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山 |
2007年第12期 炎黄春秋杂志217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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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December 27, 2010
中共能跳出七十年兴亡周期圈吗
http://www.yhcqw.com/html/csl/2008/421/0842116348H4HI32025KKB814BDHIHK57A.html
习近平力挺薄熙来“进京”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18/n-20118.html
2010年12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考察重庆期间，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见面并高度赞扬重庆“唱红打黑”的做法。
看似寻常的习、薄会面，里面玄机大的很...
兩周之前出版的《外參》雜志即披露：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王储”习近平被增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十八大正式接班的态势笃定。作为十八大筹备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对未来人事的布局俨然已经开始，而北京市委书记这一“进局”要职和刘淇的超龄“服役”的契机，当然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北京政局知情者向《外参》杂志独家爆料称，习近平力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一职。
可问题是，薄熙来当年到重庆出任市委书记时，已经被党内认定为“贬谪”，属于被江胡联手阻击而边缘化了的一位高官，其仕途在很多人眼里已是“日薄西山”了。
据《外参》披露，要知道，在远离政治核心圈的重庆市发力冲击十八大“入常”，对于被前主近乎弃用的薄熙来来说，就算有政治局委员的优势，就算京中有人暗中助力，也可谓困难重重，毕竟他是江胡联手排挤过的人，党内能有多少人愿意为他“伸张正义”呢？但若当选北京市委书记，那局面为之一振，显示江胡的“制裁”已是昨日黄花，新主的器重和扶持则足可以让党内精英们眼前一亮，重新掂量下是否“换了人间”。
北京市委书记这一职位，无疑是困境中的薄熙来的一個跳板。
问题是，为什么这个节骨眼上，薄熙来能被习近平看中得以“咸鱼翻身”呢？习近平和薄熙来虽然同是“太子党”，但两人本没有什么密切关系。
《外参》这篇长达万字的文章披露：随着胡锦涛入主中南海，大批团派干部被重用：在中央，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汪洋、令计划等等都是1980年代初中期的共青团中央的干部；在地方，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内蒙古区委书记胡春华、吉林省委副书记巴音朝鲁亦等等团派也日渐坐稳，共青团势力如日中天。十八大之前，胡锦涛更是积极为团派人马布局、积极的扩充权力空间，这无疑对“太子党”的地盘构成威胁。
作为“太子党”一员的“储君”习近平怎么会注意不到这些？如果不及时应对，任由团派扩展，那十八大后共青团势力遍布中央和地方，到自己执政时，再来破除这张已经稳固的团派权力网，可谓难上加难。就算团派势力不至危及到他的地位，但团派里“绊马腿儿”的、“别象眼”的，掣肘和羁绊一定会让自己“如芒在背”。
《外参》的这篇文章说：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习近平决定利用十八大筹备小组组长这一得天独厚的身份，突然发力，力争薄熙来接任北京市委书记一职，为其“入常”夯实基础，也为自己培养一个坚定的同盟军。要知道，他这一橄榄枝对于在重庆“困兽犹斗”的薄熙来来说无疑具有绝处逢生的效果。薄熙来怎么会不感激涕零？再说，当初江胡把商务部长做的好好的薄熙来贬至西南本来就有些无缘无故的“欲加之罪”，党内有精英对这种“排除异己”的手法早有异议。如今习近平重新启用薄熙来，帮了自己，帮了薄熙来，也平息了部分异议，可谓一箭三雕。
胡不睬习要“拖下去”
如今，中共十八大“团派”和“太子党”权力分配尚未摆平之际，薄熙来“雄起”一搏，让习近平眼前一亮，从派系的角度考虑，薄熙来的强势作为对“太子党”无疑有加分效应。在未来高层权力格局中，与“团派”人多势众相比，“太子党”的人马略显单薄，此关键时刻拉薄一把，既可以落个好人，也可以扩充自己的同盟军，协助自己十八大后顺利执政。
《外参》的这篇文章指出，此敏感的时刻，在北京市委书记这一具有标杆性的要职上，薄熙来正是习近平的不二人选。不过，习近平力推薄熙来的策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甚至让胡锦涛也一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本来他要用这一职位来填补自己“死护”的令计划的履历空白处，用这一职位来救治令计划完全没有地方党政主管的“致命伤”。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了这个店”，北京市市委书记这一要职，对胡锦涛和令计划来说是不容错过的良机。
如今，刚进军委的习近平屁股还没坐稳当，突然力主薄熙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这看似有些直白，但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他是十八大筹备小组的组长。
但胡锦涛的布局计划也不能说被打乱就被打乱，毕竟他还是党内、军内一把手。
对薄熙来和习近平来说，占这个坑是“时不我待”；而对令计划和胡锦涛来说，占了这个坑才能“继往开来”。
北京政局知情者向《外参》杂志独家爆料称，两人现在谁也没有勇气撕破脸皮，谁也不愿意甘拜下风。于是乎，就僵持在那里了。无奈之下，胡锦涛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干脆谁也别惦记这个“坑”了，索性让刘淇做完任期再说，反正他早已超龄了，再超龄几年也无伤大雅。
于是，局面暂时看上去风平浪静，但谁都清楚，暗潮涌动下，各方都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北京市委书记争夺战远没有结束——
胡锦涛大势已去，秘书仍然嘴硬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71383&r=0&v=0&j=0
继习近平前往挺薄熙来之后，连汪洋也倒戈相向，宣称支持薄熙来，中南海消息称，汪洋是胡锦涛大将，胡锦涛与温家宝对薄熙来并不看好，薄熙来虽然与习近平隔膜很深，但在对付胡温上，则都是江泽民认可的人。由于胡锦涛一直以来消极抵抗江泽民势力，加上毫无作为，在只剩下两年的时候，中央大员早就纷纷暗中投奔了新主子----江系势力，汪洋在这个时候表态，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是恨铁不成钢，加上要离开广东了，他的哥哥也刚刚来到广州，也要乘机发一笔财，他不想得罪下一届领导人。
据中南海来源透露，18大人事也将由江泽民主持。江泽民最近提出，今后在提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不要把他放在大家中间。其实，这就是针对即将退下来的胡锦涛作的指示，他自己已经心安理得地置身“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年，在还有两年的时候，要求不要放了，明显是针对胡锦涛。再说，当初把他仍然当成“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不是他的主意，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他现在有什么权力说改就改？这分明表明他还的发言权并不比政治局常委差。
昨天，一位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在饭局透露，两天前“胡办”的一位为大秘做事的秘书透露，胡温并没有完全放弃，如果哪一方欺人太甚，不排除“放手一搏”，他们说，太子党即将全面接掌中国，胡温原本对此并无反感，但他们却咄咄逼人，要让下一届政治局大多数人来自太子党，并要以这个标准，在全国各地选拨人才接掌地方大权。胡办秘书说，这事不得人心，胡温在未来两年，不排除借助民意，对太子党人马反戈一击。他说，不到最后时刻，还不能轻言放弃。
继习近平前往挺薄熙来之后，连汪洋也倒戈相向，宣称支持薄熙来，中南海消息称，汪洋是胡锦涛大将，胡锦涛与温家宝对薄熙来并不看好，薄熙来虽然与习近平隔膜很深，但在对付胡温上，则都是江泽民认可的人。由于胡锦涛一直以来消极抵抗江泽民势力，加上毫无作为，在只剩下两年的时候，中央大员早就纷纷暗中投奔了新主子----江系势力，汪洋在这个时候表态，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是恨铁不成钢，加上要离开广东了，他的哥哥也刚刚来到广州，也要乘机发一笔财，他不想得罪下一届领导人。
据中南海来源透露，18大人事也将由江泽民主持。江泽民最近提出，今后在提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不要把他放在大家中间。其实，这就是针对即将退下来的胡锦涛作的指示，他自己已经心安理得地置身“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年，在还有两年的时候，要求不要放了，明显是针对胡锦涛。再说，当初把他仍然当成“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不是他的主意，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他现在有什么权力说改就改？这分明表明他还的发言权并不比政治局常委差。
昨天，一位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在饭局透露，两天前“胡办”的一位为大秘做事的秘书透露，胡温并没有完全放弃，如果哪一方欺人太甚，不排除“放手一搏”，他们说，太子党即将全面接掌中国，胡温原本对此并无反感，但他们却咄咄逼人，要让下一届政治局大多数人来自太子党，并要以这个标准，在全国各地选拨人才接掌地方大权。胡办秘书说，这事不得人心，胡温在未来两年，不排除借助民意，对太子党人马反戈一击。他说，不到最后时刻，还不能轻言放弃。
吴稼祥：投票的公民越多 网络愤青就会变得越少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71510&r=0&v=0&j=0
打捞愤青不仅是要把他们从骂人或爱国的口水里打捞上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还浸泡着他们下半身的旧体制的残汤剩水中打捞上来。
