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755907&r=0&v=0&j=0
这里的“南北分治”，当然不是国共内战时期一度要划江而治的“南北分治”，而是中南海内部的“南北分治”。因为在中南海里，党中央机关位于南部，内部人称为“南院”，国务院机关位于北部，内部人称为“北院”。
中南海北院消息来源证明，北院所属的主要部门，如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国资委、财政部、能源局、信息产业部、监察部、审计署、公安部、税务总局以及农林环水等等，一把手要么是温家宝直接委派的心腹，如发改委主任张平，原是温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要么就是认清了形势，以强势的温家宝为马首，如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原是江系人马，郑少东案即是他投向温的杰作。
海外评论认为，温在人事上的强硬姿态，彻底打破了中共人事提拔任用的惯例，人事提拔任用由“潜规则”变得“无规则”，或者干脆成为“温规则”：温家宝说提拔谁就提拔谁，温家宝说不让谁上谁就上不了。过去朱?基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那时中共的人事表面上分成三大块：一块是党务、军务，江泽民说了算；一块是宣传，丁关根“丁八爷”说了算，剩下的是国务院，朱?基纸有建议权，事实上是江泽民说了算。朱?基纸能在等而下之的金融、国企人事上做做小文章。即使如此，当朱的人马遭整肃时，像朱小华、王雪冰一类，朱也没办法“护犊子”施手援救，因为没那麽大的权力。不像温家宝，有权力力保丑闻缠身的金人庆和腐败缠身的于幼军。
中组部消息人士透露，除了党务一块胡锦涛有决定权外，国务院人事胡已失去发言权，宣传系统也不全由李长春说了算。宣传工作，除了中宣部，具体事务都由国务院具体部门办理，温家宝就借机发展自己的话语权和人事权。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曾一度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但丁关根不喜欢他，与刘云山也不和，被“下放”到《人民日报》当总编辑，一呆就是7年。最后王看清了形势向温靠拢，温也急需宣传口的人才能为自己树立形象出力，于是提拔王到国务院当新闻办主任，又恢复了中宣部副部长的名号。
与新闻办关系密切的某著名新闻门户网站一位负责人透露，王晨到新闻办后，平时最关心的就是网络上关于温总的评论网帖。王全身心为温树立个人形象服务，不仅弄出个“什锦八宝饭粉丝团”（“什锦”纸是做样子给胡锦涛看，里面赞温的言论远超胡锦涛，实际上是拉胡锦涛做个反衬而已）。温的几次与网友交流，安排哪些“网友”（实际上是五毛），提什么问题，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回答，都是王亲自主刀一个一个细节地过。遇到重大事件，温总理要做秀，也是最先通知王晨，由王晨通知各大网站做好准备，包括相关消息在首页的具体位置，标题名称，在首页的时间，开不开设专题，开不开放评论窗口，专人专组负责跟帖的审核，等等，并由王事先亲自安排好网上的发言基调，组织五毛歌功颂德。
Thursday, April 21, 2011
Sunday, April 17, 2011
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再考察（下）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55/n-27555.html
（续前）四、九大是林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毛论功行赏，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安排林的部下黄、吴、叶、李、邱进入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也主要由林的几个部下组成，周恩来、康生还以党的元老的身份在九大发言，表态拥护林的接班人地位。
毛为甚么要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林彪对此是推辞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对新党章草案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去一事，表示「很不安，很不安」。而毛是在江青等人一再坚持下，「考虑了一个晚上」才同意的。显然，毛不会是因为江青的建议，就作出如此重大决定，毛一定有自己的考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无法猜测，但仍有迹可寻：在九大开幕式上，毛故意提名林彪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加以试探，林彪迅即反应，高呼「毛主席当主席」。4月 14日，周恩来在大会发言，称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林彪迅即打断周的讲话，流泪颂毛。然而毛还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人批评中国为「军事官僚体制」的一番话，来曲折表达对林彪的军系力量膨胀的担忧。毛把许世友、陈锡联拉进政治局，还提拔李德生，使之也进入政治局，以图对林彪加以制衡。毛对大军区第一把手的任用极为用心，对这一级军队领导，林没有任何用人权。
九大后，毛开始逐渐压抑林彪的军系势力，手法之一就是对个人崇拜降温，此举直指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林彪。1969年6月，他在武汉多次批评对他个人的形式主义的吹捧，还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四个伟大太讨厌！」。以后，「毛泽东交代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
毛的手法之二是刻意扶植张春桥，以牵制、刺激、打击林彪。九大后（一说是1970年4月底），毛曾带着张春桥等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甚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至此，林彪开始担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将不保。
林彪此时已知道毛有废储之心，却未能避开毛的锋芒，林彪在九大期间的重大失误是让叶群也进入政治局而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在九大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开始飘飘然了，从而暴露出他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一面：1969年10月，林彪将其子林立果在军内搞科技发明的报告上报给毛，得到毛的嘉勉，毛还专门接见了林立果，竟使得林彪忘乎所以，趁势把林立果隆重推出，而他明明知道毛岸英的逝世对毛造成巨大打击，毛仅有的一个儿子身体又非常不好。1970年7月23日，林彪带着林立果前往国防科委一军工厂视察，林彪居中，林立果和黄永胜随侍左右，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众将领尾随其后，接受军队的夹道欢迎。7月31日，林立果又在空军作「讲用」报告，用林彪原先准备九大政治报告的材料作「底料」，从「中国一定要强盛」，讲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大话炎炎，讲了七小时，小册子在军内广为流传，空军上下都在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林彪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励。有资料说，毛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在私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
毛的更大的疑心来自对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的警惕。1969年10月18日，林彪没等毛做指示就通过黄永胜下发了「号令」，第二天，叶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报给毛、周。林彪夫妇在对毛的问题上一向谨慎，这次却百密一疏，铸下大错。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后中苏副外长北京谈判，林彪担心苏联会搞突然袭击，才紧张起来，在苏州的住地搞了几条指示，后被军委办事组的阎仲川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下发全军。毛最喜欢的是林彪不管事，一旦林彪想发号施令了，就不舒服了，毛命汪东兴把林彪报给他的「第一个号令」烧掉。有资料说，当天，消息传回苏州，林彪十分后悔，因为在此之前，他连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不敢做主，都要请示毛，这次竟在毛最敏感的方面自行其事，实属大错。就在这一天，林彪又写了两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一幅给自己，另一幅送给叶群。
在林、江集团围绕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的激烈争斗中，真正的主宰还是毛，最初谁都不知道毛的真实想法，还以为毛是在试探彼等的反应，因为在历史上，毛就用过此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宣布毛将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有资料说，此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不少工农群众痛哭流涕，以为国之将倾。许多群众激动地说，「这样做不对，毛主席不能把我们丢下」，「今后我们听谁的话呀！」「我们不是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了吗？」「毛主席作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就像有个主事人，有依靠似的，因此还是毛主席作主席好」，「主席不作共和国主席我接受不了，这样喊万岁怎么喊？全国人民要求他还当怎么办？」南开大学教授龙吟说：「毛主席做国家主席是每个人的愿望，（他）不光是中国的主席，也是全人类的主席。」更有不少人表示，任何人都没资格取代毛主席的国家主席一职，「除了他（指毛主席），谁也当不了」，「共和国主席权力很大，如果毛主席不当，别人当会不会出问题？」毛虽卸去国家主席一职，却充分享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所以1970年他才会质问向他劝进的林彪等：「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而在1958至1959年，只有极个别人才能看出毛的心机，厦门一个幼儿园老师说，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测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江苏省民建副主委刘国钧「对人耳语」说：「将来弄一个人作牌位，应付应付，交往交往，实际还是毛主席当家。」渖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郭承权说：「因为党权高於一切，大权仍在他手里，他一个人说了算，连周总理还得非常谨慎。」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王敏生更提出：「今后政府主席是不是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修改宪法。」是故，当毛在1970年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时，林彪、周恩来、康生等纷纷陈言，恳请毛担任国家主席。
然而，这次毛不愿当国家主席仍然是真心的，而且因为1959年后的「一国二公」给他的刺激太深，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结束时，中央就通令全国，将所有人民团体的「主席」一职，全部改为「主任」。到了1970年，十一年前王敏生讲的话果真应验，现在毛主张乾脆废了「国家主席」的建制。
林彪为甚么主张设国家主席？首先，林彪以「劝进」回答毛的试探；其次，林彪的身体绝不允许他担任此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向毛要一个名份，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林彪有很大的影响。在文革前至1969年，林彪给「兄弟国家」建军节致贺电时，都是署「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从1970年起，就改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此一细节，正说明他对名份的重视：林彪除了国防部长一职，都是副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而「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都是描述性语言，连虚衔都谈不上。这一次林彪想要一个代表国家名器的正职，虽说国家主席一职只是一个名誉和礼仪的象徵，但是担任此职至少可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林彪等人的坚持，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被毛一眼看穿。
关於「天才论」和「三个副词」的争论，也是在捧毛的名目下，林彪集团向江青集团的较量。林系军人对江青文人集团的骄横长期忍耐，林彪等知道江青对毛有巨大的影响力，多年来敷衍江青，有时也吹捧几句，但很有分寸，叶群则加以升温，大捧江青。林系军人对老干部的下场也有兔死狐悲的感受，都使得他们对江青集团不满，林系军人在庐山上向张春桥挑战就是逼毛在军方和江青集团之间表态，毛在两天内经过权衡，认定林要「抢班夺权」，陆续採取措施，打击林系的势力：
（一）抛出陈伯达。陈伯达跟随毛几十年，是毛思想和毛意识形态学的主要构建者，在毛发动文革的1966年，陈伯达不留退路，无保留支持毛，又给江青做挡箭牌，但到了1969年后，毛对陈的不满已很深，陈伯达因多次受江青的羞辱，开始向林彪靠拢，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又不合毛的想法，加之这次陈伯达在庐山上跳出来，为林系打先锋，毛通过打陈伯达，警告林彪。
（二）开展「批陈整风」。毛在没等到林彪的「表态」后，於1970年12月，毛指示召开「华北座谈会」，明批陈伯达，实打林彪，迟迟不让黄、吴、叶、李、邱「过关」，毛还特别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毛又针对军队，发起「反骄破满」运动，提出「军队要谨慎」，批评林彪提倡的「讲用」，「突出政治」是「搞花架子」，矛头直指林彪。
（三）「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改组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逼林彪检讨。
（四）1971年5月31日，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体党员口头传达经毛审阅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记要〉，让人民知道，毛对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感到讨嫌。
（五）兵不厌诈，1971年6月9日，江青为林彪拍照片《孜孜不倦》，照片在1971年《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发表后，起到了麻痹林彪的重要作用，林立果对亲信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
（六）1971年8月15日，毛开始南巡「打招呼」，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削弱林彪的地位，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但此时，毛还没有最后下定彻底倒林的决心。
五、毛、林矛盾激化导致「九一三事件」
毛的「领导学」一向成功，过去毛统御有方，其党内对手无不应声倒地，束手待毙，唯有这一次受挫，毛遇到了真正的难题：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一直受到他重用和提拔的林彪就是不愿低下他那高贵的头。
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
在中共领袖层中，林彪是非常具有个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简朴，性格孤傲，多年来离群索居。对於林彪的个性，曾经和林彪有过近距离接触，在1949至1950年担任四野新华总分社干部，以后逃往台湾，创办《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如下评语：「林彪是一个有强烈领袖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林彪战场上的老对手，台湾的国民党军方在1968年刊印的一本有关林彪的内部读物中，除了引述了刘绍唐的上述观点外，还认为林彪「待人谦虚，生活简单规律，心思细密，虑事周详」，「极富野心而深藏不露」。应该说，刘绍唐和国民党军方对林彪个性的观察基本是准确的。
「个人英雄主义者」和「深藏不露」本来是互相矛盾的，但这两点确实都是林彪个性的最重要的特徵。过去，林彪能将这两者统一起来，就是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也是如此。有资料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一度想给毛写封信，还让秘书代为起草过，据说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又有说法，林的这封信不是检讨，而是和毛谈条件的，其主要内容是，他和毛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巩固文革的成果，「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拦住没让发出。林彪想给毛写信，被叶群所阻这件事，毛居然也知道。由於林彪的检讨迟迟未发出，这就使得他和毛的关系更趋紧张。1971年3月底，周恩来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可也在和周等的谈话中，委婉地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是个「炮筒子」，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希望以这种口头检查应付毛的压力，而不愿在更大的范围内再做甚么检查。毛对林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就拿「四大金刚」出气，林也就放弃了检查的念头。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
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违背了他自己多年「韬晦」所奉行的应对毛的基本策略。70年代初，林彪在学范蠡和学曹操之间犹疑徘徊，此时林彪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愈来愈差，虽然时有心灰意冷，但已骑虎难下，他虽以曹操「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来激励自己，然而，林彪从骨子里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虽历经长年的韬晦，仍然本性难改。在演出了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拂袖而去的一幕后，林彪又后悔了，在是否面见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一方面，乞求能见毛一面，甚至走江青的门路，但被毛推託；另一方面，机会到来时，又犯「个人英雄主义」。1971年6月3日，毛指令林彪陪同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林先推辞不去，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是几分钟后，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他本来是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接见外宾后和毛说话的，但是这个机会被林彪自己放弃了。
毛的步步紧逼和林彪的软磨硬抗，终於酿成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毛没料到林立果敢於「刺秦王」，这在毛掌权后是第一次。林立果虽有心刺毛，但整个方案如同儿戏，自己又不敢动手，而在他父亲一手导演的崇毛环境下，毛已成为「神」，更找不到几个敢於为林家卖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刺杀。
林立果刺毛是风险极高、孤注一掷的行为，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来，叶群控制林的信息，可是在这个攸关全家性命的大事上，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於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这个险？毛虽步步紧逼，但还没有到命悬一发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临大事有静气」自励，又对中外「政变经」素有研究，难道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袖中，诸如斯大林、铁托、霍查、金日成，还没有哪一个被刺死的先例，几个毛头小夥能有胜算的可能吗？林彪果如此的话，只能说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
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方面，林立衡起了关键的作用。1971年9月1至2日，江西领导人程世清在南昌当面向毛揭发，林立衡几次来江西，通过他的妻子向程转话，要程世清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林立衡说，搞不好要杀头。程世清的这个重要的揭发，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在9月12日，林立衡在北戴河又五次向驻地的8341部队负责人汇报，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
林立衡为甚么会大义灭亲？和其母亲叶群关系长期不好应是主要原因，林立衡虽然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对叶群揽权、长期封锁林彪有很深的不满；加之她生性善良、单纯，不知政治的凶险，也不懂历史，却耍公主脾气，自以为是，尽管受到林彪的影响，林立衡对毛有看法，但还是对毛存有很深的迷信，以为父亲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样。上述种种，促使林立衡作出向中央告发的举动。
从种种迹象看，林彪并没有外逃苏联的准备，南逃广州的方案也不周全，广州方面并无接应计划，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后选择北逃，应是受到妻儿的影响。1971年7月从北京去北戴河后，林彪的心情更加孤寂、灰暗，从现有资料看，他已准备听天由命，任由毛发落。只是当获知林立果刺毛未遂，林彪才知道大祸临头，和毛的关系已无可挽回，而叶群和林立果又不甘坐以待毙，林彪一家才登上「256号专机」北逃苏联。令人费解的是，北京对林立衡的检举报告，先是没有明确回答，以后又要林立衡也上飞机。现在可以肯定，「256号专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与中国方面无关，进一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至今也没公布。
六、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考之中共党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採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
毛的晚年，为了夺回中央一线的权力，实现他对权力的绝对佔有和推行他的激进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民粹主义、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君王南面之术等诸多思想资源和手段，他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官语言」：「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类；另一套是「潜语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给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义，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的权力，林彪虽贵为「接班人」，但形同摆设，和文革前刘少奇的「权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一线虽然不时受到毛的压力和封锁，但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责任，各司其职，在刘、邓、周的领导和协调下，运作还大致正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回到一线后，情况发生巨变，毛大权独揽，以真理的化身，凌驾於党、军队、国家和亿万人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虚设，书记处完全空壳化，未几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决策极端单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办事人员，作为文革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九大所建立的是一个由毛绝对主宰的一元化超强体制。毛对权力极度敏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时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却把林彪树为接班人，其实树林为接班人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暂时过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废之，始终跳不出中国传统上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夺嫡」，「废立」的怪圈。
1949至1950年，林彪等开国将帅一鼓作气把「国民党反动派」赶下了大海，从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统，但同时也使自己在一个超强领袖面前，失去了生存的屏障，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自我转型的任务。初期，林彪闭门读书，以退隐江湖来「全功保身」，但他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无法真正做到像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那样清静无为，而是耐不住寂寞，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跃进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却昧着良心，诬陷忠良，搅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丧失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许多老同志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1959至1966年，毫无原则，窥测上意，逢君之恶，主动迎合，以军队为后盾，给中央一线以巨大压力，把国家的航船拉向危险的方向。
文革中，林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前景的莫测导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间对外界的情况很少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基本不看资料和文件，在1968年夏之后，甚至不愿听讲文件，对外界兴趣寡然，这已不仅仅是为了避祸，也是心理有疾患。作为储君，这种状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当时接班体制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林彪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海外有学者认为，从50年代后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於股掌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过欢笑，有过抑郁，有过趾高气扬，也有过愤懑哀愁，他成长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林彪自身的责任，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违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他对文革的巨大灾难和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尤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作茧自缚，恶果自嚐，在林彪的默许下，夫人擅权明目张胆，特别严重的是，对妻子和儿子有失察之过，终於酿成灭门大祸。
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几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论或解释体系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将其打碎，使其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以坚强意志撑住摇摇欲坠的文革大厦，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难解难分，只能以文革清除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资料说， 1974年秋，他在武汉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对林彪事件作了这样的描述：「树倒，叶落，果掉」（「树」指林彪，「叶」指叶群，「果」指林立果──引者註），「林家完蛋」。毛的这番话既尖利也解气，却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尽。林彪一家固然葬身异国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几十年「一贯正确」的神话经此事件已被打破。据当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的确切消息之后，悲痛莫名，为之大恸。林彪事件对文革的「合法性」的打击是颠覆性的，〈五七一工程记要〉的公开成了催化剂，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毛本人的身体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胜利者。几年后毛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林彪事件则留给国人永恒的教训。
（续前）四、九大是林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毛论功行赏，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安排林的部下黄、吴、叶、李、邱进入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也主要由林的几个部下组成，周恩来、康生还以党的元老的身份在九大发言，表态拥护林的接班人地位。
毛为甚么要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林彪对此是推辞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对新党章草案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去一事，表示「很不安，很不安」。而毛是在江青等人一再坚持下，「考虑了一个晚上」才同意的。显然，毛不会是因为江青的建议，就作出如此重大决定，毛一定有自己的考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无法猜测，但仍有迹可寻：在九大开幕式上，毛故意提名林彪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加以试探，林彪迅即反应，高呼「毛主席当主席」。4月 14日，周恩来在大会发言，称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林彪迅即打断周的讲话，流泪颂毛。然而毛还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人批评中国为「军事官僚体制」的一番话，来曲折表达对林彪的军系力量膨胀的担忧。毛把许世友、陈锡联拉进政治局，还提拔李德生，使之也进入政治局，以图对林彪加以制衡。毛对大军区第一把手的任用极为用心，对这一级军队领导，林没有任何用人权。
九大后，毛开始逐渐压抑林彪的军系势力，手法之一就是对个人崇拜降温，此举直指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林彪。1969年6月，他在武汉多次批评对他个人的形式主义的吹捧，还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四个伟大太讨厌！」。以后，「毛泽东交代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
毛的手法之二是刻意扶植张春桥，以牵制、刺激、打击林彪。九大后（一说是1970年4月底），毛曾带着张春桥等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甚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至此，林彪开始担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将不保。
林彪此时已知道毛有废储之心，却未能避开毛的锋芒，林彪在九大期间的重大失误是让叶群也进入政治局而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在九大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开始飘飘然了，从而暴露出他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一面：1969年10月，林彪将其子林立果在军内搞科技发明的报告上报给毛，得到毛的嘉勉，毛还专门接见了林立果，竟使得林彪忘乎所以，趁势把林立果隆重推出，而他明明知道毛岸英的逝世对毛造成巨大打击，毛仅有的一个儿子身体又非常不好。1970年7月23日，林彪带着林立果前往国防科委一军工厂视察，林彪居中，林立果和黄永胜随侍左右，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众将领尾随其后，接受军队的夹道欢迎。7月31日，林立果又在空军作「讲用」报告，用林彪原先准备九大政治报告的材料作「底料」，从「中国一定要强盛」，讲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大话炎炎，讲了七小时，小册子在军内广为流传，空军上下都在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林彪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励。有资料说，毛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在私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
毛的更大的疑心来自对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的警惕。1969年10月18日，林彪没等毛做指示就通过黄永胜下发了「号令」，第二天，叶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报给毛、周。林彪夫妇在对毛的问题上一向谨慎，这次却百密一疏，铸下大错。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后中苏副外长北京谈判，林彪担心苏联会搞突然袭击，才紧张起来，在苏州的住地搞了几条指示，后被军委办事组的阎仲川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下发全军。毛最喜欢的是林彪不管事，一旦林彪想发号施令了，就不舒服了，毛命汪东兴把林彪报给他的「第一个号令」烧掉。有资料说，当天，消息传回苏州，林彪十分后悔，因为在此之前，他连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不敢做主，都要请示毛，这次竟在毛最敏感的方面自行其事，实属大错。就在这一天，林彪又写了两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一幅给自己，另一幅送给叶群。
