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部分 关于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关系问题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问题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同意开放党禁？
▲王占阳：关于所谓党禁问题，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组织的主观愿望问题，而是历史发展的应然性和可能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是实事求是的。小平同志论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始终都是围绕着现代化的需要展开的。沿着这个思路，现在中央文件的正式提法是“长期执政”、“完成执政兴国使命”。这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应该坚持党的领导。至于再往后的事情，那就没有新的论证了。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修改目前有利于一党制的宪法条目？
▲王占阳：我认为宪法规定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无需变动。至少可以几十年不变。但在落实这种制度时，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改组ZG为社会民主党？
▲王占阳：什么叫做“改组中共为社会民主党”？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是指改党名，那么我认为改不改无所谓，至少也是不具关键性。延安时期美国人曾经建议毛泽东改党名，毛泽东也曾认真考虑过，后来说不改了，因为改不改名我们还是这个党，你们也还是认为我们是共产党。有人把党名看得很重要，认为很敏感，其实根本就没有他们想的那么重要。就是第三国际的政党，不是也有一些不叫“共产党”吗？
现在的问题也不是在于党名，而是在于党的实质性内容。我认为，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共产党在伦理道德方面、特别是在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方面，一定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不能有让人民伤心的严重的自私自利、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再就是党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一定要体现邓小平讲的“三个面向”，要有开明性和进步性，而不是封闭保守的。三是要有政治诚信和政治能力，言必信，行必果，说得到，做得到，以为国为民的实际成绩取信于民。我看只要能做到这三条，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网友莺歌艳：我觉得我们民间的思考力还是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说政改，马上把矛头对准共产党，一说有什么问题，马上找政府，这本身就是政治惰性，这种风气不改，谈政改很难。共产党是一个虚拟的主体，我们要改的目标应该更具体，具体到某一个部门，某一个领导。王教授您觉得呢？
▲王占阳：一说改革就把矛头对准共产党，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你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就是革命了，而且这个革命是革不成的。在中国社会的现状中，是不会出现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的。首先是价值观就乱得一塌糊涂，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怎么可能搞出一个比较纯粹的宪政民主革命呢？所以，如果把共产党弄没了，那还真的不好办了。但这不仅是民间思考力不足，也是官方思考力不足，因为官方也没有给老百姓指出一个政改出路来。所以我曾说过，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能力问题。
■网友恍然大悟：政改的本质，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新定位问题。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还需要政改吗？如果不涉及到这一点，就不能称之为政改，而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改良。
▲王占阳：这话讲得有一定道理。政改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一党执政制与民主法治政体相结合，即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通过这种结合，一方面，共产党在民主法治政体中重新定位了，另一方面。民主法治政体也稳妥建成了。所以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你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那就必须认真地考虑共产党的政治利益，考虑它在政革中和新政体中的地位，而且要尽量地使之放心满意，而不是对这件事心不在焉，只是一门心思地强调民主法治；否则，改革就不可能被启动，即使启动了也有可能出现大问题。因清高而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这可以理解，但解决不了问题。改革要力求在整体上走出一条所有各方都能互利共赢的道路来，这样才能有前途。所有各方都不要靠欺骗，因为大家都不儍。这样开诚布公地搞互利共赢的改革，党和人民在政权体系中的地位都会重新定位。党的领导将转变为人民当家作主条件下的领导，这样它就不再是在三权之上直接发号施令的以党代政的领导，而是首先通过人大实现的新型领导；不再是为民做主的党的领导，而是真正领导、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党的领导了。同时，人民也不再是被代表了，而是切实选举自己信得过的人代表自己当家做主了，党也就成为人民赖以当家作主的条件与环节了。这样一来，党和人民的地位、关系根本转变，“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也就实现了。
■网友一土月禾：请问王教授：能解释一下多党制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的理由吗？