作者： 吴稼祥
最近读廖保平的《打捞中国愤青》一书，有些想法想一吐为快。
“愤青”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就像飘在空中的云，你抓不到它，等你抓到它时，它就不再是云，而是水滴。它的存在靠聚集，会场，广场，战场，尤其是网络。比如，为爱国而骂人的那些匿名者，是网络愤青，一回到生活中，就是张三李四。
“愤青”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群体，而是一场一场唾沫飞溅的情绪暴雨，它通常下在匿名网络上，因而其存在具有三种特性：非个体性，非真实性，非持续性。
骂人涉嫌犯罪，诽谤罪或侮辱人格罪，既要谩骂，又不想承担罪责，所以，第一必须许多人一起骂，法不责众，很难追究；第二，必须手里拿着“圣旨”骂，奉旨讨伐，何罪之有？第三，自然是掩藏和匿名，这就是网络的非真实性。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也是愤青存在的非持续性。
没有内邪，外邪(病毒)难以入侵。感染“愤青”病毒的青年，一般都有“内火”，这些内火有些来自成长的烦恼，这是任何人在青春期前后都有的烦恼，精力和能量突然增长了，但倾泻这种精力的出口一时还找不到，于是精力过剩，心火大炽。
著名的反日愤青郭泉曾经对记者说：“我认为我的成长是没有教材的。我有我自己的抗战史。”他还表示，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不问可知，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谁的影子。这是狂傲的自大。
其实，这种自大是表面的，是肝虚；掩藏在下面的其实是自卑，是脾湿。和当了弼马温的“齐天大圣”一样，不少感染愤青情绪的青年，除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之外，还有怀才或怀情不遇的愤懑。这些人有的刚进入社会，有的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吃了上餐不知下顿在哪里；这个月住在这里，不知道下个月住在哪里；想爱人，但找不到爱他的人，只好爱国。
杨鹏博士曾说：“人不是天生的愤青，还没有尽过起码的人生义务的年轻人，容易成为愤青。”确实，爱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没有在爱或爱过的人，不知道义务和责任为何物，就会经常处于愤青癫痫病发作状态。爱人，不仅要动口，还要动手，因为你可能要做早餐，要洗碗，要挣钱买房子，这是爱的义务；爱国呢，似乎只有权利(骂人的权利)，没有义务，可以君子动口不动手，对国家的爱挂在嘴上，用谩骂他人寻求快感，所以被称作“口水爱国主义”。爱国从爱人开始，而不是从骂人开始。如果爱国就是骂人的话，那中国就不再是中国，而是“骂国”。只有在爱具体的人的课堂上，才能学到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给愤青下一个简单定义，所谓愤青，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负责任的人。
因此，感染愤青病毒的人，既是逃避自由的人，也是逃避自我的人，让自我迷失在临时性群体中。所以成群结队，要动一起动，要静一起静，静如乌云，动如蝗雨。自由是与责任对称的，不负责任的人，也逃避自由。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难成功，经常失败，社交困难。
由此可以引出对愤青的另一个定义：他们是还没有完成社会化的人。伴随着他们的是失败、孤独，甚至是被遗弃，不招人待见。我的朋友许洋几年前告诉我，他曾经主持过一个网站，把评论区里风头最劲的网友请来开会，发现他们形容猥琐，言谈磕巴。可以想见，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社交场合获得成功，甚至患有社交恐惧症。这迫使他们躲进网络江湖，用谩骂的唾沫寻求最简单的认同和虚拟的成功，不需认证，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毁灭力量最强、党费(仅限于网费)最低的“政党”----“骂人党”党员。这个党的党员，可以在网络的江湖中用唾沫相互拥抱，相互取暖，但回到生活中呢，就像鱼儿上了岸，更孤独、更寒冷，生活更没有着落，甚至呼吸困难。
愤青的“外邪”是“病态民族主义”，来自两个传染源：一是从腐烂的皇袍上滋生出来的本土专制主义霉菌，另一个从是溃烂的历史伤口里流出来的对外国的极端仇恨。
专制皇权既可能让人反感，也可能让人依附；外国侵略既可能激发你自强，也可能导致你自戕。对皇权是抵抗还是依附，对外辱是自强还是自戕，完全取决于你的头脑和能量。愤青往往仇恨所有比他们强大的东西，比如本国强势群体(也就是所谓精英集团)和世界列强，但对“朝廷”则抱有期望，希望国家干预生活，让福利向他们倾斜。在他们的未来规划里，除了靠国家吃皇粮，别的都不可靠，于是，眼盼“皇恩”，心怀国恨，甚至怀念大锅铁碗，敌视改革开放。这就是中国特色愤青：反贪官不反皇帝，爱国家等于爱“朝廷”，爱战争不爱和平，要民族不要民主，逢中必爱，逢外必反。
有趣的是，国外的“愤青”很少被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所侵害，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西方，走在社会前面，能力超出社会需求，渴望引导社会潮流的人，成为愤青；而在我们这里，更可能是落在社会后面，能力或知识水平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观念还留在过去的人，成为愤青。这是从权力社会向市场社会过渡的改革时代很容易发生的现象，由于走回旧体制的门还没有彻底关闭，走向世界的门并非对所有人开放，那些被关在市场经济和西方世界门外的年轻人，成为怀旧排外的愤怒青年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打捞愤青不仅是要把他们从骂人或爱国的口水里打捞上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还浸泡着他们下半身的旧体制的残汤剩水中打捞上来。留着退路，又退不回去，人们会逃避，会愤怒；不留退路，只能前行，人们会奋发。不仅打仗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搞改革也要有这种精神。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官方要减少对他们的需求，不要把他们的口腔当作网上水利工程的蓄水池来使用：要灌谁就灌谁，要怎么灌就怎么灌。依我之见，对民主的需求和对愤青的需求正好成反比。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上的暴民就越少。
打捞愤青不仅是要把他们从骂人或爱国的口水里打捞上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还浸泡着他们下半身的旧体制的残汤剩水中打捞上来。
作者： 吴稼祥
最近读廖保平的《打捞中国愤青》一书，有些想法想一吐为快。
“愤青”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就像飘在空中的云，你抓不到它，等你抓到它时，它就不再是云，而是水滴。它的存在靠聚集，会场，广场，战场，尤其是网络。比如，为爱国而骂人的那些匿名者，是网络愤青，一回到生活中，就是张三李四。
“愤青”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群体，而是一场一场唾沫飞溅的情绪暴雨，它通常下在匿名网络上，因而其存在具有三种特性：非个体性，非真实性，非持续性。
骂人涉嫌犯罪，诽谤罪或侮辱人格罪，既要谩骂，又不想承担罪责，所以，第一必须许多人一起骂，法不责众，很难追究；第二，必须手里拿着“圣旨”骂，奉旨讨伐，何罪之有？第三，自然是掩藏和匿名，这就是网络的非真实性。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也是愤青存在的非持续性。
没有内邪，外邪(病毒)难以入侵。感染“愤青”病毒的青年，一般都有“内火”，这些内火有些来自成长的烦恼，这是任何人在青春期前后都有的烦恼，精力和能量突然增长了，但倾泻这种精力的出口一时还找不到，于是精力过剩，心火大炽。
著名的反日愤青郭泉曾经对记者说：“我认为我的成长是没有教材的。我有我自己的抗战史。”他还表示，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不问可知，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谁的影子。这是狂傲的自大。
其实，这种自大是表面的，是肝虚；掩藏在下面的其实是自卑，是脾湿。和当了弼马温的“齐天大圣”一样，不少感染愤青情绪的青年，除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之外，还有怀才或怀情不遇的愤懑。这些人有的刚进入社会，有的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吃了上餐不知下顿在哪里；这个月住在这里，不知道下个月住在哪里；想爱人，但找不到爱他的人，只好爱国。
杨鹏博士曾说：“人不是天生的愤青，还没有尽过起码的人生义务的年轻人，容易成为愤青。”确实，爱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没有在爱或爱过的人，不知道义务和责任为何物，就会经常处于愤青癫痫病发作状态。爱人，不仅要动口，还要动手，因为你可能要做早餐，要洗碗，要挣钱买房子，这是爱的义务；爱国呢，似乎只有权利(骂人的权利)，没有义务，可以君子动口不动手，对国家的爱挂在嘴上，用谩骂他人寻求快感，所以被称作“口水爱国主义”。爱国从爱人开始，而不是从骂人开始。如果爱国就是骂人的话，那中国就不再是中国，而是“骂国”。只有在爱具体的人的课堂上，才能学到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给愤青下一个简单定义，所谓愤青，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负责任的人。
因此，感染愤青病毒的人，既是逃避自由的人，也是逃避自我的人，让自我迷失在临时性群体中。所以成群结队，要动一起动，要静一起静，静如乌云，动如蝗雨。自由是与责任对称的，不负责任的人，也逃避自由。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难成功，经常失败，社交困难。
由此可以引出对愤青的另一个定义：他们是还没有完成社会化的人。伴随着他们的是失败、孤独，甚至是被遗弃，不招人待见。我的朋友许洋几年前告诉我，他曾经主持过一个网站，把评论区里风头最劲的网友请来开会，发现他们形容猥琐，言谈磕巴。可以想见，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社交场合获得成功，甚至患有社交恐惧症。这迫使他们躲进网络江湖，用谩骂的唾沫寻求最简单的认同和虚拟的成功，不需认证，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毁灭力量最强、党费(仅限于网费)最低的“政党”----“骂人党”党员。这个党的党员，可以在网络的江湖中用唾沫相互拥抱，相互取暖，但回到生活中呢，就像鱼儿上了岸，更孤独、更寒冷，生活更没有着落，甚至呼吸困难。
