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按：2010年已近年底，共识网推出学者在线栏目，并特别策划“年度关键词”在线交流活动。我们对2010年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政体改革”、“选举法修订”、“房地产调控”、“维稳”、“社会极端暴力”等，分别请关注这些领域的学者就其中的某一话题跟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11月10日共识网“学者在线”第一期如期推出。本期主题为“中国政改前沿问题”，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王老师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历史理论、历史哲学、普遍幸福主义理论、新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近期在新著《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月第1版，2006年9月修订版）中提出并系统阐述关于普遍幸福主义、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基础理论。另著有长篇学术专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50余篇学术论文。
本文为这次交流活动的文字整理，经王占阳教授审校改定，在此向王老师致谢！
地点：共识网访谈室时间：2010年11月10日下午15：00-18：00
王占阳教授在共识网访谈室与网友在线交流
王占阳：各位网友，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可能期待已久了。共识网策划了年度关键词学者在线交流，对于2010年共同关注的问题跟网友进行交流。今天我们有幸邀请了王占阳教授，来跟大家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王老师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我们有请王老师，跟网友交谈问题，给网友在线解答。
第一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问题
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那一天：皇埔平先生提出改革三步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他同时认为，这三种改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想请教王老师的是，社会改革谁来主导？民间的各种创造力，其实最终都会遇到政治瓶颈，民间活力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张力要怎么认识呢？
▲王占阳：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凡是经济发展到我国目前这种程度的国家，如果能有相当程度的民主基础，即能获得较为顺利的发展。民主实际是社会改革的基础，所以也是民生的基础。历史上，西方国家都是在民主发展的基础上才出现了相应的社会改革的，这种经验后来又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复制，说明它是包含某种历史规律的，这种规律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这当然并不等于说历史的顺序不应和不能有些许的调整，但我们仍然应当看到社会改革所要解决的是社会公正问题，特别是要实现真正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而这种改革所需要的主持公道的政治权力只有民主政体才能可靠提供，威权政体的可靠性和充分性则就差得多了。
二、关于政治改革与民生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八宝粥：王教授，您好！丁学良教授指出：中国当局有时候引导公众去错误解读政改，比如将民生改革、行政改革等当作政改的部分，他说应该厘清政改概念，政治改革是和权力相关的，且政治改革在短期内并不会呈现明显的物质或经济利益回报。他进而得出结论，执政党并无政改动力，你是否赞成这种说法呢？
▲王占阳：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行政体制改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政治体制改革与民生问题之密切也是毋庸置疑的。
公共财政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发展问题，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政治体制问题。公共财政事业发展越深入，它的政治体制改革性质就越强，这是因为，所谓公共财政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制性的财政。如果公共财政还只是处于在财政收支方面向民生方面倾斜的阶段，这还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但要使这种倾斜达到应有的程度，并使之得到应有的保障，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现实，那就必须使之向阳光财政、民主财政、法制财政的方向发展。在这时，我们就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了。
现代民主法治本来就起源于财税领域里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它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至今也仍然是用于解决财政收支问题的。议会必须拥有决定纳税的权力，否则就不成其为议会。议会更要有决定财政支出的权力，否则它也不成其为议会。民主法治是为公民利益服务的，而公民利益大部分就是经济利益。所以现代议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讨论决定财政收支问题的，现代政府也是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落实议会确立的年度预算法案的。可见政治体制改革与民生问题的关系必然十分密切。