▲王占阳：严格说来，这不是能不能搞的问题，而是效果好不好的问题。邓小平说得对：“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 '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所以邓小平又一再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也就是要管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之时。再往后管不管那就可以另议了。
■网友rawboy:这些逐步的改革也不会给你的，这才是问题重点。因为这些东西一放开，多党制马上就要来了。
▲王占阳：“这些东西一放开，多党制马上就要来了”，这实际是在干部中引起无谓恐慌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的根源则在于教条主义地套用苏东剧变和中小型国家剧变的历史经验于中国，缺乏基于中国条件的独立自主的理性思考。
实际上，这在中国并不是必然的，而且是完全能够避免的。关键是：
（1）超大型国家宪政转型道路的长期性客观上需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而且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这是真实的，不是忽悠人的。
（2）只要能够积极稳妥有效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使之不是严重滞后于而是至少基本上适应各方面对于改革进度的基本需要，从而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在改革中得到明显的持续改善，使人民从中看到渐进性改革确实大有希望，确实可以行得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激进情绪就会大为消解，因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也能实现。
（3）特别是通过改革逐步实行“一党执政与普遍竞选相结合”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使“一党专制”变成“一党民主”，使多党合作制也真正地活跃起来，从而切实满足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公众对于民主法治的迫切需要，尤将极大地增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极大地缓解实行多党制的国际、国内压力，进而也在比较祥和的氛围中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
（4）在上述前提下，继续实行“党指挥枪”，也是一种重要保障。特别是在政改推进的初级阶段，尤为如此。再往后发展，社会氛围愈益祥和，军队和武警的内政职责也随之在客观上日益失去了大部分用武之地，再加上党与民主愈益融合，那时这种保障的重要性才会逐步降低。
可以相信，只要有了这四条，许多官员对于“这些东西一放开，多党制马上就要来了”的担心，就是不必要的了。
真正的危险实际是两条。
一是死活不改革，想方设法不改革，尽一切可能地拖延改革，或者只是搞一点不痛不痒的改革，骗骗已经骗不了的公众，最终旧政体导致大崩溃，多党制自然随之到来。这样搞能坚持多久？比较把握地说：十年。十年以后就很难说了。因为旧政体不改，几乎必然会在十年内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与人心向背变化相结合，那就很难说产生怎样的聚变反应了。唯一可能延缓的机会是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实行强有力的民生改革。但在重庆范围内大体上能够做到的事情能否在全国复制，复制的效果又如何，那还是一个大问题。
二是模仿苏东等地，搞激进的大变革，一下子全部放开，包括一党执政体制和党军体制也都全部放开，那当然就会立即转向多党制。
所以说，最稳妥的办法实际还是“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二、关于党的领导与普选制度相结合的选举制度问题
■网友whqhm：老师你好：你的第4条选举制度，操作起来，几乎无法实现制衡；几乎会成为又一个骗局哦。而且，它的成本很高。
▲王占阳：（1）只要能够实行真正的普选，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那就必然是一种少投入多产出的良性政治。为选举而花的钱，将会比因为缺乏选举而带来的腐败、分配不公、决策失误、挥霍浪费等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少得多。所以民主政治是经济的，而不是赔本的。
（2）一切权力制约最终都是没有权力的人对于有权力的人的制约，所以只有通过普选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权力制衡。
（3）与你说的相反，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唯有用我所说的方法，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即无骗局，无真正民主选举才会有骗局。
三、关于党权与民权的关系问题
■网友风景：王教授您好，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三结合：党的领导，人们当家做主，依法治国，其中非常难处理的一对关系式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矛盾……
▲王占阳：关于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我在《党权、民权与人大代表专职化》一文中已经有所阐释。实际上在政党政治时代，世界各国都曾面临过或正在面临着这种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无解的，而是有解的。在议会制国家（即通过议会产生政府的国家），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普选，使党进入议会，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进而获得组阁权，掌握行政权，又通过掌握的立法权立法，再通依法治国，这样贯彻党的意志，从而实现党的领导执政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在中国，我们实现这种统一，也必须遵循这种普遍的政治逻辑和路径。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么这种特殊性就在于我们在宪法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也许有人会认为，没有多党制和政党更替就不民主，但是事实上，一切政党更替最终都是人事更替。采用我说的普选方法，虽然不能实现政党更替，但能实现人事更替，而且是通过多次普遍的自由竞选所实现的人事更替，那么，这样的选举制度还能说是不民主的吗？从历史上看，不是先有多党制，后有民主制，而是先有民主制，后有多党制，这难道不也是事实吗？而这样的事实难道不是已经可以证明我们现在可以实行一种没有多党制的民主制吗？