愤青的“外邪”是“病态民族主义”，来自两个传染源：一是从腐烂的皇袍上滋生出来的本土专制主义霉菌，另一个从是溃烂的历史伤口里流出来的对外国的极端仇恨。
专制皇权既可能让人反感，也可能让人依附；外国侵略既可能激发你自强，也可能导致你自戕。对皇权是抵抗还是依附，对外辱是自强还是自戕，完全取决于你的头脑和能量。愤青往往仇恨所有比他们强大的东西，比如本国强势群体(也就是所谓精英集团)和世界列强，但对“朝廷”则抱有期望，希望国家干预生活，让福利向他们倾斜。在他们的未来规划里，除了靠国家吃皇粮，别的都不可靠，于是，眼盼“皇恩”，心怀国恨，甚至怀念大锅铁碗，敌视改革开放。这就是中国特色愤青：反贪官不反皇帝，爱国家等于爱“朝廷”，爱战争不爱和平，要民族不要民主，逢中必爱，逢外必反。
有趣的是，国外的“愤青”很少被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所侵害，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西方，走在社会前面，能力超出社会需求，渴望引导社会潮流的人，成为愤青；而在我们这里，更可能是落在社会后面，能力或知识水平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观念还留在过去的人，成为愤青。这是从权力社会向市场社会过渡的改革时代很容易发生的现象，由于走回旧体制的门还没有彻底关闭，走向世界的门并非对所有人开放，那些被关在市场经济和西方世界门外的年轻人，成为怀旧排外的愤怒青年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打捞愤青不仅是要把他们从骂人或爱国的口水里打捞上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还浸泡着他们下半身的旧体制的残汤剩水中打捞上来。留着退路，又退不回去，人们会逃避，会愤怒；不留退路，只能前行，人们会奋发。不仅打仗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搞改革也要有这种精神。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官方要减少对他们的需求，不要把他们的口腔当作网上水利工程的蓄水池来使用：要灌谁就灌谁，要怎么灌就怎么灌。依我之见，对民主的需求和对愤青的需求正好成反比。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上的暴民就越少。
Saturday, December 25, 2010
从实践角度谈海外民运的多元化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420/20101219182916.htm
我在89学运前夕刚好是德国鲁尔大学学生会主席、《莱茵通信》杂志副主编及此后学运中创建的全德学联主席，组织与主持了全德中国留学生“六·四”前的声援活动和“六·四”后的抗议活动。此后在德国政界、新闻界和社会各团体奔走呼号，打开了留德中国学生在德国政界与社会的一片天地。1992年离开全德学联后，没有再参加民运内外的任何团体——所以我都不被海外民运圈认作是“民运人士”。我只是作为一名普通的留德学生，为中国人民获得民主和自由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其实，许多朋友参加了海外民运团体十几、甚至二十多年，还担任了各种职务，这只能表明他们有促进中国民主的意愿。至于是否真正投身了海外民运，还是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了民运的实事，仅仅参加几次民运大会或在网上与不同观点的其他民运人士争论，那都不能算“参加民运”，最多是为参加民运做些准备。
全德学联每届新选理事会后，一直书面委托我担任全德学联的外交发言人，即我在德国社会可以继续全权代表全德学联，为此我经常涉足德国社会的各项人权活动。这近20年来，我足不出城门，名不出国门，平日深居简出，倾心主编德国华人的一报一刊，为德国华人留下一块自由的园地。但我的心还是在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一直关注着海内外民运发展，必要时也站出来为德国民运人士助一臂之力。现就笔者这21年来的人权活动及对海外民运的关注，从实践角度谈谈对海外自由民主运动的感想，或许对还在坚持海外民运的朋友们有所启迪。
中国的未来由中国人民自己选择，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主体在中国大陆，而不在海外——海外民运是海内民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相反。海外民运的意义仅仅在于：在中国人民的口被封住的时候，为他们说话；在中国人民的手被捆住的时候，为他们做事。所以，在自由民主运动中我们一定要有谦卑精神，要围绕国内的自由民主运动做力所能及的协助和声援，而不是以启蒙者、甚至领导者的姿态来面对国内民运。
许多海外民运人士早年在国内时就已是著名异议人士或民运人士，已经做过一番民主事业，甚至坐过监狱。但当他们一旦离开大陆来到海外，就要放下自己的“资历”，要非常清醒地意识到：现在自己已经由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主角，换位成了配角。要全力协助国内同仁，而不是以教师爷的身份去“指导”国内民运。谁脱离了国内民运，甚至与国内的主流民运群体唱反调，这些人最终只能被国内和海外的民运大潮抛弃，因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只需要投身者、献身者，至少是协助者和支持者。
有些海外民运人士自以为身在西方，民主与人权意识、对民主政治的理解比国内同仁多。这在80年代与90年代大致可以这么说，但到了新世纪就不完全如此了。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如果没有大的人生波折，该世界观可能引导其一生；一个人出国时在国内的社会环境下所形成的人生观、社会观，如果在海外不融入西方主流社会，一直还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圈内，则他生活在西方20年等于没有生活过，他出国时所形成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可能会伴随他终身。所以，今日许多海外民运人士的基本政治素质还停留在他出国时的水平，而国内同仁却与时俱进，又有改变中国政治以维护自己权利的切身愿望，以致海外民运人士的平均政治素养已经低于国内同仁，尽管他在这里天天接触西方民主政治。
例一：80年代国内还在把印刷字（报刊）的文章看作就是真理的时代，1987年我与一批在德同仁顶着中共使馆的压力而创办继《中国之春》之后的海外华人第二份杂志《莱茵通信》（2005年停刊），笔者担任了多年主编，在80年代就开始评论中国现实政治，这从当时来说非常前卫了。而今日的每个家庭都可以通过计算机打印出印刷字文章，海外私人报刊比比皆是，国内前卫的文章很容易发表在英特网上，甚至偶尔擦边球地发表在官方报刊上。
例二：八九学运后海外民运的重点工作之一，是将国内被中共封锁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所谓突破信息封锁。1995年我回国探亲，给我的感觉是，国内对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比我们还了解，而且有切身体会，所以不用我们再从海外传入。但国内百姓缺少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和分析。于是我回德后写了几万字的系列文章，从社会道德、社会保障、劳工保障、腐败等方面分析中国现象。1998年发表的一篇有关非法拆迁的文章很受欢迎，寄给国内维权人士后，他们说要更多，于是寄去了100多份报纸。国内维权人士又将该页复印几千份分发，有些维权人士上法庭时就拿出该篇文章给法官看。但十几年后的今天，国内优秀文章频出，在海外已经很难看到诸如《十三家报纸取消户籍制联合声明》和《零八宪章》这类有一定思想深度、文笔如此优美的文章了，我只能承担一些地方的维权人士将文稿转发到海外媒体或网站的中转站。
国人往往把民主与人权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有一定关联、但毕竟完全不同的理念。民主是个政治概念，人权是个文化（人）与法律（权）概念。一个国家是采用民主还是专制，君主立宪还是政教合一甚至殖民地制度，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还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中央制还是联邦制甚至邦联制，这些政治制度原则上都可以使用。但在任何制度下都必须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与平等。或许在中国实现民主是现实中国的最佳出路，许多仁人志士因此而呼吁民主，建立反对党，甚至要求推翻共产政权，并因此而身陷囹圄，甚至走向刑场。这种献身精神非常可嘉。但中国问题更严重的是人权问题，人民无法享受最最基本的自由与平等。
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只是形式，人权才是根本。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都是民主政体，希特勒以及他的政治家们都是完全符合民主程序而选举产生的。但在议会民主通过的“纽伦堡法”却严重践踏人权。事实也看到，民主的纳粹德国给世界、也给德国本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所以这才重提“在人权与民主发生矛盾时，人权高于民主”的宪法原则；英治时期的殖民地香港并不是民主社会，却是保障人权的法制社会，殖民地制度并没有给香港及其周边地区带来灾难，相反成为反抗共产专制和声援国内民主运动的最重要基地。所以我多次向民运朋友建言，最好将现在通用的“民主运动”（民运）扩称成“自由民主运动”，这样就将人权（自由、平等）与民主都包含进去。欧洲近代从新启用古希腊民主的形式，就是将自由理念加入了民主（洛克的自由民主思想）。可惜对我的建言应者寥廖。
但在西方社会的民运实践上，民主与人权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民主是个政治概念，从国际法角度，任何国外组织或政体都不能干涉它国内政，不能涉足它国的党派政治，每个国家的道路只能由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自己抗争。而对人权，如果哪个政权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利，全世界的任何一个个人或团体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去关注，因为对人的关心是超越国界的。
