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恍然大悟：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普世价值理念吗？如果没有，那么是不是要和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理念并轨呢？因为，没有这些理念，就没有政改的方向。而没有方向的政改，不是造乱，就是忽悠。
中国共产党来自于共产国际，且始终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行为宗旨的。那么，当今世界产生了一个一人权、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作为世界一份子的中国，是不是也要站在世界大多数人的一边，推崇这种价值观呢？如果不是，而是反对。那么，这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最初宗旨呢？又如何向国人交代自己始终是站在大多数人利益上的呢？
GDP行为，其实是逼迫下属地方官员之良为娼、为匪、为盗的行为。作为执政党，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政改会不会又是另外一出逼良为娼、为匪、为盗的全民性悲剧呢？
官媒说，以往方向都没有错误。那么，没有方向上的错误，还能叫政改吗？没有方向上的错误，只能是改良或者叫修正。
以上几点，都仅仅只是政改的一些前提。如果没有给予这些前提以明确的答复，政改将会成为什么样？
▲王占阳：共产党有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呢？当然有！我曾有《普世价值是立党之本、建国之基、改革之源》一文专门阐述之。从理论上来说，共产党的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观。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的普遍自由，这不是普世价值观是什么啊？如果没有普世价值观，哪能有中国共产党呢？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仅仅适用于欧洲，不适用于全人类，当然也不适用于中国，不是普世价值观，哪我们中国人还凑什么热闹、搞什么共产党啊？所以普世价值观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普世价值观，中国就不需要学欧洲搞什么共产党了，也用不着搞什么民国了，就像清朝那么干就行了。
你说的对，普世价值是符合人民的普遍利益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之。
官媒说以往方向都没有错？不知道你指的是哪家官媒？我们的官媒在任何时期都是说以往有方向性错误的。毛泽东的“十次路线斗争”，当年官媒炒翻了天。后来邓小平又说毛泽东晚年犯了极“左”错误，那当然也是方向性错误，官媒上也沒少说。
要说有问题，那就是有的官媒把邓小平批评的“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美化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在实质上取消了政改任务。但我不相信《求是》、《人民日报》比邓小平更权威。他们当中谁敢站出来说自己比邓小平更权威？中国官方的政改论述，在总体上至今仍然无人能够超过邓小平。不仅没超过，而且仍然严重地落后于邓小平，仍然需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仍然是超级理论权威，谁人有资格和敢于与之相比肩？所以那是官媒的错误，并不代表官方法定（宪法、党章）的正确观点。
邓小平对于21世纪的政经改革有很好的大思路，按此推进应该不会有大问题。GDP不是至上的，这在邓小平那里也是早已明确了的。但后来一些人把邓小平理论曲解了，天天就是GDP之类，这才出了大问题。
第七部分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
■网友萨科齐怪：王教授，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在反对“普世价值”，更热衷谈论“中国模式”，并引以为豪，您认为“中国模式”是个什么东西？又做何评价？政治上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呢？
▲王占阳：第一，据我所知，在北京知名学者当中，赞成普世价值的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反对普世价值的不到百分之一。
第二，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则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体制，进而建立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体制；只有在这种现代体制已经建成之时，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已经摆脱了苏联模式，建立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还远没有成功，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还有大量尖锐复杂的问题有待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公然宣称已经形成了所谓“中国模式”，其实质无异于要以这种中国模式论否定邓小平理论，阻挡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当然个别改革派学者也主张中国模式论是出于某种纯学术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并不稳妥）。邓小平曾经说过，搞现代化，第一步靠改革，第二步也要靠改革，第三步更要靠改革。现在正是走第三步的时候，正是“更要靠改革”的时候，却冒出了所谓中国模式论，而且在某些人中甚嚣尘上，岂非咄咄怪事？！这是一股历史逆流，必须加以坚决反对！
第三，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一个模式。比如说，北欧几个小国，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小国尚且如此，大中型国家就更是这样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未来也会出现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政治模式。但这种政治模式还不是现实，还有待于通过长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创造。
■网友莓事儿透着乐：现在是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是怎么划分的？从那年开始的？
▲王占阳：从2000年开始。邓小平的“三步走”规划是：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从21世纪初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21世纪的发展“更要靠改革”，这是邓小平的原话。
第八部分 关于中西民主异同问题
■网友徘徊者：党媒一再强调，绝不走西方民主的老路，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那么，西方民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有哪些根本缺陷？ 有哪些数据能够说明西方民主走不通？
