜色革命’的勾当的运动。” 2006年4月9日，一家“左派”网站发动了对西山会议的批判。4月12日，这封信在另一家著名“左派”网站公布，引起广泛争议。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候补书记韩西雅怒斥，“有些人竟然不顾党章、宪法，肆无忌惮地发起进攻”，“这是党纪国法所绝不容许的。”
有人更在西祠胡同网站上发表了“九评张维迎”，称“张(维迎)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新‘右派’的喉舌，为变天造势，今年的新西山会议就是明证，终于图穷匕首现，赤裸裸提出了他的企图。”并称张维迎“思想上盲目崇拜新自由主义。”
其实，马宾和张维迎原是同路人，而今却针锋相对，让人不胜唏嘘。
1984年9月，一些中青年经济学者在浙江莫干山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王岐山、周小川、周其仁、郭凡生、楼继伟、李剑阁、田源等当时都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人很特别，一个是年龄最大、级别最高(部级)的马宾，一个是年龄最小、仅仅24岁的在读研究生张维迎。那时的马宾被认为“思想很解放”，而张维迎等提出的“价格双轨制”，后来也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并得以大力推行。而今，马宾却上书批判张维迎等，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
在西山会议上，真正言论过激的是原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张维迎的发言更多只是讲了收入分配问题，重提了他在会前发表的《理性认识中国改革》一文中的部分观点。不过，要说张维迎崇拜“新自由主义”倒是真的。
2009年2月16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张维迎在会上作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他认为各国政府所喜欢的凯恩斯主义是短视的做法，而“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张维迎还提出，中国也应该对这次金融危机负责。这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调子。此言一出，全国骂声一片。
张维迎坚定信奉自由市场理论是有其根源的。还在西北大学上学时，张维迎就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极为着迷，“读了好几遍”。弗里德曼的教诲显然深深影响了张维迎，以致张维迎到国家体改委工作之后还被同事称为“维迎德曼”。
弗里德曼是张维迎的精神导师，受其影响，张维迎走上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能解决一切，能产生一切美德。张维迎甚至曾自豪地表示，“像我那样对市场经济、对市场机制有那么深的信仰的人，应该说还是不多。”
2008年3月，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在《展望》(Prospect)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一文。莱昂纳德称他在北大见到了张维迎，并在张的办公桌上看到了六盒昂贵Cohiba雪茄。他给予了这样的解释，“张维迎把这些雪茄盒子当成西方自由主义象征的碎片，希望这些盒子象征的力量能最终战胜和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右典型一员，张维迎与他的朋友们想法差不多，就是希望现有公共部门全部打碎，政府萎缩成主要功能只是保护私有财产。”
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说，“(鼓吹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学说)从好的方面说，是不完全的，从坏的方面说，是误导的”。
张维迎等曾经倡导并被政府所采纳的“价格双轨制”、国退民进(国企改制)、产权明晰(私有化)等主张，在社会上的实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大量工人下岗、腐败、侵吞国有资产、贫富悬殊等，这些引起了人们对政策的质疑，也导致“左派”的复兴。
张维迎作为“右派”的主要代表，自然常常受到“左派”的挑战。面对挑战，张维迎采取了蔑视和不理睬的办法“不与无耻的人论战”。此语更激起了已沦为“非主流”的“左派”学者的愤怒。记者曾采访过“左派”代表左大培，他提起张维迎就愤怒不已。
对于张维迎以及其他主流经济学家“不予理睬”的傲慢，独立学者袁剑就表示，“自负如此，已经不再是什么学术上的自信，而是一种接近精神变态的自恋。”
经济学家赵晓写过一篇《经济学家为何总挨骂》的文章，“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所以，现在政府开始强调“公平、正义”。不过，“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张维迎们还将继续与马宾、杨帆、左大培们斗下去。
与郎咸平斗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讲演，引发了著名的“郎顾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张维迎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直以来，张维迎都主张“国退民进”，如著名的“冰棍论”：国企如冰棍，不吃也会化，所以，不如给企业家们吃掉，给企业管理者MBO(管理层收购)，以便使产权清晰，使企业更有效运转。
这次“国退民进”的践行者顾雏军遭到非议，张维迎坐不住了，率先出战。8月24日，张维迎在北京接受两家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作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诋毁他们的贡献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
8月28日上午，在深圳召开的“中国企业家经济高峰论坛”上，张维迎再次出战。会上，他的开场白是：“为大家作报告，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鼓鼓掌吧。我冒一个风险，(我的话)可能会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反对，也许我会被骂得狗血淋头，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支持我，我就表示非常的满意。”
演讲中，张维迎明确表示，“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并指责郎咸平是“一个缺少公信力的人”，是“哗众取宠”，“为了出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同日，在北京举行了另一场会议，名为“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郎咸平是组织者之一。
在张维迎讲演后三个小时，郎咸平登台，其开场白是，“我们邀请过但拒绝参会的经济学家名单：吴敬琏、张维迎、林毅夫、茅于轼，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不知道张维迎为什么不接受邀请来参加今天的研讨会。”并对张维迎上午的话进行了回应，“我现在回复张维迎的话，我就是要代表中小股东来促使职业经理人必须承担信托责任。”
随后，这场争论被扩大化。“右派”阵营的吴敬琏、周其仁、张文魁等站在了张维迎一边。而杨帆、韩德强、左大培等“左派”则站在了郎咸平一边，尽管郎咸平试图和他们划清界限，称自己是“主流经济学家，而不是非主流”。
10月21日，“科龙二十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张文魁等一众主流经济学家出席，大力“挺顾”。
2005年8月，顾雏军及其主要助手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拘捕。
对此，“挺顾”先锋张维迎却表示，“我和他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我从来不会评估某个单个的企业，我所发表的看法，都是针对整体的中国改革评价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张维迎“挺顾”是收了黑钱，因为张维迎一向以中国民企的保护神自居，而且还是亚信科技、天津家世界等民企的独立董事。张维迎对此回应，“我对自己的为人做事很自信。有人说某个企业家花8万块就把张维迎搞定，那你就太小看张维迎了。”
与大众斗
“郎顾之争”之后，张维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尤其是网民对他铺天盖地的责骂。
2006年，张维迎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文中提到“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以及随后西山会议的讲话，使得张维迎再次成为“全民公敌”，更有人称张教授为“张叫兽”。
张维迎没有回应，网上就有人对此表示了愤怒，“张维迎教授有向广大网友示威之嫌。任你如何评论和批评，我自岿然不动，看你能够奈我何？”
后来，对那句引起公愤的话，张维迎进行了辩驳，“政府官员的整体地位相对下降了，是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并称这是个“算术题”，而不是“道德题”，“分析谁的利益受损最大，是为了说明谁最可能给改革设置阻力。”
有人说张维迎是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他却这样表示，“现在‘多数人的利益’、‘小股东权益’已经被某些无耻的人劫持为‘人质’，这很可悲。”并表示绝不“媚俗”、“刻意讨好大众”。
张维迎的好友陈志武和茅于轼都为张进行了辩解。陈志武表示，声讨张维迎的人都是“情绪多于理性，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茅于轼更认为，“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独立学者袁剑则认为，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建议中，忽视了公众，使改革“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并表示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是“自以为独立于大众实际上是愚弄大众的伪贵族”，存在“精神上的严重缺陷和道德上的普遍不义”，而“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 表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不在于他们是区隔于大众的，而在于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大众的。”
最近，张维迎提出拿1万亿外汇储备和国有上市公司40%的股份分给老百姓，1人1万，农村每人2份，城市1人1份，穷人2份，富人1份。这次，张维迎似乎“开窍”了，学会了“迎合”大众，做“大众的代言人”。只不过，他的这个建议，基本是个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与媒体斗
张维迎很讨媒体喜欢，一是因为他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主张和“右派”身份，这是所谓主流；另一个原因则是他的语言天赋，他的言论总能被媒体裁剪出颇具爆炸性的标题。张维迎说媒体是“妓女”，并且骂媒体缺乏“价值观”，但媒体似乎并不生气，依然很喜欢他这个总能提供“资源”的“嫖客”，而且越说越往身上靠。
媒体对“郎顾之争”的广泛报道，以及对张维迎与顾雏军关系的猜测，让张维迎很愤怒。
2004年8月28日，在深圳的企业家论坛上，张维迎向媒体发飙，“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辱骂媒体是“以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
会上，张维迎指责媒体缺乏道德和信念，“如果通过有意误导，恶意攻击，博取廉价、非理性的喝彩，我不知道媒体人的信念在哪里。”“媒体本身浮躁、造假、哗众取宠，你怎么让这个社会不造假、不哗众取宠呢？”并认为，“部分大众媒体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
张维迎居然把山西最大民营企业海星集团董事长李海昌被人枪杀说成是媒体的责任，认为是媒体宣传仇富心理的结果，并提醒大家，“我们不要低估舆论对企业生存带来的影响”。
对于张维迎的狂怒，袁剑这样分析，“在一个特殊时期假他人之手剪除了知识竞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既然长期养尊处优，自然也就习惯了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舆论一律。所以，当郎咸平威胁到了这种舆论一律，而他们又无法真正在理论上降服郎的时候，他们开始责怪起了舆论。”“这仅仅证明了他们对舆论‘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特权危机的恐慌。”
与北大人斗
2003年，宁静的北京大学校园被张维迎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年5月，北大开始人事改革，下发了《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其中包括，“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等。这个方案被称为“休克疗法”，受到北大众多教师的反对，尤其是青年教师。同时，社会上也对北大的“癸未变法”给予了关注，并引起了广泛争议。
很快，反对的矛头指向了张维迎，当时他是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人事改革工作小组组长，是这个改革方案的操刀者。而张维迎表示，“之所以改革会遇到强大阻力，是因为大家习惯了旧的体制。”“二十年来，大学在国家保护下始终保持着高度集权化的政府管理体制，没有改变的空间，所以改革问题一直没有提上日程。”
此言一出，他成了众矢之的。
2005年，在北京大学新一届党委常委选举中，33名候选人中，张维迎得票倒数第一，阻断了他走向副校长职位的路。
付出如此代价，张维迎有些无奈，“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像我这样做傻事的人可能不太多，我可以讲我自己是遍体鳞伤，谁都可以攻击我，且不需要任何事实。”
不过，张维迎依然不改其一贯的强硬，“我从来不害怕跟人争论”，“我知道我做的是得罪人的事情，会遭人骂的，但是我不在乎。”“我感到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高等学府里，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缺乏共识，甚至是缺乏共同的语言。”
在光华管理学院内斗
张维迎在北大推行人事改革受阻后，回到光华管理学院专心竞争院长。
1998年，张维迎从林毅夫、海闻掌管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到光华管理学院当了院长助理，后来张维迎又当上了常务副院长。不过，由于老院长厉以宁在位，张维迎一直未能转“正”。
据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邹恒甫和何志毅等爆料，张维迎为了当上光华的正院长，开展了一系列的人事斗争。用何志毅的话说，就是“为了这个职务用尽卑鄙手段算尽心计”。
邹恒甫表示，2004年时，张维迎曾打电话给他，说“现在想要当光华的正院长，他一定能把厉以宁老院长搞下马”。并期望作为应用经济系系主任的邹投他一票。
邹恒甫还在网上说，“维迎是非常喜欢斗， 每到一处， 他必然跟第一把手斗！这也是他的一绝，林毅夫和海闻一定是怕维迎在CCER(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斗争精神的。 维迎哪里有时间搞正经的学问，他同时搅得别人也不能好好地搞学问！”
之后，何志毅也在网上爆料，张维迎曾对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回来的王建国教授说，他“要搞掉厉以宁院长”，后来王建国没顺从，就被免职。还说在投票选举院长前，张维迎“分别找大家谈话、打电话、发短信”，并对单忠东教授表示，“支持我，就让你给EMBA上课赚钱，否则没有好日子过。哼，跟我斗，我上面有支持，1999年曹凤岐跟我斗，结果不是垮了吗？这次我一样赢！”
张、厉两派斗得厉害，最终，年过七旬的厉以宁改任名誉院长，但很多人却不服张维迎。为此，时任北大副校长吴志攀兼任了光华的正院长，而张维迎依然是常务副院长。直到2006年9月5日，张维迎才正式担任了光华管理学院正院长。
张维迎就任正院长后，很快在光华开展了人事改革。首先撞在枪口上的是邹恒甫。2007年4月4日，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会议决定，由于邹“过去几年很少到校上课，没有承担教职员工责任以及过多卷入其他学校活动，违反了光华管理学院的制度”，因此决定免除邹在北大的一级教授职务。邹恒甫在其博客中说，“张维迎开除我是一种公报私仇的报复行为”。
2007年6月10日，邹恒甫在网上发表了《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周济部长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称，张维迎是“不学无术的权力和金钱的癫狂分子”，是“院长折腾教授”，并指责张维迎在光华搞人事斗争，为当院长不择手段。
6月14日，张维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邹恒甫称自己被开除，一是在竞选院长时没有投张维迎的票，二是经常嘲笑张维迎。狂傲不羁的邹恒甫曾在2005年时表示，“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其实，邹恒甫这位常常把自己“哈佛高才生、世界银行研究员”背景挂在嘴边的狂人，还是张维迎1999年到光华后引进的。
邹恒甫事件还没过去，张维迎又向何志毅开炮。
2007年11月14日，张维迎主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办公会，会上决定，由于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何志毅“滥用职权”，“严重地侵害了光华管理学院的利益”，决定免除何志毅的案例中心主任职务。
接着，何志毅在网上发布《致张维迎的公开信》，称张维迎为当院长，把光华学院搞得“四分五裂、文化破坏、人心涣散、师资流失、声誉下降”，并称“张维迎是我所见过的和听说过的最无耻之人”，“为光华有你这样的流氓‘院长’感到耻辱”。
11月22日，何志毅在网上再次发了《写在感恩节的感谢信》，称“张维迎践踏了我做人的基本尊严，超越了我忍辱负重的底线”。
随后，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教授在欺负院长，不是院长在欺负教授。不守规矩，违反纪律，损坏学院声誉，你对他稍作处理就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我感到很悲哀。”
对于光华管理学院接连暴发的人事纷争，张维迎表示这与他的改革没有关系，而是他“做事原则性太强”。而光华的名誉院长厉以宁则表示，张维迎“办学经验不足，管理经验不足”，而且“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处理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
堂堂中国第一商学院，大名鼎鼎的教授们在媒体、网络上互相攻击、谩骂，互揭老底，上演了一场嘴上的“全武行”，把大学政治赤裸裸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这或许是张维迎改革的一大特色。
作为局外人，太多的内部细节我们无从得知，至于谁是谁非更难以断定。但是，张维迎等在光华的内斗中却没有赢家，张维迎赢了斗争，却输了名声，而输家不仅是邹恒甫、何志毅、厉以宁，也是光华管理学院、北大，甚至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
张维迎小传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 。其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等。并曾获选为“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Sunday, December 5, 2010
在英中国留学生热衷买假文凭 中介一条龙造假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55362&r=0&v=0&j=0
英国在校学生总数已超过230万人，其中海外学生近30万人。 据中国驻英大使馆教育处介绍，在英中国留学生已近10万，成为英高校最大外国学生群体。
“到英国留学不一定能够拿到毕业证”，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取得英语教育硕士学位的文华认为，“赴英留学生有辍学率变高的迹象。跟国内教育制度不同，英国教育制度实施学分制，比如一般读一年的研究生，有的学生读了四五年还是会因为学分不够而拿不到毕业证。”