■网友小烨：王老师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关系？
▲王占阳：党内民主应当和人民民主（首先是人大民主）相结合。党内民主的意义就在于为人民民主创造条件，党内民主实际也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以选举来说，在政党政治时代，实际普遍是首先实行党内选举，然后再实行党外民选。
四、关于“党的领导”与“党执政”的关系问题
■网友风景：王教授您好，您对“党的领导”这一提法有什么见解？跟官方表述有什么不同？
▲王占阳：人们往往以为“党的领导”就是党执政，但这是不确切的。在政党制度时代，任何国家都有执政党。中国1949年以前也有执政党，这就是国民党。那么，如果说党的领导就是党执政的话，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党的领导”？
在中国，“党的领导”是有其崇高的特殊含义的，这就是在政治上要领导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走历史进步之路。所以“党的领导”并不等于党执政，而是首先等于党在政治上走在历史的前列，成为社会进步的先锋队，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向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所以“党的领导”的最本质的内涵就是党的先进性及其实现。由此，1949年以前，中共没有执政的时候，就有党的领导。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也有党因犯错误而未实现党的领导的情况；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先进性，不断地领导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实现新的历史进步。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而是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要紧紧地抓住各种权力，而不管历史是否进步，人民是否幸福，那就是彻底地亵渎了“党的领导”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也是把共产党降低为了一个贪恋权势的旧式政党。
由此可知，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实际首先就是党应当积极地行动起来，努力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党在人民的民主要求后面扮演尾巴主义的角色。
在这个前提下，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中，“党的领导”同时又有“共产党执政”的内涵，但它同时又是和党的先进性相统一的，而不是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要死死地抓住手中的所有权力不放，即使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过当权力也不放。
应当指出，上述观点实际也是中共长期坚持的基本观点，尽管党内也一直有人在偏离这种观点。
五、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问题
■网友nianqingshihou：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江泽民同志早在2002年就有经典论述，他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请问：既然说优势，就应该有所体现，有一定的标准，那么，这种三结合的政治模式优势在哪里呢？其内在的关系有没有冲突？ 对照这一标准，我们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离这一目标还有多远？问题在哪里呢？
▲答：这种三结合的体制目前还是我们的理想，不是我们的现实。主要的缺环就在于民主和法治太薄弱。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太少，还需要不断地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实现三者结合确有很大的困难，其焦点在于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的统一，也就是党权与民权的统一。但这并不是没有出路的。我在《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党权、民权与人大代表专职化》等文中已经指出了解决这种难题的某些关键性的方法。实现这种统一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内在要求。我们不能在党权和民权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只能着力寻求二者的有机统一。否则，两权的对立和对抗，最终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悲惨后果。
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和改革实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种统一，尽管这还是非常非常初步的，甚至在某种上还是不很情愿的统一。所以我们的社会中既有党的领导，又有民主自由因素和法治因素，也有三者之间的某种协调一致。但是，真正实现三者统一的最大关键还是在于实现党的领导与普选竞争制的有机统一。只有在这种统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理顺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全面实现三者的根本统一。就此来说，我们现在距离实现这种统一，实际还有很大的差距。
六、关于政改目标与政改道路的一致性问题
■网友哈哈君：王教授：我是一个搞道路工程设计的。目前正在着手的一个道路工程项目，由于规划变更的原因，为了照顾已有的规划与现状，新项目的线型变得特别扭曲难看。我的问题是，王教授，你的那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所设计的中国政改路线图，是不是跟我当前正在进行的这个道路项目一样，人为的扭曲痕迹太重。以至实现起来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呢？
