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恋》风波众生相
万 军
从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标志着“文革”结束后首次针对一部文艺作品的大批判开始，经过半年后，到10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文艺报》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给批《苦恋》草草划上句号。期间牵扯到许多人，针对白桦的作品，他们有的批判，有的同情，有的还予以支持。总之，这场批判与以往的批判有所不同，这是社会进入新时期的一种表现。
一
当《太阳和人》拍摄两个礼拜时，即1980年8月21日，国家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此时，经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博弈，整个国家已处在改革派的掌控之下;恰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波兰发生了由电工技师列赫·瓦文萨领导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罢工事件，并且事态迅速扩大，六百多家工厂参与行动，罢工遍及整个波兰。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法拉奇提出一个让世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态度很坚定：“永远要保留下去。”为什么呢?邓小平的解释很清楚：“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1)这个谈话成为起草1981年6月27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思想。
1979年《十月》杂志(第三期)发表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这在“伤痕文学”中算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引来社会的巨大反响，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把《苦恋》改拍成电影《太阳与人》，自然也引来许多人的目光，由于在评价毛泽东问题上邓小平已经定下了基调，曾经“抵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本人”的行为已变得不合时宜，于是这些关注的目光中就包括中宣部的高官。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是王任重，他看了样片后说：“别的我不干预，片子结尾的一组镜头不能拍。”片子的结尾是最触动人心的地方，给人一种深沉的情绪与反思。主人公凌晨光爬在厚厚的雪地上，爬出一个巨大的问号，而他就死在这问号的一个点上。白桦说：“提出问号，希望观众反思这段历史。”王任重提出意见之后，导演彭宁虽然有点想不通，但还是将雪地问号的一组镜头改掉，换成六个点，即感叹号，其余基本没有动。修改后的片子第一场就在国家电影局放映，有关领导认为修改不彻底，没有达到要求。王任重很慎重，提议请中央党校与军队的人来看，意思很明确，让这两部分人帮助白桦修改剧本。据说片子在北京作为批判影片放映了500多场，放映开始时，片子开头打上字幕，告知观众此片为“批判影片”;当放映结束时，从走出电影院的观众看，心情都是沉重的、压抑的。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经过特许观看了这部影片，“他落泪了。他表示文学作品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及至一百年。”(2)这期间，白桦与彭宁特别忙碌，四处奔走，寻求支持。1981年1月在召开的“电影创作与理论座谈会”上放映该片，彭宁做了解释，但据白桦回忆，没有谁对这种解释加以理会。无奈之下，白桦想到一位中央高层领导，他相信艺术的感染力来自人性，情感可以打动一切人，让他一看或许这部影片就可迎来柳暗花明。
1981年1月10日晚，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富强胡同的家里接见了白桦。从我所得到的资料看，白桦与胡耀邦见面共四次，第一次是1978年担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招集一些作家到他家里座谈，他给白桦的印象是“态度诚恳，才思敏捷，既虚心又耐心，对于中国的现状了如指掌，且有极强的洞察力。”(3)第二次是1979年11月16日胡耀邦接见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全体代表并参加大会工作。在这次为影片的事见面后的1985年召开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胡耀邦与白桦亲切握手，引来与会人员热烈的掌声。白桦此次来唯一的请求是让他看看这部片子。胡耀邦态度很坚决，回绝了白桦的请求，说道：“这部片子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接着他又说：“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分成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这里所说的“儿子”就是胡德平，而他说话时他的秘书就在旁边。最后胡耀邦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而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4)白桦在高层领导人那里的游说宣告失败。
