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
2006-11-1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7594
嘉宾：
马国川（《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一书作者）
赵晓（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经济评论家马国川撰写的《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一书最近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全景式地描述了2004~2006年有关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该书以第三次大争论为经，以大争论中出场的人物为纬，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以故事化的形式生动地介绍了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来龙去脉。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两年前曾经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有过很多次。举其大者，1981~1984年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和商品经济的争论；1989~1992年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现在已经是第三次。前两次争论的经验表明，只要这种争论能够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支持争论各方把自己的观点摆到桌面上来辩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是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在这本书中，从“郎顾之争”写起，进而写到当下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于以往改革的总体评价和改革中的失误等问题，最重要的是，书中对于各派学者如何看待当前的改革以及如何评价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全书读来令人深思。
“郎顾之争”使得爆发已久的有关改革的争论最终“落地”了
马国川：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诸多观点不断争论的过程。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围绕着改革的争论就绵延不断。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改革的争论也呈现出波峰浪谷。综观28年以来的改革史，争论的波峰出现了三次，这就是吴敬琏先生所说的迄今为止的三次改革大争论。
虽然邓小平南方谈话终结了1989年至1990年间的“第二次大争论”，但是此后大大小小的争论并没有停止。尤其是1997年十五大前后和2002年十六大前后,争论曾一度十分激烈。然而，只是在2004年8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炮轰顾雏军、引发“郎顾之争”之后，把国企改革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从而把改革争论推向了大众，推向了网络，使得这场爆发已久的争论最终“落地”了。因此，笔者根据许多人意见，把“郎顾之争”作为引发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导火索。
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突出特点是意识形态冲突的背后掺杂了过多现实利益的冲突
记者：我们知道，“郎顾之争”后，出版界推出了《“郎旋风”——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等一些书，但在本书中，却把“郎顾之争”延伸到了有关第三次改革争论的方方面面，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诸多方面，请问，应该如何集中概括第三次改革大争论？
马国川：第三次改革争论是从国企改制引致国有资产流失开始的，但是随着争论的深入，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问题也成为争论的对象。尤其是到了2005年的10月，改革争论逐渐脱离开具体问题的争论，开始对“改革”本身进行反思，也就是全面审视20多年来的改革路径。有人说，我国的改革是被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指责中国过去20多年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要求停止这种被误导的改革；也有人认为不存在什么新自由主义主导改革的问题，“保守人士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呼吁“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待改革”，应该“坚持改革不动摇”。