补充，我的意思是，如果为了达到目的地，必要的绕行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绕得太厉害，会不会将目标本身也给绕没了？
▲王占阳：放心，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但是，我们也都应当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也都是一种我们必须考虑到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国家，我们所有的改革方案都必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主张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执政为前提，否则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中国还要革命吗？我看还是告别革命比较好。条条大路通罗马，每条大路都有自己的特殊风景。那就让我们欣赏这不同的风景，穿过不同的地带，达到我们心目中的罗马城吧！
第十二部分 关于言论自由问题
■网友guxiangdeyun：王教授您好，我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司法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党内民主，媒体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您认为最迫切需要进行的是什么？ 共识网有个调查，网友对“推进以媒体开办自由、取消言论管制为导向的改革”和“逐级推进司法独立取向的司法体制改革”呼声最高，您的看法呢？
▲王占阳：我认为最迫切需要的是媒体改革。这当然不是说要一步到位地放开，而是说要贯彻落实邓小平当年给朱厚泽的指示：要宽松一些。这是最起码的改革，也是最急需的改革。
我认为网友呼吁扩大媒体自由度的要求是人民的呼声，是正义的呼声，是历史的方向，也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主张相一致的。改革之所以要从言论自由开始，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改革的原始动力，并能以舆论监督的力量暂时地弥补民主法制制约不足的缺憾，防止各种社会不公现象恶性发展，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乱，使民间的力量通过改革的渠道得到和平的理性的释放。
■网友青枫林下：王占阳先生对国内目前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言论自由权利的现状怎么看？ 温家宝总理说，言论自由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但就现在而言，废除报禁的障碍在哪里？
▲王占阳：言论自由的现状大家有目共睹，既有进步，又有缺憾。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大普及，所谓报禁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已经被突破。现在上网的人比看报纸的人多的多，所谓报禁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大幅度下降。邓小平多次讲过我们要搞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对内开放也包括逐步推进媒体开放。近三十年来，虽然没有放开民间办报，但媒体言论自由的尺度已经大幅度地放开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我国社会主义自由化的重要成果，理应予以充分肯定。媒体的进一步放开实际首先还是在于言论自由尺度的继续放开。至于民间参与传统媒体的创办，这在互联网已经铺天盖地的今天，也已不应再是什么敏感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在媒体继续开放方面，应当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以满足人民的新期待和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网友whqhm：老师你好：如何保障新闻的真正自由？
▲王占阳：归根到底，言论自由的保障来自于社会力量给予的保障。当这种保障上升为政治法律制度时，就会实现进一步的保障。所以，保障言论自由首先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实践言论自由的愿望、勇气和意志。我们不能把保障言论自由的首要环节放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因为这种政治法律制度本身就是需要我们去创造的。
■【主持人】：微博上有网友问：请问王教授，前段时间求是上发表了一篇争议很大的文章，文章里提到《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联想到前段时间，十数名老人写联名信呼吁言论自由；再联想到您个人以前的文章《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您怎么看言论自由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王占阳：应当说，那篇文章对于苏联经验的总结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决定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这在社会舆论问题上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舆论，而不是少数人的舆论控制决定社会舆论。特别是在资讯如此发达、民智如此开化的今天，而且是在社会舆论的基本走势上，就更是这样。如果认为少数人的舆论控制就能决定舆论大势、进而决定国运兴衰，那就是彻底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是典型的唯意志论。邓小平就不相信这一套。他反复强调的就是通过改善人民生活而赢得民心、赢得舆论、赢得前途。所以那篇文章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是与党的理论、党的指导思想是相对立的，大家对此提出批评意见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等于说到根上了吧。
