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後，北京和中國各地有影響的獨立知識分子和維權人士都被中斷與外界聯絡，不少人「被旅遊」，據本台消息，劉曉波家人已接獲通知，他們受限制的情況會維持至明年一月底。 在本台電話聯繫的多位人士中，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复先生接受了採訪，就劉曉波獲得今年諾貝爾和平獎一事中國政治改革發表看法。
RFI： 請分析一下劉曉波獲獎這件事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姚監复： 我曾經講過：這次等於是江澤民胡錦濤把這個諾貝爾和平獎禮送給劉曉波的。 一位日本專家曾經寫過一本書，香港雜誌介紹過，他認為：江澤民和陳水扁在台上的時候，他們兩人最有希望得諾貝爾和平獎，如果他們簽訂一個兩岸和平條約，或者成立“中華聯邦共和國”或者邦聯的話，他們就可能得這個獎。 如果胡錦濤和馬英九作了同樣的事的話，也可以得獎，但兩岸領導人都放棄了這樣的機會，就使提出建立“聯邦共和國”的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我想：我們的領導人眼界應該放開一點，就像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一樣，重在參與。 他們是有機會參與和獲得這個世界上的大獎的。
RFI： 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也是和“零八憲章”有關係，當初他因為“零八憲章”被判11年的時候，鮑彤先生就說過：“判劉曉波11年，就給了他11次被提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機會”。
姚監复： 我同意，我和鮑彤先生見面的時候都談過，這等於是政府製造了一個機會，幫他得獎。 如果放了他，不判那麼重刑的話，可能不會引起這麼大的國內外輿論的重視。
RFI： 中國大陸的一個“孔子和平獎”給了連戰，這是不是與諾貝爾和平獎有關？
姚監复： 我在《環球時報》上看到這個消息，看起來不是官方的，也沒有什麼影響，是一種炒作。 現在提倡搞孔子學院啊、搞儒家文化。 當你原來的信仰沒有了，就總想再樹立一個能代表中國的信仰，這就又把孔子選出來了。 這表現出思想的空虛，信仰的喪失，整個全國都有一種複古尊孔的潮流，也說明過去的宣傳失敗了。 最近李長春出席為孔子學院發獎，我覺得這個跡像比那個10萬塊錢的孔子和平獎重要的多。
RFI： 作為體制內的人士，您怎麼看中國民主的前景?
姚監复： 我覺得民主是時代潮流，從孫中山到溫家寶，都認為時代潮流浩浩蕩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規律。 政治改革是應當的，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認為溫家寶不可能大有作為，是一個悲劇性人物。 不管是溫家寶，還是其他中共領導人，他們就政改所說的話，都沒有超過鄧小平，鄧小平說的很具體，好話他都說了，現在關鍵是做，是落實。 我在我的文章裡提出15條，就是希望能做具體一點，包括黨政分開這些都需要做。從現在的政治改革要問姓“社”姓“資”的提法來看，政治改革在近兩年，近七年，近十七年，直到20大之前，不可能有大的進展。因為如果你要問姓“社”姓“資”的話，那就比陳獨秀的認識都落後了。 陳獨秀在30年代、40年代就認識到：民主不可能有“社”姓“資”之分。現在又退回去了，退到六七十年前，這樣的話呢，我對近十幾年，(中共)20大之前有大的變化，不抱信心。中國就靠百分之十，百分之八的經濟增長率，來保證大家收入都有所提高，維持這樣一個穩定局面。
RFI： 今天法新社分析說：中國經濟上強大了，但也更加孤立。 您怎麼看？
姚監复： 我覺得一個國家的強大不僅是經濟上強大，而且應該在文化上、在道德上也強大。 世界上，如果搞集權的話，都可以發展很快，例如德國日本法西斯都用集權把經濟發展搞得很快，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滿洲國時，經濟發展也很快，台灣蔣介石時代，韓國軍政府時代，經濟發展都很快。 經濟發展快，不等於道德上文化上發展快。 硬實力和軟實力同樣強大才叫強大，文化包含思想、道德，最少要和國際公認的價值有同樣的水平。 中國簽訂了聯合國的人權公約，應當用同樣的標準要求我們自己，很可惜我們人大還沒有批准聯合國的人權公約。
RFI： 最後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強大後，在劉曉波獲獎這樣的問題上，就向國際施加壓力，使近20個國家沒有參加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中國有點挑戰世界的味道，您有沒有這種感覺？
姚監复： 大概是《經濟觀察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如果經濟上很強大，還叫社會主義，同時又提倡“民粹” 、“民族主義” ，那就可能發展成“民族社會主義”，就是“納粹” ，希特勒不就是“民族社會主義”嗎？ 這個危險，中國已經有學者預見到了，我同意這個觀點。 我們要強大，但不是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就批評國民黨蔣介石，要求廢除“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專制。 我都記得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912頁左右，毛澤東在70年前講的話，中國不應該現在重複蔣介石的錯誤。 經濟上要發展，政治上也一定要民主、開明、自由。