因此，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和既往的两次大争论一样，逐渐从“问题之争”演化为“主义之争”。不管是国企改革、医疗改革，还是教育改革、住房改革，以及其他改革，都成为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对象，但是在对这些具体改革的争论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当然，与前两次争论比起来，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突出特点是意识形态冲突的背后掺杂了过多现实利益的冲突。
思想的“大碰撞”不但撞出了“火花”，更撞出了共识
马国川：我认为，改革有争论是好事，这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在我国改革开放开始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就曾向我国的学者介绍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乃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在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思想的“大碰撞”不但撞击出了“火花”，更撞击出了两大共识：
第一，必须坚持改革不动摇。28年的实践告诉人们，没有改革，就不可能有繁荣、富裕的今天。但是改革尚未完成，某些方面的改革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和不足。发轫于国企产权改革，演变至“改革去向何方”的这场大讨论可说是中国改革进入“爬陡坡”阶段的必然产物。这个阶段的中国改革无疑触及了普通大众的敏感神经，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被学者视为新民生的三大问题，贫富、城乡差距的拉大亦令“改革的普惠性”打折扣。然而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更加彻底的改革来解决。
第二，让人们共享改革成果。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问题警示我们，浪漫主义的改革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应该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纠偏，改革模式应该由“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转向“社会参与型改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广泛参与的改革。所有的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既参与改革的设计，也参与改革的评估，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乃至投票权……只有这样才能让改革获得人们的支持，才能确保人民能从改革中分享改革的成果。
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同时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对两年来改革争论的积极回应。
赵晓：现在改革的方式已经从“内部主导型”演变为“出资人主导型”了，国资委参与到大型国企的改革中来了，使得改革更加谨慎、规范和稳重。但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参与依然不足。改革不能完全以效率为主导，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兼顾效率和公正才能和谐发展。
知识分子应该关心现实，保持对社会问题的尖锐和警觉
马国川：在28年的改革史上，已经镌刻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的名字，他们的历史功绩无可否认。在未来的改革中，经济学家将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我非常欣赏郎咸平先生的尖锐和警觉，因为知识分子应该关心现实，保持对社会问题的尖锐和警觉。但是，知识分子一定要秉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中肯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最可怕的是，以哗众取宠的心态面对大众。一个知识分子，倾听大众声音诚然可贵，在众声喧嚣中保持独立思考更可贵；为大众鼓与呼值得赞扬，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坚持自己的判断同样值得尊敬。