［★独孤求败 转发此微博: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网友真相的未来：王教授您好，我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对待历史的。您知道，无论是北京日报，还是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中，都会提到，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和光辉历程，以及现有地位的正统来历。
但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的那样，共产党有功绩，也有错误，甚至可称得上罪行的错误，但我们怎么对待它的历史呢？搞清算当然行不通，但是，没有真相，哪来的和解？ 希望能得到您的回答。
▲王占阳：党史中的真相，我也知道很多，而且可能比一般人知道的更多一些，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共产党现在是否应该执政的关键。政党是可以变化的，美国历史上的那个支持奴隶制的政党现在不也还是很活跃吗？共产党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都是正确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大目标是正确的，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正确的。问题确实不少，有些问题还特别严重，甚至是触目惊心，但我认为一切的关键并不在于历史，而是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当前的大局之下继续领导中国走共同富裕和自由民主之路。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党的现实表现。只要这一条站得住、过得硬，其他历史上的不愉快的事情，人民都是可以原谅的。
苏联当年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历史真相被揭露后，历史被否定；它的现实进步也距离人民的希望差距太大，现实又被否定；历史和现实都被否定，这就形成了人民对于整个党的否定。所以并不是单纯的历史真相和历史否定导致了整个党的垮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历史真相，而在于现实的进步。八九风波时邓小平就已讲过这个道理。有改革开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才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础。我们一定要理解到人民是更加关注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的。如果不是致力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以至于现实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又在已经很难掩盖历史真相的网络条件下笨拙地掩盖历史真相，那就只能适得其反，导致与苏联同类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否定，进而导致整个大厦的彻底坍塌。
第十三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统一问题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联邦制？
▲王占阳：单一制与联邦制问题都是可以研究的。中共从“二大”到“七大”，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是主张搞联邦制的。直到1949年才转向搞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不仅如此，如果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彻底落实，实际也是联邦制。我们是因为有党的集中领导体制，所以才成为单一制。联邦制对于国家统一的影响首先取决于是何种类型的联邦制，美国是地域联邦制，苏联是民族联邦制，地域联邦制一般对于国家统一没有多少影响。真正危险的是民族联邦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因此解体的。所以中国不搞联邦制应该特指的是不搞民族联邦制。我们要保证未来民主改革中的国家统一，还要做一项前提性的工作，这就是逐步淡化，以致最终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的原理和民族联邦制是相通的，其中都包含了导致国家分裂的种子。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还是有时间创造这个前提的。至于将来究竟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这可以研究。我们还可以思想解放一些，考虑实行介于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的某种中间形态。因为中国有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又缺乏地方自治的传统，所以搞完全的地域联邦制，恐怕也不太现实。
第十四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维权、维稳和军队问题
■网友艾末未：这么多提问的，都很少提到民间力量对政改的影响，我想知道，民间的维权活动对政改的影响有多大？ 维权活动的下一步会走向哪里？会不会朝街头化和组织化的方向发展？
▲王占阳：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最重要的是应当加强党和政府对于维权工作的领导、组织、支持和协调，使党和政府维权工作的领导者、主要组织者和主要协调者，形成官方维权工作与民间维权活动的积极向上的协调机制，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稳定。
具体做法，比如可以考虑将“维稳办”转变为“维权办”。维稳办比较容易给人以官民对立的印象，形象不太好。邓小平曾经嘱咐我们，千万不要把党和人民的关系弄到相互对立的地步去。这个指示非常重要。把维稳办变为维权办，可以更好地体现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宗旨，更积极地处理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并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维权办不是第二个信访办公室，它不搞信访，而走依法治国的道路。也就是说，它首先是给受害方提供某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在这个基础上，在辅以其他必要的手段解决问题。这个办法是否可行，建议大家研究。