对西方外交就必须注意这些特点。除了新闻界既可以呼吁人权、也可以呼吁民主外，西方政治家（议员，部长等）、党派、人权团体、工会组织、学生组织等，则只能谈人权，回避谈民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懂民主的重要，而是从他们的身份和组织性则，他们不能公开呼吁民主，因为民主是个政治概念。何况能够维护人权的国家形式不止只有民主一种，民主本身还有许多形式。尤其是，民主的国家并不一定能维护人权。
例三、90年代的每年“六·四”纪念日之前我都要奔走于德国新闻界，主要是德国的四大报纸（法兰克福汇报、法兰克福环视、南德日报、柏林日报），与编辑讨论发表什么样的文章以间接纪念“六·四”。两种形式：他们出题目，我来写；或我提供素材，由编辑写。这时编辑朋友首先考虑的是他们的读者，即德国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头脑里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政治，想读到的通常是民主而不是人权，最好知道哪些政治力量在挑战中共，哪些利益群体在诉说追求。即使谈政治犯，首先想到的是反对党（民主），其次才是异议人士（人权）。在集会时，因为面对的也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无论标语还是发言就可以多谈民主，因为老百姓希望多听到“反对党”的声音。
例四、“六·四”发生后，德国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大屠杀。这项决议中提到要保护留德中国学生的安全。但德国政府却对中国留学生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尽管我的多次催促，依旧无动于衷。于是1990年4月，我以全德学联主席的身份向德国议会递交议会申诉案，一定要保住德国的阵地。接着我单枪匹马进行了长达一年多、大规模的议会游说，除了直接面对政治家外，还动员德国天主教联席会议主席、德国基督教总部主席、德国总工会主席、德国红十字主席、德国大学生服务社主席、德国三大党派青年组织的主席等十多位在德国社会举足轻重的主席为我致函德国议会呼吁，最后实现了以立法形式保障留德学生学者可以无条件留在德国，直接受惠者达5000多人。中共对此恼羞成怒，因为这是以法律形式为“六·四”留下一个尾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时中国政府强烈要求德国取消该法律，德国总理当然没予理睬——其实总理没有资格修改法律。1995年中共使馆拒绝持有该签证的留学生护照延长，我马上联系德国新闻界，亲自到德国电视一台的早间新闻联播时接受直播采访，电视台立即播放了“六·四”镜头，那等于在德国社会重提“六·四”。在强大的新闻压力下，中共使馆吓得只能给予这些留学生护照延长——谁也不敢承担这样的外交后果。
例五、1991年获知德国经济部长即将访华，我马上与部长联系，希望他到中国后呼吁人权。但泛泛地呼吁是没有效果的，必须做一件具体的事。刚好这时《中国之春》发表了一份103位政治犯的名单，我急中生智就将这份名单交给了他，要求他递交给中国政府。他访华时复印了许多份，见到一位中国政治家就给一份，而且以德国政府的名义，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份名单中的每一位政治犯给予解释——首创了海外政治家向中国政府递交政治犯名单的先例。当时中国总理表面答应，实际并没有做。部长回德后又给中国政府去函催促，结果中国政府只能给予一一解释。部长对中国政府的回答很不满意，便带领一个经济代表团访问台湾，以表示对中国政府的愤怒。几年前“不锈钢老鼠”因为网上署文而被捕，刚好德国司法部长要为“德中法治国对话”而访问中国，邀请德国各大教会、工会、人权等组织代表座谈。我立即与德国大学生服务社联系，作为该组织代表参加座谈。这之前我与各个组织代表联系和商谈，在与部长的座谈会上，作为德国各大组织的共同要求，部长在这次访华时必须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不锈钢老鼠”。部长访华时确实全力去做了（否则回德无法交待），几个月后果然被释放。尽管不一定完是部长的贡献，但至少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例六、2008年德国之声的一位中文编辑经常在公众场合美化中共，为此引起德国民运人士的愤怒，写了多份公开信谴责该编辑。我本不想插手此事，没想到德国之声中文部居然联合德国社会的左翼亲共派，写了支持该编辑的公开信。更为严重的是，该公开信签署者居然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多位议员，包括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德国笔会主席及一大批德国汉学家——这等于是在向民运方面挑战和示威，也从根本上看不起你们这些没有外交实力的海外民运人士。所以我立即站出来临危受命，受民阵与全德学联的全权委托立即展开对德外交，一方面奔走游说于德国政界，还邀请魏京生前来助威，同时开展新闻攻势（当时德国各大媒体都有报道），最后获得德国议会另三个党派（基民盟、自民党和绿党）的全面支持，并直接促成由德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人权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和内政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听证会。会上社民党成了少数派和人人喊打的落水狗。我就要给对方看到，民运方面如果正式“开战”，即使在德国社会也具有大大超越他们的外交能力和新闻能力。
从历史渊源而言，人权理念源于人道理念。而从现代政治和民间理解而言，则人权更多是政治性的，追求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与平等；而人道更多是生活性的，即救济弱者。在海外民主运动中，两者往往很难区分，因为救济政治犯或其家属，本身就带有政治性。而在对西方的外交上，则人道要比人权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力量。除了上述可以为人权呼吁的西方政治家（议员，部长等）、党派、人权团体、工会组织、学生团体等外，对人道呼吁还可再增加红十字会、慈善机构和教会组织等。即使上述的政治家等，他们对人道呼吁的空间要大于对人权的呼吁。
国内许多异议人士被捕，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压，也造成经济上的很大困境。海外民运人士对他们作了许多呼吁，在经济上却很少给予实际的帮助，而这才是他们入狱时和出狱后最急需帮助的。
例七、“六·四”发生后，全德学联和全德各地留学生除了举行哀悼活动外，也募得许多捐款，许多捐款过后交给全德学联保管，为此学联成立了 “六四捐款小组”，由两位德国人和两位中国人组成，我任组长。具体做法是由我联系国内的死难者家属，然后向小组书面申请。获得同意后，由德、中各一位组员共同签署汇款单将款汇到我指定的帐号，由我起先通过许良英、后来通过丁子霖将善款捐给六四家属和在狱异议人士家属。过后，许良英或丁子霖就将善款接受者的亲笔收据碾转带到德国交由我存档。此事一干就是21多年，可惜捐款小组坚持到今天的就剩下我一人。2009年我发现一个捐款帐号已经十多年没有动，管理该帐号的人也无从找到，而在我的档案中只留下一张十多年前的银行单。于是我去银行查，银行在计算机上一查说没有这个帐号。我找到银行总部，告知这是一笔六四捐款，必须物归原主！银行方还是含糊其辞。接着我书面写信给银行，限定他们必须在一周内书面告知我该帐号的下落，否则我立即到法院起诉！这下银行才耗费精力彻底清查，查到该帐号因无人管理，银行多次写信也无回音，早在十年前就作“无人帐号”给消掉了。最后银行全额缴出了这笔捐款，我在“六·四”20周年之际带给了丁子霖。据我所知，在地方学生会还有约3万欧元的捐款因为无人管理而在银行消失，我正在费劲地寻找当事人，要一笔一笔地追回捐款。
例八、“六·四”发生后我就托回国留学生将捐款带去北京（例如北钢一位死难的研究生，有两个遗腹双胞胎），可惜当时一些死难者家属出于政治压力而不敢接受捐款，这些捐款也没有了下落。1991年一位留德学生传来许良英的一封信，说国内异议人士徐水良刚刚出狱，生活没有着落，几乎到了讨饭的境地。于是我立即与两个地方学生会联系，筹来500欧元捐款带给许良英——这可能是海外“六·四”后第一笔带回国内的捐款，国内才知道海外有捐款！许良英接着就开来40多人的政治犯名单，并同时给美国民运方面，“中国人权”就这时才开始将捐款送往中国。我与各地方学生会联系，先后给许良英带去了几万欧元捐款，过后他又将获得捐款人的收款条托人带来德国由我保管。这20多年来的收款条我应当全都保存着，许多异议人士后来自己也流亡到了海外，尽管他们都不知道我曾经为捐助他们花费了多少心血。
例九、到了新世纪，当年的捐款都用完了，只能在自己最直接的朋友圈内募捐。2010年春节前一位朋友要回国探亲，问我有什么要带。我马上想到一个月前一位异议人士被判刑，许多民运团体抗议，但却没有人具体给予生活上捐助。我给北京朋友联系，朋友说，如果能有一点捐款当然更好，以救燃眉之急。于是我除了自己个人捐款外，只能厚着脸皮与我德国最接近的朋友（大都不是民运圈的）打电话“讨钱”，两天内获得2500欧元捐款。带回北京后，安排国内的朋友到机场接钱，并顺利地给了异议人士家属——既是经济上救济，也是无声的精神安慰。
在对德外交上，许多人道援助只是形式，重要的是给予国内异议人士道义上的支持。那些德国政治家、社会团体、甚至慈善团体心里都很明白，只是双方心昭不宣。
例十、八九学运后王若望老先生被关押在狱，我通过德国天主教联席会议主席联系到德国红十字会总部主席，这位主席看在天主教联席会议主席的面子而只能接待我。我向他叙说了王若望的近况：年纪这么大，关在寒冷的监狱中。两人具体商量该为王若望做些什么事。最后商量下来，红十字会主席亲自与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总部主席联系，国际红十字会总部主席亲自与中国政府交涉，要求人道地对待年迈的王若望老先生——这可能是国际红十字会唯一的一次为异议人士呼吁，尽管形式上是出于“人道主义”，但中国政府受到了比受西方政治家更大的国际道义压力。
例十一、90年代王军涛关押在狱，我想在道义上声援他，便找到德国外交部，要求外交部责令德国驻华大使去慰问王军涛家属，没想到德国外交部表示为难。几天后我偶然获知，欧洲议会有一个代表团将访问中国。我一查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位德国议员。于是立即与该议员联系，带去了王军涛的材料，形式上托他给王军涛家属捐助1000欧元。该代表团访华时，该议员果然将王军涛的母亲和妹妹接到荷兰使馆，向她表示留德学生想捐助她们1000欧元。当时王母非常激动，表示心意领了，钱就不要了（典型的中国人客气）。议员回德后将整个过程告诉我，我向他表示感谢，尽管没有实现“经济上救济”，但至少实现了“道义上支持”。
提高海外民运的人文层次
要提高海外民运在海外的声誉，除了一般形式的集会外，也要搞一些高层次的文化活动，让所在国民众感觉，这些民运人士或异议人士不全是苦大仇深的复仇者，他们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权斗士。