在林、江集团围绕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的激烈争斗中，真正的主宰还是毛，最初谁都不知道毛的真实想法，还以为毛是在试探彼等的反应，因为在历史上，毛就用过此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宣布毛将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有资料说，此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不少工农群众痛哭流涕，以为国之将倾。许多群众激动地说，「这样做不对，毛主席不能把我们丢下」，「今后我们听谁的话呀！」「我们不是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了吗？」「毛主席作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就像有个主事人，有依靠似的，因此还是毛主席作主席好」，「主席不作共和国主席我接受不了，这样喊万岁怎么喊？全国人民要求他还当怎么办？」南开大学教授龙吟说：「毛主席做国家主席是每个人的愿望，（他）不光是中国的主席，也是全人类的主席。」更有不少人表示，任何人都没资格取代毛主席的国家主席一职，「除了他（指毛主席），谁也当不了」，「共和国主席权力很大，如果毛主席不当，别人当会不会出问题？」毛虽卸去国家主席一职，却充分享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所以1970年他才会质问向他劝进的林彪等：「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而在1958至1959年，只有极个别人才能看出毛的心机，厦门一个幼儿园老师说，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测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江苏省民建副主委刘国钧「对人耳语」说：「将来弄一个人作牌位，应付应付，交往交往，实际还是毛主席当家。」渖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郭承权说：「因为党权高於一切，大权仍在他手里，他一个人说了算，连周总理还得非常谨慎。」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王敏生更提出：「今后政府主席是不是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修改宪法。」是故，当毛在1970年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时，林彪、周恩来、康生等纷纷陈言，恳请毛担任国家主席。
然而，这次毛不愿当国家主席仍然是真心的，而且因为1959年后的「一国二公」给他的刺激太深，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结束时，中央就通令全国，将所有人民团体的「主席」一职，全部改为「主任」。到了1970年，十一年前王敏生讲的话果真应验，现在毛主张乾脆废了「国家主席」的建制。
林彪为甚么主张设国家主席？首先，林彪以「劝进」回答毛的试探；其次，林彪的身体绝不允许他担任此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向毛要一个名份，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林彪有很大的影响。在文革前至1969年，林彪给「兄弟国家」建军节致贺电时，都是署「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从1970年起，就改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此一细节，正说明他对名份的重视：林彪除了国防部长一职，都是副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而「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都是描述性语言，连虚衔都谈不上。这一次林彪想要一个代表国家名器的正职，虽说国家主席一职只是一个名誉和礼仪的象徵，但是担任此职至少可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林彪等人的坚持，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被毛一眼看穿。
关於「天才论」和「三个副词」的争论，也是在捧毛的名目下，林彪集团向江青集团的较量。林系军人对江青文人集团的骄横长期忍耐，林彪等知道江青对毛有巨大的影响力，多年来敷衍江青，有时也吹捧几句，但很有分寸，叶群则加以升温，大捧江青。林系军人对老干部的下场也有兔死狐悲的感受，都使得他们对江青集团不满，林系军人在庐山上向张春桥挑战就是逼毛在军方和江青集团之间表态，毛在两天内经过权衡，认定林要「抢班夺权」，陆续採取措施，打击林系的势力：
（一）抛出陈伯达。陈伯达跟随毛几十年，是毛思想和毛意识形态学的主要构建者，在毛发动文革的1966年，陈伯达不留退路，无保留支持毛，又给江青做挡箭牌，但到了1969年后，毛对陈的不满已很深，陈伯达因多次受江青的羞辱，开始向林彪靠拢，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又不合毛的想法，加之这次陈伯达在庐山上跳出来，为林系打先锋，毛通过打陈伯达，警告林彪。
（二）开展「批陈整风」。毛在没等到林彪的「表态」后，於1970年12月，毛指示召开「华北座谈会」，明批陈伯达，实打林彪，迟迟不让黄、吴、叶、李、邱「过关」，毛还特别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毛又针对军队，发起「反骄破满」运动，提出「军队要谨慎」，批评林彪提倡的「讲用」，「突出政治」是「搞花架子」，矛头直指林彪。
（三）「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改组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逼林彪检讨。
（四）1971年5月31日，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体党员口头传达经毛审阅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记要〉，让人民知道，毛对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感到讨嫌。
（五）兵不厌诈，1971年6月9日，江青为林彪拍照片《孜孜不倦》，照片在1971年《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发表后，起到了麻痹林彪的重要作用，林立果对亲信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
（六）1971年8月15日，毛开始南巡「打招呼」，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削弱林彪的地位，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但此时，毛还没有最后下定彻底倒林的决心。
五、毛、林矛盾激化导致「九一三事件」
毛的「领导学」一向成功，过去毛统御有方，其党内对手无不应声倒地，束手待毙，唯有这一次受挫，毛遇到了真正的难题：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一直受到他重用和提拔的林彪就是不愿低下他那高贵的头。
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
在中共领袖层中，林彪是非常具有个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简朴，性格孤傲，多年来离群索居。对於林彪的个性，曾经和林彪有过近距离接触，在1949至1950年担任四野新华总分社干部，以后逃往台湾，创办《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如下评语：「林彪是一个有强烈领袖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林彪战场上的老对手，台湾的国民党军方在1968年刊印的一本有关林彪的内部读物中，除了引述了刘绍唐的上述观点外，还认为林彪「待人谦虚，生活简单规律，心思细密，虑事周详」，「极富野心而深藏不露」。应该说，刘绍唐和国民党军方对林彪个性的观察基本是准确的。
「个人英雄主义者」和「深藏不露」本来是互相矛盾的，但这两点确实都是林彪个性的最重要的特徵。过去，林彪能将这两者统一起来，就是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也是如此。有资料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一度想给毛写封信，还让秘书代为起草过，据说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又有说法，林的这封信不是检讨，而是和毛谈条件的，其主要内容是，他和毛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巩固文革的成果，「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拦住没让发出。林彪想给毛写信，被叶群所阻这件事，毛居然也知道。由於林彪的检讨迟迟未发出，这就使得他和毛的关系更趋紧张。1971年3月底，周恩来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可也在和周等的谈话中，委婉地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是个「炮筒子」，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希望以这种口头检查应付毛的压力，而不愿在更大的范围内再做甚么检查。毛对林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就拿「四大金刚」出气，林也就放弃了检查的念头。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
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违背了他自己多年「韬晦」所奉行的应对毛的基本策略。70年代初，林彪在学范蠡和学曹操之间犹疑徘徊，此时林彪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愈来愈差，虽然时有心灰意冷，但已骑虎难下，他虽以曹操「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来激励自己，然而，林彪从骨子里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虽历经长年的韬晦，仍然本性难改。在演出了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拂袖而去的一幕后，林彪又后悔了，在是否面见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一方面，乞求能见毛一面，甚至走江青的门路，但被毛推託；另一方面，机会到来时，又犯「个人英雄主义」。1971年6月3日，毛指令林彪陪同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林先推辞不去，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是几分钟后，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他本来是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接见外宾后和毛说话的，但是这个机会被林彪自己放弃了。
毛的步步紧逼和林彪的软磨硬抗，终於酿成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毛没料到林立果敢於「刺秦王」，这在毛掌权后是第一次。林立果虽有心刺毛，但整个方案如同儿戏，自己又不敢动手，而在他父亲一手导演的崇毛环境下，毛已成为「神」，更找不到几个敢於为林家卖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刺杀。
林立果刺毛是风险极高、孤注一掷的行为，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来，叶群控制林的信息，可是在这个攸关全家性命的大事上，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於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这个险？毛虽步步紧逼，但还没有到命悬一发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临大事有静气」自励，又对中外「政变经」素有研究，难道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袖中，诸如斯大林、铁托、霍查、金日成，还没有哪一个被刺死的先例，几个毛头小夥能有胜算的可能吗？林彪果如此的话，只能说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
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方面，林立衡起了关键的作用。1971年9月1至2日，江西领导人程世清在南昌当面向毛揭发，林立衡几次来江西，通过他的妻子向程转话，要程世清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林立衡说，搞不好要杀头。程世清的这个重要的揭发，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在9月12日，林立衡在北戴河又五次向驻地的8341部队负责人汇报，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
林立衡为甚么会大义灭亲？和其母亲叶群关系长期不好应是主要原因，林立衡虽然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对叶群揽权、长期封锁林彪有很深的不满；加之她生性善良、单纯，不知政治的凶险，也不懂历史，却耍公主脾气，自以为是，尽管受到林彪的影响，林立衡对毛有看法，但还是对毛存有很深的迷信，以为父亲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样。上述种种，促使林立衡作出向中央告发的举动。
从种种迹象看，林彪并没有外逃苏联的准备，南逃广州的方案也不周全，广州方面并无接应计划，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后选择北逃，应是受到妻儿的影响。1971年7月从北京去北戴河后，林彪的心情更加孤寂、灰暗，从现有资料看，他已准备听天由命，任由毛发落。只是当获知林立果刺毛未遂，林彪才知道大祸临头，和毛的关系已无可挽回，而叶群和林立果又不甘坐以待毙，林彪一家才登上「256号专机」北逃苏联。令人费解的是，北京对林立衡的检举报告，先是没有明确回答，以后又要林立衡也上飞机。现在可以肯定，「256号专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与中国方面无关，进一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至今也没公布。
六、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考之中共党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採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
毛的晚年，为了夺回中央一线的权力，实现他对权力的绝对佔有和推行他的激进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民粹主义、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君王南面之术等诸多思想资源和手段，他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官语言」：「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类；另一套是「潜语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给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义，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的权力，林彪虽贵为「接班人」，但形同摆设，和文革前刘少奇的「权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一线虽然不时受到毛的压力和封锁，但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责任，各司其职，在刘、邓、周的领导和协调下，运作还大致正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回到一线后，情况发生巨变，毛大权独揽，以真理的化身，凌驾於党、军队、国家和亿万人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虚设，书记处完全空壳化，未几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决策极端单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办事人员，作为文革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九大所建立的是一个由毛绝对主宰的一元化超强体制。毛对权力极度敏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时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却把林彪树为接班人，其实树林为接班人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暂时过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废之，始终跳不出中国传统上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夺嫡」，「废立」的怪圈。
1949至1950年，林彪等开国将帅一鼓作气把「国民党反动派」赶下了大海，从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统，但同时也使自己在一个超强领袖面前，失去了生存的屏障，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自我转型的任务。初期，林彪闭门读书，以退隐江湖来「全功保身」，但他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无法真正做到像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那样清静无为，而是耐不住寂寞，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跃进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却昧着良心，诬陷忠良，搅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丧失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许多老同志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1959至1966年，毫无原则，窥测上意，逢君之恶，主动迎合，以军队为后盾，给中央一线以巨大压力，把国家的航船拉向危险的方向。
文革中，林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前景的莫测导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间对外界的情况很少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基本不看资料和文件，在1968年夏之后，甚至不愿听讲文件，对外界兴趣寡然，这已不仅仅是为了避祸，也是心理有疾患。作为储君，这种状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当时接班体制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林彪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海外有学者认为，从50年代后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於股掌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过欢笑，有过抑郁，有过趾高气扬，也有过愤懑哀愁，他成长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林彪自身的责任，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违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他对文革的巨大灾难和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尤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作茧自缚，恶果自嚐，在林彪的默许下，夫人擅权明目张胆，特别严重的是，对妻子和儿子有失察之过，终於酿成灭门大祸。
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几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论或解释体系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将其打碎，使其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以坚强意志撑住摇摇欲坠的文革大厦，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难解难分，只能以文革清除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资料说， 1974年秋，他在武汉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对林彪事件作了这样的描述：「树倒，叶落，果掉」（「树」指林彪，「叶」指叶群，「果」指林立果──引者註），「林家完蛋」。毛的这番话既尖利也解气，却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尽。林彪一家固然葬身异国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几十年「一贯正确」的神话经此事件已被打破。据当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的确切消息之后，悲痛莫名，为之大恸。林彪事件对文革的「合法性」的打击是颠覆性的，〈五七一工程记要〉的公开成了催化剂，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毛本人的身体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胜利者。几年后毛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林彪事件则留给国人永恒的教训。
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再考察（上）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54/n-27554.html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震惊中外，中国政府不久就发布了〈1971〉57号文件等一些相关材料，对此事件加以解释，但是基本的档案至今仍未开放，而多年来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事件抱有强烈的研究兴趣，近年来更有一些反思性文章问世，当年和林彪事件有涉的一些相关人员及其家属，也以不同形式披露了若干口述材料。.这些文章和资料的共同特点是：修正了官方对「九一三事件」的解释框架，对该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其中有些文章对林彪抱有强烈的同情。对此现象可以理解，因为当年下发的官方材料，「四人帮」曾经参与其事，其基本结论在1979年后仍旧维持了下来，若干论断确实有疑点。本文的看法是：历史研究强调客观公正，研究者对当年涉案人员亲属的材料要有分析和鑑别；对林彪事件需从一个纵深的角度来观察，尤其应考察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50年代后国家发展的方向等问题。
一、林彪出山是完全被逼的吗？
文革之初，毛选中林彪做他的「接班人」是和废黜刘少奇同步进行的。刘少奇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第一号人选，1970年12月18日，毛对斯诺（EdgarSnow）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从那以后，毛採取「剥笋政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刘封锁消息。1965 年国庆节后，毛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至此毛对刘少奇已下定废黜的决心。1966年3至4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在返回昆明后接到通知，於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毛临时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等待他的已是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历时二十三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与会的中央主要领导：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都在发言中高调赞颂林彪。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7月8日，毛在武汉给江青写信，挑明他发动文革的意图；所有这些都表明，刘下台已是时间问题。
邓小平原先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主要成员，毛多年来大力重用邓，1954年，邓先为中央秘书长，后为总书记，本意是制约刘少奇。毛没料到，到60年代初，邓和刘走到了一起。1966年6、7月，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邓又和刘一致，毛有了放弃邓的想法。
在排斥了刘、邓后，毛出於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考量，将林彪推到了前台。毛发动文革，打掉中央一线，离不开军队做后盾。在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期，林彪都站在毛一边，几十年来，林彪对毛的意图充分领会，又旗帜鲜明，敢於担当。林彪在军内有很高的威望，却身体不好，一方面，毛鼓励林彪振奋精神，保养身体，另一方面，由林彪代管军队，毛也放心。
毛要拉林彪出山，取代刘少奇，在党内，特别是在军内，都不存在反对的意见。建国后，毛为了稳定大局，长期採取的是压抑军功阶层，支持、重用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文职官僚的策略。在高岗事件后，军队将领归顺党机关的格局已完全确定，但是军队将领对刘少奇、彭真等的不满并没有彻底消除，而是潜伏了下来。随着 60年代初以来毛对刘不满的加剧，毛重新启用军功阶层作为平衡刘的力量。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发表的那篇有名的为毛保驾护航的发言，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反感，相反，一些高干认为林彪的发言「挺身而出，讲排除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到了文革前夕，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历史上中共长期又是党军一体的传统，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出山已是顺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能够得到军队系统的支持和拥护。
林彪是为毛打天下出力最多的军事统帅之一，又是一位寡言少语，深有韬略的军人政治家。林彪於1942年2月8日从苏联回到延安，从该年底至次年7月，奉毛命去重庆，参加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谈判，1943年10月13日，代表毛在西安和蒋介石再次见面。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只是捧毛，没有整人，中共七大选举中委时，名列第七名。在40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中，林彪率领的「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立下旷世功劳。林彪在「四野」享有极高的威望，「四野」有军歌：《我们是林彪的战士》。南下期间和建国初，林彪先后被任命为华中局、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南军区司令员，党、政、军一把抓，统辖河南、两湖、两广、江西六省，是名副其实的「中南王」，其地位大大超过同级的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等人。
50年代初，林彪从公众生活消失，与他不去朝鲜领兵，身体不好有关。1950年10月18日，林彪在苏联曾和周恩来说，中央有需要，他随时回国。建国后，林彪除了50年代初为出兵朝鲜，争取苏援和周恩来一同去过苏联，并在索契疗养一年，一直没有出国访问。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林彪恪守分际，未逾越自己的角色界限，就党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故而在党内，林彪的口碑也很好。
林彪长期追随毛，对毛的作风、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建国后，他对毛既有尊崇的一面，又极担心功高震主，对毛早有提防。由於林彪对毛抱有双重心理，他在50年代的活动也就存在着「两面性」。50年代初，他熟读《黄石公三略》，深知「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班师之日，存亡之阶」的道理，为避免重蹈古之韩信之覆辙，「全功保身」，主动隐退。他在笔记中写道：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林彪因政治和身体的原因长期休养，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来往，也包括毛泽东。
但是，林彪又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1953年大区撤销，对他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名在陈云之后，彭德怀之前。1955年4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一道进入政治局，中央仍然没有具体安排林彪的工作。
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政治欲望。此时彭德怀虽然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是以林代彭的布局已公开化了。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更知道毛此举是要用他来平衡刘、周。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忠心邀宠，在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破题定调，既打刘伯承，又捧毛。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庐山，就有力助毛，批彭德怀的调子最高，骂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在其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下令当场扣押为彭德怀辩诬的锺伟将军，并发表文章，不指名尖锐批判彭德怀和捧毛。
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正值全国性饥荒蔓延，毛的威望开始下滑之际，他在1960年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口号，在全军发起「学毛著」，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向毛献上忠心。1961年9月23日，毛在武汉和英国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元帅谈话，明确表示，他死后，刘少奇是接班人。毛向蒙哥马利放话，是事先有准备的一项精心安排，重点是面向国内高层，其目的是为了平稳渡过当时他所面临的难关。蒙哥马利回国后把毛的这番话公开出来，外交部把蒙哥马利的有关叙述专发一个简报，发至地、师级，使林彪很受挫折。但是林彪并没有消沉下去，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别出心裁，说了一番和大会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话，深获毛的赏识。在毛的威信受损的困难时期，林彪为毛保驾护航，立下第一等的功劳。其后林彪因布署调兵东南防范蒋介石「反攻大陆」，身体累倒了，军委日常工作被毛转给贺龙代管，林彪又不出面了。他亲笔提醒自己：「千万记住」，对於对手的侮辱，应「视若无睹，置之不理」，「勿上敌箝制队，游击队的当」，更警戒自己要吸取彭德怀的教训：「庐山之彭世上之彭甚多，岂可为了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14在这之后的几年，林彪捧毛更加花样翻新：「突出政治」，「活学活用」，1964年5月，在军队率先发行《毛主席语录》等等，造成崇毛的巨大的社会氛围，使毛错而有理，更加霸道，给中央一线造成巨大的压力。
林彪是不是完全无保留地崇毛？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个人品质。林彪批评毛「搞权术」，「言行相反（言论前后相左，如内矛）」（指毛〈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讲话稿和发表稿的区别），「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对叶群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一号」指毛）和斯（大林）」，还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林彪并且指责毛对赫鲁晓夫「骂绝了（穿睡衣臭骂）」，「对（王）明斗绝了」，但是所有这些言论只限於在家里和老婆表达。
林彪对毛虽有意见，但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为甚么要这样？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来，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线，毛的权势都是不可撼动的，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层楼，只有紧跟「毛线」，同时也要隐匿锋芒，减少毛的猜疑心。早在60年代初，林彪就提醒自己，对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叶群记录的林彪的一次谈话说道：「万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离开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条万条中的第一条」。「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於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宁），蒋（介石）之於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的笔记还写道：「何为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还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在大连休养，是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并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才在8月6日回到北京。从表面看，林不愿出山，是毛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几年来的行为并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毛泽东就作揖，託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应该说，毛的眼力是准确的。
在毛为发动文革的先期准备中，争取林彪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毛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在1965年12月打倒了长期忠於他的罗瑞卿，但是，毛抛弃罗瑞卿不单是为了林彪，其中也有他个人的考虑，这就是罗瑞卿在1962年后和刘少奇、邓小平及中央一线走得很近。1965年1月，罗瑞卿被刘少奇主持的三届人大增补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并向罗许诺，如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罗来接林的班，在毛看来，这些都是刘少奇在挖自己的墙角。所以从1965年4月起，毛、林就开始削罗的权。1965年12月1日，毛、林在杭州密谈，很有可能就是对林进行「路线交底」，几天后，12月8日，毛突然下令在上海临时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迅速解决了罗的问题。在这之后，毛马上要林彪作出回报，命江青「请尊神」找林彪，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託」，拉林彪上船。
对於毛发动文革的意图，林彪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为了震慑中央一线，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在「七千人大会」的四年后，林彪又一次面对全党作大报告。林彪在讲话中发展了毛的「修正主义要搞政变」的看法，使全党大受惊吓，达到了「丘八吓秀才」的目的，却未料到毛对他的讲话竟然还有一些保留，毛通过周恩来把给江青的信转给林彪看。为毛说话却被批评，林彪的一片「忠心」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才有婉拒出山的反应，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毛的命令。
可是，毛对林彪还是不完全放心，1966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叫林彪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范晔传〉，以古史对林彪加以告戒。郭嘉为曹操的谋臣，助曹操破袁绍有大功，随曹操征战多年，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八岁。范晔，南朝宋国人，《后汉书》作者。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为宋。范晔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等职，由於性格骄慢，经常被贬官。由於刘裕弟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而受到宋文帝猜忌。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放刘义康的亲信十余人，并贬刘义康为江州刺史。刘义康不甘失败，多方拉拢范晔，使其最终入夥。是年十一月，造反事发，有人告密宋文帝，称范晔是政变主谋，於是，范晔於元嘉二十三年（446年）以谋反罪名被满门抄斩，时年四十八岁.