说到胡耀邦的确是一位让人充满敬意的国家领导人，理性而又率性，是一个“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人。正当中国思想界陷入僵局的时候，他以非凡的气魄发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引来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这场运动以破除现代个人迷信，崇尚人的尊严，要求民主和科学为标识，这与中国人民追求的“五四”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平反冤假错案和农村体制改革中，胡耀邦又是具体操作的前线总指挥。当一种陈腐的思想又在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时候，他慧眼识才，将朱厚泽从贵州调往中央当宣传部长。朱厚泽在这个位置上虽然时间不长，后来因受他的牵连而离开，但推行的“三宽政策”对于八十年代学术的活跃、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温家宝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 (5)田纪云说：“他给我最深的印象之一是他的民主作风。‘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他身体力行的名言。”(6)任仲夷说：“耀邦这样的大丈夫、好领导，党内实在罕见” (7)。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说过：在中共的历届领袖中最让人钦佩的就是胡耀邦同志。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党内难得的领导人，何以拒绝白桦要求看一下这部有争议影片的请求呢?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他考虑问题不能不全面、不仔细。他给白桦的一席话给人一种思考：一是肯定这部电影是有争论的，自己的家人看了都是如此;二是自己不是不想看，而是不能看，看了之后就得发表看法，这或许让他为难;三是他希望电影能通过，这是一种期待。对此白桦深有感悟，在后来的访谈中说： “他是一个胸襟坦白的人。此后，我知道他一直都在竭力拖住从‘左’面驶来的一乘烈火战车，这是‘文革’后最危险的一乘战车。因而这一事件才没有扩大为一场政治运动。后来终于以正常的文艺批评的形式平安结束，一切全都是他的努力。”(8)
但是，让白桦与彭宁没有料到的是《太阳和人》被卷入批判的漩涡。1981年3 月27日邓小平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讲到第八个问题时谈到了《苦恋》问题;他强调：“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事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他同时指出：“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版面性。” (9)《解放军报》以邓小平这个谈话为契机，于4月20日发表《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揭开了“文革”结束后首次针对一部艺术作品的大批判运动。文章指出：“它的锋芒是指向党，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打着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现代迷信的旗帜，诋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这部作品的另一主题。”随后，全国许多媒体都加入到大批判的行列中去。
二
1981年4月20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草原上的克尔娜听到广播，她钟爱的作家，曾写过《春潮在望》这首名诗的白桦受到批判。此时的白桦却没有在意早晨的广播新闻，当关心他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告知他：“刚才广播里提到你的名字，批《苦恋》哩”，他才知道自己因《苦恋》而出了大事。远在上海的妻子王蓓在第一时间也听到这个消息，她被突如其来的批判打懵了。
说到王蓓，白桦充满敬意，又心存歉意。她拍的第一部片子是从美国回来的孙瑜导演的《武训传》，在当时来说是大制作，饰武训的是大名鼎鼎的影星赵丹。18岁的王蓓在剧中是扮演女主角小桃，感情真切，形象纯朴，赢得了观众和影坛前辈们的好评。后来相继在影片《乌鸦与麻雀》、《人民的巨掌》、《丰收》等片中饰演角色。因在《乌鸦与麻雀》中饰演小阿妹，于1957年在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获个人一等奖。1959年王蓓第三次与赵丹合作，拍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影片《聂耳》，她在片中扮演女主角万山红。进入六十年代她还拍了好几部电影，如《马兰花》、《飞刀华》、《大浪淘沙》等，演技更趋成熟，赢得了人们的赞扬。王蓓是位有着较高素养的演员，她不仅从事演艺生涯，业余还进行文学创作，改革开放后，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曙光》(与白桦合作)、《恶梦醒来是早晨》，均被摄成影片，前者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但她比较低调，不张扬，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泰然对待个人名利的内在品质。然而她也因《武训传》受到过批判，当时写的检查书还收藏在她家的书架上。1953年全国文艺工作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白桦与王蓓不期而遇，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与崭露头角的青年演员，因共同志趣走到一块。1956年在白桦人生困境之时他们结婚。给她带来不幸的是“文革”初期给白桦的一封信。在上海她看到造反派的张狂与无耻，便把某些感受写成文字寄给远方的白桦，由于造反派搜查白桦的房间，找到这封信，就告知上影厂。大祸来临，王蓓因“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而受到批判与肉体的折磨，1968年她与一批厂里被打倒的同事送往上海郊外干校，进行体力劳动改造。白桦曾说：“因为我她吃了很多苦。我一直和她开玩笑，你嫁给别人可能太平点。”的确，王蓓为白桦操心不少，当白桦沉入人生谷底时，她坚信丈夫是清白的，并从思想上言论上生活上去体贴他，安慰他，使他获得人生的鼓舞力量，有了度过难关的心理基础。同时，她是有思想的女性，更是有良知的艺术家，与白桦的性格一样总喜欢表达自己真诚的感情，在那个时代很容易受伤。尽管如此，与白桦相比她还是很幸运的，毕竟没有他那样曲折艰难。当批《苦恋》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展开时，她再次表现出支持丈夫文学事业的举动来，后来她回忆起这件事时说，当时既替白桦担心，又很不理解有人这样粗暴对待文学艺术的所作所为，“作为剧情人物说两句话，就有这样大的罪?不理解!”
