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倒计时：按图索骥，这种人就只能到红二代中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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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权力交棒接近倒计时，胡温无所作为已成定论。胡温均非簪缨世族大红门出身，据八十年代深度参与中共政治改革设计的吴国光教授说，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曾有意抑制红色贵族过度攫取政治权力。六四之后，胡赵人面不知何处去，邓的政治权威也大幅下挫，尤是人事决策，江泽民便非他所相中，邓小平虽以「隔代指定」反制，但陈云撂下一句：「还是我们的子女放心」，红二代进入权力核心之门已然开启。

江泽民时代的国家副主席就是红二代曾庆红，他在处理香港事务时曾予人开明印象，他确系「桥王之王」，颇擅借箸运筹，但曾庆红为江泽民逼退政治局乔石、李瑞环等人而度身制定的「七上八下」，很难令党内同僚尊敬曾的品格。曾庆红的「桥段」还不止于此，江泽民对中央军委及一切军中事务一头雾水，曾庆红借箸「过桥」给江泽民，凡是军中的红二代一律升迁为将军，故而现今军队都在开国勋臣一众将门之子手里。依此类推，国家经济所有要津部门都由簪缨世族垄断，亦从那个时代开始。时至今日，红二代蔚然成林，盘根错节、荣损与共，谁与争锋？
 
出身平民的胡温履新之初，曾让人以为第四代核心会为平民争取公平一点的财富分配，不能说胡温没有此念，但他们既无权威，自身也欠缺道德资源，归根究柢他们是专制政权的传灯者，「维护基本制度」是「国家核心利益」，他们必须和权倾天下、富可敌国的权贵利益集团站在一起。
 
仅举此例，世界银行多年前就劝说中国政府，把贫穷线调高到每天二美元的国际标准，而不是中国自己的超低标准，如此一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就从七千万翻番到两亿多，很不「强国」很不「盛世」，胡温便如东风马耳，尤其擅用亲情悲情去抚慰百姓的温总理，这本系他职责职权之内的事，须知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却宁可在京奥、世博、亚运等国家面子工程烧钱，硬是不肯施恩给贫困者。
 
直到去年岁尾，北京才宣布把贫穷线从人均收入一千一百九十六元提高到一千五百元，即便上调幅度达二成多，当局的宣传仍很低调，不像「七十七元廉租屋」那般拿来炒作党疼国爱，看来一是很不情愿，二是并不光彩，因为本国人均ＧＤＰ高于另一人口大国印度三倍多，这条新贫困线还是比印度低很多。按这条线划分，中国贫困人口达一亿多，实在没有自我表扬的价值。
 
胡温这届也就如此了，已无望在剩下时日里有奇?突起的建树，但其影响颇为深远，亦即在权力圈中落下口实，那些党团积极分子、政治辅导员、平民背景的干部出身的，不孚众望，不堪大用，治国还是要靠权威足、资源多、魄力大的强人，按图索骥，这种人就只能到红二代中找了。

重庆房产税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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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不断传出的开征房产税传言一直在“折腾”中国房地产市场。在预热了一年多后，财政部终于原则同意重庆市政府自主制定方案、开征高档商品房房产税，但具体何时征、怎么征还是未知数。

 
不管最终出台的房产税是何面目、有何效果，当一个税种的决定权和解释权在掌握行政权力的政府手中，而群众只能不明真相、焦急猜测、等候发落时，就不得不承认目前中国税收立法体系存在巨大缺陷。由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缺失，到处充斥着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而税收法律却寥寥无几。这意味着税收的最终决定权不是在人民或代表手中，而是在权力手中，即使出台的税种是合意的，由于程序上存在巨大纰漏，也将导致纳税人的预期和行为出现混乱，从而加剧市场的波动。
 
按照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税权自然也属于人民，任何税种的征收、减免和停征等都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决定，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各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政府出台的地方性法规，都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是宪法的精神。
 
此外，2000年7月1日起实施的《立法法》也要求“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但考虑到过渡时期，《立法法》也留下了一个缺口，即“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
 
但是，10年过去了，中国的税收立法体系依然没有改观。概括一下，目前中国的税收立法体系是这样的，最高层是三个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次一层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再下一层是国务院自主制定的行政法规，最后是部门规章及地方性法规、规章（它们之间若有冲突由国务院或全国人大裁决）。
 
由于税收法律的缺失，导致税收决定权和解释权大都落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房产税就是这样一个税种。按照目前的税收立法体系，其“由财政部负责解释；施行细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抄送财政部备案”，尽管这一过程可能会有座谈会、听证会等民主议程，但在行政权力主导以及自由裁量权很大的情况下，如何不流于形式是个很大的挑战。
 
以这次重庆拟征收的房产税为例，截至目前，何时征收、如何征收仍然莫衷一是，企业和个人只能默默等待政府的最终裁决。最初的版本是征收高端房产消费税，其实，这不是房产税的范畴，而且，消费税也属于中央税种，地方政府征收的动力也不大。2010年下半年以来，又传出要在现行房产税暂行条例的框架下，恢复对个人自有住房征收房产税，但是按面积征收还是按套数征收，还是既按面积又按套数收，税率如何定，仍然是个谜。据重庆商报12月中旬的报道，重庆市财政局官员表示，目前该税种的具体内容仍是机密，不便对外界透露。
房产税被赋予了太多意义，调控房价、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理清房地产税收体系和调节收入分配等等，在这种背景下，开征房产税需要各方充分的博弈，以明确房产税的功能取向。但是，在目前的税收立法体系下，公众只能被动的无奈的充当看客，这不得不让人担忧未来房产税可能会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为主。
 