正因如此，为求文凭和延签，不少在英的中国留学生铤而走险。去年英伦曾爆发留学中介大案，“从非法中介家中搜出300万英镑现金！签证官、学校面试官全部都是假的！”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英国伦敦、牛津、利物浦、曼彻斯特等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区域，探秘假文凭背后的故事。
近日，记者走进英国伦敦、牛津等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区域，探秘假文凭背后的故事。
据伦敦当地华人团体介绍，购买假文凭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成绩没能达到英国学校毕业要求的中国留学生；另外一种是持有学生签证的非法打工人员，以前一种人居多。部分学生来到英国后，由于种种问题没能毕业，只好买个假文凭回国交差。
除了假文凭，英国还有出售假“出勤率”的现象。有些人想留在英国打工但无法得到工作签证，就向某些院校注册一个新课程，然后申请学生签证，而这些院校明知学生不会来上课，还是乐于提供上课的假证明。
案例：
假文凭堆出300万英镑现金
去年3月，英国伦敦发生了一件震动华人圈的事件“维珍移民”被查封。3月25日5时，60多名全副武装的内政部边境署和东伦敦的警察对三所民宅和一处办公室及一所学校实施大搜捕。在一幢3层的联体排屋内，警察用铁锤砸开前门，将还在梦中的房内4名中国人戴上手铐。这四个人分别是考俊洁，女，29岁；兴伟，男，29岁；颜婷婷，女，25岁和27岁的男性周旭波。考俊洁就是“维珍移民”的老板，兴伟是她的丈夫，而颜婷婷和周旭波据说是考俊洁的亲戚,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就居住在同幢楼里，“维珍移民”就由他们四人在打理。警察在5个行李箱清点出近300万英镑现金。
与此同时，另外两路警力分别“袭击”了位于东伦敦和北伦敦的两处民宅，拘捕了来自孟加拉国的Mahmud兄弟俩和一名60岁的巴基斯坦人Khan，他是英国国籍。他们是伦敦泰晤士（Thames）学院的负责人。警方怀疑“维珍移民”与泰晤士学院长期合谋，采取作假手法，骗取成千上万留学生的签证。
在一间民宅内搜出如此巨额的现金，这在英国相当不可思议，负责这次行动的高级警员对此亦十分惊讶，表示缴获的现金数量是边境署自2006年成立以来最多的一次。到底“维珍移民”是如何靠作假骗取留学生签证获得巨额资金的呢？
寻访：
中介提供造假一条龙服务
包找学校/包成绩单
包出勤率/包续签证
近日，记者一行来到位于伦敦唐人街消防局旁边的MLS商务中心，中国银行斜对面的办公大楼下，经了解，目前有100多家公司在楼里办公，其中华人的就有近20家，包括留学中介、会计师事务所、法律顾问、理赔等等。据办公大楼的管理人员介绍，“维珍移民”的办公室就在这栋楼上，不过去年就被查封，现在已经换成了其他公司。
刚开始，“维珍”很正规，主要业务是帮助学生申请新的学校，公司的收入是中介费500~800英镑，学校另给中介10%~15%学费作为佣金。“维珍移民”是伦敦甚至可以说是英国华人中最早的一批留学中介之一。后来维珍移民把业务扩大到代办签证（包括学生签、工作签、高技术移民、转雇主、结婚签、申请永居、入籍考试等等），凡是与中国人有关的各类签证“维珍”都能代理。而在这些业务中，“维珍”最擅长的是和野鸡学校相勾结，帮助学生弄到新学校信和以往的出勤记录，这些就已经有悖法律了，但利润之高和需求之大，让考老板决定铤而走险。
据了解，在最近五年里，在英国的留学生每年保持着10万人数，其中五分之一学生不是真正在读书，为了延长签证，他们不得不寻找中介代理。只有像“维珍”这样的留学中介能让他们在英国继续待下去。
“维珍”首先帮他们弄到一份前一年的出勤率证明或成绩单， 再帮这个学生拿到一份新的学校录取通知书，凭这两份材料，就能成功延签。在2007年和2008年的上半年，从每个学生的申请中，“维珍”能赚取纯利1000至1500英镑。
这几年“维珍”生意一直很好，高峰时一天会有三四十个学生前来。近几年来考俊洁在激烈竞争中频频出招：包找学校、包成绩单、包出勤率、包续签成功等一条龙全包服务，而收费也降到全包600~1200英镑。成本其实很低，因为这些信件是由“维珍”伙同一些学校“制造”出来的，其中有些则是“维珍”自己打印出来的。
提醒
没有认证的学院不要去读
“在英国办一间野鸡大学并不难，只要你注册成立一个学院，租间房、买台打印机，再找一些留学中介合作，就可以给国外想留学的学生发录取通知书，等到这些学生到了现场，才知道上当受骗。不过有些留学生来英国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混个文凭，像《围城》里的方鸿渐一样，要不就是以留学为名，留下来打打散工。正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才催生出像‘维珍’这样的留学中介。”
英国广东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卢少芳
英国高校分为学院和大学，学院多为私立学校，是自治和独立的。有些学院可自行颁发学位和毕业证书，也有的学院学位和毕业证书需由大学和国家认证机构授予。学院的规模大小不一，英国小的学院只有400多名学生，通常是专业性的学院，而规模大的学院通常是多学科性的，学生人数高达13000名。
“千万不要读那些认证不了的学院，”留学中介蒲小姐介绍，“英国大学毕业证书基本能获得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而一些英国学院颁发的毕业证，只是相当于我们培训学校的培训证。我们就曾经碰到一些学生，懵懵懂懂去读，读完回国后，又得不到当地留学中心的认证，读了等于白读！”
蒲小姐强调，“一般学生很难分辨毕业证真伪，所以留学前要认真了解这些学院。”
教育部建洋文凭数据库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出声明：为打击学历学位认证中的持假造假等违法行为，该中心已建成含有95个国家的多达4万余份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的电子数据库，并与多个国家的国家级学历学位认证机构建立了证书核查机制，可以随时比对和核查相关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的真实性。有需求的人可与该中心联络或登陆中心网站查询。
英国在校学生总数已超过230万人，其中海外学生近30万人。 据中国驻英大使馆教育处介绍，在英中国留学生已近10万，成为英高校最大外国学生群体。
“到英国留学不一定能够拿到毕业证”，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取得英语教育硕士学位的文华认为，“赴英留学生有辍学率变高的迹象。跟国内教育制度不同，英国教育制度实施学分制，比如一般读一年的研究生，有的学生读了四五年还是会因为学分不够而拿不到毕业证。”
正因如此，为求文凭和延签，不少在英的中国留学生铤而走险。去年英伦曾爆发留学中介大案，“从非法中介家中搜出300万英镑现金！签证官、学校面试官全部都是假的！”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英国伦敦、牛津、利物浦、曼彻斯特等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区域，探秘假文凭背后的故事。
近日，记者走进英国伦敦、牛津等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区域，探秘假文凭背后的故事。
据伦敦当地华人团体介绍，购买假文凭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成绩没能达到英国学校毕业要求的中国留学生；另外一种是持有学生签证的非法打工人员，以前一种人居多。部分学生来到英国后，由于种种问题没能毕业，只好买个假文凭回国交差。
除了假文凭，英国还有出售假“出勤率”的现象。有些人想留在英国打工但无法得到工作签证，就向某些院校注册一个新课程，然后申请学生签证，而这些院校明知学生不会来上课，还是乐于提供上课的假证明。
案例：
假文凭堆出300万英镑现金
去年3月，英国伦敦发生了一件震动华人圈的事件“维珍移民”被查封。3月25日5时，60多名全副武装的内政部边境署和东伦敦的警察对三所民宅和一处办公室及一所学校实施大搜捕。在一幢3层的联体排屋内，警察用铁锤砸开前门，将还在梦中的房内4名中国人戴上手铐。这四个人分别是考俊洁，女，29岁；兴伟，男，29岁；颜婷婷，女，25岁和27岁的男性周旭波。考俊洁就是“维珍移民”的老板，兴伟是她的丈夫，而颜婷婷和周旭波据说是考俊洁的亲戚,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就居住在同幢楼里，“维珍移民”就由他们四人在打理。警察在5个行李箱清点出近300万英镑现金。
与此同时，另外两路警力分别“袭击”了位于东伦敦和北伦敦的两处民宅，拘捕了来自孟加拉国的Mahmud兄弟俩和一名60岁的巴基斯坦人Khan，他是英国国籍。他们是伦敦泰晤士（Thames）学院的负责人。警方怀疑“维珍移民”与泰晤士学院长期合谋，采取作假手法，骗取成千上万留学生的签证。
在一间民宅内搜出如此巨额的现金，这在英国相当不可思议，负责这次行动的高级警员对此亦十分惊讶，表示缴获的现金数量是边境署自2006年成立以来最多的一次。到底“维珍移民”是如何靠作假骗取留学生签证获得巨额资金的呢？
寻访：
中介提供造假一条龙服务
包找学校/包成绩单
包出勤率/包续签证
近日，记者一行来到位于伦敦唐人街消防局旁边的MLS商务中心，中国银行斜对面的办公大楼下，经了解，目前有100多家公司在楼里办公，其中华人的就有近20家，包括留学中介、会计师事务所、法律顾问、理赔等等。据办公大楼的管理人员介绍，“维珍移民”的办公室就在这栋楼上，不过去年就被查封，现在已经换成了其他公司。
刚开始，“维珍”很正规，主要业务是帮助学生申请新的学校，公司的收入是中介费500~800英镑，学校另给中介10%~15%学费作为佣金。“维珍移民”是伦敦甚至可以说是英国华人中最早的一批留学中介之一。后来维珍移民把业务扩大到代办签证（包括学生签、工作签、高技术移民、转雇主、结婚签、申请永居、入籍考试等等），凡是与中国人有关的各类签证“维珍”都能代理。而在这些业务中，“维珍”最擅长的是和野鸡学校相勾结，帮助学生弄到新学校信和以往的出勤记录，这些就已经有悖法律了，但利润之高和需求之大，让考老板决定铤而走险。
据了解，在最近五年里，在英国的留学生每年保持着10万人数，其中五分之一学生不是真正在读书，为了延长签证，他们不得不寻找中介代理。只有像“维珍”这样的留学中介能让他们在英国继续待下去。
“维珍”首先帮他们弄到一份前一年的出勤率证明或成绩单， 再帮这个学生拿到一份新的学校录取通知书，凭这两份材料，就能成功延签。在2007年和2008年的上半年，从每个学生的申请中，“维珍”能赚取纯利1000至1500英镑。
这几年“维珍”生意一直很好，高峰时一天会有三四十个学生前来。近几年来考俊洁在激烈竞争中频频出招：包找学校、包成绩单、包出勤率、包续签成功等一条龙全包服务，而收费也降到全包600~1200英镑。成本其实很低，因为这些信件是由“维珍”伙同一些学校“制造”出来的，其中有些则是“维珍”自己打印出来的。
提醒
没有认证的学院不要去读
“在英国办一间野鸡大学并不难，只要你注册成立一个学院，租间房、买台打印机，再找一些留学中介合作，就可以给国外想留学的学生发录取通知书，等到这些学生到了现场，才知道上当受骗。不过有些留学生来英国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混个文凭，像《围城》里的方鸿渐一样，要不就是以留学为名，留下来打打散工。正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才催生出像‘维珍’这样的留学中介。”
英国广东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卢少芳
英国高校分为学院和大学，学院多为私立学校，是自治和独立的。有些学院可自行颁发学位和毕业证书，也有的学院学位和毕业证书需由大学和国家认证机构授予。学院的规模大小不一，英国小的学院只有400多名学生，通常是专业性的学院，而规模大的学院通常是多学科性的，学生人数高达13000名。
“千万不要读那些认证不了的学院，”留学中介蒲小姐介绍，“英国大学毕业证书基本能获得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而一些英国学院颁发的毕业证，只是相当于我们培训学校的培训证。我们就曾经碰到一些学生，懵懵懂懂去读，读完回国后，又得不到当地留学中心的认证，读了等于白读！”
蒲小姐强调，“一般学生很难分辨毕业证真伪，所以留学前要认真了解这些学院。”
教育部建洋文凭数据库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出声明：为打击学历学位认证中的持假造假等违法行为，该中心已建成含有95个国家的多达4万余份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的电子数据库，并与多个国家的国家级学历学位认证机构建立了证书核查机制，可以随时比对和核查相关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的真实性。有需求的人可与该中心联络或登陆中心网站查询。
李成瑞
http://history.hexiewang.com/bencandy.php?fid=12&id=2714&page=2
言辞激切处，李成瑞曲着5根指节，将面前的旧茶几击打得“啪啪”作响。88岁高龄的一个孱弱老人，情绪竟然还如此充沛。一连串不平事，对于一个参加革命伊始就立志要“为了劳苦大众、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信徒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莫大的挫败。
在此之前，吉林省爆发了通化钢铁厂改制命案，身在北京部长大院里的李成瑞，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试图指引通钢工人夺回钢铁厂的控制权，重新当家作主。只是计划未及实践，即已付之阙如。
“他是个老实人，革命是他的信仰，但不做极端的事情，”年轻一代的“左派人士”张耀祖对本刊记者说，“他干，肯定成不了。革命不是这个干法。”
老革命上阵
张耀祖是中国工人研究网的负责人，专注于工人生存与发展状况的研究。通钢事件发生后，他通过自己主持的网站公开编发了国内最早的一条事态消息，此后又以极快速度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通钢事件与国有情结》的书，对通钢事件当中的工人行为予以肯定。李成瑞看到这本书后，找到了张耀祖，商议能否推动通钢“运动”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将企业从官僚手中夺过来。
在此前后，他不仅发起联名声援，还以“魏宪民”的笔名创作了一首《维宪小调》，歌颂了通钢工人制止私有化的斗争精神，录制并挂在网上。
但在与张耀祖的那次商议中，他们存在根本性分歧。李成瑞提出五点建议、三项策略来帮助通钢工人操办“夺权”事宜，张耀祖认为李成瑞那一揽子建议及实施步骤不大切合实际，缺乏可行性。
“理论上看，他设计的方案不错，实际上没有意义。他要把国有企业交给工人管理，这会成为工人的包袱，”从事工人研究多年的张耀祖，见到过一些工人领袖在“夺权”成功后最终又沦为工人唾骂对象的案例，“只要工人掌握企业，银行、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等部门都会来要钱，整死它，最后让它死在工人手里。”
通钢工人也不认可这个方案。尽管事后仍然给李成瑞等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但更多还是出于一种礼节。
张耀祖不认同李成瑞的通钢方案，也是基于老头儿尝试着寻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宪法被摆在了第一位。但据他研究，这不无天真。因为工人的利益通常都是超越法律界限才得到的，就此而言，他对李成瑞提倡的那一套“合法斗争”观点有所保留。
李成瑞不仅自己奉行“合法斗争”这一条原则，也要求周围的人尽量在合法范围内做工作。这个合法原则的具体内容，就是主张按照《宪法》建设社会主义，围绕这一点，进行公开的联名上书、法律维权、以及和“右派”打打笔战。
“你不采取合法斗争，你采取什么方式？”李成瑞说，“我们现在只能进行一些合法斗争，得有法律依据，你要搞稍微非法一点的，被抓起来也没有办法。”
现在“左派”只有聚拢在毛泽东旗帜网等一些网站周围。在这些中转平台上，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举办活动、商讨形势、印发书刊，并尽可能将支持通钢工人等一类茶杯风暴延伸进现实。李成瑞写出来的所有重要文章，无处能登，就都挂在了这个网站上。
“网站发表还是战战兢兢的，挂两天就可能拿下来，旗帜网也说，你不要太尖锐了，你太尖锐了我也挂不住，”李成瑞言及于此，又愤愤地敲了几下茶几，“就这么害怕！他们内虚啊，说明他们在理论上是多么脆弱。”
在网络这个平台上，李成瑞将自己文章的传播和编印悉数委托给网站来做，意在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张耀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正在做的事，就是应李成瑞的要求，将他的一册文章汇编下发到各个大学的马列学习小组，这都是一些左翼青年组织。小册子每份制作成本2.8元，李成瑞全部自费。
李成瑞承认，斗争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自己在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胜利了，但他相信未来。因为眼下左派有人正在鼓励大学生去当工人。他的儿子，当年就兴高采烈地去当了钳工，成为理论上的领导阶级的一员。
“很多老同志，实际上被自己的儿女、家庭所包围，他们那些高级干部的后代都不是无产者，他们要革命首先家庭就是个问题。”张耀祖说，“李成瑞这样的人，当然是不错的，好的，已经很努力了，不图名、不图利，值得尊敬。”
老实人“大哥”
1937年参加敌后抗战的李成瑞，建国后担任了10年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秘书，后又出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若干年前，因在一份事涉党内事务的签名中附议，这给国家统计局方面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时任局长登门找他谈话，劝导他不要冲动。他硬是给了人家一根钉子碰，完全是一副不配合的模样。
这倒也罢了，不想他还将炮口对准了统计局。2000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领衔的一个课题报告发表在《中国信息报》上，文章提出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收缩”，退出146个工业行业，逐步集中到公共产品领域。读完此文，李成瑞大为光火，认为文章有私有化导向，是不符合《宪法》的。当即大兴问罪之师，要求局里召开一次质询会议，辩明是非。只是辩来辩去，结果也没有了下文，事后邱晓华反而当上了局长。
“一些人得势于一时，看起来是庞然大物，最后是纸老虎，”老头大义凛然的样子，“他得势了，但这些人最后一定要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终于与他划清了界限。
家里没有电脑，最初统计局那边还有人帮助他打印材料，后来人家发现打印的材料大抵与业务没有关系，遂起了疑心，告诉他党委宣传部想要看一下。他立刻予以拒绝，“不用看了，党允许意见不一致，完全一致，就不能进步了”，结果统计局再也没有人为他提供打印服务。凡是他想通过统计局方面往上递的材料，只要与统计业务本身无关，一概免谈。
回过头来，李成瑞自己掏钱买了一台电脑，又让家里的小阿姨去参加电脑培训班，学会打字后回来专门为他服务。
“他不写不行……只能在纸上写，一边写一边打，改东西都挺麻烦，一个东西改无数遍，”他家小阿姨说，“有时候睡午觉，想起一个字来，提着裤子就去了（书房），叫他歇着，他说那我不说话，我憋着还是怎么着？”
往上递话的渠道在本系统被掐断，他就想办法找很多手眼可以通天的老干部，其中不乏年岁和资历都比他长的马宾，几次下来，发现这些渠道慢慢也不管用了。他就让统计局给他配备的专车司机开着车直接到各个部门去递材料。递到最后，所有部门都不睬他了，把他打发到设在永定门的中央信访办。现在他唯一可用的渠道就是跑到邮局去发发挂号信，往上的渠道没有了。
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担任李先念秘书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在中南海住了8年光景，与李先念家同一个院子为邻。老领导辞世18年，每年春节，一班李先念的原秘书都要相约去中南海探望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多少人盼着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带到中南海，他却一点也不会变通，在外面搞得火烧眉毛的那些材料一片也没有夹带进去，只是随便说点儿家常话。
“老首长不在了，看看老首长夫人，年纪也大了，不要再麻烦她了。”他用一种略带犹疑的口吻说，“她也不一定有兴趣，也不一定有结果，也有可能认为增加了负担。”
路走到这一步，也就相当于是到了尽头。他倒是想得开，一切都在量力而为。上层路线走不通，还可以走群众路线。同样是选择向下，寄希望于依靠群众，但与马宾不同，他的表现也不急躁，也不激烈，这显示出“左派”内部每个主体之间的心态及价值取向的差异。
在马宾身体还好的时候，有一次，两个老头儿在院子里散步。马宾忽然提到要发动第二次“文化革命”。李成瑞答复他，现在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不适宜这样做。马宾批评他，“李成瑞，你是跪着闹革命！”李成瑞哈哈一笑，说，“那好吧，咱们现在就发动，你当战斗队长，我给你当队员。”马宾听到这话，也笑起来。
“马老是老一辈，我不和他硬顶，”李成瑞说，“我们不是光顾眼前，是长期着眼，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是远大的。”