远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草原上的克尔娜陷入不安之中，她让男友跑了一天一夜，在邮局用快件发出一封她自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信。一个礼拜之后，远在武汉的白桦收到她的来信，信中说：“我知道您生活很坎坷，如果这次没地方去，就到我们大草原上来，我会多准备一双筷子给您。”好多年过去了，白桦回忆起这件事，声音都哽咽了。
当然克尔娜是千千万万个关心白桦，爱护白桦的一员，让白桦格外欣慰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三条标语，一是“白桦是人民的作家”，二是“白桦何罪之有?”三是“《苦恋》万岁!”。正是这些人的同情与支持，使处在风口浪尖的他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才使自己有了再一次面对困难的勇气，使他能够在希望中度过寒冷的长夜。
三
批《苦恋》首先冲出来的媒体是《解放军报》与《时代的报告》。刘白羽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领导，他的态度如何可看看张光年日记的记载：“(1981年)2月23日，上午到周扬家开碰头会，着重谈了白桦的电影《太阳和人》修改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头气恼不置。”(10)由此可以看出对待《苦恋》的问题文艺界领导层之间存在重大的分歧。
4月17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4月20日，就是克尔娜、王蓓与白桦本人听到广播新闻的那天，《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这是针对《苦恋》扔出来的重磅炸弹。它指出：“有的作品，如部队作家白桦同志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则不仅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借批评党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否定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决不是歌颂爱国主义，而是对爱国主义的污辱。”“《苦恋》通过艺术形象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电影文学《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认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如果容忍这种错误思潮泛滥，势必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危害，也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经济调整与四化建设，这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批评《苦恋》的错误倾向，目的正是为了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保卫社会主义四化建设。”
《解放军报》的举动给人许多联想。《解放军报》本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只在军队内部发行，当时国内很多人是难见它的身影。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由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成为它所关注的重点对象，再加上林彪不断创造性地提出各种全新的口号和独特的词汇，如 “突出政治”、“最高指示”、“马列主义顶峰”、“三忠于”、“四无限”，再到“四个伟大”等，在报纸中不断推出来，使这份报纸的地位与作用凸显出来。“文革”时毛泽东派20岁的肖力(李讷)入主报社，创建了“以肖力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1967年《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为“两报一刊”，成为舆论的“绝对权威”。而这次，《解放军报》的行动似乎在重复着 “文革”初期的一幕，使人感到有“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随后全国许多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北京日报》、《文学报》、《红旗》、《长江日报》、《湖北日报》等也都发表了对白桦批判的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代的报告》，它和《解放军报》紧密配合，在社会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份刊物的主持人是黄钢，他是我党资历较深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大左派”，“大批判家”。其实，对《苦恋》最早发难的就是黄钢，他很仔细地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呈送给中纪委的官员，要求中纪委尽快介入此事。中纪委经过开会讨论，决定对此事采取慎重的办法，于是就打电话给王任重，询问中纪委是否可以介入。王任重根据周杨的意见回复了中纪委的电话，称这部电影正在修改，考虑到整个文艺界的反应与安定，此事应由宣传部来处理。黄纲的第一计划落空了，便生出第二个计划来，即与刘白羽沟通，结果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文革”结束后首次文学艺术的大批判。当4月20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黄钢马上推出《时代的报告》赠刊，发表了《敬致读者》和黄钢署名、以“电影文艺评论员”的身份写的《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诗”?》