房产税推出的重要前提，一是明确土地使用权要无偿自动续期，即长期化，二是要理清现有的“重流通轻持有”的房地产税收体系，如果没有这两个前提，贸然开征房产税，只会短期给市场带来恐慌（或许会打压房价），但长期来看，只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由于凭空增加了税负，其调控房价的效力也将大打折扣。

围观“乐清观察团”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7119

作者：李大今

来源：南方网

来源日期：2011-1-12

 

　　身为媒体评论员的笑蜀认为，中国的社会冲突总是两极对立彼此绝不信任，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做缓冲带，他期待以“公民调查团”形式创造出公共危机处理的新模式。但是没有公权力的支持，“创造历史”的过程注定不会顺利。
　　记者_ 李大今 温州报道 摄影_孙炯


　　2010年12月31日下午2点半左右，背着书包的于建嵘出现在温州乐清市寨桥村钱云会的家中，同行的傅国涌举着一台摄像机，于的粉丝王强拉着自己的行李箱紧跟其后。

　　“就跟当年的延安视察团一样”，于建嵘事后想起来，都忍不住笑。

　　聚集在钱云会家门前的村民们并不知道眼前是何人，村里六十多个女眷跪在地上，用当地方言大声哭诉。在前一天，面对央视记者，女眷们也跪了将近一小时。

　　一直关注钱云会一案的浙江律师陈有西感慨说：“不用长途跋涉进京下跪，他们太愿意了。”

　　面对傅国涌的摄像机，钱云会的儿子钱成旭表达了对官方的不信任：如果是普通的交通肇事，为何要抢尸?我妹妹和妹夫明明被关了50多个小时，新闻发布会却称总共才23小时?……

　　钱云会二女儿钱旭玲和丈夫赵旭则讲述了自己的关押过程，钱旭玲称，当天只在路边哭，就被抓了;赵旭拉开裤腿，露出一片瘀青，称这是挨打的证据。

　　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很多都是外村的村民，四面八方充满了期待的声音，“这些(视频)能传出去么?”

　　正当那些哭躺在地上、全身粘满稻草的女眷拉着傅国涌的裤腿不放时，傅国涌接到了于建嵘的电话，“情况十分危急，赶紧撤，根据我的经验，现在村民属于情绪宣泄阶段，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

　　同时接到撤退电话的还有笑蜀。他们所在的“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简称“学界团”)分成两组，本来约好当晚温州见，但是两个小组偶遇在钱云会家中。

　　已经坐在一户农家里的于建嵘把正往停车场方向前行的笑蜀叫回来，“让他们赶紧撤，搞不好会被断定成群体性事件的煽动者，别把自己套进去。”

　　在此前的2010年12月28日，身为《南方周末》评论员的笑蜀致电于建嵘，请于建嵘领衔观察团，赴温州实地调查乐清钱云会惨案一事。在笑蜀看来，身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于建嵘古道热肠、深厚的政治资源以及娴熟的政治操作，是微博里最合适的人选。

　　于建嵘认为官方不配合即无作为，于是笑蜀便请媒体记者向当地转达建议。2010年12月29日在乐清金鼎酒店举办的温州官方新闻发布会上，新京报前线记者陈宁一提问：如何看待于建嵘教授等人的学者观察团?

　　温州外宣办主任、警方发言人张春校当即表示：于建嵘教援或其他人，甚至网民过来展开独立调查，是来帮我们的，我们欢迎!

　　为了“响应温州官方的积极态度”，由笑蜀点名，最终这个“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组成人员包括：笑蜀、于建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郭巍青教授、中山大学诉讼法研究所杨建广教授、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兼北京实现者律师事务所马深、历史学者傅国涌(原籍乐清)、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赵楚、上海律师斯伟江、有着24年刑侦经验的知识产权专家吕文举、媒体人士陈杰人、朴抱一以及杨海鹏。

　　在笑蜀看来，中国的社会冲突总是两极对立彼此绝不信任，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做缓冲带，在一篇题为《温州让公民参与危机处置是个好势头》的评论中，他称，“因为于建嵘等专业精英组成的公民观察团，在专业性以及程序的完备上表现更佳是可以期许的”。

　　笑蜀期待能够创造出公共危机处理的新模式，认为这是“创造历史”，历史学者傅国涌也认为，自己在“记录历史”。

　　“记录历史”的不只是学者们。

　　与此同时，风格迥异的王小山和窦含章也组成了“低端网友围观团”。两人皆为新浪微博实名认证V用户，王小山系专栏作家，窦含章为财经评论员。前往乐清前，两人达成共识：尊重事实，探求真相，各自表述。

　　凑巧的是，在2010年12月30日北京飞温州的飞机上，王小山还遇见了熟人许志永，这名律师也牵头了一个观察团。当天，网名为“屠夫”的吴淦也打算前来围观。

　　进村

　　最早出现在寨桥村口的是许志永的团队。

　　去年12月30日下午，在人群中，许志永随兴地上前跟一个老人搭讪。在最初的试探中，老人判断出“说北京话”的许不是政府的人。他绕开人群，从自家的后门把许志永和他的团队成员刘莎莎、彭剑律师、张永攀带进了二楼的房间，随即拎出了一麻袋钱云会身前的上访材料。

