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治吏——中国古代的治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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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为求长治久安，无不重视治吏。正如《韩非子》所言：“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中国历朝的世乱也大都以为官者贪赃枉法而起，贪念一起，便如猛虎出笼，难以收敛。如果贪而不治,则世风日下，国基不稳。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历代君王均无法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吏治腐败的土壤，只能取其次，即加强对官吏的监督，防范于未然；或再求其次，即以雷霆之力重典治贪，以严刑酷法惩贪。
例如夏朝就有“昏、墨、贼、杀,臬陶之刑也。”的记载，就就是说贪墨之官是要杀头的。在西汉，官吏贪赃获罪一律处死，陈尸示众。更有甚者北魏对官吏规定“枉法十匹，罪之以死”。仅太和八年，被处死的贪官４０多人。“千古一朝”唐朝在治贪上也毫不手软，官员贪污布匹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１５匹处绞刑。在当时，仗刑算是最严酷的了，１００板子下去可以毙命。即使是尊崇文人，号称“刑不上大夫”的宋朝，也对犯罪官吏实行连坐制，一官犯贪，上司和举荐过他的官员要连带受罚，甚至影响子孙的仕途。
重典治贪最为典型当属明朝。朱元璋起于草莽，杀伐决断，深知官吏贪污之甚。坐定江山后，他便组织人编写了《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因此，许多衙门公座旁摆着人皮，里面塞以稻草，肉食者触目惊心。与此同时他还发动百姓反贪，允许百姓将“害民恶吏绑缚京师治罪”，各级官府“敢有拦阻者，全家当诛”，使贪官污吏处于人民大众的监督之下，不敢越雷池半步。当时震动朝野的两个大案“空印案”和“郭桓案”，连坐杀了七八万人。后来发展到贪官污吏随犯随杀，不管轻重全杀的地步，杀得无人敢做官。这种以极其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的手段，终洪武一朝始终没有减弱， 虽然现在看来这种方法过于残酷严苛，流于滥杀，但不得不承认对官员起到了强烈震慑作用。
而在中国历朝法律上，大多数朝代对贪官最通常的处罚是取消其继续为官的资格，除名不叙；轻者禁锢一二十年不得作官，或不得在重要部门和钱粮出纳部门为官。许多朝代还规定如遇大赫天下，赃罪则不予赦免。相形之下，虽然如今中国大陆官员贪污现状如同病入膏肓，需用虎狼之药方能风清弊绝。但在对待高官贪污的情况下仍然通常判处“死缓”的罪行，看似死罪，实际上是为这些贪官“松绑”，因为在不断减刑的情况下，他们多则十七八年，少则十一二年便可出狱，不痛不痒。反而显得遮遮掩掩，不够爽快，难平民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