“老革命”布道
从诸多迹象来看，这些老人对于现有局面的影响力可能被外界严重高估了。尽管如此，在“左派”阵营中，这些老人依然具有足够的压阵分量，因为他们都是老干部，其中一些人虽不在其位，却仍享有威望，这有助于增进群众的信任。
“如果没有这些老同志引路，我们有可能就不一定正确。我们也批判社会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但年轻人缺乏历史知识和理论素养，也可能走上不正确的道路，”毛泽东旗帜网的负责人时迈说，“老同志的作用就是引路人，给我们做示范。”
在《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相继停刊之后，2003年，一些想要“有个地方说话的”老人发起成立了毛泽东旗帜网。7年以来，相从如流，这个网站后面聚集了一批离退休高干，虽然并没有颁发过一张证书，但这支队伍目前以一种顾问团队形式存在。李成瑞是这个顾问班子的头儿和旗帜网的思想主导者。
“我们都是按他的想法和意见在做，旗帜网应该怎么办，平时也有过一些交流，业务上很多就是李老提出的意见，”毛泽东旗帜网的负责人时迈说，“我们网上登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是他写的，特别重大的都体现在他的文章里边。”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他们不光能从这些老人那里获得方向指引和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得到更为直接的物质帮助。来自这些老人的款物，对于改善他们的窘境起了关键作用。
“老同志捐款很重要，他们的退休金、离休金很高。”张耀祖说，“一个月拿出一两千就不错了。老同志多啊，中国这种老革命成千上万的。”
不过，张耀祖认为李成瑞向自己网站提供捐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他正在支持旗帜网。事实也的确如此。本刊记者造访过旗帜网一次，网站地点设在居民楼里，是一套单元房，办公条件并不好。除了无偿赠送一些自费出版的书籍给他们售卖，以贴补日常用度，李成瑞每年都会给他们两三次不等的现金捐助。
“我知道他们根本没有财政来源，”李成瑞说，“我也算高级干部，给他们一次不能少于一万块钱吧。人家说你是个堂堂的大局长，你捐几百块几千块太少了。”
李成瑞说自己一年的捐助总额可能达到两三万元，但据他的司机罗卫兵估计，这个数额可能还要大一些，他记得自己就曾替李成瑞送过几次钱出去，单有一次就送了一万元到旗帜网那边。老人在外出开会时，也有随时掏钱给别人的情形发生。
李成瑞在这一方面的态度颇显豁达，钱捐出去了，也不过问人家拿着他的钱究竟去干什么了，“我把钱交给他们，绝对相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要怀疑我就不捐了。”
名声远播，趋附的人也多起来。那些因共同信仰或话题牵引而围拢过来的人，在罗卫兵眼里不乏“拉大旗做虎皮”和“居心叵测”的别有用心之辈。
2008年除夕，罗卫兵接到李成瑞的用车通知。一个左翼美籍华人与李成瑞商议决定去宣武区的上访村探望访民。罗卫兵不知就里，开着车送他们去了。临行前还把附近超市里的速冻饺子全部买空，准备带去分发给那些访民们。到了目的地，访民以为来了青天大老爷，乌泱泱一片包抄上来，一边还有人在拍摄。那阵势让罗卫兵感到紧张，一把抱住老头往车上护送，回头对那个美籍华人撂下话，“今天要有什么事，我第一个把你拿下。”
罗卫兵是李成瑞的专职司机，同时兼任秘书事务，老头的对外联络工作由他与李家的小阿姨具体分担。来到李成瑞身边，统计局方面给他的要求是注意老头的举动，有事要做到及时汇报，防止过激行为发生。这种“双料任务”的身份让他感到压力。
“他出去开会办事，我在场知道得太多不好，要是有点事儿在外头传开，还以为是我干的，”罗卫兵说，“都不知道吧，也不好，领导要是过问起来，我总不能说他正在溜弯儿呢。”
一开始，罗卫兵将自己与李成瑞置于一种上下级关系之中。现在他把双方看成是一种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了解深入了，也认为老人的立场和用心都是好的，是可以理解的。上访村那次经历，他把情况向统计局方面做了汇报，同时也劝诫老头儿“不要遭人利用”，据他说：“老人听进去了。”
这么些年，李成瑞就一直这样在“赔本赚吆喝”，看上去还乐此不疲。2009年以后，他的月工资被提到了9000元，大部分是用来做启发群众工作的。罗卫兵对这些事情，要做到支出有凭据，每笔钱要落实得真实可靠。李成瑞自己倒不在乎这些，在他那里，这方面的事务是被升华了的。
“中国人都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不愿意忘记我入党时候的誓言，我是工人阶级，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坚持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连一闪念都没有。”
在这一点上，老人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执拗，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空想主义。
李成瑞说：“据说周总理临终前，在病床上不断地哼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将来我到临终前，也要哼唱这句歌词，安详地充满乐观地向这个世界告别。”
不支持再文革一次的“左派老人”李成瑞
“压迫到什么程度！”言辞激切处，李成瑞曲着5根指节，将面前的旧茶几击打得“啪啪”作响。88岁高龄的一个孱弱老人，情绪竟然还如此充沛。一连串不平事，对于一个参加革命伊始就立志要“为了劳苦大众、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信徒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莫大的挫败。
在此之前，吉林省爆发了通化钢铁厂改制命案，身在北京部长大院里的李成瑞，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试图指引通钢工人夺回钢铁厂的控制权，重新当家作主。只是计划未及实践，即已付之阙如。
“他是个老实人，革命是他的信仰，但不做极端的事情，”年轻一代的“左派人士”张耀祖对本刊记者说，“他干，肯定成不了。革命不是这个干法。”
老革命上阵
张耀祖是中国工人研究网的负责人，专注于工人生存与发展状况的研究。通钢事件发生后，他通过自己主持的网站公开编发了国内最早的一条事态消息，此后又以极快速度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通钢事件与国有情结》的书，对通钢事件当中的工人行为予以肯定。李成瑞看到这本书后，找到了张耀祖，商议能否推动通钢“运动”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将企业从官僚手中夺过来。
在此前后，他不仅发起联名声援，还以“魏宪民”的笔名创作了一首《维宪小调》，歌颂了通钢工人制止私有化的斗争精神，录制并挂在网上。
但在与张耀祖的那次商议中，他们存在根本性分歧。李成瑞提出五点建议、三项策略来帮助通钢工人操办“夺权”事宜，张耀祖认为李成瑞那一揽子建议及实施步骤不大切合实际，缺乏可行性。
“理论上看，他设计的方案不错，实际上没有意义。他要把国有企业交给工人管理，这会成为工人的包袱，”从事工人研究多年的张耀祖，见到过一些工人领袖在“夺权”成功后最终又沦为工人唾骂对象的案例，“只要工人掌握企业，银行、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等部门都会来要钱，整死它，最后让它死在工人手里。”
通钢工人也不认可这个方案。尽管事后仍然给李成瑞等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但更多还是出于一种礼节。
张耀祖不认同李成瑞的通钢方案，也是基于老头儿尝试着寻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宪法被摆在了第一位。但据他研究，这不无天真。因为工人的利益通常都是超越法律界限才得到的，就此而言，他对李成瑞提倡的那一套“合法斗争”观点有所保留。
李成瑞不仅自己奉行“合法斗争”这一条原则，也要求周围的人尽量在合法范围内做工作。这个合法原则的具体内容，就是主张按照《宪法》建设社会主义，围绕这一点，进行公开的联名上书、法律维权、以及和“右派”打打笔战。
“你不采取合法斗争，你采取什么方式？”李成瑞说，“我们现在只能进行一些合法斗争，得有法律依据，你要搞稍微非法一点的，被抓起来也没有办法。”
现在“左派”只有聚拢在毛泽东旗帜网等一些网站周围。在这些中转平台上，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举办活动、商讨形势、印发书刊，并尽可能将支持通钢工人等一类茶杯风暴延伸进现实。李成瑞写出来的所有重要文章，无处能登，就都挂在了这个网站上。
“网站发表还是战战兢兢的，挂两天就可能拿下来，旗帜网也说，你不要太尖锐了，你太尖锐了我也挂不住，”李成瑞言及于此，又愤愤地敲了几下茶几，“就这么害怕！他们内虚啊，说明他们在理论上是多么脆弱。”
在网络这个平台上，李成瑞将自己文章的传播和编印悉数委托给网站来做，意在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张耀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正在做的事，就是应李成瑞的要求，将他的一册文章汇编下发到各个大学的马列学习小组，这都是一些左翼青年组织。小册子每份制作成本2.8元，李成瑞全部自费。
李成瑞承认，斗争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自己在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胜利了，但他相信未来。因为眼下左派有人正在鼓励大学生去当工人。他的儿子，当年就兴高采烈地去当了钳工，成为理论上的领导阶级的一员。
“很多老同志，实际上被自己的儿女、家庭所包围，他们那些高级干部的后代都不是无产者，他们要革命首先家庭就是个问题。”张耀祖说，“李成瑞这样的人，当然是不错的，好的，已经很努力了，不图名、不图利，值得尊敬。”
老实人“大哥”
1937年参加敌后抗战的李成瑞，建国后担任了10年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秘书，后又出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若干年前，因在一份事涉党内事务的签名中附议，这给国家统计局方面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时任局长登门找他谈话，劝导他不要冲动。他硬是给了人家一根钉子碰，完全是一副不配合的模样。
这倒也罢了，不想他还将炮口对准了统计局。2000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领衔的一个课题报告发表在《中国信息报》上，文章提出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收缩”，退出146个工业行业，逐步集中到公共产品领域。读完此文，李成瑞大为光火，认为文章有私有化导向，是不符合《宪法》的。当即大兴问罪之师，要求局里召开一次质询会议，辩明是非。只是辩来辩去，结果也没有了下文，事后邱晓华反而当上了局长。
“一些人得势于一时，看起来是庞然大物，最后是纸老虎，”老头大义凛然的样子，“他得势了，但这些人最后一定要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终于与他划清了界限。
家里没有电脑，最初统计局那边还有人帮助他打印材料，后来人家发现打印的材料大抵与业务没有关系，遂起了疑心，告诉他党委宣传部想要看一下。他立刻予以拒绝，“不用看了，党允许意见不一致，完全一致，就不能进步了”，结果统计局再也没有人为他提供打印服务。凡是他想通过统计局方面往上递的材料，只要与统计业务本身无关，一概免谈。
回过头来，李成瑞自己掏钱买了一台电脑，又让家里的小阿姨去参加电脑培训班，学会打字后回来专门为他服务。
“他不写不行……只能在纸上写，一边写一边打，改东西都挺麻烦，一个东西改无数遍，”他家小阿姨说，“有时候睡午觉，想起一个字来，提着裤子就去了（书房），叫他歇着，他说那我不说话，我憋着还是怎么着？”
往上递话的渠道在本系统被掐断，他就想办法找很多手眼可以通天的老干部，其中不乏年岁和资历都比他长的马宾，几次下来，发现这些渠道慢慢也不管用了。他就让统计局给他配备的专车司机开着车直接到各个部门去递材料。递到最后，所有部门都不睬他了，把他打发到设在永定门的中央信访办。现在他唯一可用的渠道就是跑到邮局去发发挂号信，往上的渠道没有了。
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担任李先念秘书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在中南海住了8年光景，与李先念家同一个院子为邻。老领导辞世18年，每年春节，一班李先念的原秘书都要相约去中南海探望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多少人盼着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带到中南海，他却一点也不会变通，在外面搞得火烧眉毛的那些材料一片也没有夹带进去，只是随便说点儿家常话。
“老首长不在了，看看老首长夫人，年纪也大了，不要再麻烦她了。”他用一种略带犹疑的口吻说，“她也不一定有兴趣，也不一定有结果，也有可能认为增加了负担。”
路走到这一步，也就相当于是到了尽头。他倒是想得开，一切都在量力而为。上层路线走不通，还可以走群众路线。同样是选择向下，寄希望于依靠群众，但与马宾不同，他的表现也不急躁，也不激烈，这显示出“左派”内部每个主体之间的心态及价值取向的差异。
在马宾身体还好的时候，有一次，两个老头儿在院子里散步。马宾忽然提到要发动第二次“文化革命”。李成瑞答复他，现在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不适宜这样做。马宾批评他，“李成瑞，你是跪着闹革命！”李成瑞哈哈一笑，说，“那好吧，咱们现在就发动，你当战斗队长，我给你当队员。”马宾听到这话，也笑起来。
“马老是老一辈，我不和他硬顶，”李成瑞说，“我们不是光顾眼前，是长期着眼，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是远大的。”
“老革命”布道
从诸多迹象来看，这些老人对于现有局面的影响力可能被外界严重高估了。尽管如此，在“左派”阵营中，这些老人依然具有足够的压阵分量，因为他们都是老干部，其中一些人虽不在其位，却仍享有威望，这有助于增进群众的信任。
“如果没有这些老同志引路，我们有可能就不一定正确。我们也批判社会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但年轻人缺乏历史知识和理论素养，也可能走上不正确的道路，”毛泽东旗帜网的负责人时迈说，“老同志的作用就是引路人，给我们做示范。”
在《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相继停刊之后，2003年，一些想要“有个地方说话的”老人发起成立了毛泽东旗帜网。7年以来，相从如流，这个网站后面聚集了一批离退休高干，虽然并没有颁发过一张证书，但这支队伍目前以一种顾问团队形式存在。李成瑞是这个顾问班子的头儿和旗帜网的思想主导者。
“我们都是按他的想法和意见在做，旗帜网应该怎么办，平时也有过一些交流，业务上很多就是李老提出的意见，”毛泽东旗帜网的负责人时迈说，“我们网上登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是他写的，特别重大的都体现在他的文章里边。”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他们不光能从这些老人那里获得方向指引和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得到更为直接的物质帮助。来自这些老人的款物，对于改善他们的窘境起了关键作用。
“老同志捐款很重要，他们的退休金、离休金很高。”张耀祖说，“一个月拿出一两千就不错了。老同志多啊，中国这种老革命成千上万的。”
不过，张耀祖认为李成瑞向自己网站提供捐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他正在支持旗帜网。事实也的确如此。本刊记者造访过旗帜网一次，网站地点设在居民楼里，是一套单元房，办公条件并不好。除了无偿赠送一些自费出版的书籍给他们售卖，以贴补日常用度，李成瑞每年都会给他们两三次不等的现金捐助。
“我知道他们根本没有财政来源，”李成瑞说，“我也算高级干部，给他们一次不能少于一万块钱吧。人家说你是个堂堂的大局长，你捐几百块几千块太少了。”
李成瑞说自己一年的捐助总额可能达到两三万元，但据他的司机罗卫兵估计，这个数额可能还要大一些，他记得自己就曾替李成瑞送过几次钱出去，单有一次就送了一万元到旗帜网那边。老人在外出开会时，也有随时掏钱给别人的情形发生。
李成瑞在这一方面的态度颇显豁达，钱捐出去了，也不过问人家拿着他的钱究竟去干什么了，“我把钱交给他们，绝对相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要怀疑我就不捐了。”
名声远播，趋附的人也多起来。那些因共同信仰或话题牵引而围拢过来的人，在罗卫兵眼里不乏“拉大旗做虎皮”和“居心叵测”的别有用心之辈。
2008年除夕，罗卫兵接到李成瑞的用车通知。一个左翼美籍华人与李成瑞商议决定去宣武区的上访村探望访民。罗卫兵不知就里，开着车送他们去了。临行前还把附近超市里的速冻饺子全部买空，准备带去分发给那些访民们。到了目的地，访民以为来了青天大老爷，乌泱泱一片包抄上来，一边还有人在拍摄。那阵势让罗卫兵感到紧张，一把抱住老头往车上护送，回头对那个美籍华人撂下话，“今天要有什么事，我第一个把你拿下。”
罗卫兵是李成瑞的专职司机，同时兼任秘书事务，老头的对外联络工作由他与李家的小阿姨具体分担。来到李成瑞身边，统计局方面给他的要求是注意老头的举动，有事要做到及时汇报，防止过激行为发生。这种“双料任务”的身份让他感到压力。
“他出去开会办事，我在场知道得太多不好，要是有点事儿在外头传开，还以为是我干的，”罗卫兵说，“都不知道吧，也不好，领导要是过问起来，我总不能说他正在溜弯儿呢。”
一开始，罗卫兵将自己与李成瑞置于一种上下级关系之中。现在他把双方看成是一种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了解深入了，也认为老人的立场和用心都是好的，是可以理解的。上访村那次经历，他把情况向统计局方面做了汇报，同时也劝诫老头儿“不要遭人利用”，据他说：“老人听进去了。”
这么些年，李成瑞就一直这样在“赔本赚吆喝”，看上去还乐此不疲。2009年以后，他的月工资被提到了9000元，大部分是用来做启发群众工作的。罗卫兵对这些事情，要做到支出有凭据，每笔钱要落实得真实可靠。李成瑞自己倒不在乎这些，在他那里，这方面的事务是被升华了的。
“中国人都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不愿意忘记我入党时候的誓言，我是工人阶级，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坚持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连一闪念都没有。”
在这一点上，老人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执拗，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空想主义。
李成瑞说：“据说周总理临终前，在病床上不断地哼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将来我到临终前，也要哼唱这句歌词，安详地充满乐观地向这个世界告别。”
马立诚：“旋风”阵阵攻改革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5770
进入21世纪，英国《卫报》说欧洲左派衰落了。该报在2010年2月9日说：“意大利左派不复存在，法国社会党一片混乱，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大选最大输家。”
但我们这边不尽然。也许体制上的弊端有利于左派生存，中国老左派反而加剧了进攻态势，第四波博弈令人大开眼界。
第四波交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自2004年改革大争论起，一直到2008年，至今余波未息。二是波及面广，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教育，无不涉及，大有全面进攻的态势。三是扔下面纱，与中央领导层彻底决裂。他们不但彻底否定改革开放，而且点名批判邓小平。更为激进的是，老左派在文章和讲演中，把当今的“执政集团”定位为“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左派要求为 “四人帮”平反，呼唤再来一次“文革”，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介绍这一波博弈之前，先说一件2001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这件事是第四波的序幕。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要求把“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里所说的“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这是党建学说的一个重大突破，得到社会好评与支持。
