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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上海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就吸引了来自重庆以外多个地方的专家学者和媒体超过150人参加，从重庆变化引发中国转型的思考、中国改革开放新思维的探索。自从重庆成为金融危机中中国后改革时期发展模式的新样式，经常有人在重庆展开各类研究探讨“重庆模式”、“重庆实践”、重庆经验的活动，但在重庆以外并由民间自发组织讨论，尤其是在上海以海派文化闻名，汇聚海派学者议论重庆模式的意义和思考还较为少见。
薄熙来2009年掀起“唱红打黑”风暴，转变执政作风，倡导公平，改善民生的举措，就曾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肯定并作出批示。以唱红歌、讲经典为主题的“唱读讲传”活动，则赢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赞赏，并要求在全国推广。“打黑”行动得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高度评价，《人民日报》11月19日更在头版顶栏刊文称，“唱读讲传”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载体。
并且，就在上海对重庆模式进行讨论的同时，12月６日至８日，中国副主席习近平到重庆市进行了调研。调研期间，习近平对重庆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还观看了“唱读讲传”节目演出。
但是“重庆模式”仅是社会改革的有效尝试之一，改革是有多种模式的，无论何种模式，关键是看能否对百姓有利。尽管“重庆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重庆模式”不是“中国模式”，它并不一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上海锣鼓喧天的召开“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引来的对“重庆模式”及薄熙来的关注要远高于对学术探讨过程的关注。而且这种研讨会必定是受到了薄熙来的支持或默许，薄本人在发展了重庆模式之后，也急需通过学界的肯定，将重庆的一系列执政方法提炼为理论模式，而一旦被确立为理论之后，薄熙来的政治资本无疑会更为殷实.
勇于探索发展模式的执政者值得鼓励和支持，但如果想要利用政绩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则需另当别论。与其他低调的“成都经验”“西安模式”等相比，“重庆模式”在十八大之前被高调传唱，背后政治意图难免引人猜测，而重庆模式的主角薄熙来亦无法在公众视野里被规避。
事实上，1949年生的薄熙来，因其高调的行事风格被认为在中共高层中并不讨喜。关于薄熙来的仕途历史，有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向透露，薄熙来在2004年进入商务部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一手推荐，但他进入商务部后，却投靠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温家宝与吴仪曾在很多事情上看法并不一致，当时薄熙来旗帜鲜明的支持了温家宝。温家宝还曾提出让薄熙来担任副总理一职，但遭到了吴仪的明确反对，甚至吴仪在“裸退”时提出的条件就是将薄熙来下放，由此导致了薄熙来离开中央被调往重庆。
分析人士猜测，这段隐晦的历史让薄熙来似乎看到自己政治生涯的末路，但他不甘于此，决心“绝地反击”。
大刀阔斧的开辟了“重庆模式”。据上述接近高层的人士向多维表示，薄熙来在诸多场合表现出了“挑战”的行为。例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在全国人才会议上被驳回方案，原因就是薄熙来针对方案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副主席、未来储君习近平欲在人才问题上有所作为，而李源潮提出的方案实际上是习的授意。
此外，薄熙来或许在对上海的政治势力施压。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本会给上海官员加分，但一场大火烧出了变数，虽然至今为止上海大火尚未有官员承担责任，但以中共历来的执政经验来看，必定要有一位官员出来承担总责。据上述人士继续向多维透露，中央已经决定要区分对待上海世博的功与上海火灾的过，12月3日中央政治局就“从上海世博会看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理念问题”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按照以往的程序，在会议结束时应有一个集体讨论的时间，之后才是胡锦涛发表总结讲话。但3日当天，会议安排跳过了讨论环节，胡锦涛直接给出结论，肯定了世博精神，这一安排据称是担心薄熙来在讨论的时候借大火向上海高层官员发难。
同时，原本拟定在7日举行的上海世博表彰大会，在6日晚被通知取消，改在27日进行，据高层内部人士推测，有可能是中共决定在27日之前对上海火灾进行结案，应该会由上海市长韩正出来承担责任，但不会影响他的现有职位。而中共之所以急于给上海大火结案，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薄熙来大提“重庆模式”，给中央施压。
政治竞争可能已悄然展开，薄熙来也并非孤军奋战。他的唱红歌和注重民生的行为为他赢得了两派的支持，一是恋毛元老派的支持，认为唱红歌、回归纯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导向是正确的，二是民粹主义者的支持，认为民生是硬道理的说法是合乎民意的。薄熙来作为曾经的海派代表，却团结了两个最难团结的派系。而此次在上海召开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以及《亚洲周刊》的积极评价和高调报道，也极有可能是在这两大派的支持下进行的政治公关。
主持上海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在他的捧薄长文中透露，有人曾指责薄熙来：“有野心。”杨辩驳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讲过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中共要多用、重用“明白人”和“能人”，而不能总选那些不干事、干不了事，成天搞关系，（选举和评比的）得票总是最多的人做领导。而薄正是中国共产党内难得的“明白人”、“能人”。杨还借用网民这样一幅对联：熙来薄己厚天下，天下岂可薄熙来。有意思的是，习近平正是靠得票多坐的“储君”位。
会议特别强调的“重庆模式”中“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所谓全新执政理念，与之前中共领导人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因为仿佛更贴近民众而受到追捧，所以使得这句原本正确的话更像是哗众取宠的、类似西方政客争取选举的政治口号。
现在薄熙来本人或者是支持他的派系中，有一种力量想把“重庆模式”政治化，这样来看，对“重庆模式”的推广就脱离了经济和社会范畴，而进入一种政治投机的领域。这是在中国政局中尚未开拓的局面。
近期收到一些力挺薄熙来的投稿，这让人相信“重庆模式”的探讨并非偶然为之，而是媒体公关一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可见支持他的这股力量是有意通过媒体来放大“民意”，从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在西方政客看来，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做法，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氛围来说，却是一种类似“政改”的尝试，或者说薄熙来的行为有可能成为西化政客的雏形。
不过，古语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欲利用“民意”上位也还需把握好尺度。对于中共高层来说，对未来领导者的选定仅有民意是不够的，或者说中国的政治制度还不到仅靠民意就能决定领导者的时候。以目前的政治现状来看，薄熙来如携民意“逼宫”，可以说胜算近乎为零。对于民众来说，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选举文化，薄熙来利用“干实事”所取得的成绩来投机政治，是否能获得民众始终如一的支持，将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微妙尺度，因为“民意”倘若被用过头，很容易乾坤倒转被“民意”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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