例十二、1990年初我化了整整半年多时间的筹备，与朋友一起创作了纪念“六·四”的组歌《白玫瑰》（古典式，我作词并部分作曲），组成50多人的德国人大乐队、30多人的合唱队，于“六·四”周年纪念日在德国西南部中心斯图加特的莫扎特音乐厅举行了公演，甚至将纳粹时期被杀害的“白玫瑰”组织的索尔兄妹的姐姐都请来。1999年我又与音乐界朋友合作创作了另一组歌《为自由歌唱》（9首），“六·四”十周年纪念日时在当时的德国首都波恩的贝多芬音乐厅（1795年贝多芬与海顿就在这座音乐厅中相识并演奏作品）举行公演——我创作的音乐作品都只有首演。
例十三、即使在平时与政治家交往时，送礼太小被人看不起，送礼太大有行贿之嫌，于是我都是送一幅我自己创作的国画或水彩画，这样价值就无法估量。见面一开始先以绘画为引子，闲聊东西方文化的异同，然后才进入正题。这样那些政治家就对我刮目相看。只有从内心佩服你，才会真心地帮助你，而不是应付性地与你会面、过后就与你无关。例如我对德外交之初什么都不懂，是德国天主教总部主席委托总部律师Becher为我起草了第一批给德国政界的信和提案，是德国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Vogel亲自教我应当去找那些关键的议员，是外交委员会的一位战前参加反纳粹活动、战后第一代女议员和部长Hambruecher亲自为我引荐与外交部等政府部门谈话……
我的职业是物理工程师（博士），曾经是个文学、艺术和音乐爱好者，但从来不关心政治，政治、法律知识几乎为零，是突如其来的八九学运把我推到了德国学运和此后人权活动的第一线。为了人权工作和对德外交，我恶补欧洲历史、政治、文化和法律，因为这些都是活跃在德国社会和政界所必不可少的文化底蕴和抗争能力。如今20多年过去，在文化方面，我经常受德国政府委托举办导游培训班，主讲德国历史与欧洲文化史；在政治方面，除了经常在德国社会的各类大型集会或电视台上演说外，还在德国政治类专业杂志上发表许多论文；而在德国法律领域，已经发表了100多万字的法律文章，出了多部专集，以致一般的旅德华人还都误以为我是法学博士和律师（确实亲自为旅德华人和企业打了上百场官司）——20年可以学许多东西，也可以做许多事情，就看你是否去学、去做。20年来我每天工作到深夜2-3点，因为办报、写作与人权活动都是我在业余时间的义务工作。
所以我就想，海外民运应当少点无谓的、其实非常低层次的争论，多学点文化、历史、政治与法律知识，多做点推动中国自由民主的实事，这才是海内民众所真正期望的。我之所以能坚持20多年，是因为我有一个平衡的心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无论中国何时能民主，是否能民主，很可能在我有生之年根本看不到中国民主，我只是尽我的心，而且是付出个人一生代价的尽心。
我在89学运前夕刚好是德国鲁尔大学学生会主席、《莱茵通信》杂志副主编及此后学运中创建的全德学联主席，组织与主持了全德中国留学生“六·四”前的声援活动和“六·四”后的抗议活动。此后在德国政界、新闻界和社会各团体奔走呼号，打开了留德中国学生在德国政界与社会的一片天地。1992年离开全德学联后，没有再参加民运内外的任何团体——所以我都不被海外民运圈认作是“民运人士”。我只是作为一名普通的留德学生，为中国人民获得民主和自由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其实，许多朋友参加了海外民运团体十几、甚至二十多年，还担任了各种职务，这只能表明他们有促进中国民主的意愿。至于是否真正投身了海外民运，还是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了民运的实事，仅仅参加几次民运大会或在网上与不同观点的其他民运人士争论，那都不能算“参加民运”，最多是为参加民运做些准备。
全德学联每届新选理事会后，一直书面委托我担任全德学联的外交发言人，即我在德国社会可以继续全权代表全德学联，为此我经常涉足德国社会的各项人权活动。这近20年来，我足不出城门，名不出国门，平日深居简出，倾心主编德国华人的一报一刊，为德国华人留下一块自由的园地。但我的心还是在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一直关注着海内外民运发展，必要时也站出来为德国民运人士助一臂之力。现就笔者这21年来的人权活动及对海外民运的关注，从实践角度谈谈对海外自由民主运动的感想，或许对还在坚持海外民运的朋友们有所启迪。
海外民运的角色
中国的未来由中国人民自己选择，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主体在中国大陆，而不在海外——海外民运是海内民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相反。海外民运的意义仅仅在于：在中国人民的口被封住的时候，为他们说话；在中国人民的手被捆住的时候，为他们做事。所以，在自由民主运动中我们一定要有谦卑精神，要围绕国内的自由民主运动做力所能及的协助和声援，而不是以启蒙者、甚至领导者的姿态来面对国内民运。
许多海外民运人士早年在国内时就已是著名异议人士或民运人士，已经做过一番民主事业，甚至坐过监狱。但当他们一旦离开大陆来到海外，就要放下自己的“资历”，要非常清醒地意识到：现在自己已经由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主角，换位成了配角。要全力协助国内同仁，而不是以教师爷的身份去“指导”国内民运。谁脱离了国内民运，甚至与国内的主流民运群体唱反调，这些人最终只能被国内和海外的民运大潮抛弃，因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只需要投身者、献身者，至少是协助者和支持者。
有些海外民运人士自以为身在西方，民主与人权意识、对民主政治的理解比国内同仁多。这在80年代与90年代大致可以这么说，但到了新世纪就不完全如此了。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如果没有大的人生波折，该世界观可能引导其一生；一个人出国时在国内的社会环境下所形成的人生观、社会观，如果在海外不融入西方主流社会，一直还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圈内，则他生活在西方20年等于没有生活过，他出国时所形成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可能会伴随他终身。所以，今日许多海外民运人士的基本政治素质还停留在他出国时的水平，而国内同仁却与时俱进，又有改变中国政治以维护自己权利的切身愿望，以致海外民运人士的平均政治素养已经低于国内同仁，尽管他在这里天天接触西方民主政治。
例一：80年代国内还在把印刷字（报刊）的文章看作就是真理的时代，1987年我与一批在德同仁顶着中共使馆的压力而创办继《中国之春》之后的海外华人第二份杂志《莱茵通信》（2005年停刊），笔者担任了多年主编，在80年代就开始评论中国现实政治，这从当时来说非常前卫了。而今日的每个家庭都可以通过计算机打印出印刷字文章，海外私人报刊比比皆是，国内前卫的文章很容易发表在英特网上，甚至偶尔擦边球地发表在官方报刊上。
例二：八九学运后海外民运的重点工作之一，是将国内被中共封锁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所谓突破信息封锁。1995年我回国探亲，给我的感觉是，国内对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比我们还了解，而且有切身体会，所以不用我们再从海外传入。但国内百姓缺少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和分析。于是我回德后写了几万字的系列文章，从社会道德、社会保障、劳工保障、腐败等方面分析中国现象。1998年发表的一篇有关非法拆迁的文章很受欢迎，寄给国内维权人士后，他们说要更多，于是寄去了100多份报纸。国内维权人士又将该页复印几千份分发，有些维权人士上法庭时就拿出该篇文章给法官看。但十几年后的今天，国内优秀文章频出，在海外已经很难看到诸如《十三家报纸取消户籍制联合声明》和《零八宪章》这类有一定思想深度、文笔如此优美的文章了，我只能承担一些地方的维权人士将文稿转发到海外媒体或网站的中转站。
民主与人权
国人往往把民主与人权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有一定关联、但毕竟完全不同的理念。民主是个政治概念，人权是个文化（人）与法律（权）概念。一个国家是采用民主还是专制，君主立宪还是政教合一甚至殖民地制度，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还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中央制还是联邦制甚至邦联制，这些政治制度原则上都可以使用。但在任何制度下都必须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与平等。或许在中国实现民主是现实中国的最佳出路，许多仁人志士因此而呼吁民主，建立反对党，甚至要求推翻共产政权，并因此而身陷囹圄，甚至走向刑场。这种献身精神非常可嘉。但中国问题更严重的是人权问题，人民无法享受最最基本的自由与平等。
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只是形式，人权才是根本。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都是民主政体，希特勒以及他的政治家们都是完全符合民主程序而选举产生的。但在议会民主通过的“纽伦堡法”却严重践踏人权。事实也看到，民主的纳粹德国给世界、也给德国本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所以这才重提“在人权与民主发生矛盾时，人权高于民主”的宪法原则；英治时期的殖民地香港并不是民主社会，却是保障人权的法制社会，殖民地制度并没有给香港及其周边地区带来灾难，相反成为反抗共产专制和声援国内民主运动的最重要基地。所以我多次向民运朋友建言，最好将现在通用的“民主运动”（民运）扩称成“自由民主运动”，这样就将人权（自由、平等）与民主都包含进去。欧洲近代从新启用古希腊民主的形式，就是将自由理念加入了民主（洛克的自由民主思想）。可惜对我的建言应者寥廖。
但在西方社会的民运实践上，民主与人权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民主是个政治概念，从国际法角度，任何国外组织或政体都不能干涉它国内政，不能涉足它国的党派政治，每个国家的道路只能由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自己抗争。而对人权，如果哪个政权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利，全世界的任何一个个人或团体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去关注，因为对人的关心是超越国界的。
对西方外交就必须注意这些特点。除了新闻界既可以呼吁人权、也可以呼吁民主外，西方政治家（议员，部长等）、党派、人权团体、工会组织、学生组织等，则只能谈人权，回避谈民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懂民主的重要，而是从他们的身份和组织性则，他们不能公开呼吁民主，因为民主是个政治概念。何况能够维护人权的国家形式不止只有民主一种，民主本身还有许多形式。尤其是，民主的国家并不一定能维护人权。