民生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得到决定性的解决和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通过强调它的民生功能才能赢得最广泛、最有力公众支持。就此说来，五中全会决议提出的“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实际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财政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广泛重视，也没有被纳入到某些人士心目中的宪政视野。
也许某些官方人士认为只要利用现政体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改革和民生问题的解决，这样就能尽可能地拖延和逃避政治体制改革，但历史已经并将更加有力地证明，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实际只能是一厢情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欺欺人，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等，实际就是它的最好腿脚注。民生仍将是民主的强大动力和源泉，而财政问题就是民生与民主的最大结合点。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大河中游：王教授您好!政府大谈经济转型，可一个五年计划过去了，收效甚微，而且经济对出口、对资源、对大投资项目、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到底出路在哪里？显然单从经济到经济的手段是没有新路可走的。只有实现民主转型才能克服现在的弊端。
▲王占阳：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出路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实现必要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所以十二五规划成败的将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取决于规划表达的良好愿望，也不是取决于缺乏合理政治体制支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手段的运用。
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laohan：公权腐败早呈蔓延之势，广大弱势百姓受尽了权力的欺压，可行政体制改革却长期停止不前，请问王教授：这是为什么啊！？
▲王占阳：原因很清楚，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实现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在行政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行政体制改革肯定是有限的和容易倒退的。所以行政体制改革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只有在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才能够达到其理想目标。
■网友吴锦宝：昨天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全文）》，您对“法治政府”乐观吗？
▲王占阳：国务院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但只靠国务院又是不可能建成法治政府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和专横。没有分权制衡谁都没有办法。政府只有在与人大、法院的分权制衡中才能受到持久有力的充分制约，因而也才能最终变成“法治政府”。
■网友流泪的幸福：我认为，没有司法独立，言论自由，权力制衡，其它改革比如分配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等，都很难推行下去，因为，没有外部压力，一旦涉及到自身部门利益，就会遇到强大的阻力。王教授的看法呢？
▲王占阳：你说的对，没有权力制衡，什么都难办。但我们也不能等到权力制衡的网络编织起来以后，再去做现在已经急需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只能是边前进、边改革，逐步达到理想的彼岸。
第二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紧迫性问题
■网友疯癫与文明：我记得共识网有一个调查，问网友对政改紧迫性的看法，90%多的网友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时不我待，应及早迈出关键步伐。王教授认可这一看法吗？您认为中国民众对政改的紧迫性是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还是仅仅是媒体和知识界在鼓吹？
▲答：近几年我一直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高度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性是指一种战略紧迫性。也就是说，虽然现在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也能过得下去，但我们将会因此失去改革的历史机遇，特别是失去改革的基本条件，以至将来再想改革都不可能了。
改革的战略紧迫性是许多知识界的朋友、许多党政干部、许多有见识的网友、还有相当数量不上网的朋友都已看到的，并不是媒体忽悠出来的。历史将会证明我们的这种历史感、这种政治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现在社会上确有许多老百姓没有意识到这种紧迫性，也有不少干部并不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很紧迫，但这并不能证明目前仍不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紧迫性。这种战略紧迫性并不是每种认识水平的人们都能认识到的，但它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
■网友有名有份：看了大家的提问，我内心很沉重，为什么沉重呢？好像大家觉得现在政改非常具有紧迫性，非改不可了。但是，政改紧迫性成为朝野共识了吗？我怎么觉得老百姓压根不关心这个问题？大家关注的还是怎么挣钱，怎么谋利，请问，如何解释这种认识差异？