▲王占阳：邓小平理论是已经写进宪法和党纲的。邓小平同志主张，我们将来要建立比西方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个话有两层涵义，第一，西方现在已经建成了高度的切实的民主；第二，我们将来还要更上一层楼。这个基本判断我们要坚持。从十九世纪起，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主义领袖就开始极力推进西方社会的民主化。人类二十世纪的伟大进步之一就在于首先通过实现普选创造了邓小平所说的高度的切实的民主政治。否认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西方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伟大成果，故意无视西方政治体制良好运作的客观现实，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政治态度，不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张之所在，而是一种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观点。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要前进，那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这其中就包括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所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种政治现实，将会深远地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首先讲究原则性，特别是讲究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
动辄强调所谓西方民主和中国民主的对立是错误的。正像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全球通用的一样，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也是全球通用的，而且这两套规则是配套成龙的。这种世界普遍性是第一位的，国别特殊性则是第二位的，尽管这并不等于国别特殊性就不重要，比如并不等于党的领导就不重要。
还有，邓小平说我国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把这种政体美化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我看问题很大，实际是从根本上取消了政治体制的基本任务。这不是真正的邓小平理论，连山寨版的邓小平理论都够不上。看不出这种未经任何论证的“新观点”有什么高明之处。我看还是邓小平理论高明。邓小平主张本世纪中叶实行大选，认为那时才是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此前都是“不够格”。这才是地道的社会主义理论！
■网友：王教授，请问：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最终是不是还是全盘西化？西方的民主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已繁荣200年（比如美国），难道我们不跟最发达的国家学习吗？
▲王占阳：我们当然应当向发达国家学习。民主法治的基本规则是全球通用的，而且它也正是在发达国家获得充分实现的。不向发达国家学习，不尊重基本的政治理论、逻辑和规律，总想南辕北辙地另搞一套，根本就行不通。我们要对自己的国家负责，首先就要承认落后，承认普遍性，不能自欺欺人。
但要将此概括为“全盘西化”，那也不妥当，而且可能导致实践中的严重偏差。世界各国的宪政民主，不仅道路各具特色，而且结果也各具特色。英国是议会制，美国是总统制，法国是二者的综合，中国究竟搬哪个？总不能将这三样都搬过来吧？仅此即可说明“全盘西化”不可行。当然还有更多的道理可以说明之。所以，作为结果，中国未来的民主绝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民主，而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普遍民主”。
■网友sixururong：王占阳先生，您好，请问您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什么？一个怎样的体制才算是一个好的体制？怎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人民的幸福感来自什么？新社会主义新在哪里?
▲王占阳：目标应当就是宪政民主，而且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那才算是一个好政体。许多人不知道，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期目标也是宪政政体。十三大确定的只是近期政改目标，不是远期政改目标。
讲到社会主义，首先就有一个定义问题。我曾用许多篇幅证明：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按照这个定义，哪里实现了普遍幸福，哪里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哪里没有实现普遍幸福，哪里就是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因为19世纪近代社会主义兴起之时，它所面对的基本现实就是普遍痛苦，而它的最终追求就是实现普遍幸福。
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因为社会主义并不能直接替任何人创造幸福，幸福实际是需要每一个人去独立自主地争取和获得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实际是创造普遍幸福的条件，普遍幸福的条件就是普遍幸福的源泉。这些条件既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等等内容性的条件，又包括具有普遍幸福主义功能的各种制度性的条件，当然也包括普遍幸福主义的政治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创造和完善普遍幸福主义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只能是宪政民主制度。但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做到这一点。现阶段我们应当努力实现一个政改计划，这就是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初步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初步建成民主政体。
什么是新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宪政民主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是宪政社会主义；就是明确地以普遍幸福为最高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因而也是最富有理性和能避免种种异化现象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早已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广泛发展、完善的客观现实，也是中国未来的历史必由之路。
第九部分 关于民主转型模式问题
■网友威廉退尔：王占阳先生，您认为，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台湾模式、韩国模式、苏联模式，这些转型模式，哪一种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最大？