赵晓：我认为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在默默地推进国家的改革，而且经济学家都在积极参与很多重大决策和政策的制定，其深度、广度和影响力，是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难比和难以想象的，我想经济学家主流是推进国家改革。这当中不否定有一些人是沽名钓誉的，有一些借此机会追求个人利益。我想经济学家代言某个集团不可怕，可怕的是另外的集团有没有人代言，比如工会、农会，我想所有的公众利益都需要有人代言。
记者：您写此书希望能够给关心中国经济以及改革的朋友带来什么，在这样全景式的写作和梳理中您肯定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那您又是如何构思和写作此书的？
马国川：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可谓千头万绪，尤其是电脑网络的参与在为人们提供了参与平台的同时也让争论声音异常激烈。我想通过自己的梳理，为关心中国经济以及改革的朋友提供一个可以在较短时间里全面了解改革争论的文本，帮助大家思考中国改革未来的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历史往往是后人按照现实需要或理解构筑的。作为一个争论的见证人、“历史的在场者”，我也想为后来的人们留下真实、客观的历史。
7
朗顾之争涉嫌幕后交易？ 顾雏军高调回应
2005年01月19日
■顾雏军：这是贼喊捉贼
“我本是一个被贼偷了的受害者，可不知怎么现在却被贼告了……我至今也不知道怎么猴年里会有这么多的荒唐事都跟着我！”一向傲气十足的顾雏军昨天一与记者见面就显得十分委屈。
对于宋秦在香港法院起诉自己，要求取回承诺给他的1000万港元中介费一事，顾雏军情绪激动地回应这纯粹是一场“贼喊捉贼”的荒唐剧，他自己则是一个“先被贼偷再被贼咬”的人。“我与宋秦之间本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顾雏军称，去年5月31日，顾突然被告知格林柯尔旗下的两子公司所持的两笔价值524.3万港元和529万港元科龙电器和国信华凌的股票被盗卖。后查明是集团开立账户的证券行———香港新鸿基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的股票经纪人宋秦未经授权就私自卖了这些股票，并把款项转入了宋本人及妻子在加拿大的账户中，宋本人逃至加拿大。新鸿基立即通过有效的法律渠道冻结了宋秦及其妻子在加拿大涉案账号的存款，并向加拿大法院起诉宋秦以追回赃款，香港警方正就此案进一步调查。有香港律师指出，如果宋秦的问题最终被确认，可能会被判处4至6年徒刑。顾雏军表示，目前新鸿基已向格林柯尔如数归还了被盗卖的股票，因此格林柯尔当时并未就股票被盗卖一事发布公告。“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有空给香港警方打个电话问问宋秦被抓到了没有！我想宋秦现在突然把矛头转向我应该是穷途末路时最后的挣扎吧！”不过顾雏军说，尽管自己很气愤，但并不打算再反诉宋秦，因为“为他再多加一条罪名也没什么意义”！
昨天，格林柯尔也就此事正式发布公告，称宋秦挪用款项的事件并未获得公司或顾雏军本人的授权，公司和顾雏军都已在去年5月份向香港警方报案。新鸿基公司已将被盗卖的股票悉数归还到顾雏军的账户中。目前事件已经发展到新鸿基公司在加拿大对前员工宋秦诉讼追讨这部分款项。昨天，新鸿基方面向记者证实，宋秦两个月前已经向公司辞职，相关此次案件的情况已经完全转入司法部门。
■顾雏军感觉自己很受伤
在抨击宋秦事件的同时，昨天顾雏军也罕见地对一些媒体特别是香港媒体的做法表示质疑，“我成为公众人物以来一直饱受媒体质疑，这次离奇的诉讼和一些传媒的片面报道让我再一次很受伤。媒体在报道宋秦起诉我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捎带一下他盗卖我股票在先的行为？这算得上客观吗？”他公开表达了对一些香港媒体的不满，“为什么我遭贼偷又被贼咬，还要遭到媒体的诟病？”
■郎顾均否认互有交易
昨天媒体对顾雏军和郎咸平之间到底曾是什么关系更感兴趣。对此，顾雏军极力否认与郎咸平有过宋秦所指的那种交易。
他批驳宋秦的“交易说”是无稽之谈：“稍有点常识的人也能看出，就这么一篇文章就值1000万港元，那钱也太好挣了吧！”随后顾又补充，“至于宋秦和郎咸平之间有什么交易我就不知道了。”
对捉刀撰写有利于格林柯尔文章的说法，郎咸平也明确进行了否认。最有可能被认作是“交易文章”的是2002年6月《新财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该文虽对顾雏军有所赞扬，但通篇均未提及格林柯尔和科龙股票及其业绩，应不会对股价有所影响。而记者调阅2002年格林柯尔股票的走势图，也确未发现这篇文章发表后对该股当时长期下跌走势有什么影响。
■“郎监管”陷入尴尬？
有人分析，此次顾雏军高调回应不仅对宋秦官司可能引发的新一轮针对格林柯尔的风波有所舒缓，还可能同时借机回应一下死对头郎咸平。但无论事件真相如何，郎咸平的处境都不舒服。即使顾、郎二人没有这种交易，从2002年6月的《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中赞扬顾雏军入主科龙后是“履行了善良的管理人的注意责任”，到2004年下半年的《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中劈向“侵吞国有资产的顾雏军”的七板斧，郎咸平显然对顾雏军收购科龙的同一事件发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也会使其公信力受到质疑。甚至有人推断，郎对顾雏军的态度前后出现三百六十度大掉头，会不会就与顾雏军没有实现当初的“公关费”承诺有关？