老左派事先得知此事酝酿过程，先发制人。《真理的追求》杂志在2001年1月号就发表项启源的文章《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中流》杂志4月号发表宫韫书的文章《决不能把私营企业主拉进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些动作没能挡住江泽民，老左派十分气愤。江泽民讲话之后，7月20日，邓力群、吴冷西、李尔重、魏巍、林默涵、袁木等17人实名发表公开信《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在社会各界和网上广泛流传。信中说：“我们认为，七一讲话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而是重大的理论修正。它涉及到根本改变建党学说和共产党的基本性质，这是严重违反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与这封信问世的同时，还有另外5封实名公开信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些公开信说，江泽民的讲话 “向国内私营资本公开投降，等于公开傍大款”，“将资本家引狼入室，等于变成全民党”……一些公开信还说江泽民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党中央。
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站出来反对老左派。他在7月24日的《发展导报》上发表文章《让有产者在政治上站起来》，指出个体私营业主也是劳动者，应该与其他阶层享受同等政治待遇。
这一回合，老左派实名上阵，显示出无所畏惧的决绝态势，渐行渐远。
接着介绍第四波交锋。
自2004年6月起，郎咸平接连在内地媒体上揭露TCL、格林柯尔、海尔等公司借国企改革之机侵吞国有资产。他认为，国企不需要改革，国企改革必须停止，应该“以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纠正国企改革”。郎咸平的意见引起激辩，改革大争论由此而起。
在此期间，郎咸平多次与左派人物开会，共同声讨“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老左派兴高采烈地称赞说，中国大地刮起了一场“郎旋风”。
2005年11月27日，郎咸平在《亚洲周刊》发表文章《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文章说：中国国企改革蠹虫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触目惊心，政府腐败低效。再加上没有法治，官商勾结，环境污染，黑道拆迁，资金外流，大量浪费，司法暴力，已经天怒人怨。中国社会之坏，是5000年历史从来所没有过的。他问道：“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能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些网民说他是“唯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
郎咸平关于停止国企改革的主张，遭到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秦晖、刘吉等人的批评与驳斥。国资委一些官员也不赞成郎咸平简单化、情绪化的意见。胡鞍钢则赞成展开争论，认为有争论是好事。
2005年7月，一篇题为《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文章在网上问世，被称为“重磅炸弹”。时年82岁的刘国光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他说，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一些海归派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他说，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被西化色彩很浓的人篡夺了，要打教育部的板子。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复苏。一旦中国经济改革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经济基础就变了，共产党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代表就要掌权。他说，经济学界反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已经形成势力。他要求强调计划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市场环境是产生腐败的温床。
北京乌有之乡书吧、毛泽东旗帜网站和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连续召开三次会议支持刘国光，称之为 “刘旋风”。在发言中，有人说，自1993年起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主导中国改革。有人说，与私有化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建国以来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有人说，毛泽东在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亿万群众反对和平演变的大演习（指文化大革命），难能可贵。有人说，国家财政系统的领导岗位也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有人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领导权问题是要害，我们要多考虑领导权问题。
在讨论中，刘国光引人注目地再次提出姓社姓资问题。他说，争论焦点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还是坚持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这是又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姓社姓资是回避不了的。
高尚全出来驳斥刘国光说，中国改革是按照邓小平理论来实践的，难道摸着石头过河是新自由主义吗？高尚全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领导人的支持。吴敬琏、晏智杰、皇甫平、何祚庥也相继发表文章批评刘国光。
200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8月12日，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致吴邦国委员长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草案）》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巩献田的意见引起激烈辩论，从而掀起了“巩旋风”。
巩献田说，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首要任务就是 “废除和破坏私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宪法一定要明确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国宪法第十二条正是这样写的；巩献田认为，《物权法（草案）》把公共财产头上的“神圣”二字拿掉了，这是不可接受的。《物权法（草案）》具体条文是这样表述的：“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巩献田认为，《物权法（草案）》将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平列，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巩献田说，《物权法（草案）》的立法原则“背离了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此信一出，引起轩然大波。老左派为之叫好，他们多次召开会议，声援巩献田，对这位“破土而出”的“斗士”赞赏不已。
但是，法学家江平指出，巩献田这封信的本质是 “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姚红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物权法（草案）》符合宪法规定。因为宪法规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平等保护各类财产，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的。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有平等权利，如果市场主体不平等，市场经济就没法搞。如果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受到同样侵犯，而保护不同，老百姓不会答应。
争论了近两年。巩献田先后发表20多篇文章批评《物权法（草案）》，并多次发起签名活动，反对《物权法（草案）》，最多的一次签名者达3000名。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表决。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获得通过。
巩献田表示，他不服输，还要用各种方式反对《物权法》。
2005年2月24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36条”）颁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意见》要求放宽市场准入，对非公有制经济给予公平待遇，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业和国防工业。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政金融支持。
2007年5月1日，一份由年过90岁的前冶金部副部长马宾牵头的109人签名信《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在网上流传。
《建议书》坚决反对国务院的“36条”。马宾等人说，“36条”违背了宪法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大致占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二，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支持？《建议书》说，国内贫富分化，是由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造成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安全不利。马宾等人提议，由全国人大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撤销“36条”。
老左派大声疾呼的讨伐造成了混乱。2008年7月21日，时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的保育钧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说，“36条”是一个划时代的好文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落实起来非常困难。保守势力和一些垄断利益集团用种种手段阻碍贯彻“36条”，私营经济仍然面临诸多门槛，被挡在“玻璃门”之外。
最严重的一次攻势，发生在十七大召开前夕。
2007年6月曝光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刺痛了社会神经。7月12日，一封由马宾牵头的17人实名公开信在网上流传，引起轰动。海外媒介也纷纷发表这封“爆炸性”信件。
信的题目是《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信中说：这一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问题越发展越严重……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公开信说：“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以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不彻底打破这种思想束缚，不纠正私有化的方针，不改变让资本家入党的错误原则，只是在二次分配上搞几项福利措施，抓几个贪官，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劝说中央政治局常委改正错误，回头是岸：“只要党中央领导同志能痛下决心，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上来”，“就一定能拥有更美好的前途和未来”。
很显然，黑砖窑事件，成了他们否定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发力点。
应该说，这些老人对社会弊端痛心疾首，萦怀于心，值得尊重，但是他们开错了药方。
针对老左派大举进攻否定改革开放，当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重申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胡锦涛在报告中列举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得出结论说：“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老左派提出的 “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要求再次碰壁。
在十七大上，胡锦涛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改善民生，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解决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但是，十七大精神未能说服老左派改变自己的立场，非但如此，老左派反而发起了更激烈的反抗。渐行渐远的结果，终于走上了彻底否定改革开放，批判邓小平，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呼唤“文化大革命”的不归路。
十七大之后半年多，2008年4月，我曾到乌有之乡书吧买了6本书，这些书均系自费印制。马宾的 《纪念毛泽东》，30元一本。梅俏的《毛泽东的“珠峰”》25元一本。
马宾在书中说，中国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新三座大山。他说：“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推倒这新的三座大山，就不要想有社会主义。”
怎么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呢？马宾说：“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
怎样解决问题？马宾说：“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我们应该规划，积极准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马宾还特别提出：“在城市打倒炒房地产的暴发户，把所建房屋没收，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马宾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七八年一次，进行几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至此，马宾公开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2008年2月，北京一些人召开了马宾著作座谈会，会后还印发了一本《向马宾同志学习》的小册子，在乌有之乡书吧发售。
在会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说，中国目前的状况是邪教状态，要用“文革”的方式来改变。他说：“‘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就提出了发扬五敢精神，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这是一种何等大无畏的精神。”张先生问道：“目前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导致中国兽性化发展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西方文化中所谓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以及物欲为本、肉欲至上的纵欲主义。30年来用这两个原则对整个国家进行强制训练，结果把人性和文明全部过滤掉了，把人降低到了动物本性支配的原始状态……演变为一种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行为。”“马宾同志高龄率先跨出第一步，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
梅俏则点名批判邓小平。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好多人跟不上，而且同情心在邓小平这一边。当时发表一篇社论，《红旗》杂志发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现在读这篇文章是很正确的。江青讲老干部70%到80%都是民主派。从现在结果看，江青的话有什么错？”
梅俏说：“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自己说上几句话就叫做邓小平理论？”
一位叫敬东的发言最激烈。他说：“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糟蹋了我们的共产党，糟蹋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把我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退化到了充斥着买办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白领、贪官污吏、男盗女娼……的旧社会。这些东西招摇于市，通过改革开放把这些推上台，允许他们招摇过市，压迫、剥削、毒害人民，这算不得进步，这是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的犯罪。”
敬东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么严重的反共产党宣言的观念，使共产主义观念、思想、道德全被冲得人仰马翻，进而公开把共产党引向了邪路。”“中国社会在短短的30年造就一大批特大官僚、特大地主、官僚买办、大资本家，这是什么执政纲领造成的？”“今天中国社会、官场、市场发生了问题，人民大喊大叫控诉的问题，令全世界耻笑的问题，正是当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批判的问题。可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造反派受打击、遭迫害，也有30多年了，这是中外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残酷。”
“马老以他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用他无私无畏的观点，剖析了现代修正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伪装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出卖和背叛。”
敬东呼吁道：“我们不得不呼唤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由于马宾公开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呼唤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其激烈程度超过邓力群，再加上邓力群病重住院，马宾遂成为老左派近年来新的领军人物。
梅俏所著的《毛泽东的“珠峰”》则是一本高度评价 “文化大革命”的专著，书的首页就有“纪念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的字样。该书盛赞“文革”是人类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该书在称赞江青是“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同时，说邓小平是 “阴谋诡计”、“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必须“彻底否定”。
纵观老左派30多年的抗争史，我们可以看出，老左派思潮的要点，是坚持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坚持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改革开放，批判市场经济，尤其恐惧私营经济的壮大发展。