姚監复： 我曾經講過：這次等於是江澤民胡錦濤把這個諾貝爾和平獎禮送給劉曉波的。 一位日本專家曾經寫過一本書，香港雜誌介紹過，他認為：江澤民和陳水扁在台上的時候，他們兩人最有希望得諾貝爾和平獎，如果他們簽訂一個兩岸和平條約，或者成立“中華聯邦共和國”或者邦聯的話，他們就可能得這個獎。 如果胡錦濤和馬英九作了同樣的事的話，也可以得獎，但兩岸領導人都放棄了這樣的機會，就使提出建立“聯邦共和國”的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我想：我們的領導人眼界應該放開一點，就像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一樣，重在參與。 他們是有機會參與和獲得這個世界上的大獎的。
RFI： 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也是和“零八憲章”有關係，當初他因為“零八憲章”被判11年的時候，鮑彤先生就說過：“判劉曉波11年，就給了他11次被提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機會”。
姚監复： 我同意，我和鮑彤先生見面的時候都談過，這等於是政府製造了一個機會，幫他得獎。 如果放了他，不判那麼重刑的話，可能不會引起這麼大的國內外輿論的重視。
RFI： 中國大陸的一個“孔子和平獎”給了連戰，這是不是與諾貝爾和平獎有關？
姚監复： 我在《環球時報》上看到這個消息，看起來不是官方的，也沒有什麼影響，是一種炒作。 現在提倡搞孔子學院啊、搞儒家文化。 當你原來的信仰沒有了，就總想再樹立一個能代表中國的信仰，這就又把孔子選出來了。 這表現出思想的空虛，信仰的喪失，整個全國都有一種複古尊孔的潮流，也說明過去的宣傳失敗了。 最近李長春出席為孔子學院發獎，我覺得這個跡像比那個10萬塊錢的孔子和平獎重要的多。
RFI： 作為體制內的人士，您怎麼看中國民主的前景?
姚監复： 我覺得民主是時代潮流，從孫中山到溫家寶，都認為時代潮流浩浩蕩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規律。 政治改革是應當的，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認為溫家寶不可能大有作為，是一個悲劇性人物。 不管是溫家寶，還是其他中共領導人，他們就政改所說的話，都沒有超過鄧小平，鄧小平說的很具體，好話他都說了，現在關鍵是做，是落實。 我在我的文章裡提出15條，就是希望能做具體一點，包括黨政分開這些都需要做。從現在的政治改革要問姓“社”姓“資”的提法來看，政治改革在近兩年，近七年，近十七年，直到20大之前，不可能有大的進展。因為如果你要問姓“社”姓“資”的話，那就比陳獨秀的認識都落後了。 陳獨秀在30年代、40年代就認識到：民主不可能有“社”姓“資”之分。現在又退回去了，退到六七十年前，這樣的話呢，我對近十幾年，(中共)20大之前有大的變化，不抱信心。中國就靠百分之十，百分之八的經濟增長率，來保證大家收入都有所提高，維持這樣一個穩定局面。
RFI： 今天法新社分析說：中國經濟上強大了，但也更加孤立。 您怎麼看？
姚監复： 我覺得一個國家的強大不僅是經濟上強大，而且應該在文化上、在道德上也強大。 世界上，如果搞集權的話，都可以發展很快，例如德國日本法西斯都用集權把經濟發展搞得很快，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滿洲國時，經濟發展也很快，台灣蔣介石時代，韓國軍政府時代，經濟發展都很快。 經濟發展快，不等於道德上文化上發展快。 硬實力和軟實力同樣強大才叫強大，文化包含思想、道德，最少要和國際公認的價值有同樣的水平。 中國簽訂了聯合國的人權公約，應當用同樣的標準要求我們自己，很可惜我們人大還沒有批准聯合國的人權公約。
RFI： 最後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強大後，在劉曉波獲獎這樣的問題上，就向國際施加壓力，使近20個國家沒有參加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中國有點挑戰世界的味道，您有沒有這種感覺？
姚監复： 大概是《經濟觀察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如果經濟上很強大，還叫社會主義，同時又提倡“民粹” 、“民族主義” ，那就可能發展成“民族社會主義”，就是“納粹” ，希特勒不就是“民族社會主義”嗎？ 這個危險，中國已經有學者預見到了，我同意這個觀點。 我們要強大，但不是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就批評國民黨蔣介石，要求廢除“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專制。 我都記得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912頁左右，毛澤東在70年前講的話，中國不應該現在重複蔣介石的錯誤。 經濟上要發展，政治上也一定要民主、開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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