，再加上该刊观察员写的《〈苦恋〉的是非，请与评说》一文，从好几个方面上纲上线，大有置《苦恋》于死地的决心，猛烈批判《苦恋》。 1981年第3期《时代的报告》又发表了署名“牛在旧”的《“桃花可是生了气”》和“方孜行”的《〈时代的报告〉的提法完全没有错》两篇文章，认为：“《苦恋》的题旨到底是不是爱国主义的，恰是‘增刊’讨论的中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人们对知识分子作‘政治排队’时，所使用的最低尺度是看他爱国还是卖国;在当前，知识分子成员中在这个问题上也还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文艺界的少数(个别)人，就是连起码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没有，在那里创作或者演出宣传卖国主义的东西;二是科技界的少数(个别)人，在三中全会以后，党对他们落实了政策的情况下，竟然对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不感兴趣，心甘情愿地跑到异国他乡吃起‘洋饭’来了。”显然，这种对一部艺术作品的批判带着浓厚的“文革”色彩，并由此延伸，批判的矛头不但对准“文艺界的少数”，而且还对准了“科技界的少数”，大有杀一儆百的味道。时光流逝，今天的人们已很难理解那种扣帽子、打棍子的运动式的批判狂潮，而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之内，这种现象却很容易被人接受，因为人们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文革”的遗风不可能马上消失。正当有些人高举“爱国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旗帜大力批判白桦的时候，没有人能想到祖国在批判者的眼里并非崇高到他们的言辞所表述的那样。据有人爆料，那时的黄钢先生正在绞尽脑汁设法把儿子黄亚生送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学社会科学，据说，他的理由是“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11)要知道国门初开的1981年出洋留学者还是凤毛麟角，不经过一番艰难曲折的活动很难达到目的，尤其是学习社会科学的，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方孜行”说“科技界的少数(个别)人” 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少数(个别)人”，“竟然对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不感兴趣，心甘情愿地跑到异国他乡吃‘洋饭’来了。”时间过了不久，黄钢先生又将他的另一个儿子送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是不是出于和黄亚生相同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正是这个儿子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并没有使他树立起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倒是获得硕士学位后，担任国际私人资本基金软银亚洲中国区总经理、创造“盛大神话”的幕后操盘手，后又任国际私人资本基金贝恩资本董事总经理，在“风投”业大名鼎鼎，他就是黄晶生。
正像后来邓小平讲的，“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12)对《苦恋》的大批判展开以后，不是所有的报刊都积极跟进，有些还表现出了抵触情绪。《文艺报》由周杨领导，起初按兵不动，后来发出了与批判不协调的声音。周扬认为应珍惜文艺界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如果对一部作品进行“文革”式的批判态度，伤害的不仅仅是她本身，而是将会摧毁我们的整个文学艺术。白桦同志是有才华的作家，他的《苦恋》有错误，可以批评，但要实事求是，不能一棍子把人家打死，要帮助他，修改好电影。周杨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达了这种看法，招来一些人的口诛笔伐，但也有一些支持者，如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文汇报》有自己的立场，结果引来一件告状的事。“胡耀邦到浙江杭州，打电话到上海，要文教书记去杭州汇报工作。两位书记一同去了，听说，主管报纸工作的书记在汇报工作一开始，就向胡耀邦提出：我们上海有全国影响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不听招呼，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不转载解放军报批《苦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市委认为这是个严重问题……他想等待胡耀邦说一句严厉批评或者立即查办马达的意思的话。胡耀邦仔细听了他们的汇报，沉思了一会，说：‘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我也看了，可以转载，不转载也应该是可以的吧。’他们没有想到胡耀邦这样回答，再讲也就没有意思了。”(13)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顶住了胡乔木要求转载《解放军报》文章的压力。 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召集周扬、王任重、朱穆之、曾涛、胡绩伟讨论对《苦恋》的批评问题。据胡绩伟回忆，谈话中，周扬、曾涛和胡绩伟都阐述了对《解放军报》文章的意见，“就是认为《苦恋》有错，应该批评，但军报那样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大批判’式的打棍子的做法，因而《人民日报》不能转载” 。(14)此外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等都抵制了转载《解放军报》批判文章的要求。让白桦欣慰的是1981年5月他回顾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赞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诗歌《春潮在望》获得大奖。这是由《诗刊》杂志社主办的，有十万余名读者对1979年到1980年的新诗进行投票，然后评比委员们从近4500首诗可中挑选，共有35位作者获奖。(15)由此看出一个问题，过去若一位作家受到批判，他与作品一道就会销声匿迹，而现在这种情况得到改变。