　　随后的几小时里，在这户大门半掩的农家，村民们进出后门。他们带来了钱成宇的母亲，作为现场目击证人，钱成宇在事发次日被带走，并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

　　钱成宇家徒四壁，孩子上初一，家里只有76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钱成宇的母亲很快跟彭剑签署了律师委托协议。一脸皱纹的老太太拉着每个人的手，用难懂的当地方言感谢这些“包青天”。

　　当许志永潜伏在村里时，学界团还在跟官方接触。2010年12月31日上午，笑蜀联系上了温州外宣办主任张春校，张让他们直接去找乐清市公安局。

　　随后，斯伟江致电温州市公安局钱云会案发言人黄小中、公安局局长叶寒冰、温州市主管公安的副市长彭佳学、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等人，以上所有电话，有关机，有自动转接，无一能联系上。

　　于是他们商议出下一方案—进村，笑蜀去钱云会家中，斯伟江则去找钱成宇和王立权的家人，寻求提供法律援助。和村长钱云会一起上访被判刑的另一核心人物王立权，既未参与车祸现场争尸体，也不是目击者，自去年12月25日晚被抓后，家属未收到任何通知。家属和村民称，王是在当晚约见记者时被抓的。

　　面对王立权的家人，斯伟江表示希望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斯作了自我介绍，并希望他们去网上搜索他的名字。

　　王的家人却对律师充满顾虑。因为村里上访曾被律师骗过钱。在钱云会生前留下的一份控告信中，他指责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的一位朱姓律师收了40万元的律师费，对方说自己国土资源部有朋友，包赢官司，但是2008年钱云会上访被抓的关键时刻，反复电话朱姓律师，朱却拒绝出面。

　　为此，记者联系了两高律师事务所，该所主任表示听说过此事，但不方便提供朱律师的联系方式。

　　开会

　　上海知识产权律师、静安区人大代表斯伟江将自己的博客命名为“行动改变中国”。他称，自己之所以参加观察团，是因为“有所期待”。?他的想法和笑蜀是一致的—开创公民独立参与公共危机的新模式，并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他草拟了观察团的规则，在经笑蜀修改之后，该规则被简称为“乐清承诺八条”：独立、客观地提供第三方的事故调查报告;不代表任何利益方;检校事件过程的公正性，探寻真相，但不承诺提供真相;不追求新闻效应，但不拒绝公开;所有成员的观点在报告中载明，包括异议意见;不擅自对外发表涉及团体的观点;经费自理;内部决议按照民主规则，开会方式适用于罗伯特议事规则。

　　去年12月31日中午，这份规则群发给部分成员。当日下午，当学界团从村中撤离到宾馆时，斯伟江重提“乐清承诺八条”，希望这份章程能够得到大家的通过，遭到了于建嵘的反对。

　　于建嵘的原则是，自己从来不签任何章程，不参加任何组织，“老兄，这是给自己设套”。

　　于建嵘的建议也遭到了行动派斯伟江的反对。于认为，“情况十分紧急”，大家可以体面地退出，每人复印一份钱云会一案中的土地资料，回家研究土地问题;第二天是钱云会的头七，乐清势必会成为风暴眼，大家也可以去雁荡山开个研讨土地问题的“雁荡会议”。

　　教授们赞同搁置真相，切割车祸问题。于建嵘反复强调了他的观点：作为观察团，他们并不具备刑侦能力，钱云会一案背后的根本问题还是土地问题，他主要关注这点。

　　争议持续到晚上八点多，最后大家无一例外地支持了一个提案—吃饭。

　　当晚，斯伟江、笑蜀、陈杰人、朴抱一商量成立两个调查小组，第一小组调查车祸真相，笑蜀为联络人;第二小组调查征地真相，于建嵘为联络人。他们还进一步修改了规则，预计调查时间为3天，以完成预定的调查目标为限。如无法完成，则将如实记录为什么无法完成，障碍是什么。

　　次日下午3点左右，从寨桥村回来的朴抱一和陈杰人去新世纪宾馆见了教授们。朴抱一提出，他想去看看肇事车。傅国涌提供了宣传部门的联系方式，并称这是他的私人关系，要求朴以记者身份前往，而非观察团的名义。随后双方发生争议。

　　一直沉默的郭巍青教授提出建议，大家应保持同一个出口，应该追求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主要还是为了个人的安全，不要授人以柄。”

　　这次跟随郭巍青来到乐清的，还有他的两个学生。这个公共治理专家本希望近距离观察政府的行为，从而提出问题，以缓和对抗。后来他的考虑是，“我自己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不能影响我两个学生的前途。”

　　傅国涌称，他通过多种渠道得知，“我们正处于的历史的暴风眼中。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要对历史作出负责，要有高度的智慧。这是公民第一次以独立的第三方参与公共事件，处理得当能为和平转型提供新模式。失败了，我们承担不起历史的责任。如果这点共识都达不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百年后都做不成任何事情。”

　　朴抱一此时认为，双方对形势的预判不同。作为一个曾经的调查记者，他看见暴风眼一个接着一个。

　　陈有西则相信乐清当地给观察团很大心理压力的说法，“傅国涌老师作为乐清本地人，他当地有人脉，反而能够了解到真相。只是从自己和当地亲友的以后生存环境看，不参与自己家乡的是非比较好。

　　傅国涌的判断是，“风险特别的巨大，超过了我一生中能经历的”，因此，到达历史现场，就已经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应该以于老师的线索为线索”。