例三、90年代的每年“六·四”纪念日之前我都要奔走于德国新闻界，主要是德国的四大报纸（法兰克福汇报、法兰克福环视、南德日报、柏林日报），与编辑讨论发表什么样的文章以间接纪念“六·四”。两种形式：他们出题目，我来写；或我提供素材，由编辑写。这时编辑朋友首先考虑的是他们的读者，即德国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头脑里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政治，想读到的通常是民主而不是人权，最好知道哪些政治力量在挑战中共，哪些利益群体在诉说追求。即使谈政治犯，首先想到的是反对党（民主），其次才是异议人士（人权）。在集会时，因为面对的也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无论标语还是发言就可以多谈民主，因为老百姓希望多听到“反对党”的声音。
例四、“六·四”发生后，德国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大屠杀。这项决议中提到要保护留德中国学生的安全。但德国政府却对中国留学生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尽管我的多次催促，依旧无动于衷。于是1990年4月，我以全德学联主席的身份向德国议会递交议会申诉案，一定要保住德国的阵地。接着我单枪匹马进行了长达一年多、大规模的议会游说，除了直接面对政治家外，还动员德国天主教联席会议主席、德国基督教总部主席、德国总工会主席、德国红十字主席、德国大学生服务社主席、德国三大党派青年组织的主席等十多位在德国社会举足轻重的主席为我致函德国议会呼吁，最后实现了以立法形式保障留德学生学者可以无条件留在德国，直接受惠者达5000多人。中共对此恼羞成怒，因为这是以法律形式为“六·四”留下一个尾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时中国政府强烈要求德国取消该法律，德国总理当然没予理睬——其实总理没有资格修改法律。1995年中共使馆拒绝持有该签证的留学生护照延长，我马上联系德国新闻界，亲自到德国电视一台的早间新闻联播时接受直播采访，电视台立即播放了“六·四”镜头，那等于在德国社会重提“六·四”。在强大的新闻压力下，中共使馆吓得只能给予这些留学生护照延长——谁也不敢承担这样的外交后果。
例五、1991年获知德国经济部长即将访华，我马上与部长联系，希望他到中国后呼吁人权。但泛泛地呼吁是没有效果的，必须做一件具体的事。刚好这时《中国之春》发表了一份103位政治犯的名单，我急中生智就将这份名单交给了他，要求他递交给中国政府。他访华时复印了许多份，见到一位中国政治家就给一份，而且以德国政府的名义，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份名单中的每一位政治犯给予解释——首创了海外政治家向中国政府递交政治犯名单的先例。当时中国总理表面答应，实际并没有做。部长回德后又给中国政府去函催促，结果中国政府只能给予一一解释。部长对中国政府的回答很不满意，便带领一个经济代表团访问台湾，以表示对中国政府的愤怒。几年前“不锈钢老鼠”因为网上署文而被捕，刚好德国司法部长要为“德中法治国对话”而访问中国，邀请德国各大教会、工会、人权等组织代表座谈。我立即与德国大学生服务社联系，作为该组织代表参加座谈。这之前我与各个组织代表联系和商谈，在与部长的座谈会上，作为德国各大组织的共同要求，部长在这次访华时必须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不锈钢老鼠”。部长访华时确实全力去做了（否则回德无法交待），几个月后果然被释放。尽管不一定完是部长的贡献，但至少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例六、2008年德国之声的一位中文编辑经常在公众场合美化中共，为此引起德国民运人士的愤怒，写了多份公开信谴责该编辑。我本不想插手此事，没想到德国之声中文部居然联合德国社会的左翼亲共派，写了支持该编辑的公开信。更为严重的是，该公开信签署者居然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多位议员，包括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德国笔会主席及一大批德国汉学家——这等于是在向民运方面挑战和示威，也从根本上看不起你们这些没有外交实力的海外民运人士。所以我立即站出来临危受命，受民阵与全德学联的全权委托立即展开对德外交，一方面奔走游说于德国政界，还邀请魏京生前来助威，同时开展新闻攻势（当时德国各大媒体都有报道），最后获得德国议会另三个党派（基民盟、自民党和绿党）的全面支持，并直接促成由德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人权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和内政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听证会。会上社民党成了少数派和人人喊打的落水狗。我就要给对方看到，民运方面如果正式“开战”，即使在德国社会也具有大大超越他们的外交能力和新闻能力。
人权与人道
从历史渊源而言，人权理念源于人道理念。而从现代政治和民间理解而言，则人权更多是政治性的，追求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与平等；而人道更多是生活性的，即救济弱者。在海外民主运动中，两者往往很难区分，因为救济政治犯或其家属，本身就带有政治性。而在对西方的外交上，则人道要比人权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力量。除了上述可以为人权呼吁的西方政治家（议员，部长等）、党派、人权团体、工会组织、学生团体等外，对人道呼吁还可再增加红十字会、慈善机构和教会组织等。即使上述的政治家等，他们对人道呼吁的空间要大于对人权的呼吁。
国内许多异议人士被捕，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压，也造成经济上的很大困境。海外民运人士对他们作了许多呼吁，在经济上却很少给予实际的帮助，而这才是他们入狱时和出狱后最急需帮助的。
例七、“六·四”发生后，全德学联和全德各地留学生除了举行哀悼活动外，也募得许多捐款，许多捐款过后交给全德学联保管，为此学联成立了 “六四捐款小组”，由两位德国人和两位中国人组成，我任组长。具体做法是由我联系国内的死难者家属，然后向小组书面申请。获得同意后，由德、中各一位组员共同签署汇款单将款汇到我指定的帐号，由我起先通过许良英、后来通过丁子霖将善款捐给六四家属和在狱异议人士家属。过后，许良英或丁子霖就将善款接受者的亲笔收据碾转带到德国交由我存档。此事一干就是21多年，可惜捐款小组坚持到今天的就剩下我一人。2009年我发现一个捐款帐号已经十多年没有动，管理该帐号的人也无从找到，而在我的档案中只留下一张十多年前的银行单。于是我去银行查，银行在计算机上一查说没有这个帐号。我找到银行总部，告知这是一笔六四捐款，必须物归原主！银行方还是含糊其辞。接着我书面写信给银行，限定他们必须在一周内书面告知我该帐号的下落，否则我立即到法院起诉！这下银行才耗费精力彻底清查，查到该帐号因无人管理，银行多次写信也无回音，早在十年前就作“无人帐号”给消掉了。最后银行全额缴出了这笔捐款，我在“六·四”20周年之际带给了丁子霖。据我所知，在地方学生会还有约3万欧元的捐款因为无人管理而在银行消失，我正在费劲地寻找当事人，要一笔一笔地追回捐款。
例八、“六·四”发生后我就托回国留学生将捐款带去北京（例如北钢一位死难的研究生，有两个遗腹双胞胎），可惜当时一些死难者家属出于政治压力而不敢接受捐款，这些捐款也没有了下落。1991年一位留德学生传来许良英的一封信，说国内异议人士徐水良刚刚出狱，生活没有着落，几乎到了讨饭的境地。于是我立即与两个地方学生会联系，筹来500欧元捐款带给许良英——这可能是海外“六·四”后第一笔带回国内的捐款，国内才知道海外有捐款！许良英接着就开来40多人的政治犯名单，并同时给美国民运方面，“中国人权”就这时才开始将捐款送往中国。我与各地方学生会联系，先后给许良英带去了几万欧元捐款，过后他又将获得捐款人的收款条托人带来德国由我保管。这20多年来的收款条我应当全都保存着，许多异议人士后来自己也流亡到了海外，尽管他们都不知道我曾经为捐助他们花费了多少心血。
例九、到了新世纪，当年的捐款都用完了，只能在自己最直接的朋友圈内募捐。2010年春节前一位朋友要回国探亲，问我有什么要带。我马上想到一个月前一位异议人士被判刑，许多民运团体抗议，但却没有人具体给予生活上捐助。我给北京朋友联系，朋友说，如果能有一点捐款当然更好，以救燃眉之急。于是我除了自己个人捐款外，只能厚着脸皮与我德国最接近的朋友（大都不是民运圈的）打电话“讨钱”，两天内获得2500欧元捐款。带回北京后，安排国内的朋友到机场接钱，并顺利地给了异议人士家属——既是经济上救济，也是无声的精神安慰。
在对德外交上，许多人道援助只是形式，重要的是给予国内异议人士道义上的支持。那些德国政治家、社会团体、甚至慈善团体心里都很明白，只是双方心昭不宣。
例十、八九学运后王若望老先生被关押在狱，我通过德国天主教联席会议主席联系到德国红十字会总部主席，这位主席看在天主教联席会议主席的面子而只能接待我。我向他叙说了王若望的近况：年纪这么大，关在寒冷的监狱中。两人具体商量该为王若望做些什么事。最后商量下来，红十字会主席亲自与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总部主席联系，国际红十字会总部主席亲自与中国政府交涉，要求人道地对待年迈的王若望老先生——这可能是国际红十字会唯一的一次为异议人士呼吁，尽管形式上是出于“人道主义”，但中国政府受到了比受西方政治家更大的国际道义压力。
例十一、90年代王军涛关押在狱，我想在道义上声援他，便找到德国外交部，要求外交部责令德国驻华大使去慰问王军涛家属，没想到德国外交部表示为难。几天后我偶然获知，欧洲议会有一个代表团将访问中国。我一查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位德国议员。于是立即与该议员联系，带去了王军涛的材料，形式上托他给王军涛家属捐助1000欧元。该代表团访华时，该议员果然将王军涛的母亲和妹妹接到荷兰使馆，向她表示留德学生想捐助她们1000欧元。当时王母非常激动，表示心意领了，钱就不要了（典型的中国人客气）。议员回德后将整个过程告诉我，我向他表示感谢，尽管没有实现“经济上救济”，但至少实现了“道义上支持”。
提高海外民运的人文层次
要提高海外民运在海外的声誉，除了一般形式的集会外，也要搞一些高层次的文化活动，让所在国民众感觉，这些民运人士或异议人士不全是苦大仇深的复仇者，他们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权斗士。
例十二、1990年初我化了整整半年多时间的筹备，与朋友一起创作了纪念“六·四”的组歌《白玫瑰》（古典式，我作词并部分作曲），组成50多人的德国人大乐队、30多人的合唱队，于“六·四”周年纪念日在德国西南部中心斯图加特的莫扎特音乐厅举行了公演，甚至将纳粹时期被杀害的“白玫瑰”组织的索尔兄妹的姐姐都请来。1999年我又与音乐界朋友合作创作了另一组歌《为自由歌唱》（9首），“六·四”十周年纪念日时在当时的德国首都波恩的贝多芬音乐厅（1795年贝多芬与海顿就在这座音乐厅中相识并演奏作品）举行公演——我创作的音乐作品都只有首演。
