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国大陆，关于“舆论管制”的话题逐渐成为坊间新的话题。《潇湘晨报》因言获罪，中共传声筒《求是》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应吸取苏联放开舆论而导致解体的前车之鉴，加强舆论管制。一时间舆论大哗。
中国的文字狱历史自始皇帝起伴随着专制历史已经有了千余年，明清文字狱之祸和中共“文革”更是祸遗百年。面对如此现状，媒体人皆为之不忿，瞻仰民国报人风采，遥想西方媒体报道之自由，每遇哪家媒体因某次报道不慎遇到政府将其“和谐”，从主编、责编到记者一撸到底的情况，媒体人都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所以，伴随着如今政府有政改的愿望，舆论自由的讨论已经开始呼之欲出。
在中国，大部分的媒体从业人员都认为“舆论管制”这道墙高高的树立在他们前进的路上，都希望在管理者一时疏忽的情况下能将这堵南墙撞倒，即使不成功，也想要给它来上几道裂纹。这样做是否合适呢？冷静下来想想，媒体人的精神固然可敬，中国政府的铁腕政策也有极大不足，但是否应该如此矫正过正却并不尽然。以中国今天的国民素质和民众承受能力，如果所有幕障都被被拆除了，势必会面临着如同当年苏联一样的困境，面对突入而来的大量信息，民众将变得无所是从。一个巨大的群体面对不同声音的巨大冲击会发生什么，想一想都是件可怕的事。
所以在我看来，作为媒体中人，只要在那块幕布上慢慢的用刀划出亮光就好，大可不必将幕布全扯下来。在“南墙”面前，媒体人只要动点脑筋，绕过去就好，也不需要头撞南墙，血溅十步。退一步讲，其实今天的中国政府“舆论管制”的手段也在逐渐改变，正在取代以前强硬的“刚性政策”，在面对一些社会事件的时候，中共更倾向于使用“软手段”管理，政府对于媒体的态度是不激励，不反对，不解释，保持沉默。毕竟中共也在进步，公众的愤怒是有时间限制，人们总是健忘并对新热点更感兴趣。
对于中共，和经济领域内的纷争一样，在媒体管控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改革派要求政治改革，要求兑现普世价值，要求媒体与新闻自由，而另一部分则发出较保守的、左的、僵硬的声音，要求抓住舆论导向和权力的基础，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舆论不能开放，否则必将乱国。
令人欣慰的是，前者正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主导地位。随着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和范围扩大，中国在舆论监管方面已在逐步放宽，甚至会刻意营造一种言论开放的氛围。虽然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在舆论监督方面绝不可能如西方社会一般放开，但中国现在正处在逐渐融入世界的机遇中，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公众表达声音的渠道愈来愈宽广。
作为政府，已经不可能如同以前一样将舆论牢牢抓死。逐步放开在民生等方面的舆论控制，既可以满足民众的说话愿望，又可以对政府进行适度监管，现实的好处摆在面前，也完全不必要非等撞到南墙、撞得头破血流之后再回头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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