毛要林彪学郭嘉，一心事主，又用范晔最后参与谋反，被满门抄斩的历史来警告林彪。从这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他以范晔为例，直言不讳地警告林彪，皇帝多疑，汝要谨慎从事，否则下场不好，还要祸延子孙！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关键.
二、林彪在1966至1969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林彪被毛钦定为接班人，在中央核心层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周恩来：60年代初，当刘、邓一致抵制林彪对毛的过份宣传时，周站在了刘、邓的一边。1960年3月24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首先提出：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邓小平第二个发言：一定要使我们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第三个发言，对刘、邓加以呼应，批评当时报刊对毛思想的宣传：一个（是把马列和毛思想）对立起来，还有一个（是把毛思想）庸俗起来了，（把）甚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但是到了1965年，中央的情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周已看出林彪正在上升的政治前景，在该年下半年代表毛和王稼祥打招呼，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发言，讚颂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又称讚：「1962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周对林的接班人地位表示积极拥戴。
邓小平：对林彪一向抱有看法，他看得很清楚，真正淡泊的人绝不会像林彪这样工於心计（狂热捧毛），出手狠辣（对彭德怀，对罗瑞卿），所以对林并无好感。邓也不赞成对林彪战功的过份宣传，但是到了1966年上半年，邓也注意调整和林的关系。彭真倒台后，邓向中央推荐陶铸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其中考量之一，就是陶铸曾是林彪在东北四野的部下。
刘少奇：长久就知道林彪在毛心目中的重量，在林彪升任副主席后，很少得罪林，在1959年9月9日军委扩大会议上，刘说他「要搞林彪的个人崇拜」。60年代初，鑑於林彪对毛的过份吹捧，曾一度领头压抑林彪对毛的个人崇拜，但是到了1963至1966年初，刘少奇对林已无可奈何。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一面做自我批评，一面捧林，以后又批彭真、罗瑞卿反林彪，以此向毛、林示好，殊不知这一切都不能挽回自己即将倒台的命运.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号，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林彪做毛的接班人。
朱德：长期受林彪羞辱，在1966年5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受到批判，已完全没有发言权。
陶铸：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取代了彭真成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以自己和林彪的历史上的渊源，捧林，来北京后，受到林彪接见，这对林彪是极罕见的。
陈伯达、康生、江青：直接从毛处领命，全力捧林。
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刘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对手就是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以全票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国共产党联络等工作，江青和林彪联手，向毛进言重排座次，把邓排在第六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还以「接班人」的身份，讲了一番话，打击邓的威信，邓小平只能在会议期间把工作移交给康生后下台。
林彪上台后最初的几次讲话，8月9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8月10日和13日关於「罢官」问题的讲话，其性质都是支持文革的动员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直接主事，原意「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林彪在主持过几次会议后，从8月24日，就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又做了「甩手掌柜」，除了身体不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毛早做了制约：叶剑英年初就做了军委秘书长，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拔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进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湾住地原先是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警卫，但是在十一中全会后，加派由汪东兴直接指挥的8341部队，由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参谋长亲自坐镇，由两个单位共同警卫林彪的住所。於是，林彪万事没有自己意见，主动交权，一切都听毛的。
毛完全回到一线，他又是怎么驾驶文革这艘大船，领导国家的呢？
（一）大权独揽，是最高或唯一的决策者，林彪、周恩来、江青等都是执行者。
（二）逐渐冻结中央日常领导机构，成立两个班子：1966年5月成立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只是给江青打掩护，大权都在江青手中，这是为日后取代中央书记处预做准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书记处已名存实亡，陶铸作为常务书记，只是名义，书记处已不开会。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从毛处领旨，具体出面指导全国文革；由周恩来领导中央日常工作班子，包括暂未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由周具体遵旨办事，管理国家经济运转.以后毛又命由周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议」，叶群代表林彪参加，处理重要的军国大事。
（三）由林彪领导的军队保驾护航，但一切重大行动都由毛安排，或由毛委託周恩来居间协调。
（四）由毛本人亲自，并通过江青独掌意识形态宣传系统，对全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鼓动和对全国形势进行调控。
在这一阶段的文革过程中，林彪的名声极大，对林彪的宣传铺天盖地，军队系统尤甚，在还没有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人事机构改组的8月12日，《解放军报》就发表社论，宣称：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9月初，全军又就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周年，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如此等等，既是林彪为自己造势，也是毛、江青的一个策略，这就是拉住林彪，为文革添柴加火，引导全国军民相信林彪大权在握，其实林彪虽有「副统帅」的名义，但他的角色并不突出。
林彪拥护毛的一切决策，「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毛主席划圈我划圈」，对江青也不时示好。林彪从外地回京，甚至有过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湾，而是前去钓鱼台看望江青的事例。林彪对叶群捧江青也不加制止，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纾贵，给毛的信也先给江青的亲信戚本禹看，徵求他的意见 。但是，林彪还是利用文革的机会报复仇人和清除异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异己。
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原是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拔的重要领导干部，建国后毛对陆也基本信任。50年代后期以来，陆在对知识份子问题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赏，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
林彪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绝不容忍。1953年3月，傅连暲医生曾奉毛的命令为林彪检查过身体，引起林的疑心，文革初，傅连暲即遭迫害。毛知道傅是好人，而且在1934年在江西于都曾经救过毛的命，於1966年9月3日下旨救傅：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由於毛救傅的旨意并不坚决，在回覆傅的求救信中，更对傅有所指责：「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1969年2月29日，傅连暲还是被叶群、邱会作整死。
林彪在军队中最不放心的是贺龙，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老帅中，朱德已垂垂老矣，没有任何威胁；刘伯承双目几近失明；陈毅，在军中没有甚么人马，而且有历史上反毛的事，自有毛来收拾他；徐向前，几十年谨小慎微；聂荣臻，只是管国防科技，离权力中心很远；叶剑英，更没「山头」和人马；老帅中只有贺龙实力雄厚，在军中有较深的人脉资源，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60年代初中期曾奉毛命，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罗瑞卿也关系密切。於是林彪夫妇在刚出山的1966年7至8月，就策划诬陷贺龙。毛对贺龙原是信任的，但以后也渐起疑心：1964年11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莫斯科对贺龙策反，贺龙在当时虽表现了对毛的忠诚，毛还是难打消疑虑：苏联人为甚么会对贺龙策反？毛就改变了对贺的态度，同意打倒贺龙，林彪趁此机会，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毛听之任之。
但是，林彪对毛批刘少奇的绝情，私下抱有看法。60年代初，林彪很佩服刘少奇、彭真治党的一套，曾亲笔写下，在管理干部方面，要「学刘彭的做法」.在1962年1月23日准备「七千人大会」报告时，林彪提醒自己，「讲时应照顾听众利益，及大首脑（一号、干部辛苦、各脑、周）利益，分别拉之」.在1月29日作报告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在文革中，林彪对刘少奇的态度，基本上是顺着毛和江青的态度走。1966年8月14日，林彪将一份诬告刘少奇的信转给江青，「并请酌转主席阅」。1968年9月29日，林彪又在刘少奇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上亲笔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但是据给叶群讲书的官伟勳说，林彪私底下对其女儿林立衡说：「刘少奇在论事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邓都是好同志，拿掉他们没有道理。」林彪的秘书张云生也回忆，1967年7月，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要揪出刘少奇，林彪在听秘书讲文件时脱口而出：刘少奇是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就是反党。
林彪对陶铸被打倒无能为力，陶铸被打倒后给林一信，林见信后「默默无语」，叶群命秘书把信赶快烧掉。
对彭德怀也没有特别加以打击，揪彭和打彭是由江青亲自指挥的。
对刘伯承没有加以迫害。
对徐向前、陈毅，看毛的眼色，在毛反击「二月逆流」和武汉「七二○事件」后，林彪对这两人，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但在1967年冬，林彪又对杨成武说：徐向前没有野心。
对朱德，林彪虽然多次在中央的会议上羞辱朱德，但在私下，据朱德女儿所述，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直到他叛逃的前一星期，「还常常登门拜访」朱德.
对周恩来，基本不妨碍，一般情况下，也尊重周的意见，支持周的工作，在文革中和周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1967年3月，为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周因直接报毛而没报林彪，受到江青、康生、叶群的指责，毛同意军内事应先报林彪，再报毛，为此周还亲自向林彪写检讨，表示「今后决不再犯」，林接信后颇为感动，当即叫秘书写信给周致谢，后被叶群拦下，改以电话问候。
对康生：知道康生的厉害，敬而远之。
林彪对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过架，但林彪区分不同情况，除对极少数亲信伸出援手（只救过邱会作），其他一概不管。
林深居简出，除了随毛露面，很少有接见军队人员的行动，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很少过问」，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很少接触.
林彪对「永远健康」的祝辞也非常害怕。1967年6月16日，林与毛一起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毛看到舞台的演员在齐声祝祷「万寿无疆」时，对身边的林彪开玩笑说，下一个要轮到你了（指文革时期的例行套语，在祝毛「万寿无疆」后，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就这么一句话，让林彪大为警惕，当晚回家，书写「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下令「林办」人员夜间上街刷去所有祝林彪「永远健康」的标语，并连夜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全国制止对「永远健康」的宣传。
可是当机会到来时，林彪也迅速出手，这是他的一贯特点.1967年3月20日，林彪想揪「军内走资派」，「带枪的刘邓路线」，毛权衡后加以制止，林退缩回去了。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爆发，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先是主持了中央文革碰头会，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林彪本来没准备参加中央文革预定在7月25日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向中央文革小组表示自己要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群众大会，於是，林彪第一次成为主角登上天安门。7月下旬，林彪主动接见文革小组几位成员，说「寄希望於小将」，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8月1日，《红旗》为纪念「八一」的第十二期，果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武汉事件和林彪在7月20日以后的行为引发全国性的「反军」高潮，各地执掌军政大权的非林系的军队大员，如许世友等，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林彪的「活跃」引起毛的高度警惕。毛在上海，当着随行的杨成武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面，对祝林彪身体「永远健康」和「四个伟大」的提法表示不满，又对杨成武谈起长征途中林彪要毛下台的旧事。毛要杨速回北京，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老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由杨成武在招待会致词50。毛的这些举动，一下把林彪打缩回去了。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来了个「大撒手」。8月25日，为了稳定大局，毛下令抛出王力、关锋等，又一次要杨成武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周认为不妥，要杨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此时，倒刘大局还没有最后完成，毛只是要敲打林彪一下，并没有「换马」之意，9月24 日，他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之后，毛又有一系列安抚林彪的动作，1967年11月25日，毛作出批示，拒绝了林彪提出的删去对他评价太高的词语，表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1968年3月，又来机会了，江青要打倒杨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击「杨、余、傅」，因杨成武、余立金都向他封锁毛在上海的讲话，而毛也有考虑，杨成武「四面讨好」，傅崇碧跟周恩来较紧，余立金不重要，毛就支持了林彪。1969年4月，九大期间，属於林彪系的温玉成突然被林废黜，毛也接受了。这是毛对林彪的最后一次给予。
1966至1968年，几乎军队的所有决策均须事先报钓鱼台，得毛和江青同意后，才能推行，林彪的讲话，也得由钓鱼台事先审查，军委办事组人员的组成，也是毛亲定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来自於毛，但是当毛需要林彪的时候，也会适当满足林彪的要求，这几年的情况，大致如此。毛依靠军队，稳住了大局，又以军队为中心，重新建党，恢复了秩序。
三、叶群扮演的重要角色
考察50年代后的林彪，不能忽略其妻叶群在林彪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叶群是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众多革命女性中的一员，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担任组教科长，1942年林彪从苏联返延安后和叶群结婚。林彪奉毛命去重庆期间，叶群在抢救运动中被整，在受审查时间，曾「往洗脸盆里大小便」，从此紧紧抱住林彪这棵大树，在建国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安全渡过。叶群性格外向，懂俄文，有文化，好读书，悟性很高，在50年代，叶群陪伴丈夫一同韬晦十年，夫妇双修「宫廷学」，一直督促林彪捧毛。
叶群和江青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野心，有文化，叶群本来比江青有「人情味」，对下属和「林办」工作人员的态度也较好，但自文革介入高层政治后，也变得和江青一样，作风专横，都是满嘴意识形态大话，又有农民革命「女寨主」的派头.江青自称「老娘」，叶群自称「姑奶奶」。和江青的不同点是：江青不能当毛的家，只是毛的工具；叶群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当林彪的家。叶群虽然经常受林彪的训斥，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对林彪有怨气，但共同的利益已把她和林彪紧紧捆绑在一起。林彪在赋闲的十年，已习惯於依赖叶群，也从多年的经历中相信了叶群判断能力的准确性。林彪身体不好，精神倦怠，需要叶群打理内外事务。
文革中叶群基本以林彪代表的身份出现在重大场合，而实际她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
（一）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
（二）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督促林彪捧毛捧江青。
（三）代表林彪，指导军中有关重要的人事事务，是军委办事组的「女当家」。
毛在文革初期对军队的领导机构做了精心的布局，1966年初，毛命令叶剑英取代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担任此职一直到1967年3月。此时发生全国夺权、军队「支左」及「二月逆流」，军委机构名存实亡，由各大军区各自为政，北京只有一个由杨成武的总参的班子负责备战工作。1967年夏，毛去南方，江青、林彪、叶群建议成立「军委看守小组」，8月7日经毛批准，确定吴法宪为组长，而叶群实际上是「军委看守小组」的灵魂人物。9月23日，毛回到北京，提名杨成武参加「看守小组」，改名为「军委办事组」，由杨任组长。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爆发，「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负责，叶群等为成员，叶群几乎不参加办事组的会议，但在其中仍起关键作用。毛了解叶群在军委办事组的角色，叶群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毛的意见。毛对叶群揽权没加以制止，是把叶群当林彪的替身看待的。
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叶群只是军队的一个上校，因为是林彪的妻子，就可以参加军队最高领导机构的工作，这是十分反常的。然而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中的1966至1971年的特殊时期，「高干夫人」深度参与政治，却是常见现象。因为，革命不分性别，而且出於保密的需要，首长夫人被认为政治可靠，於是从江青开始，到省级军政领导人，担任丈夫秘书的夫人比比皆是。由高干夫人担任丈夫的秘书或办公室主任的制度为高干夫人干预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其中分寸，全靠首长掌握。此制度在文革前还是局部现象（王光美一度跃入政治前台是一特例且造成严重后果），有刘、邓、彭真以党纪加以控制，但到了文革时期，特别是在1967初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已失控，军队中大军区级以上的高干夫人参政已非个别现象。毛为甚么不加干预？
可能的原因是：毛让江青出山，委以重任，就不好再批评下属让夫人做办公室主任，林彪身体不好是事实，只能让叶群代林彪参加会议，而叶群善於察言观色，很会说话，使毛对叶群一向不反感，曾被毛称许为「八级泥瓦匠」。而且女性参政是可控的，其性质都是首长的附属物，好坏都拿丈夫是问，或鸡犬升天，或一起下油锅。 （未完待续）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震惊中外，中国政府不久就发布了〈1971〉57号文件等一些相关材料，对此事件加以解释，但是基本的档案至今仍未开放，而多年来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事件抱有强烈的研究兴趣，近年来更有一些反思性文章问世，当年和林彪事件有涉的一些相关人员及其家属，也以不同形式披露了若干口述材料。.这些文章和资料的共同特点是：修正了官方对「九一三事件」的解释框架，对该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其中有些文章对林彪抱有强烈的同情。对此现象可以理解，因为当年下发的官方材料，「四人帮」曾经参与其事，其基本结论在1979年后仍旧维持了下来，若干论断确实有疑点。本文的看法是：历史研究强调客观公正，研究者对当年涉案人员亲属的材料要有分析和鑑别；对林彪事件需从一个纵深的角度来观察，尤其应考察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50年代后国家发展的方向等问题。
一、林彪出山是完全被逼的吗？
文革之初，毛选中林彪做他的「接班人」是和废黜刘少奇同步进行的。刘少奇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第一号人选，1970年12月18日，毛对斯诺（EdgarSnow）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从那以后，毛採取「剥笋政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刘封锁消息。1965 年国庆节后，毛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至此毛对刘少奇已下定废黜的决心。1966年3至4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在返回昆明后接到通知，於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毛临时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等待他的已是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历时二十三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与会的中央主要领导：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都在发言中高调赞颂林彪。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7月8日，毛在武汉给江青写信，挑明他发动文革的意图；所有这些都表明，刘下台已是时间问题。
邓小平原先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主要成员，毛多年来大力重用邓，1954年，邓先为中央秘书长，后为总书记，本意是制约刘少奇。毛没料到，到60年代初，邓和刘走到了一起。1966年6、7月，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邓又和刘一致，毛有了放弃邓的想法。
在排斥了刘、邓后，毛出於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考量，将林彪推到了前台。毛发动文革，打掉中央一线，离不开军队做后盾。在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期，林彪都站在毛一边，几十年来，林彪对毛的意图充分领会，又旗帜鲜明，敢於担当。林彪在军内有很高的威望，却身体不好，一方面，毛鼓励林彪振奋精神，保养身体，另一方面，由林彪代管军队，毛也放心。
毛要拉林彪出山，取代刘少奇，在党内，特别是在军内，都不存在反对的意见。建国后，毛为了稳定大局，长期採取的是压抑军功阶层，支持、重用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文职官僚的策略。在高岗事件后，军队将领归顺党机关的格局已完全确定，但是军队将领对刘少奇、彭真等的不满并没有彻底消除，而是潜伏了下来。随着 60年代初以来毛对刘不满的加剧，毛重新启用军功阶层作为平衡刘的力量。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发表的那篇有名的为毛保驾护航的发言，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反感，相反，一些高干认为林彪的发言「挺身而出，讲排除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到了文革前夕，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历史上中共长期又是党军一体的传统，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出山已是顺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能够得到军队系统的支持和拥护。
林彪是为毛打天下出力最多的军事统帅之一，又是一位寡言少语，深有韬略的军人政治家。林彪於1942年2月8日从苏联回到延安，从该年底至次年7月，奉毛命去重庆，参加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谈判，1943年10月13日，代表毛在西安和蒋介石再次见面。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只是捧毛，没有整人，中共七大选举中委时，名列第七名。在40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中，林彪率领的「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立下旷世功劳。林彪在「四野」享有极高的威望，「四野」有军歌：《我们是林彪的战士》。南下期间和建国初，林彪先后被任命为华中局、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南军区司令员，党、政、军一把抓，统辖河南、两湖、两广、江西六省，是名副其实的「中南王」，其地位大大超过同级的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等人。
50年代初，林彪从公众生活消失，与他不去朝鲜领兵，身体不好有关。1950年10月18日，林彪在苏联曾和周恩来说，中央有需要，他随时回国。建国后，林彪除了50年代初为出兵朝鲜，争取苏援和周恩来一同去过苏联，并在索契疗养一年，一直没有出国访问。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林彪恪守分际，未逾越自己的角色界限，就党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故而在党内，林彪的口碑也很好。
林彪长期追随毛，对毛的作风、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建国后，他对毛既有尊崇的一面，又极担心功高震主，对毛早有提防。由於林彪对毛抱有双重心理，他在50年代的活动也就存在着「两面性」。50年代初，他熟读《黄石公三略》，深知「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班师之日，存亡之阶」的道理，为避免重蹈古之韩信之覆辙，「全功保身」，主动隐退。他在笔记中写道：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林彪因政治和身体的原因长期休养，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来往，也包括毛泽东。
但是，林彪又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1953年大区撤销，对他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名在陈云之后，彭德怀之前。1955年4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一道进入政治局，中央仍然没有具体安排林彪的工作。
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政治欲望。此时彭德怀虽然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是以林代彭的布局已公开化了。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更知道毛此举是要用他来平衡刘、周。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忠心邀宠，在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破题定调，既打刘伯承，又捧毛。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庐山，就有力助毛，批彭德怀的调子最高，骂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在其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下令当场扣押为彭德怀辩诬的锺伟将军，并发表文章，不指名尖锐批判彭德怀和捧毛。
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正值全国性饥荒蔓延，毛的威望开始下滑之际，他在1960年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口号，在全军发起「学毛著」，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向毛献上忠心。1961年9月23日，毛在武汉和英国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元帅谈话，明确表示，他死后，刘少奇是接班人。毛向蒙哥马利放话，是事先有准备的一项精心安排，重点是面向国内高层，其目的是为了平稳渡过当时他所面临的难关。蒙哥马利回国后把毛的这番话公开出来，外交部把蒙哥马利的有关叙述专发一个简报，发至地、师级，使林彪很受挫折。但是林彪并没有消沉下去，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别出心裁，说了一番和大会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话，深获毛的赏识。在毛的威信受损的困难时期，林彪为毛保驾护航，立下第一等的功劳。其后林彪因布署调兵东南防范蒋介石「反攻大陆」，身体累倒了，军委日常工作被毛转给贺龙代管，林彪又不出面了。他亲笔提醒自己：「千万记住」，对於对手的侮辱，应「视若无睹，置之不理」，「勿上敌箝制队，游击队的当」，更警戒自己要吸取彭德怀的教训：「庐山之彭世上之彭甚多，岂可为了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14在这之后的几年，林彪捧毛更加花样翻新：「突出政治」，「活学活用」，1964年5月，在军队率先发行《毛主席语录》等等，造成崇毛的巨大的社会氛围，使毛错而有理，更加霸道，给中央一线造成巨大的压力。
林彪是不是完全无保留地崇毛？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个人品质。林彪批评毛「搞权术」，「言行相反（言论前后相左，如内矛）」（指毛〈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讲话稿和发表稿的区别），「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对叶群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一号」指毛）和斯（大林）」，还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林彪并且指责毛对赫鲁晓夫「骂绝了（穿睡衣臭骂）」，「对（王）明斗绝了」，但是所有这些言论只限於在家里和老婆表达。
林彪对毛虽有意见，但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为甚么要这样？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来，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线，毛的权势都是不可撼动的，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层楼，只有紧跟「毛线」，同时也要隐匿锋芒，减少毛的猜疑心。早在60年代初，林彪就提醒自己，对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叶群记录的林彪的一次谈话说道：「万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离开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条万条中的第一条」。「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於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宁），蒋（介石）之於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的笔记还写道：「何为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还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在大连休养，是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并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才在8月6日回到北京。从表面看，林不愿出山，是毛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几年来的行为并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毛泽东就作揖，託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应该说，毛的眼力是准确的。
在毛为发动文革的先期准备中，争取林彪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毛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在1965年12月打倒了长期忠於他的罗瑞卿，但是，毛抛弃罗瑞卿不单是为了林彪，其中也有他个人的考虑，这就是罗瑞卿在1962年后和刘少奇、邓小平及中央一线走得很近。1965年1月，罗瑞卿被刘少奇主持的三届人大增补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并向罗许诺，如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罗来接林的班，在毛看来，这些都是刘少奇在挖自己的墙角。所以从1965年4月起，毛、林就开始削罗的权。1965年12月1日，毛、林在杭州密谈，很有可能就是对林进行「路线交底」，几天后，12月8日，毛突然下令在上海临时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迅速解决了罗的问题。在这之后，毛马上要林彪作出回报，命江青「请尊神」找林彪，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託」，拉林彪上船。
对於毛发动文革的意图，林彪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为了震慑中央一线，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在「七千人大会」的四年后，林彪又一次面对全党作大报告。林彪在讲话中发展了毛的「修正主义要搞政变」的看法，使全党大受惊吓，达到了「丘八吓秀才」的目的，却未料到毛对他的讲话竟然还有一些保留，毛通过周恩来把给江青的信转给林彪看。为毛说话却被批评，林彪的一片「忠心」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才有婉拒出山的反应，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毛的命令。
可是，毛对林彪还是不完全放心，1966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叫林彪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范晔传〉，以古史对林彪加以告戒。郭嘉为曹操的谋臣，助曹操破袁绍有大功，随曹操征战多年，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八岁。范晔，南朝宋国人，《后汉书》作者。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为宋。范晔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等职，由於性格骄慢，经常被贬官。由於刘裕弟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而受到宋文帝猜忌。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放刘义康的亲信十余人，并贬刘义康为江州刺史。刘义康不甘失败，多方拉拢范晔，使其最终入夥。是年十一月，造反事发，有人告密宋文帝，称范晔是政变主谋，於是，范晔於元嘉二十三年（446年）以谋反罪名被满门抄斩，时年四十八岁.