老左派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疾病的高度敏感，他们指出的许多严重问题，的确有引发思考的作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他们对中国的一份责任感。前些日子，《南风窗》杂志报道了老左派重要人物之一、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李成瑞拿出自己一部分离休金捐赠给下岗工人。我虽然不赞同他的主张，但这种品格，还是值得尊重的。
多数人并不赞同老左派的主张，但他们的意见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情绪和焦虑。在国家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人们普遍感到改革乏力，腐败丛生，国富民穷，黑恶横行，法治不彰……种种现象令人扼腕愤慨，相当多的人甚至产生了束手无策的沮丧感。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抬头实属必然，因之，老左派的市场反而略有扩大，这是人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进入21世纪，英国《卫报》说欧洲左派衰落了。该报在2010年2月9日说：“意大利左派不复存在，法国社会党一片混乱，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大选最大输家。”
但我们这边不尽然。也许体制上的弊端有利于左派生存，中国老左派反而加剧了进攻态势，第四波博弈令人大开眼界。
第四波交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自2004年改革大争论起，一直到2008年，至今余波未息。二是波及面广，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教育，无不涉及，大有全面进攻的态势。三是扔下面纱，与中央领导层彻底决裂。他们不但彻底否定改革开放，而且点名批判邓小平。更为激进的是，老左派在文章和讲演中，把当今的“执政集团”定位为“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左派要求为 “四人帮”平反，呼唤再来一次“文革”，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介绍这一波博弈之前，先说一件2001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这件事是第四波的序幕。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要求把“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里所说的“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这是党建学说的一个重大突破，得到社会好评与支持。
老左派事先得知此事酝酿过程，先发制人。《真理的追求》杂志在2001年1月号就发表项启源的文章《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中流》杂志4月号发表宫韫书的文章《决不能把私营企业主拉进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些动作没能挡住江泽民，老左派十分气愤。江泽民讲话之后，7月20日，邓力群、吴冷西、李尔重、魏巍、林默涵、袁木等17人实名发表公开信《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在社会各界和网上广泛流传。信中说：“我们认为，七一讲话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而是重大的理论修正。它涉及到根本改变建党学说和共产党的基本性质，这是严重违反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与这封信问世的同时，还有另外5封实名公开信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些公开信说，江泽民的讲话 “向国内私营资本公开投降，等于公开傍大款”，“将资本家引狼入室，等于变成全民党”……一些公开信还说江泽民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党中央。
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站出来反对老左派。他在7月24日的《发展导报》上发表文章《让有产者在政治上站起来》，指出个体私营业主也是劳动者，应该与其他阶层享受同等政治待遇。
这一回合，老左派实名上阵，显示出无所畏惧的决绝态势，渐行渐远。
接着介绍第四波交锋。
自2004年6月起，郎咸平接连在内地媒体上揭露TCL、格林柯尔、海尔等公司借国企改革之机侵吞国有资产。他认为，国企不需要改革，国企改革必须停止，应该“以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纠正国企改革”。郎咸平的意见引起激辩，改革大争论由此而起。
在此期间，郎咸平多次与左派人物开会，共同声讨“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老左派兴高采烈地称赞说，中国大地刮起了一场“郎旋风”。
2005年11月27日，郎咸平在《亚洲周刊》发表文章《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文章说：中国国企改革蠹虫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触目惊心，政府腐败低效。再加上没有法治，官商勾结，环境污染，黑道拆迁，资金外流，大量浪费，司法暴力，已经天怒人怨。中国社会之坏，是5000年历史从来所没有过的。他问道：“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能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些网民说他是“唯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
郎咸平关于停止国企改革的主张，遭到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秦晖、刘吉等人的批评与驳斥。国资委一些官员也不赞成郎咸平简单化、情绪化的意见。胡鞍钢则赞成展开争论，认为有争论是好事。
2005年7月，一篇题为《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文章在网上问世，被称为“重磅炸弹”。时年82岁的刘国光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他说，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一些海归派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他说，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被西化色彩很浓的人篡夺了，要打教育部的板子。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复苏。一旦中国经济改革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经济基础就变了，共产党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代表就要掌权。他说，经济学界反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已经形成势力。他要求强调计划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市场环境是产生腐败的温床。
北京乌有之乡书吧、毛泽东旗帜网站和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连续召开三次会议支持刘国光，称之为 “刘旋风”。在发言中，有人说，自1993年起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主导中国改革。有人说，与私有化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建国以来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有人说，毛泽东在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亿万群众反对和平演变的大演习（指文化大革命），难能可贵。有人说，国家财政系统的领导岗位也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有人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领导权问题是要害，我们要多考虑领导权问题。
在讨论中，刘国光引人注目地再次提出姓社姓资问题。他说，争论焦点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还是坚持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这是又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姓社姓资是回避不了的。
高尚全出来驳斥刘国光说，中国改革是按照邓小平理论来实践的，难道摸着石头过河是新自由主义吗？高尚全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领导人的支持。吴敬琏、晏智杰、皇甫平、何祚庥也相继发表文章批评刘国光。
200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8月12日，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致吴邦国委员长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草案）》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巩献田的意见引起激烈辩论，从而掀起了“巩旋风”。
巩献田说，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首要任务就是 “废除和破坏私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宪法一定要明确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国宪法第十二条正是这样写的；巩献田认为，《物权法（草案）》把公共财产头上的“神圣”二字拿掉了，这是不可接受的。《物权法（草案）》具体条文是这样表述的：“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巩献田认为，《物权法（草案）》将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平列，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巩献田说，《物权法（草案）》的立法原则“背离了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此信一出，引起轩然大波。老左派为之叫好，他们多次召开会议，声援巩献田，对这位“破土而出”的“斗士”赞赏不已。
但是，法学家江平指出，巩献田这封信的本质是 “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姚红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物权法（草案）》符合宪法规定。因为宪法规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平等保护各类财产，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的。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有平等权利，如果市场主体不平等，市场经济就没法搞。如果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受到同样侵犯，而保护不同，老百姓不会答应。
争论了近两年。巩献田先后发表20多篇文章批评《物权法（草案）》，并多次发起签名活动，反对《物权法（草案）》，最多的一次签名者达3000名。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表决。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获得通过。
巩献田表示，他不服输，还要用各种方式反对《物权法》。
2005年2月24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36条”）颁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意见》要求放宽市场准入，对非公有制经济给予公平待遇，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业和国防工业。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政金融支持。
2007年5月1日，一份由年过90岁的前冶金部副部长马宾牵头的109人签名信《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在网上流传。
《建议书》坚决反对国务院的“36条”。马宾等人说，“36条”违背了宪法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大致占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二，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支持？《建议书》说，国内贫富分化，是由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造成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安全不利。马宾等人提议，由全国人大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撤销“36条”。
老左派大声疾呼的讨伐造成了混乱。2008年7月21日，时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的保育钧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说，“36条”是一个划时代的好文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落实起来非常困难。保守势力和一些垄断利益集团用种种手段阻碍贯彻“36条”，私营经济仍然面临诸多门槛，被挡在“玻璃门”之外。
最严重的一次攻势，发生在十七大召开前夕。
2007年6月曝光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刺痛了社会神经。7月12日，一封由马宾牵头的17人实名公开信在网上流传，引起轰动。海外媒介也纷纷发表这封“爆炸性”信件。
信的题目是《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信中说：这一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问题越发展越严重……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公开信说：“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以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不彻底打破这种思想束缚，不纠正私有化的方针，不改变让资本家入党的错误原则，只是在二次分配上搞几项福利措施，抓几个贪官，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劝说中央政治局常委改正错误，回头是岸：“只要党中央领导同志能痛下决心，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上来”，“就一定能拥有更美好的前途和未来”。
很显然，黑砖窑事件，成了他们否定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发力点。
应该说，这些老人对社会弊端痛心疾首，萦怀于心，值得尊重，但是他们开错了药方。
针对老左派大举进攻否定改革开放，当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重申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胡锦涛在报告中列举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得出结论说：“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老左派提出的 “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要求再次碰壁。
在十七大上，胡锦涛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改善民生，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解决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但是，十七大精神未能说服老左派改变自己的立场，非但如此，老左派反而发起了更激烈的反抗。渐行渐远的结果，终于走上了彻底否定改革开放，批判邓小平，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呼唤“文化大革命”的不归路。
十七大之后半年多，2008年4月，我曾到乌有之乡书吧买了6本书，这些书均系自费印制。马宾的 《纪念毛泽东》，30元一本。梅俏的《毛泽东的“珠峰”》25元一本。
马宾在书中说，中国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新三座大山。他说：“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推倒这新的三座大山，就不要想有社会主义。”
怎么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呢？马宾说：“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
怎样解决问题？马宾说：“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我们应该规划，积极准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马宾还特别提出：“在城市打倒炒房地产的暴发户，把所建房屋没收，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马宾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七八年一次，进行几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至此，马宾公开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2008年2月，北京一些人召开了马宾著作座谈会，会后还印发了一本《向马宾同志学习》的小册子，在乌有之乡书吧发售。
在会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说，中国目前的状况是邪教状态，要用“文革”的方式来改变。他说：“‘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就提出了发扬五敢精神，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这是一种何等大无畏的精神。”张先生问道：“目前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导致中国兽性化发展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西方文化中所谓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以及物欲为本、肉欲至上的纵欲主义。30年来用这两个原则对整个国家进行强制训练，结果把人性和文明全部过滤掉了，把人降低到了动物本性支配的原始状态……演变为一种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行为。”“马宾同志高龄率先跨出第一步，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
梅俏则点名批判邓小平。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好多人跟不上，而且同情心在邓小平这一边。当时发表一篇社论，《红旗》杂志发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现在读这篇文章是很正确的。江青讲老干部70%到80%都是民主派。从现在结果看，江青的话有什么错？”
梅俏说：“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自己说上几句话就叫做邓小平理论？”