　　过招

　　2010年12月30日当晚，在向记者们了解了当地情况后，王小山请记者们吃饭。热情的乐清市宣传部杨有才科长露面，并抢着买单。但是对于“二人团”的四点诉求—调看沿路探头录像资料、见事发现场保安、要警方提供出警时的现场照片、窦含章想去看望钱云会死亡当天警民冲突中被打伤的警方大队长，杨有方却迟迟未能反馈。

　　次日上午，王窦二人自己跑去电厂和临港工业区询问保安，未果。两人无力感油然而生。王小山让窦含章致电杨有才，称“村民们都说是谋杀，如果不安排我们见证人，我们只能发布村民们的说法了。”

　　杨科长很快答复，并提供了警方政治部林副主任电话。林副主任表示，可查看探头资料，可询问保安，但要带走出警时的照片，还需请示。

　　比起王小山的直接，学界团则细腻很多。2010年12月31日晚上，学界团商议要发一封一两百字的公开建议信，建议政府重视民情，并促成学界团和政府的对话，“我们的措辞可以再低再低一点，但这是道义上的交待。”

　　商量完建议书的措辞以后，有人提议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但是反对意见是—如果不跟政府那边沟通下，对方会不会“不舒服”?

　　这时，笑蜀透露，“官方已经承认了我们的身份。警方不愿意见我们，但是乐清宣传部副部长迫不及待地想见我们。”

　　当晚，乐清市宣传部部长来访。学界团在把这封公开建议信递交政府的同时，也在官方微博同步发出，要求乐清市委、市政府应尽快与死者家属及村民展开平等对话与协商，以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恶化。

　　次日，钱云会“头七”，学界团为避免进入风暴眼，笑蜀留守大后方温州，于建嵘等教授仍驻守新世纪宾馆。

　　远离风暴眼的学界团，在微博上跟乐清警方的官方微博“平安乐清”玩起了太极拳。“平安乐清”称，“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和第三方调查团的建议，警方将会对网民‘吊唁’活动的个别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并出动警力维持现场秩序”。而学界团的官方微博则回应称，“其所谓第三方调查团与本观察团无涉”。

　　但和官方的对话并未能启动。2010年12月31日，学界团团员都说，第二天官方会跟学界团对话。到了第二天，团员们又说对话延到第三天。结果第三天上午，学界团就撤了。

　　陈有西认为，又没有公权力的支持，不成熟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一个独立调查，是完全依托民权的”。

　　撤离

　　早在2010年12月31日下午5点，许志永就已经在电脑上敲出了他的基本结论：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因官民对立的情绪而引爆，并因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演变成公共事件。该报告公布后，其团队成员张永攀公开指责许志永的“轻率”，并提出了16个疑点。对于许志永团队这个调查，学界团也有团员认为是个轻率的结论。

　　同日，王小山二人组表明没有找到证据证明这是一场谋杀还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王小山还是老实地在微博上说，“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后者。”然后，他成了网友口中的“高级五毛”。

　　1月1日晚上，学界团的饭局十分微妙，有媒体背景的团员一桌，教授们去向不明。饭局后，笑蜀接教授的电话，让他单独去新世纪宾馆一躺。

　　一个多小时后，笑蜀返回，并宣称：“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第一阶段为田野调查阶段，已暂告一个段落，成员们接下来都将拿到一本钱学会一案的土地资料，回去后各自研究。

　　第二天上午，学界团准备撤离，并向等候在门外的乐清市宣传部副部长递送了《关于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死亡案及寨桥村土地纠纷等相关问题的若干建议》。面对媒体，于建嵘称赞这次官方的渠道畅通，并称这次乐清之行是他和马深、郭巍青、杨建广四教授主持的社科院研究土地制度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只对土地问题感兴趣。”1月2日回到北京后，于建嵘看完了乐清农民送来的有关钱云会一案相关的土地资料，他这次本也是想来观察群体性事件的。

　　回顾这次行动，习惯于单独行动的于建嵘说：“我在现场观察过数起群体性事件，知道如何使用拍照器材及介绍自己的身份。而许多现场观察者没有应对这种事件的经验。”

　　1月1日，警方在寨桥村疏散人群，许志永观察团成员刘莎莎手机拍摄时被发现，手机卡被折毁。随后，乐清两名警官邀她约谈，反复追问为何她还要继续调查土地问题。此前，“屠夫”吴淦被遣回，1月2日深夜，其团队志愿者郑创添在乐清遭强制尿检，警察称他有吸毒嫌疑，后经检验没有。

　　在斯伟江看来，乐清警方对一些媒体及一些观察团的友好态度，和其对一些媒体、村民和一些民间观察人士的不友好，是另一形式的选择性执法。当地政府出示证据也同样涉嫌存在选择性提供的问题。

　　斯伟江仍在争取为王立权和肇事司机费良玉提供法律援助。王立权家属对外请律师极为顾虑，1月3日，斯伟江所在律所的律师让王家属打个报告向温州市公安局请示代理律师事宜，虽然经过寨桥村里老年协会讨论通过，然无人敢送这份请示书到公安局，最后只能采取邮寄方式。

　　1月3日，笑蜀去杭州见了陈有西。陈表示：“可以理解，第一次嘛。”

　　在陈有西看来，乐清事件的观察，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会顺利的，“真正的调查，必须有公权的依托。但是，这不等于这种参与热情是毫无意义的。乐清事件这样行动，体现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良知的觉醒，体现了一种公共权力的危机，体现了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主导权已经从权力转向真相，权力已经操纵不了社会判断。”