▲王占阳：（1）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是指它相对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稳定需要的紧迫性。对于这种紧迫性的认识和表达，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有一个利益问题。有人不是不知道这种紧迫性，但又认为这种改革对自己不利，所以才又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紧迫性。这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了。但利益问题实际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认识问题，并不是真正的利益问题。我在《关于如何实现民主改革的六点意见》一文中已经讲到过这个问题，这就是“解放利益观”。
（2）老百姓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政治体制改革，这需要系统的社会调查。依靠个人的接触，各种结论都可能得出。比如给我们家装修房子的泥瓦工，就曾突然非常主动地大谈起多党制的好处，令我非常惊愕。所以说面上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还需要科学的调查，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3）无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否已经意识到中国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迫切性都已是客观现实了。因为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有至关重要的分配制度改革，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基于扩大内需的整个发展战略，不可能继续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通过真正制度性的反腐败、公平分配、司法公正等等从根本上扭转近十年来人心迅速流失的危险趋势，因而也就不可能避免因经济恶化、社会矛盾尖锐化和人心流失所导致的未来（十年以后）的重大社会危机和危险变局。这样一种认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达到的。但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那就极有可能已经是没办法再改的时候了。也就是说，那时出现的极端严重的形势更有可能导致的是政治激变，而不再是温和的政治改革了。
■网友玉帅：政改是否真的迫在眉睫，还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戊戌变法在甲午惨败才兴起，清末新政在庚子之役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才有动力，且说时间较近的台湾民主化转型，也是在民间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展开的。而反观今日之中国大陆，外无列强威逼，内无规模化、组织化的民众反抗，而当政者又在“积极稳妥”地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只有一批上不着天（高层）、下不着地（民众）的知识分子嚷嚷地厉害。如此情势之下，政改动力从何而来？请问王教授对此怎么看？
▲王占阳：现在大家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实际都是指它的战略紧迫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更是如此。大改革必须有大的提前量，不能等到火烧眉毛时再动手，那时可能就太晚了。火烧眉毛后，改革派很容易因为对手的顽固等原因而走向过激，演变成为革命派，以至改革彻底失败，革命也是半吊子，不可能达到理想目的。你提到的戊戌变法和晚清新政，就都是这样。从“稳坐钓鱼台”的角度看，现在政改确实仍未迫在眉睫，但从政改的战略紧迫性看，现在政改实际已经迫在眉睫了。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历史责任感所使然。现在即使是《环球时报》公布的调查结果也已表明：“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知识分子只是见识更多一些、紧迫感更强一些、呼声更高一些罢了，并未处于“下不着地”孤立状态。至于所谓“上不着天（高层）”，也不真实。在中国老百姓中，最能“着天”的恐怕就是知识分子了。那么，“如此情势之下，政改动力从何而来？”我认为动力己经有了，只是增长、凝聚的还不够，还需要积蓄和凝聚更大的力量，才能最终在政改中显现出来。
■网友爱新觉罗·不易：王老师，有人说中国目前的情况，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问题严重，很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历史会不会重演？有没有苏联式转型的可能？
▲王占阳：放心吧，如无意外，十年内中国大局稳定。也就是说，十年内时局是可控的，即使是出现了严重局势也是这样。但若不在这十年内抓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就会从根本上丧失继续决定性推进这种改革的历史机遇，而改革失败后，形势就会从根本上恶化，进而导出新的历史大变局。至于这种大变局具体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爆发，那就非常难以预料的了，因为那将是必然中的偶然，而偶然性是几乎不可预测的。也就是说，一旦到了那个份上，那就已经是防不胜防了；否则，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了，齐奥塞斯库也不会有事了。但中国那时不会出现苏联那种相对平稳的转型，则是可以预计的，因为这是由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素养和社会现实基础所决定的。
第三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
■姜嫄网友：王占阳教授您好：您的那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我觉得这五点意见很好，可是，改动的动力从哪里来呢？好像改革还是有基本共识的，但是推动力在哪里？依靠哪些力量呢？