毛要林彪学郭嘉，一心事主，又用范晔最后参与谋反，被满门抄斩的历史来警告林彪。从这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他以范晔为例，直言不讳地警告林彪，皇帝多疑，汝要谨慎从事，否则下场不好，还要祸延子孙！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关键.
二、林彪在1966至1969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林彪被毛钦定为接班人，在中央核心层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周恩来：60年代初，当刘、邓一致抵制林彪对毛的过份宣传时，周站在了刘、邓的一边。1960年3月24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首先提出：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邓小平第二个发言：一定要使我们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第三个发言，对刘、邓加以呼应，批评当时报刊对毛思想的宣传：一个（是把马列和毛思想）对立起来，还有一个（是把毛思想）庸俗起来了，（把）甚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但是到了1965年，中央的情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周已看出林彪正在上升的政治前景，在该年下半年代表毛和王稼祥打招呼，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发言，讚颂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又称讚：「1962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周对林的接班人地位表示积极拥戴。
邓小平：对林彪一向抱有看法，他看得很清楚，真正淡泊的人绝不会像林彪这样工於心计（狂热捧毛），出手狠辣（对彭德怀，对罗瑞卿），所以对林并无好感。邓也不赞成对林彪战功的过份宣传，但是到了1966年上半年，邓也注意调整和林的关系。彭真倒台后，邓向中央推荐陶铸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其中考量之一，就是陶铸曾是林彪在东北四野的部下。
刘少奇：长久就知道林彪在毛心目中的重量，在林彪升任副主席后，很少得罪林，在1959年9月9日军委扩大会议上，刘说他「要搞林彪的个人崇拜」。60年代初，鑑於林彪对毛的过份吹捧，曾一度领头压抑林彪对毛的个人崇拜，但是到了1963至1966年初，刘少奇对林已无可奈何。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一面做自我批评，一面捧林，以后又批彭真、罗瑞卿反林彪，以此向毛、林示好，殊不知这一切都不能挽回自己即将倒台的命运.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号，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林彪做毛的接班人。
朱德：长期受林彪羞辱，在1966年5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受到批判，已完全没有发言权。
陶铸：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取代了彭真成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以自己和林彪的历史上的渊源，捧林，来北京后，受到林彪接见，这对林彪是极罕见的。
陈伯达、康生、江青：直接从毛处领命，全力捧林。
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刘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对手就是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以全票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国共产党联络等工作，江青和林彪联手，向毛进言重排座次，把邓排在第六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还以「接班人」的身份，讲了一番话，打击邓的威信，邓小平只能在会议期间把工作移交给康生后下台。
林彪上台后最初的几次讲话，8月9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8月10日和13日关於「罢官」问题的讲话，其性质都是支持文革的动员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直接主事，原意「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林彪在主持过几次会议后，从8月24日，就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又做了「甩手掌柜」，除了身体不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毛早做了制约：叶剑英年初就做了军委秘书长，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拔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进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湾住地原先是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警卫，但是在十一中全会后，加派由汪东兴直接指挥的8341部队，由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参谋长亲自坐镇，由两个单位共同警卫林彪的住所。於是，林彪万事没有自己意见，主动交权，一切都听毛的。
毛完全回到一线，他又是怎么驾驶文革这艘大船，领导国家的呢？
（一）大权独揽，是最高或唯一的决策者，林彪、周恩来、江青等都是执行者。
（二）逐渐冻结中央日常领导机构，成立两个班子：1966年5月成立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只是给江青打掩护，大权都在江青手中，这是为日后取代中央书记处预做准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书记处已名存实亡，陶铸作为常务书记，只是名义，书记处已不开会。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从毛处领旨，具体出面指导全国文革；由周恩来领导中央日常工作班子，包括暂未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由周具体遵旨办事，管理国家经济运转.以后毛又命由周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议」，叶群代表林彪参加，处理重要的军国大事。
（三）由林彪领导的军队保驾护航，但一切重大行动都由毛安排，或由毛委託周恩来居间协调。
（四）由毛本人亲自，并通过江青独掌意识形态宣传系统，对全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鼓动和对全国形势进行调控。
在这一阶段的文革过程中，林彪的名声极大，对林彪的宣传铺天盖地，军队系统尤甚，在还没有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人事机构改组的8月12日，《解放军报》就发表社论，宣称：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9月初，全军又就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周年，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如此等等，既是林彪为自己造势，也是毛、江青的一个策略，这就是拉住林彪，为文革添柴加火，引导全国军民相信林彪大权在握，其实林彪虽有「副统帅」的名义，但他的角色并不突出。
林彪拥护毛的一切决策，「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毛主席划圈我划圈」，对江青也不时示好。林彪从外地回京，甚至有过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湾，而是前去钓鱼台看望江青的事例。林彪对叶群捧江青也不加制止，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纾贵，给毛的信也先给江青的亲信戚本禹看，徵求他的意见 。但是，林彪还是利用文革的机会报复仇人和清除异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异己。
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原是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拔的重要领导干部，建国后毛对陆也基本信任。50年代后期以来，陆在对知识份子问题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赏，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
林彪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绝不容忍。1953年3月，傅连暲医生曾奉毛的命令为林彪检查过身体，引起林的疑心，文革初，傅连暲即遭迫害。毛知道傅是好人，而且在1934年在江西于都曾经救过毛的命，於1966年9月3日下旨救傅：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由於毛救傅的旨意并不坚决，在回覆傅的求救信中，更对傅有所指责：「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1969年2月29日，傅连暲还是被叶群、邱会作整死。
林彪在军队中最不放心的是贺龙，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老帅中，朱德已垂垂老矣，没有任何威胁；刘伯承双目几近失明；陈毅，在军中没有甚么人马，而且有历史上反毛的事，自有毛来收拾他；徐向前，几十年谨小慎微；聂荣臻，只是管国防科技，离权力中心很远；叶剑英，更没「山头」和人马；老帅中只有贺龙实力雄厚，在军中有较深的人脉资源，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60年代初中期曾奉毛命，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罗瑞卿也关系密切。於是林彪夫妇在刚出山的1966年7至8月，就策划诬陷贺龙。毛对贺龙原是信任的，但以后也渐起疑心：1964年11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莫斯科对贺龙策反，贺龙在当时虽表现了对毛的忠诚，毛还是难打消疑虑：苏联人为甚么会对贺龙策反？毛就改变了对贺的态度，同意打倒贺龙，林彪趁此机会，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毛听之任之。
但是，林彪对毛批刘少奇的绝情，私下抱有看法。60年代初，林彪很佩服刘少奇、彭真治党的一套，曾亲笔写下，在管理干部方面，要「学刘彭的做法」.在1962年1月23日准备「七千人大会」报告时，林彪提醒自己，「讲时应照顾听众利益，及大首脑（一号、干部辛苦、各脑、周）利益，分别拉之」.在1月29日作报告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在文革中，林彪对刘少奇的态度，基本上是顺着毛和江青的态度走。1966年8月14日，林彪将一份诬告刘少奇的信转给江青，「并请酌转主席阅」。1968年9月29日，林彪又在刘少奇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上亲笔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但是据给叶群讲书的官伟勳说，林彪私底下对其女儿林立衡说：「刘少奇在论事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邓都是好同志，拿掉他们没有道理。」林彪的秘书张云生也回忆，1967年7月，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要揪出刘少奇，林彪在听秘书讲文件时脱口而出：刘少奇是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就是反党。
林彪对陶铸被打倒无能为力，陶铸被打倒后给林一信，林见信后「默默无语」，叶群命秘书把信赶快烧掉。
对彭德怀也没有特别加以打击，揪彭和打彭是由江青亲自指挥的。
对刘伯承没有加以迫害。
对徐向前、陈毅，看毛的眼色，在毛反击「二月逆流」和武汉「七二○事件」后，林彪对这两人，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但在1967年冬，林彪又对杨成武说：徐向前没有野心。
对朱德，林彪虽然多次在中央的会议上羞辱朱德，但在私下，据朱德女儿所述，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直到他叛逃的前一星期，「还常常登门拜访」朱德.
对周恩来，基本不妨碍，一般情况下，也尊重周的意见，支持周的工作，在文革中和周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1967年3月，为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周因直接报毛而没报林彪，受到江青、康生、叶群的指责，毛同意军内事应先报林彪，再报毛，为此周还亲自向林彪写检讨，表示「今后决不再犯」，林接信后颇为感动，当即叫秘书写信给周致谢，后被叶群拦下，改以电话问候。
对康生：知道康生的厉害，敬而远之。
林彪对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过架，但林彪区分不同情况，除对极少数亲信伸出援手（只救过邱会作），其他一概不管。
林深居简出，除了随毛露面，很少有接见军队人员的行动，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很少过问」，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很少接触.