关于中共的五大迷思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23/n-21623.html

核心提示：马利德点评西方读者对中国政治所抱有的五大常见错误认识：“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党控制着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互联网会推翻党”、“其他国家希望复制中国模式”和“党不能永远统治下去”。

20年前从美国兴起的“乐退”风潮转向中国

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1-01/1401456.html


环球时报


　　20年前从美国兴起　 今日却成西方奢望

　　“乐退”风潮转向中国

　　本报驻外特约记者  陶短房  孙微  郭颖 古放 蒋丰  本报记者 钟玉华

　　45岁时赚足了钱，然后快乐地享受退休生活，或许是不少人心底的真实想法。专门关注中国富豪群体的“胡润研究院”去年年底推出的中国“乐退”报告，仿佛让人看到一种在西方国家时髦过的东西又在中国落地生根。在美国，从克林顿总统时期开始出现的“乐退族”未必指的都是像比尔•盖茨这样提前退休的超级富豪，也包括一些有退休勇气、能安排商业养老、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20年来，这股风潮曾影响到很多国家，包括韩国很多大企业迄今仍有高管到45岁就“荣誉退休”的传统。但实际上，“乐退潮”正遭遇寒冬，甚至在欧美和日韩等国出现“永不退休”的逆流。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乐退族”的出现一时间引起的关注就显得更加复杂，有人看好这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体现，“是一种进步”，也有人说，它脱离了本意，体现的只是少数中国人的奢侈生活。

　　全球“乐退族”的典范是盖茨

　　英国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从1999年开始推出各种中国富豪和企业家的排行榜，他领导的胡润研究院去年年底又首次发布了有关中国富豪的“乐退”报告。报告称，目前中国有5.5万财富人士具备“乐退”条件，即拥有财富1.1亿元人民币，这些企业家考虑退休的平均年龄是45岁。他们喜欢出国旅游、打高尔夫球、收藏古代字画，平均拥有7块名表、5辆豪华车。他们也更加重视健康、“充电”和投资理财，更加关爱家人、朋友和关心社会公益活动。胡润表示，“中国富豪们现在更懂得品味生活了，而从前总是忙忙碌碌地工作。”

　　“乐退”有一个更平民化的解释，有人认为它是音译LORTUI而来,是“LOve ReTirement yoU & I”的缩写，专指“热爱退休生活的你和我”。起源于美国的“乐退”生活方式并没有太长的历史。美国上世纪90年代在总统克林顿执政时期，由于金融和房地产经济繁荣，许多富豪和中产阶级不再像以往那般终日忙碌到老，他们在觉得自己晚年生活已有充分保障后就主动做出退休安排和计划。对冲基金大亨莱昂•库珀曼算得上最早一批“乐退”的美国人之一，这位曾列“福布斯”最富有美国人榜第269位的华尔街巨富，其父只是个水暖工，他靠自己的努力获得MBA学位后进入高盛集团，在那里一干就是25年。库珀曼后来有了自己的金融公司，到1991年退休时已拥有35亿美元资产。美国媒体一直热衷于报道波音公司等企业高管的“乐退”生活。最近两年，被讲述最多的“乐退”典范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2008年6月27日，盖茨正式退休，表示每周只会到微软上班一天，其他时间将放在慈善事业上。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去年9月报道，“乐退”的前提是安排好退休金、还清债务，然后，“还需要足够勇气”，因为一旦“乐退”，就意味着身份由“在职”改为“退休”，再想改回来可并不容易。报道罗列了25种最可能出现“乐退族”的职业，包括CEO、医生、律师、媒体人等。相比中国“乐退族”“1.1亿元人民币”的标准，美国人的“乐退”门槛并不高。美国雇员福利研究中心2009年8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人有1200万元人民币就能维持“乐退”的生活。

　　欧美人兴起“退而不休”

　　在美国，“乐退”能风行20年，主要原因是美国长期处于低通胀状态、物价相对平稳，而且美国是个以商业养老保险为主的低税国家，中高收入阶层可以较自由地安排退休计划。年收入在5万到12万美元的美国家庭被视为中等收入阶层。这部分人群在美国人中占的比例很大。通常他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工作和养老金的积累，在退休时，基本都可以实现“乐退”的生活标准，生活既有保障又有余钱休闲娱乐。

　　但美国现在却出现了另外一个潮流，有相当多的百万、千万富翁即便到了养老的岁数也退而不休。《华尔街日报》去年9月一篇题为“为什么富人从不退休”的文章说，在接受调查的2000名财产在150万美元以上的富裕人士中，有54%的人表示要在退休后继续工作。另有60%财富在1500万美元以上的人表示“不管年龄多大都要一直工作。”

　　英国的情况与美国相似。英国巴克莱财富管理公司近期公布一项名为“富豪们怎样定义退休”的调查结果时说，即便是百万、千万富翁目前也计划终生工作。调查显示，60%净资产达1500万美元的英国富豪希望在到达退休年龄之后仍然能保留工作。他们情愿减少去高尔夫球场的时间，花更多精力在开创新的事业和领域上，巴克莱财富管理公司称他们为“永不退休族”。英国媒体评论说，这意味着人们退休观念的转变。以前，人们想着尽早挣到足够多的钱，以便到退休年龄之后享受生活，但现在远离熟悉的奋斗领域会给富豪带来强烈的失落感。正因如此，80岁的F1掌门人伯尼•埃克莱斯通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表示：“对我来说，退休就意味着死亡。如果我在早晨起来，发现自己没有问题要考虑或操心，那么醒来的价值就不存在了。”