▲王占阳：我不久将在《论超大型国家宪政道路的特殊性》一文中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简要地说，超大型国家的宪政道路不可能是中小型政治共同体宪政道路的翻版，中国不可能实现急剧的宪政转型。中国必须通过几次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几个台阶，才能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主持人：现在问一个微博网友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对台湾模式怎么借鉴？
▲王占阳：台湾经验的一个要点就是先推行县市级的民主改革，发展地方民主选举。其实这个经验也是欧美各国的共同经验。欧洲中世纪的自由城市不仅有自由，而且还有民主法治要素。威尼斯商人那时就是这样。所以，地方自由民主法治先行发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经验，台湾经验再次证明了这个经验是可用的。所以当年邓小平、彭真先推基层、县级民主改革，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也主张首先积极推进县级政治体制改革。
至于全局性大的改革，大陆和台湾虽然都是一个文化背景，都是中国人，但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差异太大。在这样大的政治共同体中，要想一步到位地实现宪政民主是不现实的。必须经过几次大的改革，上几个大的台阶，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至少几十年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民主转型。
有人说，搞民主，一个礼拜就能搞成。要我说，如果严重缺乏充分必要条件，搞成一个礼拜后，就会被扭曲得不成样子。
当我们考虑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我们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大洲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来考虑。当你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你看看欧洲就明白了：欧洲从1500年左右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变，转变到现在俄国还没有彻底民主化。五百多年了，容易吗？所以大的政治共同体和小的政治共同体是不一样的。有机会我们再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无休止符：如何避免一些组织利用上位的权力或庞大的经济实力干预基层的民主？
▲王占阳：这个问题我过去谈过，办法就是积极推进县乡级政治体制改革。
■王老师，缅甸军人集团通过他们自己主导的“路线图”，既实现政体形式从军政权向文官政府的转变，又保持了军人集团的特权。对这种转型形式，特别是宪法中规定军人占有议会1/4席位，还有在实际上军人脱下军装组成自己主导的政党利用当权优势来竞选，您认为对中国的政治转型、对中国的执政党有什么意涵？有什么启发？希望您能直面回答呵！
▲王占阳：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样才有意思。我谈三点意见：
（1）这件事再次证明，民主竞选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大潮。我相信全国人民都能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感悟到这一点。执政党的政治文化素质高，更能领悟到这一点。
（2）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地考虑过“民主关”的问题。不是绕过民主关，而是闯过民主关。也不是闯过民主关后就伤痕累累地倒下了，而是能够更加长久地活跃于中国政坛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了。办法多得很，关键是思想要解放。思想不解放，就会束手无策，结果只能死守摊子，“稳定压倒一切”。只有思想大解放，才能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中国是超大型国家，不能模仿缅甸等中小型国家急剧转向多党制的模式。正如邓小平一再指出的，现在搞多党竞选，势必天下大乱。但中国也不能因此就不搞任何竞选，拒绝走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大道。只是中国在走这条道路时必须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样才能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走通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首先就是我说的“选人不选党”的道路。如果连这样的改革道路也拒绝，那就只能走“治乱循环”的历史老路了。
第十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
■网友那一天：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建立政改特区，我认为这一思路是可行的，风险又小，为什么不允许地方大胆试验？
▲王占阳：我个人不倾向于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我主张在理性的制度设置的基础上，尽快地推广现阶段切实可行的政改措施。搞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再在特区里实验十年，十年后再推广“先进经验”，黄瓜菜都凉了。香港实行基本法难道是在香港的某个角落试行十年，然后再推广的吗？在人类政治文明已经有了大量积累的情况下，现在需要实验的东西并不多，大量的是运用已经成熟的逻辑、规则和经验。真正需要特殊考虑的，一是党的领导执政与民主法治关系；二是地区间的重要差异。
邓小平搞经济特区，骨子里不是搞“试验”，而是搞“桥头堡”，然后逐步推开。但市场经济可以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开，民主政治则不能用这种马拉松的方式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开，因为整部国家机器必须保持大致的统一，否则它就会走向紊乱、瘫痪和崩溃。
但我赞成经济特区增加政治改革的任务，而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特区。不仅经济特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应是这样。
■网友不识东西：王老师，民主谈来谈去，还是那些东西，话都讲滥了，但似乎还是没有进步。民主是不是早该进行技术阶段了。民主改革的“一五计划”是否该明确提出了呢？您有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设计呢？
▲王占阳：（1）当前仍然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对于民主的具体认识还需要普及。比如我们最近讨论的人大代表专职化问题，就是一些长期推动民主进程的人士也没有关注到的重要问题。
（2）当前确实已经进入到了需要通过广泛的研究、讨论制定中国民主改革路线图和实施方案的时候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一步到位，必须经过多次重大飞跃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因此，当前我们尤其需要的是制定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从而使五中全会提出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得到应有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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