▲王占阳答：历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都在社会、在民间，在于人民的要求、觉悟和行动。其次，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扮演着将社会的、民间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加以概括、凝练，进而提出相应建议的历史角色，是使社会的政改需要和要求转变为政界的改革意愿和方案的中间环节，所以知识界的政改努力和见识也很重要。最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还在于许多党政干部也具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功立业、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以及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党政干部群体内部的不公现象需要。所有这三个环节都是不可缺少的，所有这三种力量都是依靠力量。
■网友吴锦宝：王老师，谈政改有许多现实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现在似乎表现最为明显的问题表现在地方征地、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群体事件上。
▲王占阳：其实这些自焚事件、群体事件正是改革的原始动力，事件中的群众也正是不自觉的改革原动力。整体说来，普通民众都是改革的原动力，是改革的“一级火箭”。知识分子至多只是“二级火箭”。改革派领导干部则是“三级火箭”。有了这枚“三级火箭”和它的“成功发射”，才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到来。历史是合力的产物，事在人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切莫妄自菲薄。
■网友华国心：如果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来划分，现在哪些力量是促进改革的进步力量？访民算不算？互联网算不算？NGO算不算？还有哪些呢？
▲王占阳：历史将证明，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发挥伟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历史规律性。当我们想到印刷术之于文艺复兴，报纸之于十九世纪社会变革，广播电视之于二十世纪的大众民主之时，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这只是对于这种技术手段的政治功能的整体评价。同历史上各种传媒技术进步一样，互联网也会被落后、保守、顽固、以致反动的力量所利用。但这只是支流，不是主流。从总体上来看，互联网非常有利于中国的民主与进步。
信访制度与依法治国相互矛盾，前者在实质上是对后者的否定，而且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也认为应当取消信访制度，同时真正健全我们的司法制度，使公民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有关的法律问题。访民应当因此而消失，而不是通过“安元鼎”而神秘的消失。
NGO当然应当尽快发展。许多作者已经阐明了这种发展对于民主法治建设，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促进改革的进步力量还有很多，恕不能在此一一列举。
■网友青枫林下：王教授认为体制内是否存在开明派和保守派这样的一个区分？您认可这两个说法吗？如果有所谓开明派，那么，哪些人是开明派？是什么决定了他们成为开明派？
▲王占阳：这个说法大体上不错，但也不完全准确。腐败分子往往在国际视野和现代文明方面很有见识，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又是保守派。有些同志廉洁奉公，兢兢业业，但见识不够，观念保守，因而也成为了政治体制方面的保守派。所以中国保守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奇异的结合体，即这两种在腐败问题上立场、态度上截然相反的人士之间的奇异结合。
毫无疑问，体制内有大批的开明人士，他们当中既有高、中、低级党政干部和公务员，也有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大家实际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明了，这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基本事实。
还有，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在中国，不仅党政机关，而且所谓群众团体（如工、青、妇）和事业单位（如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也都是体制内的。那么，这样放眼望去，所谓“开明派”，难道不是无所不在的吗？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代表人士，难道不是你一闭眼睛就能想到的吗？
■网友有名有份：王教授，官民矛盾激化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官员们还不觉醒？是他们身在其中身不由己，还是利益驱动？还是其它原因？
▲王占阳：其实官员们已经普遍地感觉到这个问题，在许多官员中都在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许多官员也都因此很想搞一些政治体制改革，以舒缓来自民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的现状是党政干部中程度不同地主张现在就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很多，沉溺于既得利益、买官卖官、仗势欺人、花天酒地、害怕政治体制改革给自己带来严重损害的人也相当多。打破这种僵局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顶层的制度设计和战略决策。所以近年来有些专家一再呼吁尽快重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我认为这个呼吁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不识东西：党内似乎还有“民主派”、“改革派”，但“改革”能否跟上人民的诉求？您在体制内工作，想听听以您的了解，党内高层人士面对改革都持怎样的态度。
▲王占阳：党内确有许多高中级干部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很有见识，思想并不保守，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网友克尼卡：请问王老师个问题：1、政治体制改革是谁在想？2、政治体制改革是谁在改？3、政治体制改革为谁改？4、政治体制改革要改什么？谢谢?