例十三、即使在平时与政治家交往时，送礼太小被人看不起，送礼太大有行贿之嫌，于是我都是送一幅我自己创作的国画或水彩画，这样价值就无法估量。见面一开始先以绘画为引子，闲聊东西方文化的异同，然后才进入正题。这样那些政治家就对我刮目相看。只有从内心佩服你，才会真心地帮助你，而不是应付性地与你会面、过后就与你无关。例如我对德外交之初什么都不懂，是德国天主教总部主席委托总部律师Becher为我起草了第一批给德国政界的信和提案，是德国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Vogel亲自教我应当去找那些关键的议员，是外交委员会的一位战前参加反纳粹活动、战后第一代女议员和部长Hambruecher亲自为我引荐与外交部等政府部门谈话……
我的职业是物理工程师（博士），曾经是个文学、艺术和音乐爱好者，但从来不关心政治，政治、法律知识几乎为零，是突如其来的八九学运把我推到了德国学运和此后人权活动的第一线。为了人权工作和对德外交，我恶补欧洲历史、政治、文化和法律，因为这些都是活跃在德国社会和政界所必不可少的文化底蕴和抗争能力。如今20多年过去，在文化方面，我经常受德国政府委托举办导游培训班，主讲德国历史与欧洲文化史；在政治方面，除了经常在德国社会的各类大型集会或电视台上演说外，还在德国政治类专业杂志上发表许多论文；而在德国法律领域，已经发表了100多万字的法律文章，出了多部专集，以致一般的旅德华人还都误以为我是法学博士和律师（确实亲自为旅德华人和企业打了上百场官司）——20年可以学许多东西，也可以做许多事情，就看你是否去学、去做。20年来我每天工作到深夜2-3点，因为办报、写作与人权活动都是我在业余时间的义务工作。
所以我就想，海外民运应当少点无谓的、其实非常低层次的争论，多学点文化、历史、政治与法律知识，多做点推动中国自由民主的实事，这才是海内民众所真正期望的。我之所以能坚持20多年，是因为我有一个平衡的心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无论中国何时能民主，是否能民主，很可能在我有生之年根本看不到中国民主，我只是尽我的心，而且是付出个人一生代价的尽心。
许知远：异议者们苦涩的争执——也说魏京生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69887&r=0&v=0&j=0
魏京生否定刘晓波获奖，一如当年王希哲对他的攻击。
一九八九年五月，刘晓波在一篇评论胡耀邦死亡的文章中提到了魏京生。在他眼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对于胡耀邦的热情和对魏京生的冷漠，恰是他们的虚伪与奴性的象征。对胡的潮水般的哀悼，充斥着臣仆们对于一个明君的渴望。相反的，在牢中已关押了十年、「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者、为民主、人权、自由付出了极大的个人代价的魏京生，却少有人关切。
二十年后，我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读到魏京生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施压、释放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刚被判处了十一年徒刑。
这一前一后的呼应，像是历史的一次轮回。二十年中，中国的形象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又再度摆回来。天安门改变了邓小平所缔造的中国形象，这个弃卡尔．马克思、拥抱亚当．斯密、用经济发展取代暴力专政的新中国形象。比起苏联帝国，这个中国亲切、富有希望，迟早变得和西方一样。广场的鲜血冲刷了这玫瑰色的图景，中国原来还是那个中国，倘若政权感到自己的垄断权力受损，它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最残酷的暴力。
这个「暴政中国」的形象又缓慢地被遗忘了，它用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征服了世界。又一个新的期待升起了，市场经济、中产阶级、技术革命、全球化，必定会改变中国。它会融入既有的世界秩序。世界再一次发现并非如此。刘晓波的十一年徒刑、诺贝尔和平奖所招致的中国宣传机器的诽谤，比任何例证都有效的说明了这个政权的本质。
也在此刻，魏京生改变了之前的态度。在为意大利的《自由纪事》所写的文章里，他攻击了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与刘晓波本人。「如果一个参加了天安门运动的人，在监狱中向专制低头、忏悔，我们可以原谅他，体谅他的艰难。但决不会拿他来做榜样教育年轻人，教育下一代。如果这个人不仅仅低头忏悔，而且还在专制政府官方的官方电视台上帮助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撒谎，说没看见血流成河的天安门广场死人，我们已经很难原谅他了。因为他已经成了刽子手们的帮凶……如果他在释放之后，不承受监狱中的压力之后，仍然用比共产党刽子手们还要恶毒的语言诋毁那场运动，说那是一场由谎言而起、欺骗人民的运动。那么，这个人的道德信用应该说是完全破产的」。在用了三个「如果」之后，他不仅否定了刘晓波的获奖资格，甚至还把他推到了道德底线之下。
这真是意外而心酸的时刻。这篇文字也令人想起另一个时刻。十多年前，当魏京生来到华盛顿时，一位更早来到美国的异议者王希哲，在公开场合高声叫骂他。他的愤怒与不满来自于这个现实，为何魏京生获取了所有人的关注，被视作英雄，而他这个更早开始反抗共产党体制的人，却得到的这么少。个人的野心、嫉妒和民主、人权这些美好的概念就这样搅拌在一起。
它或许也再度响应了悲观者们对于中国民主进程的态度：这些异议者彼此间争执不休，他们都是极权体制的产物，他们的语言、行为都是这套体制的延续，你怎能相信他们能缔造一个新中国。但这种嘲讽式的蔑视，却经常遗漏了对这些异议者们恐怖经历的足够同情。
持自由立场的人经常感慨未能产生索尔仁尼琴、曼德拉式的巨人，但倘若你了解中国的思想改造方式、监狱中的非人待遇，你一定会多少理解异议者们为何经常滑向极端。他们的伤口比人们想象的更深，而他们又经常缺乏自我治愈的精神资源。他们像是笼中的困兽，充满了抗争的欲望，却也杂乱无章。当他们身处国内时，政权压制了表达与结社的自由，除去自杀式的呐喊，他们没有机会演练自己所持有的理念。当他们获得自由时，却又被斩断了和中国的联系，他们成了无根的人。
但或许这才是真实的生活。魏京生、刘晓波、王希哲，还有更多的没那么知名的异议者，他们不是那个美丽的童话，都蕴涵着各自的缺陷与悲剧。相互争吵与指责，都是漫长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没有明确的方向，不一定导向我们期望的结果。倘若我们真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理解这些缺陷、复杂性，是所有建设的前提。但它丝毫不该影响我们对于这些英雄个人的赞誉，不管是魏京生、刘晓波，或是其它人。至少在那一刻，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
魏京生否定刘晓波获奖，一如当年王希哲对他的攻击。
一九八九年五月，刘晓波在一篇评论胡耀邦死亡的文章中提到了魏京生。在他眼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对于胡耀邦的热情和对魏京生的冷漠，恰是他们的虚伪与奴性的象征。对胡的潮水般的哀悼，充斥着臣仆们对于一个明君的渴望。相反的，在牢中已关押了十年、「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者、为民主、人权、自由付出了极大的个人代价的魏京生，却少有人关切。
二十年后，我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读到魏京生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施压、释放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刚被判处了十一年徒刑。
这一前一后的呼应，像是历史的一次轮回。二十年中，中国的形象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又再度摆回来。天安门改变了邓小平所缔造的中国形象，这个弃卡尔．马克思、拥抱亚当．斯密、用经济发展取代暴力专政的新中国形象。比起苏联帝国，这个中国亲切、富有希望，迟早变得和西方一样。广场的鲜血冲刷了这玫瑰色的图景，中国原来还是那个中国，倘若政权感到自己的垄断权力受损，它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最残酷的暴力。
这个「暴政中国」的形象又缓慢地被遗忘了，它用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征服了世界。又一个新的期待升起了，市场经济、中产阶级、技术革命、全球化，必定会改变中国。它会融入既有的世界秩序。世界再一次发现并非如此。刘晓波的十一年徒刑、诺贝尔和平奖所招致的中国宣传机器的诽谤，比任何例证都有效的说明了这个政权的本质。
也在此刻，魏京生改变了之前的态度。在为意大利的《自由纪事》所写的文章里，他攻击了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与刘晓波本人。「如果一个参加了天安门运动的人，在监狱中向专制低头、忏悔，我们可以原谅他，体谅他的艰难。但决不会拿他来做榜样教育年轻人，教育下一代。如果这个人不仅仅低头忏悔，而且还在专制政府官方的官方电视台上帮助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撒谎，说没看见血流成河的天安门广场死人，我们已经很难原谅他了。因为他已经成了刽子手们的帮凶……如果他在释放之后，不承受监狱中的压力之后，仍然用比共产党刽子手们还要恶毒的语言诋毁那场运动，说那是一场由谎言而起、欺骗人民的运动。那么，这个人的道德信用应该说是完全破产的」。在用了三个「如果」之后，他不仅否定了刘晓波的获奖资格，甚至还把他推到了道德底线之下。
这真是意外而心酸的时刻。这篇文字也令人想起另一个时刻。十多年前，当魏京生来到华盛顿时，一位更早来到美国的异议者王希哲，在公开场合高声叫骂他。他的愤怒与不满来自于这个现实，为何魏京生获取了所有人的关注，被视作英雄，而他这个更早开始反抗共产党体制的人，却得到的这么少。个人的野心、嫉妒和民主、人权这些美好的概念就这样搅拌在一起。
它或许也再度响应了悲观者们对于中国民主进程的态度：这些异议者彼此间争执不休，他们都是极权体制的产物，他们的语言、行为都是这套体制的延续，你怎能相信他们能缔造一个新中国。但这种嘲讽式的蔑视，却经常遗漏了对这些异议者们恐怖经历的足够同情。
持自由立场的人经常感慨未能产生索尔仁尼琴、曼德拉式的巨人，但倘若你了解中国的思想改造方式、监狱中的非人待遇，你一定会多少理解异议者们为何经常滑向极端。他们的伤口比人们想象的更深，而他们又经常缺乏自我治愈的精神资源。他们像是笼中的困兽，充满了抗争的欲望，却也杂乱无章。当他们身处国内时，政权压制了表达与结社的自由，除去自杀式的呐喊，他们没有机会演练自己所持有的理念。当他们获得自由时，却又被斩断了和中国的联系，他们成了无根的人。