文艺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以及在各自把持的报刊中所持的态度，更加引起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注。根据资料，胡耀邦因长期劳顿过度,颈椎病发作,被中央限令自4月1日起休养一个月。(16)休养期间突然爆发的具有“文革”色彩地全国性地批判《苦恋》运动，着实让他始料不及。结束休养的胡耀邦于5月17日紧急会见了中宣部、文化部、广播局、全国文联负责人,谈《苦恋》批判问题。他指出：“首先，文艺战线形势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正确与错误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须首先肯定成绩，也必须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不成熟或有害的东西，接受过去的教训，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亏。毛主席为什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肯定主流。不要因为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东西，忘了大量好的东西。”“第二，我们克服缺点错误，办法一定要稳妥。由于文艺界多年搞批判运动，大家特别敏感。文艺界是‘惊弓之鸟’，由于过去遇到了多次‘弓’与‘弹’，更应特别注意。前些日子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批评是有好处的，为了帮助他们。但回过头来看，方法如果好一点，效果则会更好些。……写《苦恋》的作家还是写了些好作品，但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军队对他的态度还是好的，但军报那种批评的措词，用的方法不稳妥。(批评)我过去提过，是否可叫评论?大家叫惯了也可以。但批评是卫生运动，是洗脸，这是一。其次，争取作者作自我批评，作者反批评也可以。第三，发表批评文章，一定要用个人名义。第四，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不要混在一起。第五，要充分说理。说理不容易。(批评文章)不要全国报纸一起登。各报可转载，可不转载，不要强制人家转载。我和××谈了这个问题。对《苦恋》的批评现在国内外反映强烈，台湾还转发了(日本)《读卖新闻》的消息，说我们党内意见不一致，说胡耀邦、邓颖超反对这个批评。我们建议先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现在国内还没有平息下来。用一两句话把这事冷却下来。不要再批判了。过一段再说，有些事情处理方法就应该这样。” (17)对于胡耀邦同的谈话,“胡绩伟、秦川同志商量,觉得应该将胡耀邦同志谈话精神迅即向社会上广为传达,使国内知晓,让大家知道《人民日报》表态了,发表文章了。周扬同志授意我写这篇文章,让胡耀邦同志投下的这枚棋子广为人知。我随即写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文章原原本本传达了耀邦同志讲话精神。文章没有明提批判《苦恋》事件,没有点军报‘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只是从正面阐述中,对军报种种做法有针对性地提出批评。文章经周扬同志审阅。他只是将原拟的标题‘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易一字,改为‘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字之易,老到尽显。” (18)《人民日报》自批《苦恋》以来不仅未转载军报文章,也不发表一篇批判文章,甚至任何消息、动向也不报道。然在 6月8日发表《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立即为国内外广为瞩目。
邓小平于7月17日就思想战线问题谈话，他指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19)两位最高领导人的谈话，显然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肯定了《苦恋》的严重错误，肯定对它的批判，这是对《文艺报》等刊物的回应;而在批判时没有讲方法，分寸没有把握好，是对《解放军报》等刊物的回应。中央领导的意见很清楚，既要批判《苦恋》，防止威胁我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又要使批判在可控的范围内，防止像“文革”那样运动式的过激批判方式。特别是邓小平对《解放军报》与《文艺报》都不满意，直接说道：“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20)希望由它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有关其它问题的高质量的文章，由《人民日报》转载。