▲王占阳：知识界在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网友在想，这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好多干部在想--有的在想怎么推动，有的在想怎么防范，有的在想改完以后会怎么样。确实是大家都在想，有想积极推进的，有想消极防范和开倒车的；有在旁边遐想的，有在其中出谋划策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整个说来就是政界、知识界、老百姓都在想。
第二个问题是谁在改？应该确切地说谁在推动改革吧？第一是老百姓在推动，这是最原始的。比如，群体性事件实际就是在无意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的不满情绪也在无意中成为了改革动力。
第二是知识分子在推动。知识分子实际主要是借此说话，所以是一种中介性的力量。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因为没有知识分子，一些上层人士就难以体谅民情、体认大势和成为改革派干部；一些干部总是出没于豪华场所，哪里知道多少老百姓的疾苦和心声，理解多少思想界的见识和要求；所以知识分子也很重要。
第三是好多干部在推动。这些推的办法呢，有的是偷偷地、悄悄地说：得改了，再不改就不行了，不好办了。这种舆论在悄悄地扩散。有的跟知识分子说：你们说，我们不便说。所以知识分子就被人家当枪使了，但我们也愿意，因为我们的枪本来就是往那个方向开的。还有的在私人友情聚会场所，大家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情投意合。这些都是政界中的舆论推动。还有，有的干部给这种舆论开绿灯，提供讲台，提供场所，提供论据，甚至提供论证。我看更有一些干部是在积蓄力量，观察动向，按兵不动，等待时机。是不是有人正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政改）”，也可以观察。
为什么干部中会有这种现象？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干部的学历、素质普遍比较高，见识比较广，因而对于历史大潮也比较敏感，再加上历史责任感和正义感，自然容易倾向于改革。
再就是他们普遍感到干部升迁不公，大多数人是受害者，这更是大部分党政干部支持政改的普遍原因。前不久我就知道一件事，一个省厅级单位有10个正处级干部，忽然腾出了一个副厅级干部的位置，但最后却是其中最差的那位升上了副厅级，结果另9位都在骂。所以我们老百姓要理解到，干部当中也不是很公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追求公平，官民之间要追求公平，干部之间也要追求公平。不公平当中得益的总是少数人，受害的总是多数人。所以政改的要求实际是无处不在的，这在党政干部中也是一样的。
■网友自由旭语：渠道在哪里？四处都在暗涌，没见有智慧的大禹来疏通，反而是感觉更加堵塞。
▲王占阳：暗涌多了，大禹就来了！
第四部分如何认识和克服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网友谭郑盖：王教授您好，很高兴能与您在这里交流，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我提的这个问题：政改似乎已经到了政权存亡的最关键时刻了，但改革却迟迟不见前进。官方媒体近年多次强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但进去这么久了，为什么就爬不上来呢？您觉得改革的阻力有哪些？很多人说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政改，您认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哪些人？如何突他们的阻挠呢？
▲王占阳：当我们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问：阁下，您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哪种内涵的改革？我们应当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也就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阻力问题，而应在确认改革内涵的前提下讨论这个问题。
比如，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立即实行多党制，我相信绝大多数党政干部都不会同意，许多明智的社会公众也会担心由此导致的社会动荡而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但是，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这个涵义，而是指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公共财政制度，逐步扩大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的实际范围，并在制度上作出相应的改革。又比如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展开各级人大代表的真正自由平等公开的竞选；又比如在党的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出法律制度后，在行政方面能够落实依法行政，在司法方面能够实行司法独立，依法判案……，那么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相信拥护的人就能很多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大小，实际还取决于改革者的政治智慧。譬如，如果能采用“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法逐步过渡，就能化解很多阻力。又如，如果能够采用“以大官的刀削小官的把”的办法来推动改革，同时又对大官的不当利益采取一定的妥协措施，那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和化解中下层政治改革的阻力，增加改革的动力。再比如，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如果是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可能会使矛盾骤然激化，改革的阻力陡然增加，就像当年的百日维新一样。但若掌握好改革的节奏，善于利用时间因素化解或绕过改革的阻力，就有可能取得成功。特别是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大思路，这就是我们恐怕需要以大妥协换取大改革。