　　对于更多欧美国家的中产阶级而言，“退休”这个概念也早已远去。CNN曾报道说，尽管谈论“乐退”的美国人很多，但这几年真正有勇气去做的并不多，由于金融危机，80%的在职者非但不想“乐退”，反倒希望退休后接着干下去。《华尔街日报》称，有限的存款、缓慢的工资涨幅、投资收益的下跌，以及日益高涨的物价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得工作到六七十岁。据英国《每日邮报》最新报道，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2011年将年满65岁。英国就业和养老金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约65.8万人在新的一年进入退休年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目前，英国男性65岁开始领取退休金，女性60岁开始领取。有专家提醒说，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到了退休年龄的人也不能轻言退休。

　　日韩不见“乐退”之风

　　胡润推出中国“乐退”报告引起了韩国媒体的极大兴趣，但它们谈论更多的是中国富人，而非“乐退”方式。《韩国经济新闻》等评论说，报告表明，赚了足够的钱之后，中国富人开始学会主动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享受生活。这是中国富豪们的新生活方式，值得关注。

　　在韩国的一些大企业，45岁以上的“老主管”会主动申请“名誉退休”，这很类似于西方的“乐退”。很多人可以拿到一笔退休费，日后也有养老金，本来退休后不用再为钱犯愁，但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名誉退休”者的苦恼增多，由于要负担医疗、子女学习各种费用，根本无法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离职生活。元旦期间，《环球时报》记者在首尔乘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居然在退休前是现代集团的一个中层管理干部，曾担任公司驻中东多国的首席代表。

　　《30年后，你拿什么养活自己》目前是在韩国非常畅销的一本书，据说有100万韩国人看过这本教人如何理财的书后，开始为30年后的退休生活做准备。书中描写了某韩国大企业35岁的主管钱小俊，如何从随意消费到重视理财、为退休生活做准备的故事。他和妻子的年薪加起来相当于人民币40万元，但每年都攒不下多少钱，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等到他60岁时，至少要有680万元人民币的积蓄才能安享退休生活。算清这笔账后，他告诉妻子，“未来的退休时间可能比我们上班的时间还要长”，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要为退休生活做准备。

　　多次进入“世界500强”的日本三井物产公司的一位中年职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一般来说，其公司男性员工退休年龄在55岁至62岁之间，退休时可领到4000万日元（100日元约合8元人民币）左右的退休金。到65岁时，还可以每月领取十几万日元的“年金”，也就是“养老金”。表面上看，这笔钱用于养老应该没有问题，但绝大多数日本人“乐”不起来，这笔钱对他们来说，连去住没有上限封顶的养老机构时，心里都“没底”。

　　中国有“乐退族”是社会进步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去年12月27日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多花钱时”说，收入不确定性增加和养老金制度改革给中国人带来了U形储蓄模式，即年轻人和年长者的储蓄率更高。但现在西方国家也开始督促人们储蓄。英国就业和养老金部去年12月29日发布官方数字并预测称，现今健在的英国人中有1000万能活到100岁。这意味着，为迎接可能长达30年之久的退休生活，越来越多的英国人需要工作更长时间，甚至变卖财产来准备更多养老钱。为此，就业和养老金部官员督促英国人尽早为退休生活进行储蓄。

　　美国畅销书《幸福退休新年代──理财顾问不会告诉你的退休智慧》的作者泽林斯基称，幸福退休的关键在于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从职业生涯开始，就应该为退休做准备，而不要等到职业生涯结束之时再仓促应对。该书还强调，财富不能确保真正的“乐退”，健康、朋友和兴趣爱好也是幸福的源泉。

　　“乐退”，或者“退而不休”，都涉及到各国百姓关心的养老问题，对此，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保险，个人理财保守一些比较好。他还认为，未来１０年中国的养老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将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痛苦转折期。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社会养老还是乐观的。

　　“中国的‘乐退族’是那些感到再继续做大事业有相当难度，而在中国目前的物价水平下，又足以生活得很好的一个群体。”何茂春告诉记者。他认为，胡润这个报告体现了中国的多元化，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其中有一些人不是真正的退出，而是进行休整，比如一些人到清华等知名学府“充电”，到国外学习观光，为的是多交一些朋友，以利未来发展。

　　《环球时报》记者询问了一些旅居北美的华人，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的富有人群开始考虑“乐退”，说明他们追逐财富的脚步放缓了，转而将注意力放到家庭和社会，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谈到“乐退”在中国的前景，也有一位父母仍在大陆的证券经纪人坦言，华人和西方人不同，传统观念既要顾老，又要顾小，所以“退”不难，但“乐”不易。他认为，关于中国的“乐退”报告强调了一些奢华消费，这显然和“乐退”的原始定义不太符合，也和美欧等地的“乐退族”结构比例差异很大。

学者：江泽民与胡锦涛十八大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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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近日指出，江泽民虽然已经不是中共最高层“九人董事会”的成员，但他作为“前任董事长”，在人事问题上仍然占有很大“股份”。有政治评论家认为，他迄今仍然能占据最多“股份”，超过胡锦涛。

时事杂志《大事件》第二期佟治淮与文思咏、任知初的两篇长文，分别详尽分析了江泽民与胡锦涛这先后两位总书记对未来十八大政治局的布局。
 
佟治淮认为，江泽民与胡锦涛是难分伯仲的“大股东”，习近平只能“拾遗补缺”。不管怎样，江泽民绝不会放过这个放射余热的机会，或许这就是他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最后晚餐”了。
 