胡耀邦、邓小平谈话后，《解放军报》对《苦恋》的围剿可谓偃旗息鼓。主持《新观察》杂志的是著名散文作家冯牧，他与白桦的关系比较特殊。当年随解放军进驻云南时，他手下有两员文艺大将，一是白桦，二是公刘。该刊主动向白桦约稿，将《春天对我如此厚爱》发表在7月25日出版的第十四期上。文章有几句话耐人寻味，“武汉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续了这么长!是我在追踪春天呢?还是春天对我特别钟爱呢?……我情不自禁暗暗得意，今年我却能和春天如此长久的相聚，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但是，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胡乔木于8月8日在一次讲话中，多次提到《苦恋》，并根据《苦恋》事件对整个文艺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苦恋》显然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我们的文艺批评界竟然长时间内没有给以应有的批评，直至让它拍成电影。在《解放军报》发表批评以后，一些同志除了指责这些评论文章的缺点以外，仍然不表示什么鲜明的态度。这不但是软弱，而且是失职。在社会科学和其他思想工作领域内，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我们再不能容忍这种状态继续存在下去了。这天冯牧被迫给胡乔木写信，说他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要研究“想出补救办法来”，并表示“作协今后当努力加强对《新观察》的领导”。随后召开的“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重要指示的座谈会”上，与会的文艺家在会上的发言中，无一例外地对《苦恋》提出了批评。《新观察》主编戈阳因发表白桦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在会上进行检讨。冯牧没有过问编辑工作，但作为作协副主席，他还是要认真对待胡乔木的批评。8月25日，王任重给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写了一封信，要求向开会的人员宣读他的自我批评。信中说：“宣传部对思想战线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宣传部的同志早就有批评，最近又开了三次会进行了批评，软弱涣散的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认为开展文艺评论，是我们党领导文艺的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效的任务和方法。这就是“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批评反批评，表扬反表扬。当然在党内与对外应有所区别。但都不要只听一家之言。批评首先要分清敌我，分清是非，不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方法可言。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真正帮助他们认识和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不能过急，允许有一个转变过程，耀邦同志说过：不要强迫人家作检讨。这是完全正确的。” (21)9月7日，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文化艺术工作问题的汇报，其中详细讲了《苦恋》问题。周巍峙说：“根据《苦恋》拍成的影片《太阳和人》文化部在审查这部影片时，感到问题很大。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我们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对这部影片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这部片子在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不能对外公开放映，但如简单予以禁演也可能引起文艺界不必要的波动。经请示上级领导，决定对编导进行教育帮助，希望他们进行修改，修改后再决定是否公开放映。”周巍峙还说：“《苦恋》的作者之一白桦同志过去写过比较好的作品，近来也写过比较好的作品。对白桦同志要采取团结、教育、帮助的态度。《苦恋》是公开发表的剧本，对外已有不良影响，对这个剧本所反映出来的严重的错误倾向，应当进行公开的、严肃的批评。”(22)周巍峙的讲话，概括表述了当时文化领导部门对《苦恋》的态度以及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办法。
由于《新观察》发表《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一文，认为已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亟需补救，于是就采用了我党办报惯用的方法，即发表“读者来信”。9月10日出版的《新观察》第17期发表了读者“冯明”的来信：《也谈春天的“厚爱”》。 从内容看，语调委婉，希望白桦重视批评;从作者来看，可以断定是“奉命”的谐音。这一切都表达的是周扬与冯牧的立场与态度。我党历来很重视改造人，特别是重视罪大恶极的人物与众矢之的的人物的改造，当年毛泽东为把满清皇帝溥仪与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杜聿民“从鬼变成人”而激动，认为这是改选旧人物的典范，显示了我党的精神力量。同样，倍受关注的白桦，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接受批判，也应该表示出认错的态度。据说，胡耀邦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建议。9月25日，在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私下对调到文化部任主管电影的副部长的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你和白桦熟悉，能不能写封信给他，请他给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为文艺讨论，表个态就行了。”出于多种考虑，陈荒煤没有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去做。当然，后来白桦还是以给《解放军报》和《文艺报》编辑部写信的方式，进行检讨。这封信在《解放军报》和《文艺报》刊登后，《人民日报》又予以转载。《文艺报》也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发表唐因、唐达成执笔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文章指出：“今年4月，《解放军报》带头发表了对《苦恋》的批评文章。