林彪对「永远健康」的祝辞也非常害怕。1967年6月16日，林与毛一起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毛看到舞台的演员在齐声祝祷「万寿无疆」时，对身边的林彪开玩笑说，下一个要轮到你了（指文革时期的例行套语，在祝毛「万寿无疆」后，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就这么一句话，让林彪大为警惕，当晚回家，书写「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下令「林办」人员夜间上街刷去所有祝林彪「永远健康」的标语，并连夜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全国制止对「永远健康」的宣传。
可是当机会到来时，林彪也迅速出手，这是他的一贯特点.1967年3月20日，林彪想揪「军内走资派」，「带枪的刘邓路线」，毛权衡后加以制止，林退缩回去了。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爆发，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先是主持了中央文革碰头会，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林彪本来没准备参加中央文革预定在7月25日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向中央文革小组表示自己要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群众大会，於是，林彪第一次成为主角登上天安门。7月下旬，林彪主动接见文革小组几位成员，说「寄希望於小将」，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8月1日，《红旗》为纪念「八一」的第十二期，果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武汉事件和林彪在7月20日以后的行为引发全国性的「反军」高潮，各地执掌军政大权的非林系的军队大员，如许世友等，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林彪的「活跃」引起毛的高度警惕。毛在上海，当着随行的杨成武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面，对祝林彪身体「永远健康」和「四个伟大」的提法表示不满，又对杨成武谈起长征途中林彪要毛下台的旧事。毛要杨速回北京，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老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由杨成武在招待会致词50。毛的这些举动，一下把林彪打缩回去了。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来了个「大撒手」。8月25日，为了稳定大局，毛下令抛出王力、关锋等，又一次要杨成武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周认为不妥，要杨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此时，倒刘大局还没有最后完成，毛只是要敲打林彪一下，并没有「换马」之意，9月24 日，他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之后，毛又有一系列安抚林彪的动作，1967年11月25日，毛作出批示，拒绝了林彪提出的删去对他评价太高的词语，表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1968年3月，又来机会了，江青要打倒杨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击「杨、余、傅」，因杨成武、余立金都向他封锁毛在上海的讲话，而毛也有考虑，杨成武「四面讨好」，傅崇碧跟周恩来较紧，余立金不重要，毛就支持了林彪。1969年4月，九大期间，属於林彪系的温玉成突然被林废黜，毛也接受了。这是毛对林彪的最后一次给予。
1966至1968年，几乎军队的所有决策均须事先报钓鱼台，得毛和江青同意后，才能推行，林彪的讲话，也得由钓鱼台事先审查，军委办事组人员的组成，也是毛亲定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来自於毛，但是当毛需要林彪的时候，也会适当满足林彪的要求，这几年的情况，大致如此。毛依靠军队，稳住了大局，又以军队为中心，重新建党，恢复了秩序。
三、叶群扮演的重要角色
考察50年代后的林彪，不能忽略其妻叶群在林彪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叶群是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众多革命女性中的一员，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担任组教科长，1942年林彪从苏联返延安后和叶群结婚。林彪奉毛命去重庆期间，叶群在抢救运动中被整，在受审查时间，曾「往洗脸盆里大小便」，从此紧紧抱住林彪这棵大树，在建国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安全渡过。叶群性格外向，懂俄文，有文化，好读书，悟性很高，在50年代，叶群陪伴丈夫一同韬晦十年，夫妇双修「宫廷学」，一直督促林彪捧毛。
叶群和江青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野心，有文化，叶群本来比江青有「人情味」，对下属和「林办」工作人员的态度也较好，但自文革介入高层政治后，也变得和江青一样，作风专横，都是满嘴意识形态大话，又有农民革命「女寨主」的派头.江青自称「老娘」，叶群自称「姑奶奶」。和江青的不同点是：江青不能当毛的家，只是毛的工具；叶群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当林彪的家。叶群虽然经常受林彪的训斥，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对林彪有怨气，但共同的利益已把她和林彪紧紧捆绑在一起。林彪在赋闲的十年，已习惯於依赖叶群，也从多年的经历中相信了叶群判断能力的准确性。林彪身体不好，精神倦怠，需要叶群打理内外事务。
文革中叶群基本以林彪代表的身份出现在重大场合，而实际她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
（一）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
（二）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督促林彪捧毛捧江青。
（三）代表林彪，指导军中有关重要的人事事务，是军委办事组的「女当家」。
毛在文革初期对军队的领导机构做了精心的布局，1966年初，毛命令叶剑英取代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担任此职一直到1967年3月。此时发生全国夺权、军队「支左」及「二月逆流」，军委机构名存实亡，由各大军区各自为政，北京只有一个由杨成武的总参的班子负责备战工作。1967年夏，毛去南方，江青、林彪、叶群建议成立「军委看守小组」，8月7日经毛批准，确定吴法宪为组长，而叶群实际上是「军委看守小组」的灵魂人物。9月23日，毛回到北京，提名杨成武参加「看守小组」，改名为「军委办事组」，由杨任组长。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爆发，「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负责，叶群等为成员，叶群几乎不参加办事组的会议，但在其中仍起关键作用。毛了解叶群在军委办事组的角色，叶群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毛的意见。毛对叶群揽权没加以制止，是把叶群当林彪的替身看待的。
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叶群只是军队的一个上校，因为是林彪的妻子，就可以参加军队最高领导机构的工作，这是十分反常的。然而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中的1966至1971年的特殊时期，「高干夫人」深度参与政治，却是常见现象。因为，革命不分性别，而且出於保密的需要，首长夫人被认为政治可靠，於是从江青开始，到省级军政领导人，担任丈夫秘书的夫人比比皆是。由高干夫人担任丈夫的秘书或办公室主任的制度为高干夫人干预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其中分寸，全靠首长掌握。此制度在文革前还是局部现象（王光美一度跃入政治前台是一特例且造成严重后果），有刘、邓、彭真以党纪加以控制，但到了文革时期，特别是在1967初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已失控，军队中大军区级以上的高干夫人参政已非个别现象。毛为甚么不加干预？
可能的原因是：毛让江青出山，委以重任，就不好再批评下属让夫人做办公室主任，林彪身体不好是事实，只能让叶群代林彪参加会议，而叶群善於察言观色，很会说话，使毛对叶群一向不反感，曾被毛称许为「八级泥瓦匠」。而且女性参政是可控的，其性质都是首长的附属物，好坏都拿丈夫是问，或鸡犬升天，或一起下油锅。 （未完待续）
Friday, April 15, 2011
胡锦涛名用“管理社会” 实用毛泽东思想来阻挡茉莉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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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北非小国突尼斯自下而上爆发了茉莉花民主革命，转瞬之间就席卷了北非和中东的伊斯兰世界，也震撼了一切专制政体。中共胡锦涛政权处于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二年以来最心惊胆颤的日子。2月19日这一天需要记住，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央党校紧急举行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是日上午胡锦涛在开班式上的讲话，是对中央和各省市、军队负责人严防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发生所作的紧急动员和部署。
2月19日当天，北京市和各地公安机关对维权人士、意见领袖和网络人士开始了全国统一的大抓捕行动。次日20日周日，是网络号召十四个城市第一次举行茉莉花集会的日子，十四个城市同时局部戒严。用胡锦涛动员令的语言 “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在中国开始了。
吃着咸菜就把《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封杀了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学期五天，成员几乎都是两会代表，研讨班结束距离两会报到只有一个星期，大员们还要赶回各省市、军区传达落实中央精神，包括向两会代表、委员传达，然后再率领各自的代表团返京参加两会。胡锦涛宣布的原则是：“哪里出事，哪里的领导负责。”可见形势紧迫到何等程度。
中共新闻界一位元老，几年前就重新评价过胡锦涛：“过去把他看错了。以为他平庸、软弱，实际他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是一个极端的毛泽东分子。他能亲自端着冲锋枪走上拉萨街头指挥镇压，说明邓小平没有选错接班人。”
2004年1月，胡锦涛的生活秘书托一位在公安部工作的老乡，给胡家搞些地道的扬州小菜。这位老乡也是做情治工作的，把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调查》放到咸菜坛子上边，一起装进纸箱，交给生活秘书。生活秘书把纸箱原封不动拿到餐厅。刘永清发现了这本书，就看起来。胡锦涛本来是只吃咸菜的，后来看到刘永清得空就抱着这本书，边看还边哭，就问：“你看什么书，看成这样？”他拿过来，翻了翻，转身就给中宣部打了电话，中宣部立刻下令查封了《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和章诒和的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同时被查封的还有社科出版社和工人出版社的70多部图书。后来惊动国内外的“八本书事件”，已经是三年之后的事情，规模也小得多，只不过像章诒和这样的作家不能容忍自己的作品一而再地被封杀，进行了公开表态，才形成轰动事件。
严防颜色革命是胡锦涛一贯的执政纲领
2005年1月广东爆发汕尾事件，胡锦涛2月19日在中央党校发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胡锦涛首次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他对“和谐社会”提出六条标准和十项重要工作，其目的只有四个字：“维护稳定“。
是年，中亚接连发生颜色革命，年中胡锦涛在总结他倡导的，为时一年半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政治局会议上，以《打响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为题，做了一个政治报告，下达三项严控令，一，要严格控制所有媒体，对不听中央指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媒体负责人，一定要换掉，但是刊物、报纸不必停办，不要让外界了解内情。二，对国内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搞维权运动的、法轮功分子、NGO负责人要加大监控和打击力度，“要露头就打，”决不手软，要将维权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特别要切断外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组织基金会向国内提供的各种基金。三，对出版界进行全面清理整顿。胡讲话之后中宣部在北京大兴县召开全国二百多家出版社负责人会议，对五十四家出版社暂缓登记，变相停止营业。还宣称要“刨民营二渠道的祖坟”。
2005年“七一”前夕，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新华社予以全文发表。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提出”稳定是硬任务”。被称为“群体事件”，包括五人以上的上访、请愿、集会、抗议都要被取缔，正式开始了“暴力维稳时代”。
八月，解放军报公布中央军委颁发的《军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补充规定》三十条，明文规定“对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参加危害国家、军队安全活动的，一律开除党。对擅自成立军队条令、条例规定以外的团体、组织，参加宗教、迷信活动、编造或传播、私藏有严重问题的资讯，组织参与或者支持社会上的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串联上访活动的行为，坚决予以严惩。”把人民军队也正式纳入严防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范畴。
胡八条是暴力维稳的全面升级
2005年，官方公布的群体事件上升到8万7千起，到2010年，又增加到27万起。维稳给中国带来巨额代价，今年两会最新公布的政府支出和预算显示，执政的胡锦涛政权是个长期不顾人民的福祉，只是尽一切财力、物力和人力，维护政权稳定的极权政体。去年，中国用于维稳的费用首度超过国防开支。维稳经费增加15.6%，总金额为5490亿元人民币，超过预算6.7%。而同期中国的军费只增加了7.8%，总额为5334亿元人民币。2011年，维稳预算金额为6240亿元，增幅13.8%。首次超过军费预算。而军费预算为6002亿元，增幅12.7%。（军费实际开销另当别论。）
今年茉莉花革命蔓延到中国，胡锦涛在今年2月19日的同一天，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仅从新华社正式公布的八条意见，比较2005年的系列讲话，已经是阻击颜色革命纲领的全面升级，也是暴力维稳的全面升级。主要体现在从防止颜色革命对媒体、出版和维权活动和维权领袖的监控和打压，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包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包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包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这正好证明目前党和政府严重腐败导致的社会失序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胡锦涛目前对执政危机的认知，已经超过他执政八年的任何一个时期。
胡锦涛在八条建议的第二条中一口气提出：“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明显比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更令人耳目一新，这些机制明显都是目前中国社会欠缺的，而且是十分欠缺的，如何建立？胡锦涛有一个限制词“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如果加上这样一顶帽子，那就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胡锦涛阻击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发生最核心的一条，仍旧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对全社会每一部分，包括对社会最末稍的控制和领导。
日本在3月11日发生了9级大地震，是自明治时期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地震，也是世界地震史上震级最高的地震。但是中宣部下达的最荒谬的指示是传媒不要把日本地震和中国云南5.8级地震相比较。为什么？就是因为日本社会表现的出奇的平静和有序。在地震之后，在日本政府未作出任何行政命令指挥救灾的时候，日本社会却已经自发地进行了救灾工作。媒体、NGO、公司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救灾体系等，都自发地开始运作。日本整个社会的救灾体系是相当成熟，也是相当地独立自主的。 反观云南地震，电视，照片显示出的，为了欢迎领导视察，数不尽的人在摇动红旗和彩旗，竟然看不到人救灾，
为什么有这么巨大的差别？就在于政治制度不同。日本是开放的社会，不但社会的各种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地利用和发挥，各种社会的组织以及公民个人也能自主地积极发挥自身的力量。这些力量对于社会的恢复所起的作用，甚至可能超越政府。日本的首相自二战以来，任期能超过一年的，屈指可数，这场大地震可以证明，国家的稳定与政府的稳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中国无论汶川地震还是玉树地震，主角都是温家宝和胡锦涛，电视追逐报道温家宝拿着电子扬声器对学校豆腐渣废墟下的学生和儿童喊话：“要挺住！救援队就要来了！”身边连能够掀开预制板的救援人员和机械都没有的总理，到达灾难的现场来究竟有什么用？中日地震比较出一个各种组织与个人能够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社会，远比一个强大的，有财力的政府的行政指令来得更为有效。这就是开放的日本和举国体制的中国的最大区别，
吴邦国、温家宝两会并肩阻击茉莉花
今年两会是在会里会外“维稳升级”之下召开的，是一个全力阻击茉莉花革命的两会。代表团驻地不公布，不仅对5千多名代表、委员提出不准谈茉莉花革命的严格要求，就是对2月27日在王府井麦当劳前挨打被干扰采访的外国记者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再提茉莉花就被取消在中国的工作证。
这样的两会最雷人的媒体报道有：被称之为“打酱油”全国政协委员刘翔，居然在会议期间通过微博隔空与舒淇“眉来眼去”。 被称之为“中国第一富婆”的委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因为以往提案挨了不少板儿砖，所以赌气今后不再发表任何言论，只谈自己的家庭幸福，最后竟然矫情地向媒体呼吁不要歧视“富二代”。
一则最雷人的“记者手记”是13日下午三点，人大代表在各驻地进行最后一次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各项决议草案。辽宁省省委书记王珉主持简单的说了几句话，然后要求各代表对各草案进行表决。从会议开始到表决结束，时间刚刚过去2分钟。接着王珉对会议进行总结，进行了六分钟，从会议开始到结束共花了不到8分钟。
接着，就是代表们和领导合影，两个和气的领导——省委书记王珉和省长陈政高成了道具，他们站在那个地方，温和的笑，招呼着，加入合影的人在不断的变换，这个时间共持续10多分钟。
3月10日委员长吴邦国向大会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他说：“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是他曾经公开讲过的话。他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
“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于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换言之，为了阻击茉莉花革命讲话不怕重复。
3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头版评论《中国不是中东》，该文核心提示：“利比亚动乱，联合国估计，到2月26日至少1000人死亡。当世界正在为中东思索解决之道的时候，境内外竟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图谋把祸水引向中国。他们通过互联网煽风点火，希望在中国也挑起“街头政治”，以此搞乱中国。”该评论的回答是：“中国不是中东。 中国的人心思稳。人民由温饱而小康，正在小步快跑追求幸福生活。”
这篇评论仿佛是在为两会结束温家宝会见中外记者而预热。14日上午，温家宝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回应了茉莉花革命。他说：“我们十分关注西亚、北非发生的政治动荡，但是我们认为，任何把中国同西亚、北非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相类比都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这是举世公认的。我们的政府在认真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也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事。”几乎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评论同出一辙。更令人吃惊的是温家宝说：“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传媒和不止一位领导人讲话，赞扬“举国体制能做大事。”2009年10月，本届政协副主席陈奎元担任院长兼党组书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2——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属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社科院正好属于国务院领导，如此重要文献一定会呈送温总理。
CNN记者向温家宝提问的问题包括：“您在多个场合谈到提倡政治改革，考虑到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您认为应实行什么样的改革，以使中国政府更加有效地解决人民的关切、问题和不满？比如说您支持某些领导职位进行直选和差额选举吗？”两会的中外记者会，所提问题都要经过大会新闻组和外交部的审查，，李肇星之所以点CNN提问，说明温家宝十分想回答政治改革的问题，何况温家宝两次出使联合国，都接受CNN 著名记者扎卡利亚的电视采访，都谈了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所谈有关内容都被国内官媒删除，还被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疯狂攻击。
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局长，邓力群的亲信张勤德写了本小册子《怎么看和怎么办？》全面否定改革，清算出改革十大罪状，点名批判赵紫阳、万里、温家宝是“资改派”，是党内的“赵集团”。张勤德公开批判温家宝不下几十次，《怎么看和怎么办？》挂在网上半年，通行无阻。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一次见到李长春，直接报告你们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局长，竟然攻击谩骂常委、温家宝总理，在网上通行无阻。事后李长春的秘书给高尚全打电话，说“谈好了，有结果了。”果然网文删除，小册子收回。去年九月，温家宝在深圳纪念开发区成立三十周年，也谈到政治改革。此后封嘴五个月，免谈政治改革和普世价值，有说是五中全会决议，此次在阻击茉莉花革命时候再开尊口，会有什么结果？
温家宝一口气讲了政治改革的五方面问题，第一，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第三，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第四，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五我们已经在县和不设区的市实行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要相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也能管好一个乡，也能管好一个县。对这五方面的阐述，温家宝最后有一个总结：“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
在“党的领导之下”怎么才能有，什么时候才能有“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环境”呢？谁能够给出一个肯定的时间表？天价维稳能换来吗？看来温家宝给中外记者出了一道无解之题，和吴邦国的结论有区别吗？好像很团结一致。
今年两会大秀民生和幸福指数，在当前高通胀的巨大压力之下，最低工资广东省全国最高，提到月薪1300元，上海居二1280元。两会之后中央20号文件下达：从今年一月开始，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发放物价补贴，具体数值为基础工资的百分之三十。部长基础工资超过一万，科级基础工资也达三千，加上奖金是最低工资多少倍？秀一秀民生，贫富差距，官民差距不见缩小只见拉大，因为社会鸿沟不是靠作秀能够弥合的。
去年年底，北非小国突尼斯自下而上爆发了茉莉花民主革命，转瞬之间就席卷了北非和中东的伊斯兰世界，也震撼了一切专制政体。中共胡锦涛政权处于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二年以来最心惊胆颤的日子。2月19日这一天需要记住，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央党校紧急举行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是日上午胡锦涛在开班式上的讲话，是对中央和各省市、军队负责人严防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发生所作的紧急动员和部署。
2月19日当天，北京市和各地公安机关对维权人士、意见领袖和网络人士开始了全国统一的大抓捕行动。次日20日周日，是网络号召十四个城市第一次举行茉莉花集会的日子，十四个城市同时局部戒严。用胡锦涛动员令的语言 “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在中国开始了。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学期五天，成员几乎都是两会代表，研讨班结束距离两会报到只有一个星期，大员们还要赶回各省市、军区传达落实中央精神，包括向两会代表、委员传达，然后再率领各自的代表团返京参加两会。胡锦涛宣布的原则是：“哪里出事，哪里的领导负责。”可见形势紧迫到何等程度。
中共新闻界一位元老，几年前就重新评价过胡锦涛：“过去把他看错了。以为他平庸、软弱，实际他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是一个极端的毛泽东分子。他能亲自端着冲锋枪走上拉萨街头指挥镇压，说明邓小平没有选错接班人。”
2004年1月，胡锦涛的生活秘书托一位在公安部工作的老乡，给胡家搞些地道的扬州小菜。这位老乡也是做情治工作的，把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调查》放到咸菜坛子上边，一起装进纸箱，交给生活秘书。生活秘书把纸箱原封不动拿到餐厅。刘永清发现了这本书，就看起来。胡锦涛本来是只吃咸菜的，后来看到刘永清得空就抱着这本书，边看还边哭，就问：“你看什么书，看成这样？”他拿过来，翻了翻，转身就给中宣部打了电话，中宣部立刻下令查封了《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和章诒和的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同时被查封的还有社科出版社和工人出版社的70多部图书。后来惊动国内外的“八本书事件”，已经是三年之后的事情，规模也小得多，只不过像章诒和这样的作家不能容忍自己的作品一而再地被封杀，进行了公开表态，才形成轰动事件。