记者昨天再度拨打郎咸平的手机，对方已经关机。
在被郎咸平痛批得一无是处时一直以沉默应对的顾雏军，昨天却为一名香港经纪人向自己追讨欠款的事件大动干戈。继前天下午，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在香港紧急会见媒体后，昨天一早他又匆匆赶往深圳向内地媒体说明情况。
“我本是一个被贼偷了的受害者，可不知怎么现在却被贼告了……我至今也不知道怎么猴年里会有这么多的荒唐事都跟着我！”一向傲气十足的顾雏军昨天一与记者见面就显得十分委屈。
对于宋秦在香港法院起诉自己，要求取回承诺给他的1000万港元中介费一事，顾雏军情绪激动地回应这纯粹是一场“贼喊捉贼”的荒唐剧，他自己则是一个“先被贼偷再被贼咬”的人。“我与宋秦之间本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顾雏军称，去年5月31日，顾突然被告知格林柯尔旗下的两子公司所持的两笔价值524.3万港元和529万港元科龙电器和国信华凌的股票被盗卖。后查明是集团开立账户的证券行———香港新鸿基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的股票经纪人宋秦未经授权就私自卖了这些股票，并把款项转入了宋本人及妻子在加拿大的账户中，宋本人逃至加拿大。新鸿基立即通过有效的法律渠道冻结了宋秦及其妻子在加拿大涉案账号的存款，并向加拿大法院起诉宋秦以追回赃款，香港警方正就此案进一步调查。有香港律师指出，如果宋秦的问题最终被确认，可能会被判处4至6年徒刑。顾雏军表示，目前新鸿基已向格林柯尔如数归还了被盗卖的股票，因此格林柯尔当时并未就股票被盗卖一事发布公告。“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有空给香港警方打个电话问问宋秦被抓到了没有！我想宋秦现在突然把矛头转向我应该是穷途末路时最后的挣扎吧！”不过顾雏军说，尽管自己很气愤，但并不打算再反诉宋秦，因为“为他再多加一条罪名也没什么意义”！
昨天，格林柯尔也就此事正式发布公告，称宋秦挪用款项的事件并未获得公司或顾雏军本人的授权，公司和顾雏军都已在去年5月份向香港警方报案。新鸿基公司已将被盗卖的股票悉数归还到顾雏军的账户中。目前事件已经发展到新鸿基公司在加拿大对前员工宋秦诉讼追讨这部分款项。昨天，新鸿基方面向记者证实，宋秦两个月前已经向公司辞职，相关此次案件的情况已经完全转入司法部门。
■顾雏军感觉自己很受伤
在抨击宋秦事件的同时，昨天顾雏军也罕见地对一些媒体特别是香港媒体的做法表示质疑，“我成为公众人物以来一直饱受媒体质疑，这次离奇的诉讼和一些传媒的片面报道让我再一次很受伤。媒体在报道宋秦起诉我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捎带一下他盗卖我股票在先的行为？这算得上客观吗？”他公开表达了对一些香港媒体的不满，“为什么我遭贼偷又被贼咬，还要遭到媒体的诟病？”
■郎顾均否认互有交易
昨天媒体对顾雏军和郎咸平之间到底曾是什么关系更感兴趣。对此，顾雏军极力否认与郎咸平有过宋秦所指的那种交易。
他批驳宋秦的“交易说”是无稽之谈：“稍有点常识的人也能看出，就这么一篇文章就值1000万港元，那钱也太好挣了吧！”随后顾又补充，“至于宋秦和郎咸平之间有什么交易我就不知道了。”
对捉刀撰写有利于格林柯尔文章的说法，郎咸平也明确进行了否认。最有可能被认作是“交易文章”的是2002年6月《新财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该文虽对顾雏军有所赞扬，但通篇均未提及格林柯尔和科龙股票及其业绩，应不会对股价有所影响。而记者调阅2002年格林柯尔股票的走势图，也确未发现这篇文章发表后对该股当时长期下跌走势有什么影响。
■“郎监管”陷入尴尬？
有人分析，此次顾雏军高调回应不仅对宋秦官司可能引发的新一轮针对格林柯尔的风波有所舒缓，还可能同时借机回应一下死对头郎咸平。但无论事件真相如何，郎咸平的处境都不舒服。即使顾、郎二人没有这种交易，从2002年6月的《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中赞扬顾雏军入主科龙后是“履行了善良的管理人的注意责任”，到2004年下半年的《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中劈向“侵吞国有资产的顾雏军”的七板斧，郎咸平显然对顾雏军收购科龙的同一事件发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也会使其公信力受到质疑。甚至有人推断，郎对顾雏军的态度前后出现三百六十度大掉头，会不会就与顾雏军没有实现当初的“公关费”承诺有关？
记者昨天再度拨打郎咸平的手机，对方已经关机。
在被郎咸平痛批得一无是处时一直以沉默应对的顾雏军，昨天却为一名香港经纪人向自己追讨欠款的事件大动干戈。继前天下午，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在香港紧急会见媒体后，昨天一早他又匆匆赶往深圳向内地媒体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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