最根本的维权实际还是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因为以权力过度集中为病根的苏联政治体制，实际就是导致大量侵权现象、侵权事件的总病根。所以说，从深切关系人民利益的高度看，我们也必须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同意改组军队为国防军并交由包括联合国、大陆、台湾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临时指挥？
▲王占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是国防军。不仅如此，即使在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防军。在一定的意义上，所谓军队国家化不应该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事实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已经大幅度地转变为国防军了。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党与军队的关系不是一个焦点问题，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来没有什么益处，只能模糊改革的方向，徒增改革的阻力。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成立紧急委员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该委员会对于国土分裂活动有核请动武的权力？
▲王占阳：不赞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拥有这个权力，不能再将这种权力授予其他任何特殊组织。搞所谓紧急状态委员会，就有可能违背人民意志，制造政治恐怖。
■网友leocn90：我的问题很简单，请王教授帮我分析下中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专政”是什么意思。非常感谢。PS：能介绍下这个词如何写到宪法中的就更好了。
▲王占阳：（1）早在1949年9月，这个词就写进了《共同纲领》，这是当年新政协的决定，当时不叫“无产阶级专政”，叫“人民民主专政”。文革后，邓小平再次恢复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这实际是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先声。
（2）这个“专政”最初是指阶级专政。但到邓小平理论阶段，它的日常主要含义已经变成了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这在《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中表现的非常鲜明。
第十五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对外关系和两岸关系问题
■武陵山人网友：请问是否同意改组军队为国防军并交由包括联合国、大陆、台湾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临时指挥？
▲王占阳：除我们派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外，中国军队怎么能够交给联合国指挥呢？这是断然不能的！至于两岸军队的关系问题，则应视两岸关系的发展，再予进一步的观察和考量。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由联合国在选举期主持并监督选举？
▲王占阳：不赞成联合国主持和监督中国的选举。因为中国不是“失败国家”。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国民党民进党等台港澳政党以及海外华人政党组织来大陆建立组织并参加选举？
▲王占阳：邓小平说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但是将来能谈出啥结果来，我也不知道。
■网友大河中游：共产党能否学学国民党主动政改，能不能来一次100年的社会大和解，国共两党和平竞争，我以为这是一条可行且捷径的路！！！
▲王占阳：国民党说不定哪天又成为在野党了，靠不住。一切还得靠自己。
第十六部分 时政评论
■网友爱新觉罗·不易：王老师，让我们谈谈八十年代吧。纵观中共建政60多年，八十年代似乎是其给人印象最好最为深刻的一个时期，那时候面对改革的主观与客观环境，与现在有何不同呢？
▲王占阳：我就是“八十年代新一辈”，对八十年代很有感情。简要地说，八十年代的改革是社会各方普遍共赢的改革，是不断给人们以新的激动和期待的改革，是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主导的改革。据我所知，这与邓小平在幕后的主导有很大的关系。邓小平那时就一再指出，关键不在于GDP，而在于改善人民生活；强调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再就是，当时主政的大多数还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老干部，他们为民服务的精神比较强，他们作为理想主义的一代仍然在感染着我们的社会，因而官场上的腐败堕落问题也远不像现在这样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心情自然是比较舒畅的。同时，市场经济的弊端还没有显现出来，这也是导致乐观情绪的一种重要因素。
了解了这一切，自然也就知道了现在与那时的区别究竟有多大。
■网友胡公公：请问王老师您对最近的“我爸是李刚”的事件怎么看？
▲王占阳：这件事是对否认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论的根本否定，尽管它本身还不是全面的否定。这种否定是从政治体制改革与解决干部特权问题的关系展开的。
干部特权并非现在才有，孩子无意中跟着父母享受某些特权也并非现在才有，而是早在“文革”前就有了。但那时基本上还是很朴实的，特别是对于孩子的个人心理很少有影响。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革命传统教育，不是特权影响。