2005年1月广东爆发汕尾事件，胡锦涛2月19日在中央党校发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胡锦涛首次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他对“和谐社会”提出六条标准和十项重要工作，其目的只有四个字：“维护稳定“。
是年，中亚接连发生颜色革命，年中胡锦涛在总结他倡导的，为时一年半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政治局会议上，以《打响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为题，做了一个政治报告，下达三项严控令，一，要严格控制所有媒体，对不听中央指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媒体负责人，一定要换掉，但是刊物、报纸不必停办，不要让外界了解内情。二，对国内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搞维权运动的、法轮功分子、NGO负责人要加大监控和打击力度，“要露头就打，”决不手软，要将维权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特别要切断外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组织基金会向国内提供的各种基金。三，对出版界进行全面清理整顿。胡讲话之后中宣部在北京大兴县召开全国二百多家出版社负责人会议，对五十四家出版社暂缓登记，变相停止营业。还宣称要“刨民营二渠道的祖坟”。
2005年“七一”前夕，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新华社予以全文发表。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提出”稳定是硬任务”。被称为“群体事件”，包括五人以上的上访、请愿、集会、抗议都要被取缔，正式开始了“暴力维稳时代”。
八月，解放军报公布中央军委颁发的《军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补充规定》三十条，明文规定“对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参加危害国家、军队安全活动的，一律开除党。对擅自成立军队条令、条例规定以外的团体、组织，参加宗教、迷信活动、编造或传播、私藏有严重问题的资讯，组织参与或者支持社会上的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串联上访活动的行为，坚决予以严惩。”把人民军队也正式纳入严防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范畴。
2005年，官方公布的群体事件上升到8万7千起，到2010年，又增加到27万起。维稳给中国带来巨额代价，今年两会最新公布的政府支出和预算显示，执政的胡锦涛政权是个长期不顾人民的福祉，只是尽一切财力、物力和人力，维护政权稳定的极权政体。去年，中国用于维稳的费用首度超过国防开支。维稳经费增加15.6%，总金额为5490亿元人民币，超过预算6.7%。而同期中国的军费只增加了7.8%，总额为5334亿元人民币。2011年，维稳预算金额为6240亿元，增幅13.8%。首次超过军费预算。而军费预算为6002亿元，增幅12.7%。（军费实际开销另当别论。）
今年茉莉花革命蔓延到中国，胡锦涛在今年2月19日的同一天，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仅从新华社正式公布的八条意见，比较2005年的系列讲话，已经是阻击颜色革命纲领的全面升级，也是暴力维稳的全面升级。主要体现在从防止颜色革命对媒体、出版和维权活动和维权领袖的监控和打压，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包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包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包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这正好证明目前党和政府严重腐败导致的社会失序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胡锦涛目前对执政危机的认知，已经超过他执政八年的任何一个时期。
胡锦涛在八条建议的第二条中一口气提出：“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明显比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更令人耳目一新，这些机制明显都是目前中国社会欠缺的，而且是十分欠缺的，如何建立？胡锦涛有一个限制词“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如果加上这样一顶帽子，那就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胡锦涛阻击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发生最核心的一条，仍旧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对全社会每一部分，包括对社会最末稍的控制和领导。
日本在3月11日发生了9级大地震，是自明治时期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地震，也是世界地震史上震级最高的地震。但是中宣部下达的最荒谬的指示是传媒不要把日本地震和中国云南5.8级地震相比较。为什么？就是因为日本社会表现的出奇的平静和有序。在地震之后，在日本政府未作出任何行政命令指挥救灾的时候，日本社会却已经自发地进行了救灾工作。媒体、NGO、公司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救灾体系等，都自发地开始运作。日本整个社会的救灾体系是相当成熟，也是相当地独立自主的。 反观云南地震，电视，照片显示出的，为了欢迎领导视察，数不尽的人在摇动红旗和彩旗，竟然看不到人救灾，
为什么有这么巨大的差别？就在于政治制度不同。日本是开放的社会，不但社会的各种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地利用和发挥，各种社会的组织以及公民个人也能自主地积极发挥自身的力量。这些力量对于社会的恢复所起的作用，甚至可能超越政府。日本的首相自二战以来，任期能超过一年的，屈指可数，这场大地震可以证明，国家的稳定与政府的稳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中国无论汶川地震还是玉树地震，主角都是温家宝和胡锦涛，电视追逐报道温家宝拿着电子扬声器对学校豆腐渣废墟下的学生和儿童喊话：“要挺住！救援队就要来了！”身边连能够掀开预制板的救援人员和机械都没有的总理，到达灾难的现场来究竟有什么用？中日地震比较出一个各种组织与个人能够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社会，远比一个强大的，有财力的政府的行政指令来得更为有效。这就是开放的日本和举国体制的中国的最大区别，
今年两会是在会里会外“维稳升级”之下召开的，是一个全力阻击茉莉花革命的两会。代表团驻地不公布，不仅对5千多名代表、委员提出不准谈茉莉花革命的严格要求，就是对2月27日在王府井麦当劳前挨打被干扰采访的外国记者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再提茉莉花就被取消在中国的工作证。
这样的两会最雷人的媒体报道有：被称之为“打酱油”全国政协委员刘翔，居然在会议期间通过微博隔空与舒淇“眉来眼去”。 被称之为“中国第一富婆”的委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因为以往提案挨了不少板儿砖，所以赌气今后不再发表任何言论，只谈自己的家庭幸福，最后竟然矫情地向媒体呼吁不要歧视“富二代”。
一则最雷人的“记者手记”是13日下午三点，人大代表在各驻地进行最后一次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各项决议草案。辽宁省省委书记王珉主持简单的说了几句话，然后要求各代表对各草案进行表决。从会议开始到表决结束，时间刚刚过去2分钟。接着王珉对会议进行总结，进行了六分钟，从会议开始到结束共花了不到8分钟。
接着，就是代表们和领导合影，两个和气的领导——省委书记王珉和省长陈政高成了道具，他们站在那个地方，温和的笑，招呼着，加入合影的人在不断的变换，这个时间共持续10多分钟。
3月10日委员长吴邦国向大会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他说：“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是他曾经公开讲过的话。他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
“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于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换言之，为了阻击茉莉花革命讲话不怕重复。
3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头版评论《中国不是中东》，该文核心提示：“利比亚动乱，联合国估计，到2月26日至少1000人死亡。当世界正在为中东思索解决之道的时候，境内外竟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图谋把祸水引向中国。他们通过互联网煽风点火，希望在中国也挑起“街头政治”，以此搞乱中国。”该评论的回答是：“中国不是中东。 中国的人心思稳。人民由温饱而小康，正在小步快跑追求幸福生活。”
这篇评论仿佛是在为两会结束温家宝会见中外记者而预热。14日上午，温家宝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回应了茉莉花革命。他说：“我们十分关注西亚、北非发生的政治动荡，但是我们认为，任何把中国同西亚、北非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相类比都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这是举世公认的。我们的政府在认真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也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事。”几乎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评论同出一辙。更令人吃惊的是温家宝说：“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传媒和不止一位领导人讲话，赞扬“举国体制能做大事。”2009年10月，本届政协副主席陈奎元担任院长兼党组书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2——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属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社科院正好属于国务院领导，如此重要文献一定会呈送温总理。
CNN记者向温家宝提问的问题包括：“您在多个场合谈到提倡政治改革，考虑到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您认为应实行什么样的改革，以使中国政府更加有效地解决人民的关切、问题和不满？比如说您支持某些领导职位进行直选和差额选举吗？”两会的中外记者会，所提问题都要经过大会新闻组和外交部的审查，，李肇星之所以点CNN提问，说明温家宝十分想回答政治改革的问题，何况温家宝两次出使联合国，都接受CNN 著名记者扎卡利亚的电视采访，都谈了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所谈有关内容都被国内官媒删除，还被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疯狂攻击。
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局长，邓力群的亲信张勤德写了本小册子《怎么看和怎么办？》全面否定改革，清算出改革十大罪状，点名批判赵紫阳、万里、温家宝是“资改派”，是党内的“赵集团”。张勤德公开批判温家宝不下几十次，《怎么看和怎么办？》挂在网上半年，通行无阻。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一次见到李长春，直接报告你们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局长，竟然攻击谩骂常委、温家宝总理，在网上通行无阻。事后李长春的秘书给高尚全打电话，说“谈好了，有结果了。”果然网文删除，小册子收回。去年九月，温家宝在深圳纪念开发区成立三十周年，也谈到政治改革。此后封嘴五个月，免谈政治改革和普世价值，有说是五中全会决议，此次在阻击茉莉花革命时候再开尊口，会有什么结果？
温家宝一口气讲了政治改革的五方面问题，第一，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第三，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第四，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五我们已经在县和不设区的市实行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要相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也能管好一个乡，也能管好一个县。对这五方面的阐述，温家宝最后有一个总结：“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
在“党的领导之下”怎么才能有，什么时候才能有“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环境”呢？谁能够给出一个肯定的时间表？天价维稳能换来吗？看来温家宝给中外记者出了一道无解之题，和吴邦国的结论有区别吗？好像很团结一致。
今年两会大秀民生和幸福指数，在当前高通胀的巨大压力之下，最低工资广东省全国最高，提到月薪1300元，上海居二1280元。两会之后中央20号文件下达：从今年一月开始，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发放物价补贴，具体数值为基础工资的百分之三十。部长基础工资超过一万，科级基础工资也达三千，加上奖金是最低工资多少倍？秀一秀民生，贫富差距，官民差距不见缩小只见拉大，因为社会鸿沟不是靠作秀能够弥合的。
Thursday, April 14, 2011
“石油幫”活躍異常，曾慶紅溫家寶聯手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26/n-27226.html
最近，中國政壇上的所謂“石油幫”活躍異常，蘇樹林 出掌福建省政府，三大石油公司人事相繼調整。這是已經退休的前政治局常委、“石油幫”元老曾慶紅的新動作嗎？ 新出版的《中共十八大之爭》一書卻提供了內幕性的說法，說是“石油幫”早前已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門下，而曾慶紅亦支持溫家寶的安排。
能源戰略行業，一直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焦點。《中共十八大之爭》指出，因為這一行業至關重要，不僅具有巨大的財富利益，小可以保家族進入世界巨富行列，富傳N代，大可以保集團利益，使利益集團始終有足夠的資金維持運轉；而且具有巨大的政治利益，掌握了能源行業就等於掌握了中國經濟的血液，對現在和未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形成巨大影響，進而保持了對中國政治運作的話語權。前蘇聯解體後，把持俄羅斯各行業的寡頭憑藉其雄厚的經濟實力，把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政治弄得烏煙瘴氣，雖經普京強力打擊，但至今寡頭政治仍然強烈地影響著俄國的政治經濟生活，就是典型的例子。
蔣潔敏傅成玉都是曾慶紅的舊部
有消息稱，中國能源行業，尤其是石油行業，正面臨自2002年以來最大的整頓，能源行業易手新主，已經不是秘密。與以往的權力鬥爭沒有區別，這次整頓也是借助“反腐”的名義進行的。個中標幟性事件，就是2010年中石油、中海油高層的接連被查，矛頭直指中石油董事長蔣潔敏和中海油董事長傅成玉。
中紀委知情人稱，蔣潔敏和傅成玉都是已經退休的曾慶紅的舊部。與中石化原董事長陳同海一樣，都是曾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也是替曾氏掌舵石油能源行業的得力幹將。
蔣潔敏是個“老石油”。1999年中國石油行業重整之際，曾將之調至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任總經理助理兼重組與上市籌備組組長。2000年，曾又調蔣至青海，先後任副省長，副書記，歷練之意頗為明顯。2004年，為了確保對中石油的完全掌控，曾又把他調回中石油，任中石油副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兼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裁。2006年進一步扶正，成為中石油一把手。
傅成玉80年代初起就成為曾慶紅的助手。曾慶紅任中海油總公司聯絡部副經理，石油部外事局副局長，以及南黃海石油公司黨委書記期間，傅成玉積極配合曾的工作，表現極其出色，受到曾的賞識和提攜。也是在1999年，曾慶紅安排傅任中海油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執行副總裁。 2000年，又兼任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總裁。曾昇任中共常委後，傅也水漲船高，任中海油總公司總經理，兼中海油有限公司董事長、首席執行官。
《中共十八大之爭》引述中南海消息人士透露，主理對蔣、傅調查的，是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馬馼。自2007年十七大以後，溫家寶開始著手對能源行業的調整，為此，國家審計署一直將中海油、中石油列為重點審計對象。按理，蔣潔敏、傅成玉應當有所警惕，但由於二人自恃是曾的親信，不把審計署放在眼裏。2010年的審計中，發現了一些資金問題，與此相對應，對蔣、傅二人的匿名控告信也突然多了起來，於是，在溫家寶授意下，馬馼派親信暗中對二人進行調查。
曾慶紅一時陷入被動
蔣、傅二人感覺風頭不對，立即去找曾慶紅。曾找到中紀委書記賀國強，希望由賀出面叫停調查。但實際上賀國強根本掌握不了中紀委的局面。馬馼除了有溫家寶橕腰，在中紀委內部，二把手何勇年事已高，也想將後事托付給馬馼，所以對馬馼的工作多有支持。賀叫停不了，曾慶紅一時陷入被動。曾明白這是有人逼迫他在十八大問題上進行交換。
蔣、傅二人見對方逼迫越來越緊，知道曾慶紅已人走茶涼，有可能保不住他們。縣官不如現管，他們可不想作陳同海第二，就向溫表示效忠。馬馼見有成效了，就向溫交差，她也不願意為了這點事，就得罪了其他老同志，那樣對她也不利。溫的本意也是收編隊伍，如果蔣、傅二人不投誠，就用腐敗問題讓二人下臺換成自己人。現在對方誠懇地表示歸順，他也沒有必要跟曾慶紅鬧翻，因為在十八大佈局中，他也希望借助曾慶紅在人事安排上的深厚資源。於是一場權鬥在即將撕破臉的一刻停止了。
中石油一位高管私下透露，此前，中石化陳同海出事後，溫趁機提拔自己的親信蘇樹林任中石化董事長，那時已經暗中拿下石油行業的三分之一天下。蘇樹林原本也是曾慶紅的人馬。1999年被曾從大慶調出擔任蔣潔敏的副手。無奈1962年出生的蘇太年輕，雖然也得到曾的賞識，要想在人才濟濟的石油行業出人頭地，難度很大。蘇做了6年的副總經理後，2006年，曾才安排他到地方，任遼寧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也算是委以重任了。但蘇樹林年輕頭腦活，知道不能老在一棵樹上吊死，於是暗地裏向溫靠近，得到正在尋找能源行業合適的代理人的溫家寶的賞識。
陳同海案發後，溫調蘇擔任中石化掌門人。當時忙於十七大權力佈局的曾慶紅，還以為是自己人掌控中石化，也就欣然同意。豈不知，人還是那個人，但心已不是那顆心了。
前述石油行業人士認為，其實蔣、傅二人背叛曾是遲早的事，因為有陳同海的前車之鑒。中石化原董事長陳同海，不僅是曾慶紅的親信，而且還是“太子黨”成員，那麼厚實的高層蔭庇和家族影響力，都難逃落身敗名裂的命運，何況背景、資歷都不如陳的蔣、傅二人。
一位對中國能源行業十分熟悉的人士分析認為，表面上中國石油三大公司仍是曾慶紅的舊部主掌，但曾慶紅實際上失去了對石油行業的掌控，曾經的“帝師”曾慶紅，一旦退休就就落得如此地步，正印了中國那句俗語：人走茶涼。有人認為，當初陳同海出事，曾慶紅沒有使出全力保全，才導致今天的失敗。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可能的真相是曾慶紅想保也保不了。陳同海2007年6月出事，正是十七大之前。時間之玄妙，不能不讓人生疑，這很可能是對手迫使曾慶紅讓步的一招棋。十七大曾慶紅光榮退休，與此有沒有關係不得而知。但為了更為重要的十七大權力佈局，曾慶紅不得不丟掉陳同海，倒是有幾分內在的聯係。
現在，隨著蔣、傅的投誠，溫家寶已經於十七大屆中基本完成了對能源行業的掌控，而且掌握了一些中共高層家屬在能源行業的活動。《中共十八大之爭》(外參出版社)指出，不動聲色之間，已將三分天下歸於溫氏一統，不僅將溫氏家族的經濟利益延擴到中國經濟命脈的深層，而且強化了自己對十八大，乃至十九大的話語權。坊間傳聞，在十八大的權力佈局問題上，曾慶紅已經開始跟溫家寶合作。這一動向與上述事情是否有內在的聯係，引人遐想。
不少江系人馬十八大將退出决策層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30/n-26830.html
自然規律不可抗拒。按照中共十六大開始形成的“七上八下”的慣例，《十八大政治局之選》一書指出，現有的政治局委員中，若干江澤民青睞的人，年齡超過67歲，只能退出政壇，將不會進入未來的中共十八屆政治局。對江澤民來說，這一次的損失不小。
其中，就包括前面說到的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他到2012年，已過了72歲；還有江澤民一手從上海提拔上來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届時也71歲；知識界人士最憎惡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係江澤民安插為“意識形態沙皇”的，届時68歲，無法戀棧；江澤民拔擢起來，作爲自己在軍內代理人的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届時70歲，也得交出兵符。
在中共十七屆政治局委員中，必須“到點下車”的，還有70歲的劉淇和周永康，以及68歲的回良玉，他們在政壇上晋升，與江澤民也頗有淵源。
不過，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安排人事時，“下棋看三步”，對中共十八大將出現的這種局面，早就心中有數，也提前做了安排，部署了幾位年齡上更低一些的梯隊。
其中，江澤民最得意的，就是與曾慶紅聯手，在中共十七大上將習近平推上了“王儲”的位置。
Thursday, January 13, 2011
麦考伊：美利坚帝国的衰亡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7180
阿尔佛雷德•麦考伊 文 郭承斌 译
作者：阿尔佛雷德•麦考伊
来源：tomdispatch.com
来源日期：2010-12-5
尽管大多数帝国都闪耀着万能的光环，但是只要去回顾一下它们的历史就会提醒我们：他们不过是些易碎的机体。他们的权力生态是如此的纤弱，当形势真正开始急转直下之时，帝国通常会以可怕的速度崩塌：葡萄牙仅仅用了一年时间便疾速衰落，苏联用了两年，法国为八年，奥斯曼帝国是11年，英国则花了17年；如果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2003年算起，美国极有可能在22年内完成自己的衰亡。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将小布什政府草率入侵伊拉克的那一年作为美国衰落的起点。然而，与以往众多帝国终结之时城市遭到焚毁，贫民受到屠戮等典型的血腥惨状有所不同，二十一世纪的帝国崩塌来得相对平和，它是通过许多看不见的经济崩溃或网络战争促成的。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当华盛顿支配世界的权力被最后终结的时候，对于各行各业的美国人来说，失去这一权力意味着将会每天勾起他们痛苦的回忆。犹如几个欧洲国家所意识到的那样，帝国的衰退容易对一个社会产生极其显著、令人沮丧的冲击，通常会给至少一代人带来经济上的贫困。当经济发展冷却之时，政治热情便会高涨起来，这常常会在国内引发严重的动荡局势。
就美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而言，从已获得的有关经济、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数据来看，衰退趋势将在2020年快速积聚，并且可能会在不迟于2030年的时候达到临界程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受到追捧的“美国世纪”将会在2025年陨落和衰退；到2030年的时候，“美国世纪”便可能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2008年首次承认美国的全球大国地位确实呈现出下滑的态势。在一份有关未来形势的周期性报告《2025年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2025）中，委员会提出“全球财富和经济实力的转移正在进行当中，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从西方转向东方”以及“在现代历史中没有先例”，以此作为“美国的相对优势--甚至是在军事领域”方面衰落的主要因素。然而，和许多在华盛顿的人一样，委员会中的分析师们期望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能够维持长久实现软着陆，并且怀有希望地认为：美国能以某种方式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长期保持其独一无二的军事能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军事力量。
我们没有这么幸运。按照对趋势的推测，美国将会于2026年前后在经济产量方面被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超越，到2050年的时候将落后于印度。同样地，中国在应用科学和军事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也会在2020年和203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位居世界领导地位，而这正是美国如今在职的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纷纷退休而又因教育落后而没有接班人顶替的尴尬时刻。
根据现有计划，到2020年的时候，国防部将会为一个垂死的帝国而祈祷，并在军事上拼死一搏。它将启用高级遥控技术来发射装有三重座舱罩的飞行器，尽管美国的经济影响力逐渐式微，但是这代表了华盛顿为挽留全球影响力所抱有的最后的和最好的希望。然而，同样在那一年，以世界上功率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作后盾的中国通信卫星全球网络也将完全投入运作，在太空武器化以及为在全球各个角落实施导弹或网络打击而组建一个强大的通信系统等方面给北京提供了一个单独的平台。
如同之前的英国政府和法国外交部一样，充满着帝国傲慢的白宫似乎仍在幻想美国的衰落将会是逐步的、和缓的以及局部的。在2010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奥巴马总统再次保证：“我不会接受美国落到世界第二的位置。”几天之后，拜登副总统便对这一想法冷嘲热讽道：“我们注定会实现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预言，我们会成为一个已经失败了的伟大国家，因为我们经济失控，并且过度扩张。”与此类似，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11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权威专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拒绝谈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崛起，他驳斥（这是对美国在）“结构性衰落方面的错误比喻”，并且否认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有正在衰退的迹象。