佟治淮的文章分析了江泽民的派系源流，指出他所依靠的“上海帮”死的死（黄菊），垮的垮（陈良宇、张文康），退的退（曾庆红、曾培炎、陈至立、华建敏），剩下的也眼看要交权，到十八大必须退下的有贾庆林、吴邦国、李长春和郭伯雄。倒是“太子党”，越来越在号称是“烈士子弟”的江泽民心目中加重砝码。江在十六大、十七大安排人事时，“下棋看三步”，提前做了安排部署。其中，与曾庆红联手，在十七大上将习近平推上了“王储”位置是他最得意的一着棋。此外，现任政治局委员中，与他关系匪浅的有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很可能留任；他也将力促薄熙来、王岐山等“太子党”更上一层楼。
 
佟治淮的文章重点介绍了三位江系大将：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详细缕述了江泽民如何一步步提携他们的渊源关系。
 
而著有《他领导中国：胡锦涛新传》的文思咏、任知初的文章，对胡锦涛即将交班期间的心态剖析说：他“不像毛泽东，有那么强烈的争当世界旗手的野心；不像邓小平，有那样沉重的血债要死死压住；不像江泽民，有那么多的家族和党羽利益要维护……他的执政平平淡淡，他的子女的经历也相对平平淡淡，这就无须担心他的后任有朝一日会对他秋后算帐，并祸及他的子子孙孙。”不过，在决定十八大接班人的问题上，胡锦涛虽然并没有那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紧迫感，但这不意味着他不是全力以赴来确保自己派系的份额。
 
文思咏、任知初认为，胡锦涛物色接班群体的最大来源，只能是“共青团派”。现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除了胡锦涛自己，有“团派”八人，到十八大时，除了王乐泉、王兆国届龄退出外，胡锦涛将尽力让自己的“五虎将”李克强、李源潮、刘云山、汪洋和令计划脱颖而出，进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当然他不一定能如愿，还要看届时各派系争夺态势。
 
文思咏、任知初还介绍了胡锦涛所信任、将被优先考虑进入新一届政治局的“共青团派”若干人选，包括现任中组部副部长兼国家人事部副部长沈跃跃、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等人。

中南海「政改」泡沫破灭──「胡温新政」概念股无人再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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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执政以来，提出了否定阶级斗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初期曾多次在党内外谈「政改」、反腐败话题，和主张政治宽容与信息公开姿态，一度曾被海内外众多媒体、社会学专家称为「胡温新政」。于是，「胡温新政」似乎一隻新上股市便被媒体热炒的概念股票，让人们寄予了不少的期许。

内部会议上的「政改」话题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二○○三年上台不久，曾先后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中共中央部委书记实践三个代表思想会议上、中央党校召开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和国家机关工委联合召开的司局级以上干部组织生活会上和政协党组召开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交流会上，信誓旦旦地就政治体制改革作了讲话。胡锦涛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定要继续地、不失时机地沿着既定方向迈进，不能停滞不前，不能缠绕着某一问题消耗时间，更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希望的，倒退意味着走向死亡。他说，在拟定、制订改革体制、机制的过程中，出现、暴露出较多、较複杂的问题，有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也有实质上的分歧和矛盾。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召开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和政协党组召开的交流会上，都曾披露了党内几次政治体制、机制改革刚启动就夭折的历史。他说，八五年初，胡耀邦提出确立以法治国方针，改变党内不正常生活的政治改革，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和万里同志也都是力主的；九三年初，万里同志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共产党自身改革和以法治国相结合，当时杨尚昆、李瑞环等都是赞同和推动的；九八年秋，十五届三中全会前夕，李瑞环、尉健行等同志提出，多点政治体制改革，核心体现法制、贯彻法制、确立法治国家形象。
 
胡锦涛还在政协党组召开的交流会上披露：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公开扬言，政治体制改革如偏离党的领导、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退党，集体退党，发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站出来斗争，建立「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抗争。胡还披露：有的地方党委某些党员干部，就政治体制改革，设人为障碍，虚构出种种不存在的政治改革状况，组织、发动给党中央施压。
 
此后，胡锦涛借出访越南之际，对越南政治改革作出了高度评价；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十二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讚许西方式发展之路，据说得到了胡的默许；之后，一篇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辩正》文章风靡官方媒体，被视为旨在冲击敌视政改的官场阻力；继而，以「增量民主」、「协商民主」和「逐步提高基层选举」与「扩大党内民主」为两翼的政改路线图，曾被官方舆论有意炒作，似乎有点「胡温新政」这一「概念股」要跑赢大盘的味道。
 
胡掌门明显返身左转
 
「胡温新政」掌门人胡锦涛执政以来，前有自由派的迎面挑战，后有新老左派的阴风冷箭，可谓腹背受敌，政治改革举步维艰。患得患失显然使这位掌门人犹豫徘徊。他只能在无法抗拒的中共权力运作的惯势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桎梏下，一方面向左派妥协，如投入巨大经费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一方面又向右派妥协，在舆论媒体上也给右派开启了出气的天窗，以此谋得平衡，寻求和解，走走停停，磕磕绊绊。这就是这些年来扑朔迷离的「胡温新政」，表象上的矛盾与诡秘之所以然。
 