一位叫敬东的发言最激烈。他说：“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糟蹋了我们的共产党，糟蹋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把我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退化到了充斥着买办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白领、贪官污吏、男盗女娼……的旧社会。这些东西招摇于市，通过改革开放把这些推上台，允许他们招摇过市，压迫、剥削、毒害人民，这算不得进步，这是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的犯罪。”
敬东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么严重的反共产党宣言的观念，使共产主义观念、思想、道德全被冲得人仰马翻，进而公开把共产党引向了邪路。”“中国社会在短短的30年造就一大批特大官僚、特大地主、官僚买办、大资本家，这是什么执政纲领造成的？”“今天中国社会、官场、市场发生了问题，人民大喊大叫控诉的问题，令全世界耻笑的问题，正是当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批判的问题。可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造反派受打击、遭迫害，也有30多年了，这是中外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残酷。”
“马老以他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用他无私无畏的观点，剖析了现代修正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伪装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出卖和背叛。”
敬东呼吁道：“我们不得不呼唤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由于马宾公开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呼唤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其激烈程度超过邓力群，再加上邓力群病重住院，马宾遂成为老左派近年来新的领军人物。
梅俏所著的《毛泽东的“珠峰”》则是一本高度评价 “文化大革命”的专著，书的首页就有“纪念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的字样。该书盛赞“文革”是人类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该书在称赞江青是“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同时，说邓小平是 “阴谋诡计”、“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必须“彻底否定”。
纵观老左派30多年的抗争史，我们可以看出，老左派思潮的要点，是坚持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坚持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改革开放，批判市场经济，尤其恐惧私营经济的壮大发展。
老左派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疾病的高度敏感，他们指出的许多严重问题，的确有引发思考的作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他们对中国的一份责任感。前些日子，《南风窗》杂志报道了老左派重要人物之一、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李成瑞拿出自己一部分离休金捐赠给下岗工人。我虽然不赞同他的主张，但这种品格，还是值得尊重的。
多数人并不赞同老左派的主张，但他们的意见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情绪和焦虑。在国家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人们普遍感到改革乏力，腐败丛生，国富民穷，黑恶横行，法治不彰……种种现象令人扼腕愤慨，相当多的人甚至产生了束手无策的沮丧感。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抬头实属必然，因之，老左派的市场反而略有扩大，这是人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Friday, December 3, 2010
李鹏六四日记：中国现任领导人也不清白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54747&r=0&v=0&j=0
中国高层决策者儘管对外咬著牙坚称“六四”镇压是正确的、是必要的，但是内心深处，谁也不将“六四”看成“历史的丰功伟绩”，将自己在关键时刻参与挽救党视作自己平生经历中“光辉的一笔”，恰恰相反，他们根本不愿自己的名字与“六四”沾上边。许多元老高官，当年出于真心也好，出于无奈也好，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名字被盗用也好，对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的镇压表示了接受甚至支持，但他们绝不愿意人们再来揭自己的这个历史疮疤，宁愿这笔糊涂账就这么翻过去，所有人统统忘掉自己历史上还有这一笔。而李鹏的“六四日记”却记录了他们当时的表态，若出版，等于将他们统统拴在了“六四”的耻辱柱上，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例如，李鹏六四日记上记载，万里在1989年4月24日同意李鹏“电报採取的三条措施”，“万里同志找北京市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工作”。并透露，“下午5时，万打电话来，说北京市反映，形势非常严峻，对中央态度不明朗，很有意见。他建议开常委会”。这就是说，是万里提议的在赵紫阳出访期间开常委会，让李鹏掌控了主导权，以致后来形势不可收拾；而且更透露，6月3日，当李鹏向万里通报清场决定时，万里“表示同意”。
再例如，李鹏日记中说，乔石在5月17日邓小平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对邓小平提议戒严“点头表示同意”，后来分管戒严指挥部，尤其是6月3日的日记上，李鹏说乔石等人一致决定“如果遇到武力阻拦，军队有权自卫”，这就将“六四”镇压开枪的责任，重重地安在了乔石的头上。
李鹏六四日记还涉及田纪云，虽记载田疑虑，“提出调大批军队进北京是否有必要”，以示其立场不坚定，但又说田“一直认为是一场动乱，他与赵紫阳只是工作关系，无其他关系”，“他对赵推行的经济政策，也不完全赞同”……著意挑拨田纪云与赵紫阳的关系，并拉田“下水”、也须分担“六四”悲剧的责任。
就连江泽民，在李鹏笔下也被捆绑于“六四”。过去人们认爲，江泽民与“六四”镇压决策没有直接关系，但李鹏日记透露：江泽民在“六四”并非那么“清白”，不仅瞭解镇压的全过程，而且在“关键时刻”，政治局成立宣传小组，是由江泽民负责。
李鹏写道：5月31日下午，江泽民到达北京，“立即来看我”；6月3日，李鹏向江通报当晚清场的决定，江“表示同意”，更特别点出：（清场）当天晚上， “江泽民同志在警卫大楼四层楼上，从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门的动态”。这就更牢牢地将江泽民的名字与“六四”噩梦焊在一起。
这些内容，江泽民看了不恼火才怪！
李鹏日记不仅把除赵紫阳之外几乎当时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扯上与六四镇压决策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大批后来的领导人。
例如他写道：1997年中共十五大産生的政治局常委尉健行说，“开始我就认为‘426’社论是对的，随著时间的发展，更感到小平同志高瞻远瞩”，“这是一场动乱，同时是党内的一场斗争”。
中共现任领导班子虽然当时还年轻，多半只是地方诸侯和中央部委主管，但在李鹏笔下，也都“各有贡献”。现在口口声声谈“民主”“自由”“尊严”“普世价值”的温家宝，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参与了一些具体事务的处理，5月20日，他拒绝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啓立要他发出电报，让时在加拿大的万里中止访美、立即回国。
现任总书记胡锦涛，当时只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与北京离了十万八千里。但李鹏书中写道：“（5月）27日下午，西藏自治区委书记胡锦涛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回去做工作，估计西藏的问题不大”。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的意识形态主管李长春，当时是辽宁省长。李鹏写道，李长春当时立场十分坚定：不仅表态“拥护中央方针”，还称“来时怕中央在戒严受阻后要后退，现在放心了。希望把谈话精神传达到地师级”。
这些人看到自己的名字也被李鹏拉来爲其“六四”镇压背书，想必不是滋味。
时任辽宁省长李长春表态“拥护中央方针”，称“来时怕中央在戒严受阻后要后退，现在放心了”。
消息人士说，李鹏写了很多人，看似保存历史记录，但他实际上有极强的筛选意识与扭曲意识，选取什么资料，淘汰什么资料，都是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在他笔下，许多反对“六四”镇压决策的人，基本上就不提了。例如，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就是反对者之一，后来还单独一人去看望过赵紫阳，李鹏就隻字不提。还有一些人，明明态度是反对的，李鹏的笔三涂两抹，居然就“悄然改变立场”，变成了支持者。像大批将领反对军队进城戒严、镇压，甚至发生著名的“七上将上书事件”和其它上书事件，但是李鹏写道：
“萧克：我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
“杨得志：……这封信本是写给中央的，不知怎麽搞到社会上去了”；
“王平：拥护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没有在七人联名信上签名，我拥护中央、国务院为制止动乱而採取的措施，也赞成中顾委表态”。
这些人及其家属，自然很不乐意李鹏将他们“记录在案”，很多人对自己的名字与李鹏联繫在一起，都觉得噁心。
中国高层决策者儘管对外咬著牙坚称“六四”镇压是正确的、是必要的，但是内心深处，谁也不将“六四”看成“历史的丰功伟绩”，将自己在关键时刻参与挽救党视作自己平生经历中“光辉的一笔”，恰恰相反，他们根本不愿自己的名字与“六四”沾上边。许多元老高官，当年出于真心也好，出于无奈也好，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名字被盗用也好，对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的镇压表示了接受甚至支持，但他们绝不愿意人们再来揭自己的这个历史疮疤，宁愿这笔糊涂账就这么翻过去，所有人统统忘掉自己历史上还有这一笔。而李鹏的“六四日记”却记录了他们当时的表态，若出版，等于将他们统统拴在了“六四”的耻辱柱上，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例如，李鹏六四日记上记载，万里在1989年4月24日同意李鹏“电报採取的三条措施”，“万里同志找北京市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工作”。并透露，“下午5时，万打电话来，说北京市反映，形势非常严峻，对中央态度不明朗，很有意见。他建议开常委会”。这就是说，是万里提议的在赵紫阳出访期间开常委会，让李鹏掌控了主导权，以致后来形势不可收拾；而且更透露，6月3日，当李鹏向万里通报清场决定时，万里“表示同意”。
再例如，李鹏日记中说，乔石在5月17日邓小平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对邓小平提议戒严“点头表示同意”，后来分管戒严指挥部，尤其是6月3日的日记上，李鹏说乔石等人一致决定“如果遇到武力阻拦，军队有权自卫”，这就将“六四”镇压开枪的责任，重重地安在了乔石的头上。
李鹏六四日记还涉及田纪云，虽记载田疑虑，“提出调大批军队进北京是否有必要”，以示其立场不坚定，但又说田“一直认为是一场动乱，他与赵紫阳只是工作关系，无其他关系”，“他对赵推行的经济政策，也不完全赞同”……著意挑拨田纪云与赵紫阳的关系，并拉田“下水”、也须分担“六四”悲剧的责任。
就连江泽民，在李鹏笔下也被捆绑于“六四”。过去人们认爲，江泽民与“六四”镇压决策没有直接关系，但李鹏日记透露：江泽民在“六四”并非那么“清白”，不仅瞭解镇压的全过程，而且在“关键时刻”，政治局成立宣传小组，是由江泽民负责。
李鹏写道：5月31日下午，江泽民到达北京，“立即来看我”；6月3日，李鹏向江通报当晚清场的决定，江“表示同意”，更特别点出：（清场）当天晚上， “江泽民同志在警卫大楼四层楼上，从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门的动态”。这就更牢牢地将江泽民的名字与“六四”噩梦焊在一起。
这些内容，江泽民看了不恼火才怪！
李鹏日记不仅把除赵紫阳之外几乎当时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扯上与六四镇压决策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大批后来的领导人。
例如他写道：1997年中共十五大産生的政治局常委尉健行说，“开始我就认为‘426’社论是对的，随著时间的发展，更感到小平同志高瞻远瞩”，“这是一场动乱，同时是党内的一场斗争”。
中共现任领导班子虽然当时还年轻，多半只是地方诸侯和中央部委主管，但在李鹏笔下，也都“各有贡献”。现在口口声声谈“民主”“自由”“尊严”“普世价值”的温家宝，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参与了一些具体事务的处理，5月20日，他拒绝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啓立要他发出电报，让时在加拿大的万里中止访美、立即回国。
现任总书记胡锦涛，当时只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与北京离了十万八千里。但李鹏书中写道：“（5月）27日下午，西藏自治区委书记胡锦涛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回去做工作，估计西藏的问题不大”。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的意识形态主管李长春，当时是辽宁省长。李鹏写道，李长春当时立场十分坚定：不仅表态“拥护中央方针”，还称“来时怕中央在戒严受阻后要后退，现在放心了。希望把谈话精神传达到地师级”。
这些人看到自己的名字也被李鹏拉来爲其“六四”镇压背书，想必不是滋味。
时任辽宁省长李长春表态“拥护中央方针”，称“来时怕中央在戒严受阻后要后退，现在放心了”。
消息人士说，李鹏写了很多人，看似保存历史记录，但他实际上有极强的筛选意识与扭曲意识，选取什么资料，淘汰什么资料，都是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在他笔下，许多反对“六四”镇压决策的人，基本上就不提了。例如，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就是反对者之一，后来还单独一人去看望过赵紫阳，李鹏就隻字不提。还有一些人，明明态度是反对的，李鹏的笔三涂两抹，居然就“悄然改变立场”，变成了支持者。像大批将领反对军队进城戒严、镇压，甚至发生著名的“七上将上书事件”和其它上书事件，但是李鹏写道：
“萧克：我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
“杨得志：……这封信本是写给中央的，不知怎麽搞到社会上去了”；
“王平：拥护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没有在七人联名信上签名，我拥护中央、国务院为制止动乱而採取的措施，也赞成中顾委表态”。
这些人及其家属，自然很不乐意李鹏将他们“记录在案”，很多人对自己的名字与李鹏联繫在一起，都觉得噁心。
从戴秉国访韩受挫 剖析李明博的政治意图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54814&r=0&v=0&j=0
1）李明博两次用外交失礼公开羞辱戴秉国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是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至于谁是南北炮战的挑衅者是非始终是南北各说各话，但是在首先挑衅者角度而言应该是南韩而非朝鲜，因为世人皆知38 线是南北的分界线，延坪岛绝对在38线以北，南韩依仗美军强势占领该岛，还在这个距离平壤很近的岛屿不停的举行军演，朝鲜警告在前反击在后，到底谁首先挑衅不言而喻。
在南北的炮战引发了东亚的情势陷入危机似呼有越演越烈之时，四天前，当美国航母带领着一群大小舰队前呼后拥的开进黄海举行大规模的军演的时候，戴秉国带着胡锦涛的亲笔信来到了首尔会见李明博，戴秉国公开呼吁为了缓和半岛的紧张局势，立即召开6方会谈的紧急会议。但是北京的这一外交新努力却受到了李明博的当场拒绝。世人看到了李明博的态度比起美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北京新建议美日在第一时间的公开表态是“先与盟国协商再作决定”，但是本来美日韩同盟中发言份量最小的首尔在反对北京新建议的态度却远超于华盛顿东京，到了无可商量的一口拒绝的地步，相信不仅远超越北京的预期设想，还令外界的各方人士大跌眼镜，一时间“热脸贴冷屁股”“李明博其蠢如斯令人扼腕”等等的评论充满着中文媒体。
长期以来，外界的公众舆论都普遍认为，美国在半岛的战略意图是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半岛的局势越紧张就对美国越有利，因为韩国越是依赖美国美韩联盟就会越巩固，但因紧张局势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受害最深的就却是朝韩两国。正是基于这种基调，戴秉国口袋装着胡锦涛亲笔信并呼吁新建议的首站就是首尔，戴希望能通过推心置腹的对话用晓之以理的方式提醒韩国不该在跟随美国作马前卒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
出乎众人的以外，戴秉国的苦口婆心却踢到了铁板，韩国方面首先给戴一个下马威，在双方举行会谈的时候故意不挂中国国旗，这是属于有预谋的用违反外交礼仪的方式的第一次公开羞辱。事后由《朝鲜日报》刊登的戴秉国的照片却是有意选择一张戴在唯一的韩国国旗下低头彷徨的照片，这还不止，戴秉国访韩受挫回国后的当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公开呼吁立即举行六方紧急会议的倡议，韩国舆论立即 “指责中国提议召开六方会谈的舆论扩散”，这是韩国对中国的第二次外交无礼，难道李明博当场拒绝了北京的新建议，中国就不能对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否则就是 “舆论扩散”？这是一种图谋把己方立场强于中国的强盗逻辑，不对吗？毫无疑问，这是韩国精心策划两次故意用违反基本外交礼仪的方式来羞辱北京的一场闹剧。
北京是如何看待李明博断然新建议的呢？《环球日报》在戴秉国防韩后第二天发表的时评认为，首尔的拒绝因为炮击事件后韩国愤怒的民以高昂，韩政府正在气头上不能冷静思考的缘故。果真如此？非也，中国长期以来对于韩国情民意的缺乏详细的了解，决策高层经常一厢情愿的制定对韩政策已经成为了这届政府外交的一个软勒了，这次胡锦涛与李明博对于解决半岛危机的构思南辕北撤，戴秉国访韩受挫就是这个对韩关系长期软勒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2）什么是李明博的政治意图和政治计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美韩联盟关系的近年走向和目前的趋势作简单的回顾。众所周知，金大中卢武铉两任总统的“阳光政策”的出台是有着一定的背景的，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美国一直都在人力物力上支持南方统一半岛的，但是自从美国大力支持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对美外交就表现出了太多的独立性，使得美国十分不满，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前德法两国都欧洲区坚持反战的首要国家，被美国防部长称为是由于不懂得与时俱进的顽固的“老欧洲”。两德统一后的教训使得美改变了初衷不再支持南韩统一，此举引发了南韩民间和政界不断升级的反美情绪，阳光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其目的是通过缓和南北关系，把半岛从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退下来。