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找就业机会的普通美国民众比起他们那些被宠坏了的领导人更加实际。一份2010年8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5%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现在“处于衰落的状态”。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已经开始拿着他们的美制武器和中国一起进行联合海空军事演习。美国最亲密的经济伙伴们也已经开始避开华盛顿对中国富有争议的货币汇率所发出的反对声浪。当奥巴马总统上个月结束亚洲之旅返回国内时，《纽约时报》用令人沮丧的标题总结了此次出访：“奥巴马的经济观点被全世界拒绝，中国、英国和德国挑战美国，与首尔的贸易谈判也以失败告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会丧失它所具备的至高无上的全球影响力，而在于衰落的过程将会是如何的迅速和痛苦。抛开华盛顿一厢情愿的想法，让我们现在利用国家情报委员会自身推测未来形势的方法来提出四项具有现实意义的情况设想，不论情况是否存在出入，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都有可能在本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内走到尽头（随同附带对我们目前所处位置情况的分析）。这些未来图景包括：经济衰退、石油危机、军事灾难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就美国的衰落或是崩塌而言，它们并不具有唯一的可能性；不过，这些图景展望还是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汹涌澎湃的未来的一扇窗户。
经济衰退：现状
如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的优势地位面临着三项主要威胁：由于世界贸易份额的萎缩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力的减弱；美国技术创新方面的衰退；以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特权地位的终结。
到2008年，美国已经在全球产品出口的榜单上滑落到了第三位，与中国12%及欧盟16%的份额相比，仅仅占到产品出口总量的11%。（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一趋势会自行扭转过来。
同样地，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也在日益衰落。在2008年，美国以232000件专利申请在世界范围内落后于日本仍旧位居第二，但是中国则以195000件申请正在很快逼近，它自2000年以来以高达400%速度迅猛增长。这里还有一个进一步衰退的先兆：2009年，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对四十个国家作了系列调查。在过去十年“以创新为基础的全球竞争力”中的“变革”这一项里，美国的排名跌至了最低点。在这些统计信息中补充了一点内容，那就是在今年十月，中国国防部揭开了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的面纱。一位美国专家在形容其强劲能力时称它“足以击败目前排名第一的美国计算机”。
很显然，美国的教育系统（未来的科学家和创新者的源头）近年来一直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在拥有大学学位的25岁到34岁这个年龄层次的美国人领先世界数十载之后，这个国家的排名在2010年跌到了第12名的位置上。世界经济论坛在2010年根据对大学里数学和科学的教学质量情况，将美国排在139个国家中的第52位。如今，在美国理科的研究生中有将近一半都是外国人。一旦发生意外，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将回到自己的祖国，而不是继续留在美国。换句话说，到2025年的时候，美国就有可能会面临优秀科学家奇缺的窘况。
如此这般的消极趋势正在激起各界对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发出愈加尖锐的批评声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S. Rogoff）表示：“其他国家对美国在经济政策方面最具权威性的说法不愿再买账了。”在2009年年中，当世界各大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达到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之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坚持认为，基于曾经坚挺的储备货币所处情况，现在是结束“人为保持的单极体系”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中国央行行长也暗示未来可能取决于一种“不与某个国家相联系”（注：意指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这些作为世界发展走向以及可能性的路标，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所提出的那样--“都表明以美国军事和财政力量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彻底崩溃。”
经济衰退：2020年图景
经历了在国外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导致数年赤字膨胀之后，正如长久以来预计的那样，在2020年，美元最终丧失了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进口成本也会突然飙升。由于无法依靠向海外兜售已遭贬值的美国国债来填平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因此华盛顿方面最终被迫大幅削减其高额的军事预算。在国内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华盛顿开始慢慢地让美军部队从数以百计的海外军事基地撤回到美国大陆周围。然而，此刻已为时太晚。
面对着一个无法实现财政平衡的衰败超级大国，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以及其他强国、大国和区域性力量都开始在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方面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受物价飞涨、失业率不断攀升及实际收入持续下降的影响，美国国内存在的不和状况升级演变为暴力冲突和具有分歧的争论，而这通常是针对着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随着美国国内掀起一场弥漫着幻灭和绝望情绪的政治浪潮，一个极右爱国者运用雷鸣般的言辞要求尊重美国的权威并威胁着要进行军事报复或是经济报复，趁机夺下总统宝座。但是，当美国世纪在沉默中走到终点之时，整个世界将不会再对其予以关注。
石油危机：现状
美国逐渐式微的经济实力所影响到的受害对象之一便是它所依赖的全球油品供应。中国在2010年夏天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而美国占据这一位置超过了一个世纪之久。能源专家迈克尔·克拉尔（Michael Klare）指出，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将“在塑造世界未来格局方面起领头作用”。
到2025年的时候，伊朗和俄罗斯将会控制世界上几乎一半的天然气供应量，这有可能会赋予它们巨大的影响力并施加给饱受能源荒困扰的欧洲。正如国家情报委员会所警告的那样，如果再将石油储备量加入其中，仅仅在15年之内，俄罗斯和伊朗便会成为能源领袖。
尽管拥有性能卓越的精密设备，但世界的主要产油国如今都是在储藏着石油的大盆地里开采，因为它容易且成本低廉。我们在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油井灾难中真正应该汲取的教训并非是英国石油公司（BP）没有认真执行安全标准，而是每个人从即时播送漏油情况的监控头（spillcam）中所看到的简单事实：作为能源巨头之一的BP公司别无选择，只得到海下数英里的地方去寻找克拉尔所说的“困难石油”（tough oil），以此来维持它的利润。
中国人和印度人突然间成为巨大的能源消费国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即使石油供应可以保持恒定，需求量和成本也几乎必然出现上涨，而且幅度还会非常大。其他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应对这一威胁，它们立即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性计划来开发替代能源。美国却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它在开发替代能源方面乏善可陈，反而在过去三十年间，加倍地依靠外国石油进口。从1973年到2007年，美国石油进口量占其国内能源消耗量的比重由36%增加到了66%。
石油危机：2025年图景
美国依然如此依赖外国石油，以至于2025年在世界能源市场上出现的几次不利的发展动向就引发了一场石油危机。这场危机和1973年的石油危机（当时的油价在短短数月中上涨了四倍）相比较，使得后者看上去只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小困难。由于对美元疾速贬值大为光火，欧佩克（OPEC）的石油部长们汇聚沙特首都利雅德，要求将来的能源支付以一篮子货币（如日元、人民币和欧元）来确定价格，此举只会让美国石油进口的成本进一步上涨。在同一时间内，沙特阿拉伯人正在与中国签署一系列长期供应合同，转投人民币从而稳定自身的外汇储备。与此同时，中国花费巨资开始修建一条横贯亚洲的输油管道，并为伊朗在波斯湾的南帕斯地区（South Pars）开发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气田提供资金。
考虑到美国海军可能不再具备保护油船从波斯湾输送至东亚的能力，德黑兰、利雅德以及阿布扎比（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一）相互结合组成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新海湾联盟（new Gulf alliance）；并且对外界证实，中国敏捷迅速的新式航母舰群将自此以后从阿曼湾的基地出发，负责在波斯湾执行巡逻任务。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伦敦同意解除美国在它位于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设立海空军基地的租约；而堪培拉在中国的施压下也告知华盛顿：第七舰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将弗里曼特尔（注：澳大利亚西海岸城市）作为其母港，此举实际上是将美国海军逐出了印度洋。
伴随着寥寥几笔签字以及几句简要的公告，曾经主张美国军事力量将会永远保护波斯湾的“卡特主义”（Carter Doctrine）在2025年被匆匆埋葬。长久以来确保美国从该地区获得无限量供应的廉价石油所具备的一切要素--物流、汇率和海上力量统统转眼蒸发。到这个时候，美国都还只能从刚刚起步的新能源工业中满足其能源需求总量的12%，而它的能源消费量中有一半仍然得依靠进口石油。
随之而来的石油危机如飓风般地袭击了这个国家，将油价推到令人咋舌的高度，让旅行变成了一件异常奢侈的事情，使实际收入（已经长期处于下降的态势）出现疾速下跌，导致美国无论怎样努力维持出口形势都缺乏竞争优势。周遭环境的恶化使得油价一飞冲天，在海外流动的美元换回了昂贵的石油，美国经济陷入瘫痪状态。随着长期遭受损耗的盟友关系的终结以及财政压力的增大，美军最后开始从他们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分期撤离。
在短短几年之内，美国已是“功能性破产”（functionally bankrupt），美国世纪的丧钟也已敲响。
军事灾难：现状
与人们的直觉相悖的是，当帝国的实力衰减之时，它们通常会投入到一些不明智的灾难性军事行动当中。这一现象被以帝国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家们称之为“微观黩武主义”（micro-militarism），由于占领新领土时遭到挫败而带来了痛苦，它们似乎想通过努力缓解这方面的压力来获得心理上的补偿；然而，效果总是短暂的，结果总是灾难性的。这些行动即使以帝国的视角来看都是不理性的，它们通常会招致让人难以承受的开销或者是使人蒙羞的挫败，而这些只能加速其力量的丧失。
古往今来，那些四面楚歌的帝国们受傲慢自大之累，泥足深陷于军事灾难之中，直到挫败演变为崩溃。公元前413年，没落的雅典向西西里岛派出了两百支战船的力量，结果遭屠杀殆尽。1921年，垂暮之年的西班牙帝国向摩洛哥派遣了两万名士兵，结果被柏柏尔人的游击队彻底击败。1956年，渐趋衰落的大英帝国袭击苏伊士运河地区使其名誉大损。而在2001年和2003年，美国占领了阿富汗入侵了伊拉克。带着数千年来帝国所独有的傲慢狂妄，华盛顿将驻阿美军数量增加到十万人，将战火燃烧到巴基斯坦，并且将撤军时间延长到2014年或是更久远的时间，这不外乎是在遍布游击队、并可能藏有核武器的帝国墓场自掘坟墓。
军事灾难：2014年图景
“微观黩武主义”是如此的不合符理性，如此的不可预知，以至于想象中的图景似乎很快就被实际情况击得粉碎。随着美军在从索马里到菲律宾一带忙得不可开交，以色列、伊朗和朝鲜方面紧张状态升级，由此而引发海外灾难性军事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
2014年仲夏，在阿富汗南部陷于困境的城市坎大哈，美军要塞突然间被塔利班游击队出其不意地侵占，美军战机则因为一场遮天蔽日的沙暴而无法起飞。由于损失十分惨重，一位窘迫的美国战争指挥官为了实施报复，派出B-1轰炸机和F-16战斗机袭击了这座城市的周边各地（这些地方据信都在塔利班的控制之下），装备着致命火炮的AC-130U“幽灵”武装直升机则从废墟上空掠过。
很快，来自这一地区各个清真寺的毛拉们（注：mullah，指伊斯兰教士）开始宣扬进行一场圣战，长期接受美军训练并旨在扭转战争局势的阿富汗军队也开始集体逃离。塔利班的战士们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系列针对美军要塞的袭击活动，使得美国的伤亡人数持续猛增。这让人们回想起1975年在西贡时的情形，美军直升机如今也是从喀布尔和坎大哈的房屋屋顶上营救美军士兵和平民。
同时，由于对巴勒斯坦问题陷入数十年无休止僵局的不满，欧佩克领导人决定对美国实施新一轮石油禁运，以抗议它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不计其数的穆斯林平民在大中东地区持续战乱中所遭受的屠戮。随着油价高涨，炼油厂原料耗尽，华盛顿开始采取行动，向波斯湾派出特别行动部队夺取供油港口。此举转而引发了大量自杀性袭击和对输油管及油井的破坏活动。届时，局势阴云密布，联合国的外交官们纷纷站起来严厉谴责美国的举动，全世界的评论员都在回顾历史后，将此举贴上了“美国的苏伊士”（America's Suez）的标签，这种说法此前是指1956年的溃败标志着大英帝国的终结。
第三次世界大战：现状
在2010年夏天，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西太平洋上的军事紧张状态开始升级，而西太平洋曾一度被认为就像是属于美国的一个湖。甚至仅在一年之前，都还没有人能预料到这样的发展态势。如同华盛顿在二战之后利用与伦敦的盟友关系将英国在全球的力量占为己有一样，中国现在正利用与美国的出口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来支助发展，使其有可能在军事上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水域所享有的支配权形成挑战。
随着中国对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北京开始要求从韩国到印度尼西亚一带更大范围的海域，而这一海域长久以来都是由美国海军所掌控。2010年8月，就在华盛顿表示在南中国海拥有“国家利益”并在那里举行海军演习以强化这一立场之后，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愤怒地回应道：“中美之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角力增加了决定谁才是世界未来的真正统治者的风险。”
身处剑拔弩张的情势当中，五角大楼报告称，北京现在拥有“在西太平洋上攻击（美国）航空母舰的能力”并且还将“核打击能力覆盖美国本土”作为目标。依靠对“进攻性核武器、空间武器和信息战方面能力”的开发，中国似乎决意要在五角大楼称之为“现代作战空间各个维度的信息范围”内争夺优势地位。随着对性能强大的“长征五号”助推火箭不断地进行开发，再加上2010年1月两颗卫星上天以及7月另一颗卫星发射成功（总数为五颗），北京向外界释放出信号--这个国家正朝着建立一个拥有35颗卫星的独立网络的方向快速迈进；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网络将会具备全球定位、通信和侦察的能力。
为了牵制住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军事职能，华盛顿坚持要打造一个由适用于航空和太空的遥控技术、先进的信息战能力和电子监控组成的新型数字化网络。军事策划人员期望这一综合系统能够以网络栅格的形式覆盖全球，具备使敌军在战场上整体失去判断力或者在各种场所识别出恐怖分子的能力。根据计划，如果进展顺利，到2020年的时候，国防部将会发射一架具有三层防护装置的太空无人驾驶机，可以从平流层到达外大气层，机上装备有灵巧导弹，与高适应性模块式卫星系统相连接，并且可以完全通过具有远视功能的监视设备进行操作。
2010年4月，五角大楼创造了历史。它平稳地将X-37B无人空天飞机发射升空并顺利地送到距离地球255英里处的低轨道上，使无人驾驶机的操作范围扩展到了外大气层。X-37B是新一代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开山之作，它标志着太空的全面武器化，给未来战争创造了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竞技舞台。
第三次世界大战：2025年图景
太空技术和网络战争都太新式并且未经试验，即使是最奇异的设想也可能很快被现实情况所替代，因此仍然难以预料。如果我们只要采用像空军在“2009年未来军力比赛”中设定的那种情景，那么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在战争中是如何协同作战”，然后开始想象下一场世界大战在现实中可能会怎么打。
现在是2025年感恩节晚上11点59分。当网络购物者入侵百思买的网站，想获得中国产最新家用电器更大的折扣之时，在毛伊岛（注：位于太平洋中北部，美国夏威夷群岛中的第二大岛）上效力于“空间监视望远镜”（Space Surveillance Telescope，简称SST）项目的美国空军技术人员突然惊诧地发现他们面前大银幕在转瞬之间变得漆黑一片。在数千英里外得克萨斯州的美国网络指挥部操作中心里，网络专家们很快就测出这些恶意二进制代码是通过匿名传播，并且显示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特有的数字指纹。
没有人预测到首次明火执仗的攻击。当美军一架太阳能驱动的“秃鹰”无人驾驶机飞到介于韩国和日本之间对马海峡上空七万英尺时，中国的恶意代码夺取了机上遥控技术的控制权。无人驾驶机突然启动挂在它400英尺长机翼下方的所有导弹发射舱，将众多致命导弹投进了黄海中，实际上也就给这个难以对付的兵器解除了武装。
白宫方面决定以牙还牙，批准了一项报复性打击。加利福尼亚的空军指挥官坚信可自由飞行的F-6分离式卫星系统是不会遭到入侵渗透的，他们给在距离地球250英里空间轨道上运行的X-37B无人空天飞机编队发送自动代码，命令它们对中国拥有的35颗卫星发射“三重终结者”导弹，但是没有任何反应。在近于恐慌的状态下，空军将“猎鹰”高超音速巡航飞行器发射到太平洋上空弧度为100英里的位置，仅仅二十分钟之后，传送电脑编码让其对在附近轨道运行的七颗中国卫星发射导弹，这些发射编码也突然间不起作用了。
在中国的病毒通过F-6卫星系统大肆传播之时，美国的那些二流超级计算机却无法破解恶意软件极其复杂的代码，对全球范围内美军舰船和飞机的导航至关重要的GPS信号也遭到连累。舰队开始在太平洋中部打转，战斗机中队无法起飞，“收割者”无人驾驶攻击机漫步目的地飞向天边，直到燃料耗尽然后坠毁。忽然间，美国丧失了空军长久以来宣称的“终极优势”：太空。几小时之内，在将近一个世纪里称霸全球的军事力量就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以无人员伤亡的结果被击败。
世界新秩序到来？
即使未来发生的事情被证明比上述四种情形更加乏味，但每一个显著的趋势都指向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会在2025年遭遇巨大衰退，而非如华盛顿现在想象的那样。
当世界范围内的盟友开始重新调整各自政策，并且注意到亚洲力量的日益崛起时，美国将难以维持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的所需经费，尽管心里仍旧不情愿，但是华盛顿方面最终还是会被迫下令（美军）分期撤离。随着美国和中国对太空和网络空间竞相展开武器化，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状态也必定会升级，如果没有相互保证，至少会在2025年爆发军事冲突。
事情甚至更加复杂，以上概述的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的趋势并不会孤立地运作。就像二战之后欧洲帝国所经历的那样，这样的负面力量无疑被证明是具有相互作用的。它们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合并引发危机，而美国民众完全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并且危机将令经济急转直下，国家经济凋零的状况会使一代及一代以上的美国人受困其中。
伴随着美国实力的衰减，过去的经验为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诞生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在可能性的一端是一个新兴全球超级大国的崛起，虽然不太可能，不过也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不过，中国和俄罗斯都显示出具有“自我参考”（self-referential）的文化形态、让人难以掌握的非罗马文字、地区性的防御策略以及落后的法律制度，这些因素阻碍了它们获得主要工具来争夺世界的支配权。目前，尚无一个超级大国看上去像是很快就能接替美国所占据的位置。
另一种既黑暗又糟糕的未来可能是诸如联合的跨国公司，如北约一般的多边力量以及一个国际金融界的精英集团组成一个独特、易变（有这个可能性）和超国家统治机构，这使得谈论民族帝国变得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私营公司和跨国精英多半会在城市内安全的小块领地里管理这个世界，而一般群众则会被转移到城市和农村的荒地上。
在《贫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一书中，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从下至上地描述了这种世界中至少一部分的景象。他指出，“全世界有十亿人已经被塞进了充满恶臭的贫民窟（到2030年，人数将升至二十亿），它们将构成第三世界里阴郁落败的城市......二十一世纪里富有特色的战场空间。”当黑暗降临到一些未来的超大贫民窟时，“帝国就可以部署奥威尔式（注：英国文学家，以著有小说《1984》和《动物庄园》而闻名）镇压技术”，就如同“像大黄峰一样的武装直升机在贫民区狭窄街道的上空追踪迷一般的敌人......每天早晨，贫民窟都以人体炸弹和具有深长意味的爆炸来作为回应。”
有关未来诸多可能性的中间选项是：一个全球新兴寡头也许会在2020年和2040年之间出现，随着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与像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这类逐渐衰落的国家展开合作，促成了一股特别的全球主导力量，类似于在1900年前后统治着世界一半人口、结构松散的欧洲帝国联盟。
另一种可能性是：地区霸权的崛起反过来会使人想起现代帝国形成之前运行的国际体系。在这一新威斯特伐利亚式（neo-Westphalian）世界秩序中，怀着对微小暴力和无限制开发充满无尽的美景展望，每一个霸权主义国家将会控制最接近于它的地区，正如巴西利亚之于南美，华盛顿之于北美，比勒陀利亚之于非洲南部等等。对太空、网络空间和深海的控制权从前任“世界警察”--美国的手中转移出去或许会成为一项新的全球共识，一个职权范围扩大的联合国安理会或是一些特殊机构可以对其进行控制。
由目前趋势推断未来得出的所有图景都是基于以下的设想：几十年无与伦比的实力所造成的傲慢自大蒙蔽了美国人的双眼，使他们不能或不会采取措施来处理其全球地位遭到不断侵蚀的问题。
如果说美国的衰落正处于从2003年到2025年这22年的时期当中，那么我们已经用战争的方式渐渐浪费掉了衰落期里首个十年的大部分光景，战争将我们的视线从长期问题上转移，如同把水抛洒在荒凉的沙漠里，浪费掉了数万亿亟需的资金。
即使只剩下15年的时间，将它们全部浪费掉的几率仍然很高。国会和总统现在陷入了僵局；美国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企业捐款，这意味着会招致很多麻烦；对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包括我们进行着的战争，我们言过其实的国家安全状态，我们资源匮乏的教育体系以及我们陈旧过时的能源供应）都缺乏有效建议，而这些问题应当受到严肃对待以保证实现软着陆，让我们国家能够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增强地位促进繁荣。
欧洲帝国早已是明日黄花，美国的统治权也正在瓦解。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美国能否像英国那样成功地塑造随后的世界秩序，保护自身的利益，维持自我的繁荣以及表现出它所具备的最佳价值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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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阿尔佛雷德·麦考伊（Alfred W. McCoy）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J.R.W. Smail讲座教授。他也是《酷刑疑问》（A Question of Torture: CIA Interrogation,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一书的作者，该书现已被译为意大利文和德文。他在刚刚出版的著作《保卫美利坚帝国》（Policing America's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Rise of the Surveillance State）中探讨了海外反暴动操作对美国国内治安措施的普及所产生的影响。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将小布什政府草率入侵伊拉克的那一年作为美国衰落的起点。然而，与以往众多帝国终结之时城市遭到焚毁，贫民受到屠戮等典型的血腥惨状有所不同，二十一世纪的帝国崩塌来得相对平和，它是通过许多看不见的经济崩溃或网络战争促成的。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当华盛顿支配世界的权力被最后终结的时候，对于各行各业的美国人来说，失去这一权力意味着将会每天勾起他们痛苦的回忆。犹如几个欧洲国家所意识到的那样，帝国的衰退容易对一个社会产生极其显著、令人沮丧的冲击，通常会给至少一代人带来经济上的贫困。当经济发展冷却之时，政治热情便会高涨起来，这常常会在国内引发严重的动荡局势。
就美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而言，从已获得的有关经济、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数据来看，衰退趋势将在2020年快速积聚，并且可能会在不迟于2030年的时候达到临界程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受到追捧的“美国世纪”将会在2025年陨落和衰退；到2030年的时候，“美国世纪”便可能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2008年首次承认美国的全球大国地位确实呈现出下滑的态势。在一份有关未来形势的周期性报告《2025年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2025）中，委员会提出“全球财富和经济实力的转移正在进行当中，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从西方转向东方”以及“在现代历史中没有先例”，以此作为“美国的相对优势--甚至是在军事领域”方面衰落的主要因素。然而，和许多在华盛顿的人一样，委员会中的分析师们期望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能够维持长久实现软着陆，并且怀有希望地认为：美国能以某种方式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长期保持其独一无二的军事能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军事力量。
我们没有这么幸运。按照对趋势的推测，美国将会于2026年前后在经济产量方面被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超越，到2050年的时候将落后于印度。同样地，中国在应用科学和军事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也会在2020年和203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位居世界领导地位，而这正是美国如今在职的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纷纷退休而又因教育落后而没有接班人顶替的尴尬时刻。