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十年动乱的余悸，以及一个时期以来，文艺工作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很好开展，因而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一出来，就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众说纷纭;甚至成为国外舆论界的一个议论或猜测的话题，似乎中国文艺界的春天就要过去，严寒又要降临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国内外少数不怀好意的人，也乘机造谣挑拨。”“我们希望对《苦恋》的批评能有助于文艺批评的活跃和开展，有助于改变文艺领导工作中的软弱涣散状态;而对《苦恋》的作者，希望他们能总结经验教训，‘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今后再写出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新作品。”10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样，就算给批判《苦恋》划了一个句号。而对这场批判予以总结的是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他在1981年12月27日会见出席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的代表时讲道：“有些作品政治情绪不健康，主要地是忽视和否定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而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都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比如白桦同志的《苦恋》就先要批评。他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很好。《苦恋》的问题就完满地结束了。白桦同志还是党员，还是作家，还是要继续写作。为了我们伟大的事业，谁有错误都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23)
四
大批判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但这次与以前类似的情况相比，白桦觉察到了异样的气息，因此他感觉到自己并不孤独。韦君宜、李德伦、舒婷以及日本作家山崎丰子、法国电影评论家伊丽莎白等人专程到武汉来看望他，在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表态会上，与白桦有深交的吴祖光以看过剧本人的身份，温和地用“温柔敦厚”四个字表明了他的态度。夏衍先生在这件事上更是实事求是，当他稍看了彭宁带来的样片时，说：我没有看过剧本，不好发表意见。当在周扬家开碰头会时，刘白羽、林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头气恼不置”，看出夏衍对白桦持同情态度，他不同意用粗暴的方式对待文艺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巴金老人。2005年10月巴金去逝，白桦在上海华东医院面对这位令他敬仰的文坛泰斗时，情不自禁地撒下了热泪。1981年9月他率团去巴黎参加第四十五届国际笔会大会，住北纬饭店，提及批《苦恋》的事，他说：“现在这种做法太恶劣，比过去还要恶劣!” “过去，我们从政治上相信上面，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说胡风是反革命，我们也跟着说。这样的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交代!”“现在又搞这样的批判，怎么可以这样强加于人呢!硬要人家改!那你来好了!有的是作品中人物说的话，怎么可以当成作家的话来批呢?”(24)1981年10月13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北京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的巴金。巴金在面见胡耀邦时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 (25)白桦曾感激地说：“巴金先生是从爱护中青年作家的角度挺身而出的，这也是他的‘表态’，但他的‘表态’却不是迎合，而是反对，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然，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白桦面对的更多的是赶紧表态，激烈批判的人。一次白桦见到享誉中国诗坛，被聂鲁达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艾青，艾青很关心，问他相关的许多情况，鼓励他要坚强，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1957年艾青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到黑龙江农垦农场劳动，1959年转到新疆石河子垦区，1979年平反，因而，这是具有相同苦难经历者之间的一种安慰，自然使白桦心里感到十分温暖。白桦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住在军区招待所，许多学校的同学都来看我，我怕给他们招惹麻烦，就一一拒绝了。但有一个工学院的学生打电话，说要非见一下我不可，他坐在招待所的传达室里，说自己是从十公里远的路上特地走来的，他啥话都不会说的，见我一面就走。门房管理员也认为我应该见他一下。他进到房子，把一个用红布包的东西放在桌子上面，看了我一眼就离匆匆离去。我打开红布，里面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石头上写着几个字：“愿你像岩石一样坚强!”