可是来自右翼政党的李明博上台后，半岛的情势就不同了，李明博首先说服美国人改变态度从不支持到支持南韩主导的半岛统一，可是作为超级强权的老奸巨猾的美国是绝对不会轻易被卫星国利用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的，从蒋介石吴庭艳李承晚朴正熙等等的例子数不胜数，李明博又是如何能高人一等地说服美国主子？李明博自有一套，李知道美国担心半岛统一在于担忧统一后美军也没有理由驻军半岛，南韩会变成现在德国似的不再听指挥棒，李明博就输诚表忠地向美国发誓半岛统一后保证美军将永远驻军半岛，因为统一只是韩国国家目标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与中国对抗达到以高句丽渤海国划分两国国界的目的，第三部还要建立韩国版的大东亚共荣圈“汉满蒙日共同体”，看看这两年韩国的主流舆论从鼓吹高句丽渤海国是韩国历史抬上到了只有汉族才是中国历史，其余的韩满蒙都是同源民族云云，还有韩国学界每年和蒙古举行学术会议组建反华联盟交换政治利益韩支持蒙古主张的元朝不是中国史，蒙古回馈韩认同高句丽属于韩国史，就知道今天的韩国上下领土扩张目标已经超越了高句丽渤海国涉及的整个东北和俄远东，到了要在全东亚称霸如同韩媒体不断高喊韩国要做“世界大国”的层次了。
韩国人相信，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韩国周边大国强国林立环境不佳几千年来没少受屈辱，自从美军进驻半岛后韩国才可以摆脱周边邻国的纠缠国家从此改变了命运促使了科技产业大幅上升到了国力到达了两千年来的最佳水准。但是韩国不会满足已取得的成就，韩国还要继续与中国和周边国家抗争直到收复满洲高句丽渤海国的全部故土改变自古以来国小力薄的民族宿命，而美国能够成功肢解中国绝对是实施重新设计韩民族的未来的最关键的首要条件，美国是韩民族的恩人和救星，韩国将诚心诚意地竭尽全力让美军永远留在半岛永远留在东亚。
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李明博的输诚是有说服力的，目前半岛分裂之下的美国驻军是为了围堵中国，冲突点多在半岛的南北方之间，一旦半岛统一后，一个更强大的统一的半岛的矛头就变成了直指中国，双方争斗的冲击点也就从半岛变成了就直接指向中国东北了，到时候无论是边界的武装紧张对持也好，还是通过民主自由宗教在边境地区的渗透，或者煽动东北境内的朝鲜族直接闹分离，都把东北变成中国的第三个西藏新疆，如此一来又南韩同意后半岛围堵中国的力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现在的半岛分裂。
因此世人看到，自从李明博上台美国官员就一反以往地一再公开呼吁朝鲜政权需要更迭，最近唱双簧的微基外交档桉泄密，就是选定了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宣布北京将支持南韩统一半岛，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造成公众舆论的压力对北京施加军演无法达到的压力。
韩国方面呢？在说服了美国人重新支持南韩统一半岛后，李明博的南北政策就是宣布阳光政策适毒药加以废除，对北采取了对抗绞杀的强硬立场，希望通过压迫手段让朝鲜政权尽快崩溃。李上台后发生在南北之间的大青海战、金刚山枪击桉、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等等连续不断的武力冲突都是在这样的局势下爆发的。世人看到每当发生南北武装冲突，李明博对外是积极奔走发动国际舆论攻势对北京施压，对内是信心满满地公开宣布将在全国开展征收“统一税”，喜盈于色和胸有成竹的的心态暴露无遗。
但是李明博依托美国图谋通过强硬手段迫使朝鲜倒台的政策，遇到了来自北京方面的很难逾越的障碍。据微基泄密档桉透露企业家出身的李明博曾设法用经济诱饵让北京让步同意南韩主导半岛统一，虽然此事不知真假，但世人看到了天安舰事件后美韩的第二次军演“已支自由勇士”中演练美韩军队占领平壤，但是平壤以北100公里的清川江一带却留给并欢迎解放军决介入“托管”，这是半岛停战60多年来美韩举行过的不下千次的联合军演所从未有过的内容，摆明了就是李明博在对北京喊话用中韩双方瓜分朝鲜国土作为诱饵，诱导北京同意他的计划，但是环球时报第二天用发表社评回应李明博摆出底线:中国不会接受由美军主导的半岛统一。
还有一件事情也应当引起公众的关注，就是在金融海啸中中国出手大量购买美元帮助美国躲过一劫之后，美国舆论出现了中美2G的呼声，引发日本担忧在未来的中美权力转移当中被边缘化，于是鸠山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图谋摆脱美国的制约，美日在冲绳驻军基地问题上产生激烈的讨价还价，美日联盟出现了危机，这时候据媒体报道李明博立即抓住机会对美大献殷勤，提议日本驻军基地如有问题，可以搬迁到韩国来，美国立即投桃报李宣布在首尔举行首次的美韩举行的2+2会谈，李明博兴致勃勃无比吭奋，韩媒兴高采烈的宣布美韩联盟的重要性首次超越美日联盟云云。
有人可能会感到奇怪，韩国自立的目标不是统一后的下一步是要吞并东北，对手应当是中国，为何如此积极地与日本争宠？各位不要忘了，韩国的第一个民族夙愿是半岛统一，第二就是收复满洲高句丽渤海国全部的故土，还有第三个夙愿就是要建立一个由韩国主导的韩满蒙日共同体，因此反华踢俄抗日三管齐下才能完成三大民族夙愿，能不见缝插针的间离美日献媚美国与日本争宠？
了解李明博目前执行对朝强硬压迫政策背后的要实现“三大民族夙愿”的政治意图和政治计算，就不难解释对于上台后南北不断地擦枪走火，李明博不但不思反悔反还处处表现出比美国更积极的上窜下跳的立场了，也不难解释戴秉国怀端胡锦涛的亲笔信试图通过推心置腹的长谈期待李明博能接受北京的新建议所必然碰壁失败背后的真实原因了。
1）李明博两次用外交失礼公开羞辱戴秉国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是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至于谁是南北炮战的挑衅者是非始终是南北各说各话，但是在首先挑衅者角度而言应该是南韩而非朝鲜，因为世人皆知38 线是南北的分界线，延坪岛绝对在38线以北，南韩依仗美军强势占领该岛，还在这个距离平壤很近的岛屿不停的举行军演，朝鲜警告在前反击在后，到底谁首先挑衅不言而喻。
在南北的炮战引发了东亚的情势陷入危机似呼有越演越烈之时，四天前，当美国航母带领着一群大小舰队前呼后拥的开进黄海举行大规模的军演的时候，戴秉国带着胡锦涛的亲笔信来到了首尔会见李明博，戴秉国公开呼吁为了缓和半岛的紧张局势，立即召开6方会谈的紧急会议。但是北京的这一外交新努力却受到了李明博的当场拒绝。世人看到了李明博的态度比起美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北京新建议美日在第一时间的公开表态是“先与盟国协商再作决定”，但是本来美日韩同盟中发言份量最小的首尔在反对北京新建议的态度却远超于华盛顿东京，到了无可商量的一口拒绝的地步，相信不仅远超越北京的预期设想，还令外界的各方人士大跌眼镜，一时间“热脸贴冷屁股”“李明博其蠢如斯令人扼腕”等等的评论充满着中文媒体。
长期以来，外界的公众舆论都普遍认为，美国在半岛的战略意图是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半岛的局势越紧张就对美国越有利，因为韩国越是依赖美国美韩联盟就会越巩固，但因紧张局势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受害最深的就却是朝韩两国。正是基于这种基调，戴秉国口袋装着胡锦涛亲笔信并呼吁新建议的首站就是首尔，戴希望能通过推心置腹的对话用晓之以理的方式提醒韩国不该在跟随美国作马前卒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
出乎众人的以外，戴秉国的苦口婆心却踢到了铁板，韩国方面首先给戴一个下马威，在双方举行会谈的时候故意不挂中国国旗，这是属于有预谋的用违反外交礼仪的方式的第一次公开羞辱。事后由《朝鲜日报》刊登的戴秉国的照片却是有意选择一张戴在唯一的韩国国旗下低头彷徨的照片，这还不止，戴秉国访韩受挫回国后的当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公开呼吁立即举行六方紧急会议的倡议，韩国舆论立即 “指责中国提议召开六方会谈的舆论扩散”，这是韩国对中国的第二次外交无礼，难道李明博当场拒绝了北京的新建议，中国就不能对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否则就是 “舆论扩散”？这是一种图谋把己方立场强于中国的强盗逻辑，不对吗？毫无疑问，这是韩国精心策划两次故意用违反基本外交礼仪的方式来羞辱北京的一场闹剧。
北京是如何看待李明博断然新建议的呢？《环球日报》在戴秉国防韩后第二天发表的时评认为，首尔的拒绝因为炮击事件后韩国愤怒的民以高昂，韩政府正在气头上不能冷静思考的缘故。果真如此？非也，中国长期以来对于韩国情民意的缺乏详细的了解，决策高层经常一厢情愿的制定对韩政策已经成为了这届政府外交的一个软勒了，这次胡锦涛与李明博对于解决半岛危机的构思南辕北撤，戴秉国访韩受挫就是这个对韩关系长期软勒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2）什么是李明博的政治意图和政治计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美韩联盟关系的近年走向和目前的趋势作简单的回顾。众所周知，金大中卢武铉两任总统的“阳光政策”的出台是有着一定的背景的，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美国一直都在人力物力上支持南方统一半岛的，但是自从美国大力支持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对美外交就表现出了太多的独立性，使得美国十分不满，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前德法两国都欧洲区坚持反战的首要国家，被美国防部长称为是由于不懂得与时俱进的顽固的“老欧洲”。两德统一后的教训使得美改变了初衷不再支持南韩统一，此举引发了南韩民间和政界不断升级的反美情绪，阳光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其目的是通过缓和南北关系，把半岛从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退下来。
可是来自右翼政党的李明博上台后，半岛的情势就不同了，李明博首先说服美国人改变态度从不支持到支持南韩主导的半岛统一，可是作为超级强权的老奸巨猾的美国是绝对不会轻易被卫星国利用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的，从蒋介石吴庭艳李承晚朴正熙等等的例子数不胜数，李明博又是如何能高人一等地说服美国主子？李明博自有一套，李知道美国担心半岛统一在于担忧统一后美军也没有理由驻军半岛，南韩会变成现在德国似的不再听指挥棒，李明博就输诚表忠地向美国发誓半岛统一后保证美军将永远驻军半岛，因为统一只是韩国国家目标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与中国对抗达到以高句丽渤海国划分两国国界的目的，第三部还要建立韩国版的大东亚共荣圈“汉满蒙日共同体”，看看这两年韩国的主流舆论从鼓吹高句丽渤海国是韩国历史抬上到了只有汉族才是中国历史，其余的韩满蒙都是同源民族云云，还有韩国学界每年和蒙古举行学术会议组建反华联盟交换政治利益韩支持蒙古主张的元朝不是中国史，蒙古回馈韩认同高句丽属于韩国史，就知道今天的韩国上下领土扩张目标已经超越了高句丽渤海国涉及的整个东北和俄远东，到了要在全东亚称霸如同韩媒体不断高喊韩国要做“世界大国”的层次了。
韩国人相信，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韩国周边大国强国林立环境不佳几千年来没少受屈辱，自从美军进驻半岛后韩国才可以摆脱周边邻国的纠缠国家从此改变了命运促使了科技产业大幅上升到了国力到达了两千年来的最佳水准。但是韩国不会满足已取得的成就，韩国还要继续与中国和周边国家抗争直到收复满洲高句丽渤海国的全部故土改变自古以来国小力薄的民族宿命，而美国能够成功肢解中国绝对是实施重新设计韩民族的未来的最关键的首要条件，美国是韩民族的恩人和救星，韩国将诚心诚意地竭尽全力让美军永远留在半岛永远留在东亚。
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李明博的输诚是有说服力的，目前半岛分裂之下的美国驻军是为了围堵中国，冲突点多在半岛的南北方之间，一旦半岛统一后，一个更强大的统一的半岛的矛头就变成了直指中国，双方争斗的冲击点也就从半岛变成了就直接指向中国东北了，到时候无论是边界的武装紧张对持也好，还是通过民主自由宗教在边境地区的渗透，或者煽动东北境内的朝鲜族直接闹分离，都把东北变成中国的第三个西藏新疆，如此一来又南韩同意后半岛围堵中国的力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现在的半岛分裂。
因此世人看到，自从李明博上台美国官员就一反以往地一再公开呼吁朝鲜政权需要更迭，最近唱双簧的微基外交档桉泄密，就是选定了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宣布北京将支持南韩统一半岛，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造成公众舆论的压力对北京施加军演无法达到的压力。
韩国方面呢？在说服了美国人重新支持南韩统一半岛后，李明博的南北政策就是宣布阳光政策适毒药加以废除，对北采取了对抗绞杀的强硬立场，希望通过压迫手段让朝鲜政权尽快崩溃。李上台后发生在南北之间的大青海战、金刚山枪击桉、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等等连续不断的武力冲突都是在这样的局势下爆发的。世人看到每当发生南北武装冲突，李明博对外是积极奔走发动国际舆论攻势对北京施压，对内是信心满满地公开宣布将在全国开展征收“统一税”，喜盈于色和胸有成竹的的心态暴露无遗。
但是李明博依托美国图谋通过强硬手段迫使朝鲜倒台的政策，遇到了来自北京方面的很难逾越的障碍。据微基泄密档桉透露企业家出身的李明博曾设法用经济诱饵让北京让步同意南韩主导半岛统一，虽然此事不知真假，但世人看到了天安舰事件后美韩的第二次军演“已支自由勇士”中演练美韩军队占领平壤，但是平壤以北100公里的清川江一带却留给并欢迎解放军决介入“托管”，这是半岛停战60多年来美韩举行过的不下千次的联合军演所从未有过的内容，摆明了就是李明博在对北京喊话用中韩双方瓜分朝鲜国土作为诱饵，诱导北京同意他的计划，但是环球时报第二天用发表社评回应李明博摆出底线:中国不会接受由美军主导的半岛统一。
还有一件事情也应当引起公众的关注，就是在金融海啸中中国出手大量购买美元帮助美国躲过一劫之后，美国舆论出现了中美2G的呼声，引发日本担忧在未来的中美权力转移当中被边缘化，于是鸠山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图谋摆脱美国的制约，美日在冲绳驻军基地问题上产生激烈的讨价还价，美日联盟出现了危机，这时候据媒体报道李明博立即抓住机会对美大献殷勤，提议日本驻军基地如有问题，可以搬迁到韩国来，美国立即投桃报李宣布在首尔举行首次的美韩举行的2+2会谈，李明博兴致勃勃无比吭奋，韩媒兴高采烈的宣布美韩联盟的重要性首次超越美日联盟云云。
有人可能会感到奇怪，韩国自立的目标不是统一后的下一步是要吞并东北，对手应当是中国，为何如此积极地与日本争宠？各位不要忘了，韩国的第一个民族夙愿是半岛统一，第二就是收复满洲高句丽渤海国全部的故土，还有第三个夙愿就是要建立一个由韩国主导的韩满蒙日共同体，因此反华踢俄抗日三管齐下才能完成三大民族夙愿，能不见缝插针的间离美日献媚美国与日本争宠？
了解李明博目前执行对朝强硬压迫政策背后的要实现“三大民族夙愿”的政治意图和政治计算，就不难解释对于上台后南北不断地擦枪走火，李明博不但不思反悔反还处处表现出比美国更积极的上窜下跳的立场了，也不难解释戴秉国怀端胡锦涛的亲笔信试图通过推心置腹的长谈期待李明博能接受北京的新建议所必然碰壁失败背后的真实原因了。
Thursday, December 2, 2010
方绍伟：中国“民主论战”中的四大派系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2944
方绍伟：中国“民主论战”中的四大派系
---兼论现实视角下的民主与专制
作者：方绍伟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关于民主与宪政的讨论又硝烟四起。讨论民主问题最重要的是弄清起点，起点如果不清楚，问题就不可能谈透，随后的争论可能就会混乱不堪。就是说，认识民主要从“起点意识”开始，现在的社会已经多元化得厉害，“起点意识”是为了防止单一思维，而单一思维所产生的信念往往是偏执的源泉。
按照我的“起点意识”，认识民主可以有四个角度：强权的角度，规范的角度，概念的角度，现实的角度，由此也就形成了当下中国“民主论战”中的四大派系。
1，派系特征
“强权的角度”当然就是政府看待民主的角度，在中国，政府的最高利益是经济学术语所说的“政权垄断最大化”，所以，民主必定是“在不民主的体制内建立民主体制”的民主。更明确地说，“强权角度的民主”是民主体制被纳入了政治治理，不是政治治理被纳入民主体制。这是一种“被动民主”，它的推进必然服务于“政权垄断最大化”，也正因此，“被动民主”的逻辑是稳定、有序、可操控、我行我素。总之一句话：“我说什么是民主，什么就是民主”。
官方意识形态对这一逻辑的维护和美化自然就是必须的，我们常听到的“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一视角下，官方的“新两报一刊”阵容豪华，毛左、新左、洋左也前呼后拥，蔚为壮观。
“规范的角度”当然就是以“普世价值”看待民主的角度，“规范角度的民主”最关心的是民主的真假，所以，官方的“被动民主”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是假民主，他们要的是“政治治理被纳入民主体制”的民主，是“主动民主”。
可是，“规范角度的民主”存在一个天大的困难，这就是如何实现“从规范到实际”的操作。刘晓波走的是“体制外推进”的道路，成功的希望大家都比我清楚；蔡定剑走的是“体制内推进”的道路，成功的希望大家也比我清楚；当然还有一种“中共内部分化”的愿景，成功的希望可能也只有天知道。“规范角度的民主”逻辑上并不彻底，但它却有理论的自信，又有西方的参照，还有现实利益的推动，更有媒体的暗中相助，它的“规范冲动力”是不容低估的。
正因如此，官方对它非常警惕，毛左们对它更是恨之入骨。例如，有个叫“社会进步”的网站，把一些“规范角度的民主人士”统称为“西奴”，按学科和等级进行分类“记账”，通通送上了所谓的“西奴吊架”，令人毛骨悚然。在“西奴等级”里，有汉奸级西奴、骨干级西奴、无耻级西奴、爪牙级西奴、幼稚级西奴之分。远志明、刘晓波被归入汉奸级西奴，黄亚生、秦晖、许志永、展江、韩寒、辛子陵、江平被归入骨干级西奴，沙叶新、信力建被归入无耻级西奴，秦晓、萧功秦被归入爪牙级西奴（萧功秦大概会莫名其妙），方舟子被归入幼稚级西奴。另外还有“草根西奴”：范美忠、李剑芒；以及“疑似待继续甄别西奴”：周其仁、郑渊洁等。好一派“红色恐怖”的风光。
自由派人士当然也不闲着，大批判的势头同样不逊色，有人在网上就使出了相似的分类招数：专业五毛---余秋雨、于丹、孔庆东、司马南、孙东东、朗咸平、葛红兵、张维迎、奈斯比特等；职业五毛---王倩、卞移山、朱军、张召忠、倪萍、张宏良、孙哲、伍皓、张五常、胡联合、胡鞍钢、梅宁华、陈奎元、何新等；业余五毛---夕阳红、吴应快、战旗、何青青、宋鲁郑、普评制等。名字也是举不胜举、挂一漏万。
第三种派系叫“概念角度的民主”，这种认识民主的角度比较奇特，它不是从“强权角度的民主”和“规范角度的民主”的现实出发，而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它了解现实，可却在逻辑上选择逃避现实，喜欢“用概念的字面运动代替现实的实际运动”。在它那里，概念所代表的势力似乎是均等的，概念的运动是没有摩擦费用的，仿佛它是通过“上帝之手”在拿捏现实世界，甚为惬意。“概念角度的民主”是一种“客观主义”、“技术主义”、“未来主义”的理性设计病，它比“规范角度的民主”还要一厢情愿，它表达愿望和幻想比谁都更多而不是更少。这种观念可以被概括地称为“科学的民主”，它可以把现行的民主通通斥之为“专制”、“假民主”或“不够民主”，在它看来，存在的就是坏的，实现不了的就是更好的。
奇妙的是，“概念角度的民主”有时会以西方民主“不够民主”而为“强权角度的民主”辩护，有时又会以西方民主与中国的结合而推销一种概念上的完美民主；更加奇妙的是，它有时则表现为对“规范角度的民主”的一种反叛，而且主要是一种畸形的反叛，因为“规范角度的民主”有操作上的缺陷，而“概念角度的民主”不存在操作问题，它的“上帝之手”如此完美，以至于“意淫”在它那里永远是免费的。这一派系在不同的程度上包括了蒋庆的“政治儒教”，王绍光的“民主四讲”，淡贝宁的“儒家民主”，潘维的“中华体制”，赵心树的“选举设计论”等等。“选举网”上刘学伟的“加权民主”和小红妹的“社会三权”等等也欢迎对号入座。
最后一种派系叫“现实角度的民主”，与“概念角度的民主”正好相反，它完全从“强权角度的民主”和“规范角度的民主”相互对抗的现实出发，反对“用概念的字面运动代替现实的实际运动”。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虽然不直接涉及民主，却直接地涉及了中国民主的不利条件，因此是这一派系的突出代表。更为重要的是，吴思提出了“现实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主张，我把它称为“吴思信条”，涉及“双重是非标准”和“规范与实证的分工”，是“现实角度的民主”的重要基点（将另文专述）。我的“产权国家论”（见《领导者》2010年4、6、10月号）和“民主公地悲剧论”（见“幻想化解不了多党民主的悲剧”和“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吗？”等文），也是“现实角度的民主”的一种努力。
“产权国家论”采用了与“吴思信条”非常相似的“冷酷实证”方法，它与另外三种视角的民主观至少存在三个区别：
第一，“产权国家论”从现实的角度去构建现实的理论，它不象“强权角度的民主”那样完全从“官方意识形态”出发。实际上，许多左派人士从不去构造理论，他们只依附官方理论，本质上是反理论和非学术的；有的则在构造理论时过分地顺从“官方意识形态”，出现了为现实而牺牲逻辑的情况。
第二，也正是由于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依法，他们的逻辑往往是一面倒的：他们批评民主，却很少批评中国特色的民主；他们批评专制，可却从不批评中国现实中的专制。“产权国家论”完全不同，它批评任何地方的民主，也批评任何地方的专制（见“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和“中国还有哪一套不是西方那一套？”等文）。“产权国家论”让理论逻辑牵着文字走，而不是让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牵着文字走。