根据现有计划，到2020年的时候，国防部将会为一个垂死的帝国而祈祷，并在军事上拼死一搏。它将启用高级遥控技术来发射装有三重座舱罩的飞行器，尽管美国的经济影响力逐渐式微，但是这代表了华盛顿为挽留全球影响力所抱有的最后的和最好的希望。然而，同样在那一年，以世界上功率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作后盾的中国通信卫星全球网络也将完全投入运作，在太空武器化以及为在全球各个角落实施导弹或网络打击而组建一个强大的通信系统等方面给北京提供了一个单独的平台。
如同之前的英国政府和法国外交部一样，充满着帝国傲慢的白宫似乎仍在幻想美国的衰落将会是逐步的、和缓的以及局部的。在2010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奥巴马总统再次保证：“我不会接受美国落到世界第二的位置。”几天之后，拜登副总统便对这一想法冷嘲热讽道：“我们注定会实现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预言，我们会成为一个已经失败了的伟大国家，因为我们经济失控，并且过度扩张。”与此类似，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11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权威专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拒绝谈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崛起，他驳斥（这是对美国在）“结构性衰落方面的错误比喻”，并且否认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有正在衰退的迹象。
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找就业机会的普通美国民众比起他们那些被宠坏了的领导人更加实际。一份2010年8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5%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现在“处于衰落的状态”。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已经开始拿着他们的美制武器和中国一起进行联合海空军事演习。美国最亲密的经济伙伴们也已经开始避开华盛顿对中国富有争议的货币汇率所发出的反对声浪。当奥巴马总统上个月结束亚洲之旅返回国内时，《纽约时报》用令人沮丧的标题总结了此次出访：“奥巴马的经济观点被全世界拒绝，中国、英国和德国挑战美国，与首尔的贸易谈判也以失败告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会丧失它所具备的至高无上的全球影响力，而在于衰落的过程将会是如何的迅速和痛苦。抛开华盛顿一厢情愿的想法，让我们现在利用国家情报委员会自身推测未来形势的方法来提出四项具有现实意义的情况设想，不论情况是否存在出入，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都有可能在本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内走到尽头（随同附带对我们目前所处位置情况的分析）。这些未来图景包括：经济衰退、石油危机、军事灾难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就美国的衰落或是崩塌而言，它们并不具有唯一的可能性；不过，这些图景展望还是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汹涌澎湃的未来的一扇窗户。
经济衰退：现状
如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的优势地位面临着三项主要威胁：由于世界贸易份额的萎缩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力的减弱；美国技术创新方面的衰退；以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特权地位的终结。
到2008年，美国已经在全球产品出口的榜单上滑落到了第三位，与中国12%及欧盟16%的份额相比，仅仅占到产品出口总量的11%。（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一趋势会自行扭转过来。
同样地，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也在日益衰落。在2008年，美国以232000件专利申请在世界范围内落后于日本仍旧位居第二，但是中国则以195000件申请正在很快逼近，它自2000年以来以高达400%速度迅猛增长。这里还有一个进一步衰退的先兆：2009年，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对四十个国家作了系列调查。在过去十年“以创新为基础的全球竞争力”中的“变革”这一项里，美国的排名跌至了最低点。在这些统计信息中补充了一点内容，那就是在今年十月，中国国防部揭开了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的面纱。一位美国专家在形容其强劲能力时称它“足以击败目前排名第一的美国计算机”。
很显然，美国的教育系统（未来的科学家和创新者的源头）近年来一直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在拥有大学学位的25岁到34岁这个年龄层次的美国人领先世界数十载之后，这个国家的排名在2010年跌到了第12名的位置上。世界经济论坛在2010年根据对大学里数学和科学的教学质量情况，将美国排在139个国家中的第52位。如今，在美国理科的研究生中有将近一半都是外国人。一旦发生意外，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将回到自己的祖国，而不是继续留在美国。换句话说，到2025年的时候，美国就有可能会面临优秀科学家奇缺的窘况。
如此这般的消极趋势正在激起各界对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发出愈加尖锐的批评声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S. Rogoff）表示：“其他国家对美国在经济政策方面最具权威性的说法不愿再买账了。”在2009年年中，当世界各大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达到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之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坚持认为，基于曾经坚挺的储备货币所处情况，现在是结束“人为保持的单极体系”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中国央行行长也暗示未来可能取决于一种“不与某个国家相联系”（注：意指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这些作为世界发展走向以及可能性的路标，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所提出的那样--“都表明以美国军事和财政力量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彻底崩溃。”
经济衰退：2020年图景
经历了在国外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导致数年赤字膨胀之后，正如长久以来预计的那样，在2020年，美元最终丧失了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进口成本也会突然飙升。由于无法依靠向海外兜售已遭贬值的美国国债来填平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因此华盛顿方面最终被迫大幅削减其高额的军事预算。在国内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华盛顿开始慢慢地让美军部队从数以百计的海外军事基地撤回到美国大陆周围。然而，此刻已为时太晚。
面对着一个无法实现财政平衡的衰败超级大国，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以及其他强国、大国和区域性力量都开始在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方面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受物价飞涨、失业率不断攀升及实际收入持续下降的影响，美国国内存在的不和状况升级演变为暴力冲突和具有分歧的争论，而这通常是针对着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随着美国国内掀起一场弥漫着幻灭和绝望情绪的政治浪潮，一个极右爱国者运用雷鸣般的言辞要求尊重美国的权威并威胁着要进行军事报复或是经济报复，趁机夺下总统宝座。但是，当美国世纪在沉默中走到终点之时，整个世界将不会再对其予以关注。
石油危机：现状
美国逐渐式微的经济实力所影响到的受害对象之一便是它所依赖的全球油品供应。中国在2010年夏天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而美国占据这一位置超过了一个世纪之久。能源专家迈克尔·克拉尔（Michael Klare）指出，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将“在塑造世界未来格局方面起领头作用”。
到2025年的时候，伊朗和俄罗斯将会控制世界上几乎一半的天然气供应量，这有可能会赋予它们巨大的影响力并施加给饱受能源荒困扰的欧洲。正如国家情报委员会所警告的那样，如果再将石油储备量加入其中，仅仅在15年之内，俄罗斯和伊朗便会成为能源领袖。
尽管拥有性能卓越的精密设备，但世界的主要产油国如今都是在储藏着石油的大盆地里开采，因为它容易且成本低廉。我们在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油井灾难中真正应该汲取的教训并非是英国石油公司（BP）没有认真执行安全标准，而是每个人从即时播送漏油情况的监控头（spillcam）中所看到的简单事实：作为能源巨头之一的BP公司别无选择，只得到海下数英里的地方去寻找克拉尔所说的“困难石油”（tough oil），以此来维持它的利润。
中国人和印度人突然间成为巨大的能源消费国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即使石油供应可以保持恒定，需求量和成本也几乎必然出现上涨，而且幅度还会非常大。其他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应对这一威胁，它们立即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性计划来开发替代能源。美国却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它在开发替代能源方面乏善可陈，反而在过去三十年间，加倍地依靠外国石油进口。从1973年到2007年，美国石油进口量占其国内能源消耗量的比重由36%增加到了66%。
石油危机：2025年图景
美国依然如此依赖外国石油，以至于2025年在世界能源市场上出现的几次不利的发展动向就引发了一场石油危机。这场危机和1973年的石油危机（当时的油价在短短数月中上涨了四倍）相比较，使得后者看上去只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小困难。由于对美元疾速贬值大为光火，欧佩克（OPEC）的石油部长们汇聚沙特首都利雅德，要求将来的能源支付以一篮子货币（如日元、人民币和欧元）来确定价格，此举只会让美国石油进口的成本进一步上涨。在同一时间内，沙特阿拉伯人正在与中国签署一系列长期供应合同，转投人民币从而稳定自身的外汇储备。与此同时，中国花费巨资开始修建一条横贯亚洲的输油管道，并为伊朗在波斯湾的南帕斯地区（South Pars）开发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气田提供资金。
考虑到美国海军可能不再具备保护油船从波斯湾输送至东亚的能力，德黑兰、利雅德以及阿布扎比（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一）相互结合组成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新海湾联盟（new Gulf alliance）；并且对外界证实，中国敏捷迅速的新式航母舰群将自此以后从阿曼湾的基地出发，负责在波斯湾执行巡逻任务。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伦敦同意解除美国在它位于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设立海空军基地的租约；而堪培拉在中国的施压下也告知华盛顿：第七舰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将弗里曼特尔（注：澳大利亚西海岸城市）作为其母港，此举实际上是将美国海军逐出了印度洋。
伴随着寥寥几笔签字以及几句简要的公告，曾经主张美国军事力量将会永远保护波斯湾的“卡特主义”（Carter Doctrine）在2025年被匆匆埋葬。长久以来确保美国从该地区获得无限量供应的廉价石油所具备的一切要素--物流、汇率和海上力量统统转眼蒸发。到这个时候，美国都还只能从刚刚起步的新能源工业中满足其能源需求总量的12%，而它的能源消费量中有一半仍然得依靠进口石油。
随之而来的石油危机如飓风般地袭击了这个国家，将油价推到令人咋舌的高度，让旅行变成了一件异常奢侈的事情，使实际收入（已经长期处于下降的态势）出现疾速下跌，导致美国无论怎样努力维持出口形势都缺乏竞争优势。周遭环境的恶化使得油价一飞冲天，在海外流动的美元换回了昂贵的石油，美国经济陷入瘫痪状态。随着长期遭受损耗的盟友关系的终结以及财政压力的增大，美军最后开始从他们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分期撤离。
在短短几年之内，美国已是“功能性破产”（functionally bankrupt），美国世纪的丧钟也已敲响。
军事灾难：现状
与人们的直觉相悖的是，当帝国的实力衰减之时，它们通常会投入到一些不明智的灾难性军事行动当中。这一现象被以帝国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家们称之为“微观黩武主义”（micro-militarism），由于占领新领土时遭到挫败而带来了痛苦，它们似乎想通过努力缓解这方面的压力来获得心理上的补偿；然而，效果总是短暂的，结果总是灾难性的。这些行动即使以帝国的视角来看都是不理性的，它们通常会招致让人难以承受的开销或者是使人蒙羞的挫败，而这些只能加速其力量的丧失。
古往今来，那些四面楚歌的帝国们受傲慢自大之累，泥足深陷于军事灾难之中，直到挫败演变为崩溃。公元前413年，没落的雅典向西西里岛派出了两百支战船的力量，结果遭屠杀殆尽。1921年，垂暮之年的西班牙帝国向摩洛哥派遣了两万名士兵，结果被柏柏尔人的游击队彻底击败。1956年，渐趋衰落的大英帝国袭击苏伊士运河地区使其名誉大损。而在2001年和2003年，美国占领了阿富汗入侵了伊拉克。带着数千年来帝国所独有的傲慢狂妄，华盛顿将驻阿美军数量增加到十万人，将战火燃烧到巴基斯坦，并且将撤军时间延长到2014年或是更久远的时间，这不外乎是在遍布游击队、并可能藏有核武器的帝国墓场自掘坟墓。
军事灾难：2014年图景
“微观黩武主义”是如此的不合符理性，如此的不可预知，以至于想象中的图景似乎很快就被实际情况击得粉碎。随着美军在从索马里到菲律宾一带忙得不可开交，以色列、伊朗和朝鲜方面紧张状态升级，由此而引发海外灾难性军事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
2014年仲夏，在阿富汗南部陷于困境的城市坎大哈，美军要塞突然间被塔利班游击队出其不意地侵占，美军战机则因为一场遮天蔽日的沙暴而无法起飞。由于损失十分惨重，一位窘迫的美国战争指挥官为了实施报复，派出B-1轰炸机和F-16战斗机袭击了这座城市的周边各地（这些地方据信都在塔利班的控制之下），装备着致命火炮的AC-130U“幽灵”武装直升机则从废墟上空掠过。
很快，来自这一地区各个清真寺的毛拉们（注：mullah，指伊斯兰教士）开始宣扬进行一场圣战，长期接受美军训练并旨在扭转战争局势的阿富汗军队也开始集体逃离。塔利班的战士们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系列针对美军要塞的袭击活动，使得美国的伤亡人数持续猛增。这让人们回想起1975年在西贡时的情形，美军直升机如今也是从喀布尔和坎大哈的房屋屋顶上营救美军士兵和平民。
同时，由于对巴勒斯坦问题陷入数十年无休止僵局的不满，欧佩克领导人决定对美国实施新一轮石油禁运，以抗议它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不计其数的穆斯林平民在大中东地区持续战乱中所遭受的屠戮。随着油价高涨，炼油厂原料耗尽，华盛顿开始采取行动，向波斯湾派出特别行动部队夺取供油港口。此举转而引发了大量自杀性袭击和对输油管及油井的破坏活动。届时，局势阴云密布，联合国的外交官们纷纷站起来严厉谴责美国的举动，全世界的评论员都在回顾历史后，将此举贴上了“美国的苏伊士”（America's Suez）的标签，这种说法此前是指1956年的溃败标志着大英帝国的终结。
第三次世界大战：现状
在2010年夏天，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西太平洋上的军事紧张状态开始升级，而西太平洋曾一度被认为就像是属于美国的一个湖。甚至仅在一年之前，都还没有人能预料到这样的发展态势。如同华盛顿在二战之后利用与伦敦的盟友关系将英国在全球的力量占为己有一样，中国现在正利用与美国的出口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来支助发展，使其有可能在军事上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水域所享有的支配权形成挑战。
随着中国对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北京开始要求从韩国到印度尼西亚一带更大范围的海域，而这一海域长久以来都是由美国海军所掌控。2010年8月，就在华盛顿表示在南中国海拥有“国家利益”并在那里举行海军演习以强化这一立场之后，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愤怒地回应道：“中美之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角力增加了决定谁才是世界未来的真正统治者的风险。”
身处剑拔弩张的情势当中，五角大楼报告称，北京现在拥有“在西太平洋上攻击（美国）航空母舰的能力”并且还将“核打击能力覆盖美国本土”作为目标。依靠对“进攻性核武器、空间武器和信息战方面能力”的开发，中国似乎决意要在五角大楼称之为“现代作战空间各个维度的信息范围”内争夺优势地位。随着对性能强大的“长征五号”助推火箭不断地进行开发，再加上2010年1月两颗卫星上天以及7月另一颗卫星发射成功（总数为五颗），北京向外界释放出信号--这个国家正朝着建立一个拥有35颗卫星的独立网络的方向快速迈进；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网络将会具备全球定位、通信和侦察的能力。
为了牵制住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军事职能，华盛顿坚持要打造一个由适用于航空和太空的遥控技术、先进的信息战能力和电子监控组成的新型数字化网络。军事策划人员期望这一综合系统能够以网络栅格的形式覆盖全球，具备使敌军在战场上整体失去判断力或者在各种场所识别出恐怖分子的能力。根据计划，如果进展顺利，到2020年的时候，国防部将会发射一架具有三层防护装置的太空无人驾驶机，可以从平流层到达外大气层，机上装备有灵巧导弹，与高适应性模块式卫星系统相连接，并且可以完全通过具有远视功能的监视设备进行操作。
2010年4月，五角大楼创造了历史。它平稳地将X-37B无人空天飞机发射升空并顺利地送到距离地球255英里处的低轨道上，使无人驾驶机的操作范围扩展到了外大气层。X-37B是新一代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开山之作，它标志着太空的全面武器化，给未来战争创造了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竞技舞台。
第三次世界大战：2025年图景
太空技术和网络战争都太新式并且未经试验，即使是最奇异的设想也可能很快被现实情况所替代，因此仍然难以预料。如果我们只要采用像空军在“2009年未来军力比赛”中设定的那种情景，那么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在战争中是如何协同作战”，然后开始想象下一场世界大战在现实中可能会怎么打。
现在是2025年感恩节晚上11点59分。当网络购物者入侵百思买的网站，想获得中国产最新家用电器更大的折扣之时，在毛伊岛（注：位于太平洋中北部，美国夏威夷群岛中的第二大岛）上效力于“空间监视望远镜”（Space Surveillance Telescope，简称SST）项目的美国空军技术人员突然惊诧地发现他们面前大银幕在转瞬之间变得漆黑一片。在数千英里外得克萨斯州的美国网络指挥部操作中心里，网络专家们很快就测出这些恶意二进制代码是通过匿名传播，并且显示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特有的数字指纹。
没有人预测到首次明火执仗的攻击。当美军一架太阳能驱动的“秃鹰”无人驾驶机飞到介于韩国和日本之间对马海峡上空七万英尺时，中国的恶意代码夺取了机上遥控技术的控制权。无人驾驶机突然启动挂在它400英尺长机翼下方的所有导弹发射舱，将众多致命导弹投进了黄海中，实际上也就给这个难以对付的兵器解除了武装。
白宫方面决定以牙还牙，批准了一项报复性打击。加利福尼亚的空军指挥官坚信可自由飞行的F-6分离式卫星系统是不会遭到入侵渗透的，他们给在距离地球250英里空间轨道上运行的X-37B无人空天飞机编队发送自动代码，命令它们对中国拥有的35颗卫星发射“三重终结者”导弹，但是没有任何反应。在近于恐慌的状态下，空军将“猎鹰”高超音速巡航飞行器发射到太平洋上空弧度为100英里的位置，仅仅二十分钟之后，传送电脑编码让其对在附近轨道运行的七颗中国卫星发射导弹，这些发射编码也突然间不起作用了。
在中国的病毒通过F-6卫星系统大肆传播之时，美国的那些二流超级计算机却无法破解恶意软件极其复杂的代码，对全球范围内美军舰船和飞机的导航至关重要的GPS信号也遭到连累。舰队开始在太平洋中部打转，战斗机中队无法起飞，“收割者”无人驾驶攻击机漫步目的地飞向天边，直到燃料耗尽然后坠毁。忽然间，美国丧失了空军长久以来宣称的“终极优势”：太空。几小时之内，在将近一个世纪里称霸全球的军事力量就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以无人员伤亡的结果被击败。
世界新秩序到来？
即使未来发生的事情被证明比上述四种情形更加乏味，但每一个显著的趋势都指向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会在2025年遭遇巨大衰退，而非如华盛顿现在想象的那样。
当世界范围内的盟友开始重新调整各自政策，并且注意到亚洲力量的日益崛起时，美国将难以维持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的所需经费，尽管心里仍旧不情愿，但是华盛顿方面最终还是会被迫下令（美军）分期撤离。随着美国和中国对太空和网络空间竞相展开武器化，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状态也必定会升级，如果没有相互保证，至少会在2025年爆发军事冲突。
事情甚至更加复杂，以上概述的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的趋势并不会孤立地运作。就像二战之后欧洲帝国所经历的那样，这样的负面力量无疑被证明是具有相互作用的。它们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合并引发危机，而美国民众完全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并且危机将令经济急转直下，国家经济凋零的状况会使一代及一代以上的美国人受困其中。
伴随着美国实力的衰减，过去的经验为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诞生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在可能性的一端是一个新兴全球超级大国的崛起，虽然不太可能，不过也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不过，中国和俄罗斯都显示出具有“自我参考”（self-referential）的文化形态、让人难以掌握的非罗马文字、地区性的防御策略以及落后的法律制度，这些因素阻碍了它们获得主要工具来争夺世界的支配权。目前，尚无一个超级大国看上去像是很快就能接替美国所占据的位置。
另一种既黑暗又糟糕的未来可能是诸如联合的跨国公司，如北约一般的多边力量以及一个国际金融界的精英集团组成一个独特、易变（有这个可能性）和超国家统治机构，这使得谈论民族帝国变得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私营公司和跨国精英多半会在城市内安全的小块领地里管理这个世界，而一般群众则会被转移到城市和农村的荒地上。
在《贫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一书中，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从下至上地描述了这种世界中至少一部分的景象。他指出，“全世界有十亿人已经被塞进了充满恶臭的贫民窟（到2030年，人数将升至二十亿），它们将构成第三世界里阴郁落败的城市......二十一世纪里富有特色的战场空间。”当黑暗降临到一些未来的超大贫民窟时，“帝国就可以部署奥威尔式（注：英国文学家，以著有小说《1984》和《动物庄园》而闻名）镇压技术”，就如同“像大黄峰一样的武装直升机在贫民区狭窄街道的上空追踪迷一般的敌人......每天早晨，贫民窟都以人体炸弹和具有深长意味的爆炸来作为回应。”
有关未来诸多可能性的中间选项是：一个全球新兴寡头也许会在2020年和2040年之间出现，随着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与像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这类逐渐衰落的国家展开合作，促成了一股特别的全球主导力量，类似于在1900年前后统治着世界一半人口、结构松散的欧洲帝国联盟。
另一种可能性是：地区霸权的崛起反过来会使人想起现代帝国形成之前运行的国际体系。在这一新威斯特伐利亚式（neo-Westphalian）世界秩序中，怀着对微小暴力和无限制开发充满无尽的美景展望，每一个霸权主义国家将会控制最接近于它的地区，正如巴西利亚之于南美，华盛顿之于北美，比勒陀利亚之于非洲南部等等。对太空、网络空间和深海的控制权从前任“世界警察”--美国的手中转移出去或许会成为一项新的全球共识，一个职权范围扩大的联合国安理会或是一些特殊机构可以对其进行控制。
由目前趋势推断未来得出的所有图景都是基于以下的设想：几十年无与伦比的实力所造成的傲慢自大蒙蔽了美国人的双眼，使他们不能或不会采取措施来处理其全球地位遭到不断侵蚀的问题。
如果说美国的衰落正处于从2003年到2025年这22年的时期当中，那么我们已经用战争的方式渐渐浪费掉了衰落期里首个十年的大部分光景，战争将我们的视线从长期问题上转移，如同把水抛洒在荒凉的沙漠里，浪费掉了数万亿亟需的资金。
即使只剩下15年的时间，将它们全部浪费掉的几率仍然很高。国会和总统现在陷入了僵局；美国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企业捐款，这意味着会招致很多麻烦；对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包括我们进行着的战争，我们言过其实的国家安全状态，我们资源匮乏的教育体系以及我们陈旧过时的能源供应）都缺乏有效建议，而这些问题应当受到严肃对待以保证实现软着陆，让我们国家能够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增强地位促进繁荣。
欧洲帝国早已是明日黄花，美国的统治权也正在瓦解。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美国能否像英国那样成功地塑造随后的世界秩序，保护自身的利益，维持自我的繁荣以及表现出它所具备的最佳价值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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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阿尔佛雷德·麦考伊（Alfred W. McCoy）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J.R.W. Smail讲座教授。他也是《酷刑疑问》（A Question of Torture: CIA Interrogation,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一书的作者，该书现已被译为意大利文和德文。他在刚刚出版的著作《保卫美利坚帝国》（Policing America's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Rise of the Surveillance State）中探讨了海外反暴动操作对美国国内治安措施的普及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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