说到“我爸是李刚”，我就立刻想到，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曾有一个同学在寝室里神气活现地说：“我爸是营长！”。其实在我们学校里他爸官最小，但他不知道，我们大家也都不知道。当时不时兴这种炫耀，一进学校就是浓厚的革命传统教育，诸如请老红军讲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等等，所以“我爸是营长”很另类，令我印象特别深。但从今天的观点看，这实际只是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父亲的一种崇拜和荣耀感，是一种正常心态。那时是“文革”前夕，他爸肯定也是打过仗的，是闹革命的，不是欺负人的，所以“我爸是营长”不含有任何仗势欺人的心理和威胁意味。但“我爸是李刚”的潜台词就已经是“我爸能收拾你”了，这是非常跋扈的！那么，从“我爸是营长”到“我爸是李刚”，这说明了什么？这首先说明：在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长期侵蚀之下，干部特权已经非常严重地发展了；革命党不仅没有转变为正规的执政党，而且更日益严重地蜕化变质了，以至孩子们也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了。老革命们给孩子的教育与李刚们给孩子的教育显然是截然相反的。干部特权已经如此深入骨髓，由此可见一斑。
再就是邓小平当年提出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干部特权问题，所以这更说明，即使是相对于这个目标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也已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了。严重滞后于什么？在这里就是严重滞后于特权发展蔓延的速度，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和进度远远满足不了控制和消除干部特权的迫切需要。现在网上“我爸是李刚”的造句已经达到了40多万条，可见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了！都到了这个份上了，却还在那里否认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让人怎么想？是不是非要等到这种苏联政体使得党和国家彻底蜕化变质、革命先烈的热血彻底白流、人民群众走向彻底绝望之时才能叫做“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啊？！简直是莫名其妙！
■网友生在红旗下：王先生，请问：您怎么看伟大领袖薄书记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农民上楼、大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毛主义是否有重夺政治话语权的可能？
▲王占阳：我在1993年就出版了一部50多万字的《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人总是认为毛泽东思想都是跟改革开放相对立的，作为专业研究者，我不认可这种观点。我认为毛泽东的好多观点，特别是1949年建国以前的许多观点，实际是很适合改革开放的需要的。
至于重庆薄熙来同志主持的工作有声有色，引人瞩目，但是我的研究不够，不能发表完整的见解。我认为打黑是没有问题的，全国人民都支持打黑。唱红，唱唱“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它实行了民主好处多”等等，也挺好。至于“社员都是向阳花”之类，我觉得那不是“红歌”，是“灰歌”，那就不宜唱了。除“红歌”外，我觉得唱唱“蓝歌”也挺好，比如《蓝色的多瑙河》之类，陈老总也很喜欢的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之类，也都非常健康，应当推广普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如农民上楼、大学生上山下乡等等我都不大了解。但中国迫切需要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现代文明理念的有能力的领导人，则应是毋庸置疑的、
■主持人：现在问一个微博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广州的亚运会前两天推出一个非常尴尬的举措，地铁免费，免费是好的事情，但是最后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政府紧接着马上就采取的措施，取消了这个免费，就改成了补贴。我的问题是，您认为现在体制内的政府人员，他们自身对改革是怎么看的？
▲王占阳：其实发达国家也有很多免费的地方。我们是该免费的地方没免费，不该免费的地方却免费了。北京地铁实际上是半免费，也没有全免费。有些地方是需要经济调节的，经济调节的作用好一些。广州市政府也是好心，就是走得猛了点，变成了全免费了，这就出问题了。这里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欠缺世界性的视野、理论的功力、逻辑的推敲，政府的决策往往只是少数人的决策。
■主持人：这位网友想要表达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政策没有经过调研就出台了。可能本意是好的，但最后产生的效果却不一定好。
▲王占阳：其实这样一种大范围的政策是需要一点调研以至于小范围的试验的。我们不应说任何地方实行免费乘车都会挤成这个样子。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时候，它的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有轨电车，而且凡是旅游者都可以乘坐红色的免费有轨电车，我们也坐过。当地人也可以说我是旅游的，没有人管他，但这种车并没有被挤爆，还是挺宽松的。可见在那种社会环境中搞这种免费车是可以的。但在中国的环境中，因为我们的收入差别太大，低收入群体太大，有的人是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他当然就要挤这个车了。这跟人家福利社会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福利社会行得通的免费车，在我们的社会中就行不通，这是很自然的。
■主持人：今天王教授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非常宝贵，我相信很多网友都对您今天的回答应该会很满意。我们很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我们想最后请您跟共识网说几句话。
▲王占阳：共识网现在成为了中国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和公众事业的主流网站，这是共识网非常重要的成就，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境界确实是非常不容易。我对你们过去的成功表示衷心的敬意。对于你们未来的成功寄予高度的期待。
■主持人：感谢王教授，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欢迎大家就这个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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