第三是最重要的“独立人格”问题，依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人格，所以他们的文字从来都是谨小慎微，生怕得罪官方意识形态。然而，只有“有意识”地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和任何乌托邦，一个人才可能有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一种批评一切（包括民主、专制和自已）的自由意识。
2，“暴力”新概念：强权与规范
“现实角度的民主”的独特之处体现在理解民主的运行上。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但民主却不是一种“概念运动”的结果，而是一种“现实运动”的结果。这种理解常常被误认为是“对强权的妥协”，因为它有“存在即合理”的味道。可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因为它既承认强权的力量，也承认规范的力量；它既看到强权的软弱，也看到规范的软弱；在此之上，它认为现实还是由强权所支配的。
这些当然还谈不上什么独特，但是，当它“把强权看成是对规范的迫害”时，它同时也“把规范看成是对强权的迫害”。也就是说，暴力并不是强权的专利，暴力也可以是规范的专利。吴思把暴力看成决定其他规则的“元规则”，这是对暴力的一种狭义理解和常规定义。按照一个更为宽阔的定义，暴力指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肉体和精神摧残。人类的发展和暴力的运用，就经历了一个从“硬暴力”到“准暴力”再到“软暴力”的过程。
“硬暴力”是通常意义上的暴力，它靠武器来运用强力；“准暴力”则以国家垄断的武器强力为后盾，靠法规来进行强制；“软暴力”则完全通过理性规范来实现强制，“讲道理”、“讲平等自由的道理”就是“软暴力”的最大武器。
所以，强权垄断的只是“硬暴力”和“准暴力”，规范实际上却垄断了“软暴力”；规范“讲平等自由的道理”会给强权带来极大的精神折磨和摧残；强权有权，却免不了规范给它带来的无尽痛苦。
政府强权之所以要开动意识形态的机器，那就是因为它不满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它要通过言论、出版和结社的控制来摧毁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所以，它的反垄断反倒表现为一种垄断，是对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的垄断。但是，之所以说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依然存在，那是因为“软暴力”未必要表现为言论、出版和结社，“软暴力”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网络化的世界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现实视角下的民主与专制
“现实角度的民主”更具体的方面来自于对现实的两个观察，第一是存在于西方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的“公地悲剧”。秋风先生曾经以“相信人性，相信民主”为题，批评了我的“民主公地悲剧论”，我也以“秋风的人性幻想与民主乌托邦”为题反驳了他。我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根本不反对民主，我也不规劝别人反民主，更不劝阻别人搞民主，我的责任是揭示民主的本质，阐明为什么有人喜欢而有人害怕民主，而其他三种视角却由于立场偏见而根本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
第二个观察是：为什么伊拉克的民主比台湾的民主糟，台湾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糟，美国的民主又比瑞典的民主糟？如果以搞民主的时间长短为理由，那么，又为什么有的地方能先有民主，而有的地方则迟至今日才有民主或根本还没有民主？这就涉及到民主的运行问题，还涉及到民主的真假和好坏问题。当然，瑞典式的民主更直接对应的是民主的质量和经济上的人均收入，民主的质量则未必与世界强国挂钩，因为世界强国还有国家规模等其他因素。我在别的地方已经分析了文化规则对民主运行的制约作用（见“民主不是一个传说”和“腐败的中国人”等文），但我所要表达的，同样不是为了去反对民主，而是为了弄清民主实际运行中的“文化痛苦”和“演化博弈均衡”。
有人把民主的争取和运行问题归之于宗教信仰问题，归之于“对程序的敬畏”，认为中国人缺的不是理想而是信仰。这当然有道理，可是，在尼采看来，西方堕落的全部原因就在于，欧洲人几千年的精神生活完全以信仰上帝为核心，基督教信仰完全使人变成上帝的创造物和附属物，人生的价值和一切都寄托于上帝，而启蒙运动却没能确立新的信仰，人的本能压抑和自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他要以“上帝死了”来杀死上帝，使西方人真正获得新生。也就是说，在尼采推翻了神的等级制度和肯定了人的等级制度100年后，难道我们中国人反倒要去再造一个神的等级制度？更加重要的是，确立新的信仰又如何有理性上和操作上的可能？
民主的问题，最终转化成一个相对价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再去追究终极问题了，反正人性和人类的制度不可能完美，所以我们中国人当下的策略应该是：“不求最好，只求更好”，我们只去追求可能获得的民主和自由，我们根本不可能为了民主而先去解决信仰问题，也不可能为了一个远大的“民主乌托邦”而牺牲眼前的利益。
在这个可操作的意义上，即便很多人走的是“在不民主的体制内建立民主体制”的道路，他们的努力依然值得肯定（特别是蔡定剑的“财政民主论”）。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操作的努力”，不是一种“理论的努力”；如果是一种“理论的努力”，它只能是一种“实证理论的努力”而不是一种“规范理论的努力”。“操作的努力”可以妥协，“实证理论的努力”可以描述妥协（如我所讨论的“一党立宪”），但“规范理论的努力”不容妥协。你不可能一边引用邓小平的话，一边又倡导邓小平所不能容忍的制度。所以，“社会主义宪政”可以是一种“操作的努力”，但它决不能是一种“规范理论的努力”，因为“规范理论的努力”要求学者本人要真正做到“目中无人”，你要是需要抬出邓小平来为你的逻辑铺路，玩“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阳谋”，你就不是在做“规范理论的努力”，而是在玩意识形态的火。
也正是在相对价值的意义上，“现实角度的民主”转向了对专制的批判。我所说的“冷酷实证”并不否定一切规范，它只是否定实证不足的规范。对我来说，当前最有意义的课题，一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腐败，二是中国专制主义漫长的原因。但是，越研究中国的腐败，越研究中国的专制主义，我就越感到存在一个“中国专制之谜”，这是一个韦伯的“儒家伦理”、李约瑟的“官僚封建主义”、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和金观涛的“超稳定系统”所企图解决却无法解决的问题。
4， 结语
中国之大，自然足以容下强权的民主、规范的民主、概念的民主、现实的民主，以及任何其他视角的民主观。中国的民主观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能够一统天下的“单一思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企图一统天下的“单一思维”仍将继续下去。
按照我的“起点意识”，认识民主可以有四个角度：强权的角度，规范的角度，概念的角度，现实的角度，由此也就形成了当下中国“民主论战”中的四大派系。
1，派系特征
“强权的角度”当然就是政府看待民主的角度，在中国，政府的最高利益是经济学术语所说的“政权垄断最大化”，所以，民主必定是“在不民主的体制内建立民主体制”的民主。更明确地说，“强权角度的民主”是民主体制被纳入了政治治理，不是政治治理被纳入民主体制。这是一种“被动民主”，它的推进必然服务于“政权垄断最大化”，也正因此，“被动民主”的逻辑是稳定、有序、可操控、我行我素。总之一句话：“我说什么是民主，什么就是民主”。
官方意识形态对这一逻辑的维护和美化自然就是必须的，我们常听到的“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一视角下，官方的“新两报一刊”阵容豪华，毛左、新左、洋左也前呼后拥，蔚为壮观。
“规范的角度”当然就是以“普世价值”看待民主的角度，“规范角度的民主”最关心的是民主的真假，所以，官方的“被动民主”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是假民主，他们要的是“政治治理被纳入民主体制”的民主，是“主动民主”。
可是，“规范角度的民主”存在一个天大的困难，这就是如何实现“从规范到实际”的操作。刘晓波走的是“体制外推进”的道路，成功的希望大家都比我清楚；蔡定剑走的是“体制内推进”的道路，成功的希望大家也比我清楚；当然还有一种“中共内部分化”的愿景，成功的希望可能也只有天知道。“规范角度的民主”逻辑上并不彻底，但它却有理论的自信，又有西方的参照，还有现实利益的推动，更有媒体的暗中相助，它的“规范冲动力”是不容低估的。
正因如此，官方对它非常警惕，毛左们对它更是恨之入骨。例如，有个叫“社会进步”的网站，把一些“规范角度的民主人士”统称为“西奴”，按学科和等级进行分类“记账”，通通送上了所谓的“西奴吊架”，令人毛骨悚然。在“西奴等级”里，有汉奸级西奴、骨干级西奴、无耻级西奴、爪牙级西奴、幼稚级西奴之分。远志明、刘晓波被归入汉奸级西奴，黄亚生、秦晖、许志永、展江、韩寒、辛子陵、江平被归入骨干级西奴，沙叶新、信力建被归入无耻级西奴，秦晓、萧功秦被归入爪牙级西奴（萧功秦大概会莫名其妙），方舟子被归入幼稚级西奴。另外还有“草根西奴”：范美忠、李剑芒；以及“疑似待继续甄别西奴”：周其仁、郑渊洁等。好一派“红色恐怖”的风光。
自由派人士当然也不闲着，大批判的势头同样不逊色，有人在网上就使出了相似的分类招数：专业五毛---余秋雨、于丹、孔庆东、司马南、孙东东、朗咸平、葛红兵、张维迎、奈斯比特等；职业五毛---王倩、卞移山、朱军、张召忠、倪萍、张宏良、孙哲、伍皓、张五常、胡联合、胡鞍钢、梅宁华、陈奎元、何新等；业余五毛---夕阳红、吴应快、战旗、何青青、宋鲁郑、普评制等。名字也是举不胜举、挂一漏万。
第三种派系叫“概念角度的民主”，这种认识民主的角度比较奇特，它不是从“强权角度的民主”和“规范角度的民主”的现实出发，而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它了解现实，可却在逻辑上选择逃避现实，喜欢“用概念的字面运动代替现实的实际运动”。在它那里，概念所代表的势力似乎是均等的，概念的运动是没有摩擦费用的，仿佛它是通过“上帝之手”在拿捏现实世界，甚为惬意。“概念角度的民主”是一种“客观主义”、“技术主义”、“未来主义”的理性设计病，它比“规范角度的民主”还要一厢情愿，它表达愿望和幻想比谁都更多而不是更少。这种观念可以被概括地称为“科学的民主”，它可以把现行的民主通通斥之为“专制”、“假民主”或“不够民主”，在它看来，存在的就是坏的，实现不了的就是更好的。
奇妙的是，“概念角度的民主”有时会以西方民主“不够民主”而为“强权角度的民主”辩护，有时又会以西方民主与中国的结合而推销一种概念上的完美民主；更加奇妙的是，它有时则表现为对“规范角度的民主”的一种反叛，而且主要是一种畸形的反叛，因为“规范角度的民主”有操作上的缺陷，而“概念角度的民主”不存在操作问题，它的“上帝之手”如此完美，以至于“意淫”在它那里永远是免费的。这一派系在不同的程度上包括了蒋庆的“政治儒教”，王绍光的“民主四讲”，淡贝宁的“儒家民主”，潘维的“中华体制”，赵心树的“选举设计论”等等。“选举网”上刘学伟的“加权民主”和小红妹的“社会三权”等等也欢迎对号入座。
最后一种派系叫“现实角度的民主”，与“概念角度的民主”正好相反，它完全从“强权角度的民主”和“规范角度的民主”相互对抗的现实出发，反对“用概念的字面运动代替现实的实际运动”。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虽然不直接涉及民主，却直接地涉及了中国民主的不利条件，因此是这一派系的突出代表。更为重要的是，吴思提出了“现实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主张，我把它称为“吴思信条”，涉及“双重是非标准”和“规范与实证的分工”，是“现实角度的民主”的重要基点（将另文专述）。我的“产权国家论”（见《领导者》2010年4、6、10月号）和“民主公地悲剧论”（见“幻想化解不了多党民主的悲剧”和“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吗？”等文），也是“现实角度的民主”的一种努力。
“产权国家论”采用了与“吴思信条”非常相似的“冷酷实证”方法，它与另外三种视角的民主观至少存在三个区别：
第一，“产权国家论”从现实的角度去构建现实的理论，它不象“强权角度的民主”那样完全从“官方意识形态”出发。实际上，许多左派人士从不去构造理论，他们只依附官方理论，本质上是反理论和非学术的；有的则在构造理论时过分地顺从“官方意识形态”，出现了为现实而牺牲逻辑的情况。
第二，也正是由于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依法，他们的逻辑往往是一面倒的：他们批评民主，却很少批评中国特色的民主；他们批评专制，可却从不批评中国现实中的专制。“产权国家论”完全不同，它批评任何地方的民主，也批评任何地方的专制（见“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和“中国还有哪一套不是西方那一套？”等文）。“产权国家论”让理论逻辑牵着文字走，而不是让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牵着文字走。
第三是最重要的“独立人格”问题，依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人格，所以他们的文字从来都是谨小慎微，生怕得罪官方意识形态。然而，只有“有意识”地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和任何乌托邦，一个人才可能有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一种批评一切（包括民主、专制和自已）的自由意识。
2，“暴力”新概念：强权与规范
“现实角度的民主”的独特之处体现在理解民主的运行上。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但民主却不是一种“概念运动”的结果，而是一种“现实运动”的结果。这种理解常常被误认为是“对强权的妥协”，因为它有“存在即合理”的味道。可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因为它既承认强权的力量，也承认规范的力量；它既看到强权的软弱，也看到规范的软弱；在此之上，它认为现实还是由强权所支配的。
这些当然还谈不上什么独特，但是，当它“把强权看成是对规范的迫害”时，它同时也“把规范看成是对强权的迫害”。也就是说，暴力并不是强权的专利，暴力也可以是规范的专利。吴思把暴力看成决定其他规则的“元规则”，这是对暴力的一种狭义理解和常规定义。按照一个更为宽阔的定义，暴力指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肉体和精神摧残。人类的发展和暴力的运用，就经历了一个从“硬暴力”到“准暴力”再到“软暴力”的过程。
“硬暴力”是通常意义上的暴力，它靠武器来运用强力；“准暴力”则以国家垄断的武器强力为后盾，靠法规来进行强制；“软暴力”则完全通过理性规范来实现强制，“讲道理”、“讲平等自由的道理”就是“软暴力”的最大武器。
所以，强权垄断的只是“硬暴力”和“准暴力”，规范实际上却垄断了“软暴力”；规范“讲平等自由的道理”会给强权带来极大的精神折磨和摧残；强权有权，却免不了规范给它带来的无尽痛苦。
政府强权之所以要开动意识形态的机器，那就是因为它不满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它要通过言论、出版和结社的控制来摧毁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所以，它的反垄断反倒表现为一种垄断，是对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的垄断。但是，之所以说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依然存在，那是因为“软暴力”未必要表现为言论、出版和结社，“软暴力”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网络化的世界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现实视角下的民主与专制
“现实角度的民主”更具体的方面来自于对现实的两个观察，第一是存在于西方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的“公地悲剧”。秋风先生曾经以“相信人性，相信民主”为题，批评了我的“民主公地悲剧论”，我也以“秋风的人性幻想与民主乌托邦”为题反驳了他。我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根本不反对民主，我也不规劝别人反民主，更不劝阻别人搞民主，我的责任是揭示民主的本质，阐明为什么有人喜欢而有人害怕民主，而其他三种视角却由于立场偏见而根本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
第二个观察是：为什么伊拉克的民主比台湾的民主糟，台湾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糟，美国的民主又比瑞典的民主糟？如果以搞民主的时间长短为理由，那么，又为什么有的地方能先有民主，而有的地方则迟至今日才有民主或根本还没有民主？这就涉及到民主的运行问题，还涉及到民主的真假和好坏问题。当然，瑞典式的民主更直接对应的是民主的质量和经济上的人均收入，民主的质量则未必与世界强国挂钩，因为世界强国还有国家规模等其他因素。我在别的地方已经分析了文化规则对民主运行的制约作用（见“民主不是一个传说”和“腐败的中国人”等文），但我所要表达的，同样不是为了去反对民主，而是为了弄清民主实际运行中的“文化痛苦”和“演化博弈均衡”。
有人把民主的争取和运行问题归之于宗教信仰问题，归之于“对程序的敬畏”，认为中国人缺的不是理想而是信仰。这当然有道理，可是，在尼采看来，西方堕落的全部原因就在于，欧洲人几千年的精神生活完全以信仰上帝为核心，基督教信仰完全使人变成上帝的创造物和附属物，人生的价值和一切都寄托于上帝，而启蒙运动却没能确立新的信仰，人的本能压抑和自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他要以“上帝死了”来杀死上帝，使西方人真正获得新生。也就是说，在尼采推翻了神的等级制度和肯定了人的等级制度100年后，难道我们中国人反倒要去再造一个神的等级制度？更加重要的是，确立新的信仰又如何有理性上和操作上的可能？
民主的问题，最终转化成一个相对价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再去追究终极问题了，反正人性和人类的制度不可能完美，所以我们中国人当下的策略应该是：“不求最好，只求更好”，我们只去追求可能获得的民主和自由，我们根本不可能为了民主而先去解决信仰问题，也不可能为了一个远大的“民主乌托邦”而牺牲眼前的利益。
在这个可操作的意义上，即便很多人走的是“在不民主的体制内建立民主体制”的道路，他们的努力依然值得肯定（特别是蔡定剑的“财政民主论”）。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操作的努力”，不是一种“理论的努力”；如果是一种“理论的努力”，它只能是一种“实证理论的努力”而不是一种“规范理论的努力”。“操作的努力”可以妥协，“实证理论的努力”可以描述妥协（如我所讨论的“一党立宪”），但“规范理论的努力”不容妥协。你不可能一边引用邓小平的话，一边又倡导邓小平所不能容忍的制度。所以，“社会主义宪政”可以是一种“操作的努力”，但它决不能是一种“规范理论的努力”，因为“规范理论的努力”要求学者本人要真正做到“目中无人”，你要是需要抬出邓小平来为你的逻辑铺路，玩“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阳谋”，你就不是在做“规范理论的努力”，而是在玩意识形态的火。
也正是在相对价值的意义上，“现实角度的民主”转向了对专制的批判。我所说的“冷酷实证”并不否定一切规范，它只是否定实证不足的规范。对我来说，当前最有意义的课题，一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腐败，二是中国专制主义漫长的原因。但是，越研究中国的腐败，越研究中国的专制主义，我就越感到存在一个“中国专制之谜”，这是一个韦伯的“儒家伦理”、李约瑟的“官僚封建主义”、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和金观涛的“超稳定系统”所企图解决却无法解决的问题。
4， 结语
中国之大，自然足以容下强权的民主、规范的民主、概念的民主、现实的民主，以及任何其他视角的民主观。中国的民主观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能够一统天下的“单一思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企图一统天下的“单一思维”仍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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