［★微博网友评论：无邪之剑：这需要一个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同时又有坚定信念的领导人，标准太高了。］
我们的改革不以任何人为敌，我们希望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和子孙后代都能够幸福。但我们希望有关人士能够明智地看待和对待利益，客观地观察和认识形势，理解和懂得历史大势，以明智的态度对于人民的改革要求做出应有的让步，进而最终实现自身的“安全着陆”和我们民族的普遍共赢。
特别是，历来改革都不是天上掉馅饼，没有必要的历史压力、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没有由此产生的对于改革的利弊得失的有利于改革的利益计算，改革通常是不会发生的。所以马克思说过，改革的发生，不是缘起于强者的软弱，而是缘起于弱者的强大。（大意）所以说，推动改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起来、勇敢起来和呐喊起来的时候，改革才会向我们走近，也才会成为真切的政治现实。
［★微博网友评论：梦想晶莹转发此微博:是的！当所有人发出同样的声音，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荷尔德林的童年：权利向来都是斗争取得
寂闹：多么振奋人心啊
撮桑转发此微博:又见箴言！
唐古草:弱者要有透明的资讯，组织的自由，才能变得强大。非常认同你所说政改先改革媒体。
自由旭语这一条我强烈支持！！一同呐喊，发出弱者的最强音］
■主持人：听您回答，我有一个感觉：改革需要大智慧。
▲王占阳：是的，改革需要大智慧，不能小家子气。
■网友苏露锋：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只要触及到权贵的利益，或寸步难行，或异化走样，何况伤筋动骨的政改？自由民主空间的拓展，向来都是民间与当权者不断博弈的结果。没有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推动，政改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请问王教授对此有何看法？
▲王占阳：政改在破坏旧体制的意义上应该是伤筋动骨的，但对人则应是比较平和的。如果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你死我活，那就错了。改革不是你死我活，革命才是你死我活。改革是大家都活，而且力争使大家都活得好。自由民主空间的拓展既需要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推动，又需要官民改革者与被改革方的必要妥协；前者加大动力，后者减少阻力，进而形成普遍共赢的前景，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武陵山人网友：请问是否赞成清算腐败分子？
▲王占阳：中国的腐败在很大约程度上是制度性的腐败，风气性的腐败，以致是不得不为之的腐败，再加上腐败的面积已经很大，所以已经不宜用简单清算的方法解决问题。有的干部曾经当着我的面表示希望能够考虑这种背景，采取适当的妥协策略，他们也愿意妥协后支持改革。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以大妥协换取大改革的阶段。关于这个问题，将来我还会有比较充分的论述发表。
■网友冷酷的Noah：吃进去的还愿意吐出来么？
▲王占阳：如果是改革，那就并不要求全部吐出来，以便以妥协换取改革。改革派官民将能控制局面而实行这种温和的改革，长期实行一党执政体制也可以保障这种承诺的长期有效性，直至超过追溯期。但若死活不改，非要逼着这个社会重新走上革命道路的话，那就极有可能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复仇了，谁都挡不住！
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问题
■网友江淳：欢迎王占阳教授！关于改革有一种言论：改革已死；关于政改我认为是在忽悠，连起码的言论自由都没有。
▲王占阳：应该这么说吧，只要人民还在要求改革，那就不能说改革已经死了，至少改革还有一口气，还有可能被抢救过来。但若人民对于执政党绝望了，以至于把原来的改革要求普遍地变为了更换政权的要求了，那就意味着改革已经彻底死掉了。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还有改革的机会，但这种时机已经越来越少了。在这个意义上，拖延就意味着死亡。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不是忽悠，因为只有在公平公正的政治体制下人民才能普遍过上好日子，这是一种正常的历史要求和人民意愿，不是忽悠。
至于是否有官员在忽悠？我认为目前有忽悠总比没有忽悠好，至少舆论可以宽松些，这对改革比较有利。
■rawboy回复@avalonlh:所以才会有“郑青原”同志出来正本清源：我们已经改革了，不是没有改革，我们的改革，就是不学西方那一套，也就是你想要的逐步改革的内容。这块土地的可怜之处就在于此，没有人为民族的命运想一想。他们要的都是眼前利益。
▲王占阳：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党内高层是有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好干部的，而且他们也是有力量的。只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有希望。