然而，在○九年建国六十年庆典游行中，天安门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抬着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标准像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颇具象徵意义──中南海的政治风向明显左转。胡掌门在六十周年国庆庆典的讲话中，表达了他已尘埃落定的执政观逻辑排序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即党为先、国为次、民最后，由此也分明揭示了这位党魁盖棺定论的价值取向。正是在如此大背景下，当今中国到处被政治抹红，社会形态大步倒退──《零八宪章》被送进监狱，「红色记忆」一统天下。
 
近日，中共宣传口绞尽脑汁，炮製《六个「为什麽」──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给全民洗脑；而最高级别意识形态杂志《求是》也连篇累牍地发表编辑部集体署名秋石的文章，大批特批普世价值。胡掌门开始更多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与普及化」，与思想更为僵化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委员刘云山在意识形态、新闻出版等领域大肆呼应。日前，甚至开始动用中组部培训四万司局级干部头戴红军帽，重走红军路，重返南泥湾，重上井冈山。红都重庆「唱红打黑」之后，又要大学生重复「上山下乡」运动。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则在头版「报眼」发表通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载体──「唱读讲传」红遍重庆》，而近日储君习近平更是亲临重庆，对「唱红打黑」高调肯定，为薄熙来政绩背书。
 
温主帅近期高调倡「政改」
 
「胡温新政」主帅温家宝，与胡掌门人在内部谈「政改」不同，而是公开倡导。他早在二○○五年十二月三日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鲁斯兰和驻京分社社长米伟文採访时就大谈民主与政治改革。二○○七年三月，他在人大会议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近一年来，温帅更是不愿被中南海主流左转绑架，曾再三强调「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今年全国两会前后，他又提出公民尊严是「首要价值」，意在避开姓社姓资对立，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连接普世价值目标。继而，在胡耀邦蒙冤谢世二十一周年纪念日，温帅又借机撰文对因推动政治改革被迫出局的前领导人缅怀之情，间接表达了对胡掌门政治上左右摇摆，裹足不前的不满。然而，温帅在党内势单力薄，施政举措处处受制，迫使他在二○○九年两会记者会中自歎「机会不多了」，今后三年要效法屈原「九死未悔」，为公平正义而战的悲情宣示，颇有点当年赵紫阳在天安门看望学生说「我老了」的味道。
 
接着，今年深圳举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夕，温家宝更是异乎寻常地「南巡」，发表力挺「政改」，重提「不争论」，「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死路一条」的「重要讲话」。近来，温家宝在接受CNN採访时说：「我和中国人民都相信，中国将继续进步，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他还承诺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这话反证的正是来自党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阻力。温家宝前段时间五十天内，在各种公开的重要场合，七次提到推进政治改革，似乎有点时不我待的味道，已经成了中国学界、政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各领域的热议话题。
 
胡温政治同盟日渐破裂
 
针对温帅深圳高调谈「政改」不久，胡掌门二○一○年八月六日在深圳也发表了「重要讲话」，但却枉辜外界有关政治改革的期许，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一说，堂而皇之地一笔带过。此次他的「重要讲话」内容，更集中地反映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他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目的竟然是「增强党的活力」，说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框架之下的「改革」。由此可见，胡与温两个讲话，虽然同声强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但关于政改内涵的诠释却并不一致，这不仅仅是一般的方法论的争执，而是涉及中国未来命运的价值观分野。这标志着「胡温新政」的政治同盟关係日渐破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去年十月十八日闭幕后，各中央级媒体针对温家宝高调倡导政治改革言论，联合推出反击「政改滞后论」文章，明火执仗地重新燃起「姓资姓社」争论的烽烟，进行「划清」、「绝不」等反对普世价值的舆论宣传，似乎形成了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声音，大有当年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去年从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连发了五篇署名郑青原的文章，尤其是十月二十七日第三篇《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政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空喊口号。然而，这股来势汹汹的反普世价值、抵制政改，批判温家宝的声浪，近来却在各中央级媒体上异乎寻常地突然销声匿迹，内情诡秘。
 
中南海陷内部权力分配困局
 
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以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然而「六‧ 四」之后，「党政分开」成为意识形态话题的禁区。赵紫阳在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上讲话时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因而衡量「胡温新政」能不能真正迈开「政改」步伐的关键，就是看他们能否推行「党政分开」。然而，改革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共依然垄断一切权力，制度不民主，政治不透明，政府体制缺乏制衡，且封杀异见，堵截上访，抵制舆论监督。在这种情势下「制度反腐」更是一句空话。
 
眼下，由于中共「十八大」临近，其交接班引发激烈的权力纷争纷遝而至，政治形势诡秘多变，中共党内派系、路线纷争不止，中南海只能陷入内部权力分配困局。正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前夕，官方舆论炒作「阳光法桉」，结果却仓促交出白卷一样，五中全会前夕，官方舆论又炒作「政改」议题，但其结果更是偃旗息鼓。
 
胡掌门当政已历时八年，曾高调「制度反腐」，竟通不过一个「阳光法桉」；曾空喊「政治改革」，却连「党政分开」都不敢触碰。如今其组织部门竟率官员重走暴力革命的红军路，其宣传喉舌更是断然否认「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导致「胡温新政」信誉在海内外完全崩盘。胡锦涛时代临近末期如此不加掩饰地大倒退，标志着中南海「政改」泡沫已彻底破灭。
曾几何时，被当作具有特别内涵的「胡温新政」面世「新股」，如今正伴随着二○一○年终中国股市震盪下滑的趋势，再也激不起人们信任与期待的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