艾青听后热泪盈眶，但过了几天在北京的一个高层会议上，“那位大诗人发表了一篇凶狠至极的讲话，使我完全不敢置信，因为几天前他那泪水淋漓的脸还没在我眼前消失。”他见了白桦，很坦然地说道：“在会上我骂你了。” (26)白桦苦笑着，现在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了!尽管最高领导人说《太阳与人》是一部反动影片，召集思想界、文艺界的代表性人士开会表态，但“文革”已经结束了，白桦认为艾青有保持沉默的权力。
在白桦的眼里，曹禺是再好不过的人，但是，他在《苦恋》问题上的表现却让白桦大失所望。应该说这一年曹禺遇到与白桦相同的遭遇，只不过是程度的区别而已。他的作品《原野》被导演凌子(叶剑英之女叶向真)搬上银幕，当时的大红星杨在葆与刘晓庆担任男女主角，参加那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得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应是中国电影界在威尼斯电影节的首次亮相。然而，电影在例行的审查中未获通过，国内不能公映。据导演凌子后来透露《原野》被禁原因：审片时有人指责女主角镜头太裸露，影片渲染暴力、复仇…… 电影《原野》被禁，对曹禺无疑是一次新的打击，更是一次考验(1988年《原野》最终获准在中国内地公映，并荣获该年度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曹禺不想参加关于《苦恋》那个令人窒息的表态会议，可最后还是去了，而且一去就很冲动，厉声斥责道：“我从没见过这样攻击祖国的影片，我恨不得一头撞在银幕上。” (27)这种过激的言论，或许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许是习惯成自然，但这恰好表明他内心是怯弱、孤独与苦闷的。对此白桦很不理解，自己不过是向真实走了一步，这也是文学的使命呀!此时，曹禺关于文学的教诲在耳畔响起，“我觉得，真正打动人的东西，是作家的那个极其亲切又极其真实，他感受到的，思考过的问题和他的答复。当然，无疑问的，还包括作家刻画人物的本领，文字的美，丰富的语言艺术，以及丰富的知识。但是，如果作家没有那个活生生的思想，那个深刻的感受，那么，作品的艺术生命就短，艺术生命长的作品，它总是打动人的灵魂，叫人多懂人生的道理。请你们多读《红楼梦》，多读读关汉卿的作品，就会感觉到这个道理。”他也想到过曹禺的过去，“文革”期间曾先后被纠斗，被安置到北京人艺剧团的宿舍看守传达室，是1973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才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对他来说生活也是坑坑洼洼的路，走过来不容易。
当然，白桦不是谁批判了自己就对谁心存不满的小心眼人物，他思考的是知识分子群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独立思考权的丧失与社会责任感的流失。中国知识分子的根基与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苏格拉底要做思想的“助产士”，在马路上、海滩边、树荫下、公园里、竞技场等他所能够去的地方，赤着脚在不断地启发人，让他们拥有自己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成就巨大，他的一句千古名言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中国是一个信仰权威的国度，孔子颠簸数载，目标只有一个：求官!自汉武帝割了司马迁的小弟弟后，中国知识分子就被权力彻底阉割，没有独立意识，依附在权杖上的中国文人很脆弱，很胆小，生怕做出一件事来就大祸临头。这样直接导致的结果便是：西方知识分子视自由胜过一切，独立性促进探索性，探索性促进创造性，于是社会就文明进步了。而中国知识分子把那个自由，和真诚、虚伪结合，随便调来调去搭配，做了有损良知的事，从不觉得有什么歉意，还在许多时候自认为应该如此，于是，中国的人文精神失落，社会艰难地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爬行。如此一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心越来越差，明哲保身成为他人生的信条。白桦以为，前进的火车已把我们带入新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觉悟，特别是文学艺术家，更应该关注社会，用真实构建起一片蓝天，这样才不辱使命。白桦在新加坡演讲时说：“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大劫难，都会痛定思痛，何况有责任感的作家?我不能因为怯弱而去迁就因循守旧的观念，放弃已经认识到的沉痛教训。即使是邓小平，他在1979年的全国文化艺术界代表大会上也说过：文艺不应该从属于政治。作家有独立思考的权力。”《苦恋》挣扎在当年的政治旋涡里，成为许多大文人的批判的靶子，对此白桦也有自己的理解：“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许多人的观念和勇气。”令他欣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中，《苦恋》的思想保存下来了，这是可贵的磨难与可贵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