所以我们现在应当特别强调党政干部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承诺。要努力保持和强化这种社会政治要求和压力，而不是使之逐步淡化。
有论者说“为人民服务”过时了，我看这不对。“为人民服务”实际已是世界通行的政治语言，但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许多人一讲到“人民”就想到它是与“敌人”相对立的范畴，但这实际只是毛式理论影响太深的后遗症。在世界通行的政治语言中，“人民”主要是与“政府”、“政党”相对应的范畴。政府、政党当然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否则人民就不理他了，他们也就完蛋了。
■网友leehan1468：王教授请问：我个人对政改是没什么信心的，因为它触及了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者出让权利和利益无异天方夜谭。请问王教授你对政改有没有信心，如果能有一点改变的话突破口在哪里，最容易实现的是什么？
▲王占阳：未必是天方夜谭。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邓小平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可能使我们相当受益。只要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得到相当的恢复，再加上必要的政治智慧，那些看似你死我活的利益矛盾，实际几乎都是可以化解的。
■网友谭郑盖：关于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对待政改的态度：地方现在不乏“改革家”，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改革的举措，但现实是地方走的很远了，中央却迟迟不动，甚至以修法的形式阻挠改革。这一点，您参与的罗江县人大代表专职化试点的结局是最好的明证。更可怕的是今日官媒连连发文强调“正确的道路”，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上层成为改革的阻力之后，您觉得中国政改的希望何在？
▲王占阳：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自由从来都是人民争取来的，不是任何人恩赐的。这是毛泽东在七大上说的。我们不介意一时一事的得失，而介意历史大势和人民意志。这次五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政治信号，至少也是一个很好的尚方宝剑。我们应该相信党内的健康力量仍然是很有力量的，相信党是能够领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家都不要绝望，要相信形势比人强，相信一切最终都是由历史大势和人民的努力所决定的。我们当然也担心党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重犯尾巴主义的错误，不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只要稳妥不要积极，即事实上仍然不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我们可以相信，这种“消极稳妥”的尾巴主义并不是真正的中央精神，至少从文件上看是这样。
■网友丁当爸妈：请问王教授：您的路线图有一个隐含前提假设--就是共产党核心要达成政改利益算计的共识。我认为这个前提假设现在并不存在，而且从温家宝多番发话却少人呼应也看不到有任何达成共识的苗头。恐怕，你的那个路线图只是个空想而已，共产党正在丧失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
▲王占阳：共识是需要逐步达成的，现在不存在不等于将来也不存在。“共产党正在丧失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这倒是应当引起负责任的政治家高度警惕的。
■大河中游网友：民主转型谈何容易啊！但就真的难的不可迈步吗？
▲王占阳：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难到不可改的程度。如果不改革，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等等都会逐步激化，最终后果不堪设想。现行政治体制已经不可能长期维系了。按照高放教授今年上半年的估计，十年以内，它将不得不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到一定时候，想不改都不可能。一旦人心思变，那就非得变。但我们不要等到那时再变，而应该现在就变，这样才能利用好当前难得改革机遇，争得主动，进而取得较好的改革成效。
■主持人：网友“欢心记”，政改需要信心，民众和改革派也未必有，王教授对政改前途有多少信心？
▲王占阳：我认为虽然中国社会这种压力的逐渐积累有可能导致大爆炸，但更大的可能是在这种高压逐渐到来的时候，我们政治人物通过实质改革而使之得到化解。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领导人将会越来越聪明，而且中国官员的抗压性实际并不强。
■网友徘徊者：有个网友说的，中共20大以后政改才有可能开始启动，诸位不要瞎操心，做清流派没有任何意义，眼前还是要维稳，把经济乱象治理好是下一届中共头们首要事务，不然的话革命又要走到了政改的前面，那就惨了。
▲王占阳：你说的对，千万不能让革命又要走到了政改的前面！但要治理好经济乱象和维护稳定就必须有足够份量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经济乱象和社会不稳的首要根源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旧政体。如果等到20大以后再启动政改，那就太晚了！未来12年再不政改，势必腐败透顶、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人心丧尽，从此走上亡党亡国的不归路。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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