但或许这才是真实的生活。魏京生、刘晓波、王希哲，还有更多的没那么知名的异议者，他们不是那个美丽的童话，都蕴涵着各自的缺陷与悲剧。相互争吵与指责，都是漫长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没有明确的方向，不一定导向我们期望的结果。倘若我们真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理解这些缺陷、复杂性，是所有建设的前提。但它丝毫不该影响我们对于这些英雄个人的赞誉，不管是魏京生、刘晓波，或是其它人。至少在那一刻，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
Friday, December 24, 2010
北大学者炮轰政治体制改革阻力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669916&r=0&v=0&j=0
针对近期媒体热议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认为，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政治体制改革，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将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径搅乱，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去意识形态化，解放思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对姓“社”姓“资”“不争论”， 使意识形态论争表面停息。但是，执政党既没有就此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而且死抱马列毛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而意识形态没有松动，由意识形态全面论证并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体制要作改革，一点门儿也没有。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开放，逐步开放政权，抛弃苏联模式集权于党的那一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叫“还政于民”。不开放政权的行政改革，对苏式党国体制的修修补补，仍然垄断政治，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曾作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准备放权，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反而是强化党政体制，并出现与金钱的结盟，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使腐败丛生。官僚既得利益者唯恐大权旁落，竭力阻止政改，于是危言耸听打意识形态牌，有开历史倒车的动向。
苏联党政模式用意识形态刻意包装，理论上吹得好听，实践上已经全面失败，其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管一切，即一党专政。这个极权政体的行政作为，从苏联斯大林到中国毛泽东，再到朝鲜金氏父子，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教训相当惨痛！但是，意识形态说教却颠倒黑白，硬说其具有“先进性”，“规律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垄断性宣传灌输不仅霸道，而且愚蠢，是早已过时的法家愚民之术，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相当落伍，是政权脆弱的表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向秘书林克承认搞的是愚民，文革时连“偷听敌台”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封闭得犹如铁桶，被称为“竹幕”。现在也有人认为当今是“训政”时期，要强化意识形态灌输，于是又有了“唱红歌”的做法。由于害怕群众探寻历史真相，不敢公开挡案，连文革真相都设置“禁区”不准研究。
中国党政合一庞大的干部官僚体系，早已呈现苏联灭亡前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臃肿衰败症状。据统计，中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超过一半财政收入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为“维稳”不敢触动官僚特权阶级利益，干部再人浮于事也不下岗。而对不满者异见人士，则采用各种手段封堵，据报道，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铲除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在中国却行不通，反倒宣称共产党员有“先进性”。越是腐败丛生的危机时刻，越更抓紧意识形态宣传，不惜血本耗费巨资大搞马列毛邓工程，最高层甚至提出抓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学习。
其实，朝鲜就是腐朽没落的苏联模式的活样板。金氏政权死抱斯大林体制，垄断一切权力竟搞三代世袭，意识形态方面也提出了朝鲜特色的“主体思想”，封闭落后造谣生事，其邪行鬼道丑态让世界侧目。
针对近期媒体热议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认为，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政治体制改革，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将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径搅乱，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去意识形态化，解放思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对姓“社”姓“资”“不争论”， 使意识形态论争表面停息。但是，执政党既没有就此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而且死抱马列毛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而意识形态没有松动，由意识形态全面论证并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体制要作改革，一点门儿也没有。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开放，逐步开放政权，抛弃苏联模式集权于党的那一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叫“还政于民”。不开放政权的行政改革，对苏式党国体制的修修补补，仍然垄断政治，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曾作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准备放权，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反而是强化党政体制，并出现与金钱的结盟，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使腐败丛生。官僚既得利益者唯恐大权旁落，竭力阻止政改，于是危言耸听打意识形态牌，有开历史倒车的动向。
苏联党政模式用意识形态刻意包装，理论上吹得好听，实践上已经全面失败，其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管一切，即一党专政。这个极权政体的行政作为，从苏联斯大林到中国毛泽东，再到朝鲜金氏父子，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教训相当惨痛！但是，意识形态说教却颠倒黑白，硬说其具有“先进性”，“规律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垄断性宣传灌输不仅霸道，而且愚蠢，是早已过时的法家愚民之术，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相当落伍，是政权脆弱的表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向秘书林克承认搞的是愚民，文革时连“偷听敌台”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封闭得犹如铁桶，被称为“竹幕”。现在也有人认为当今是“训政”时期，要强化意识形态灌输，于是又有了“唱红歌”的做法。由于害怕群众探寻历史真相，不敢公开挡案，连文革真相都设置“禁区”不准研究。
中国党政合一庞大的干部官僚体系，早已呈现苏联灭亡前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臃肿衰败症状。据统计，中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超过一半财政收入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为“维稳”不敢触动官僚特权阶级利益，干部再人浮于事也不下岗。而对不满者异见人士，则采用各种手段封堵，据报道，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铲除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在中国却行不通，反倒宣称共产党员有“先进性”。越是腐败丛生的危机时刻，越更抓紧意识形态宣传，不惜血本耗费巨资大搞马列毛邓工程，最高层甚至提出抓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学习。
其实，朝鲜就是腐朽没落的苏联模式的活样板。金氏政权死抱斯大林体制，垄断一切权力竟搞三代世袭，意识形态方面也提出了朝鲜特色的“主体思想”，封闭落后造谣生事，其邪行鬼道丑态让世界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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