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鏡新加坡、香港治中國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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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清廉指數的成績上卻不怎麼亮眼。除了制度層面亟待強化外，專家認為，中國人好面子、怕吃虧的心態也應稟除，從教育上培養倫理道德觀，“內外兼顧”，才是遏止腐敗的最佳手段。
內外並行治腐敗
除了外部的制度外，也應考慮一個人內在的貪念與虛榮心。孫雁指出，中國文化中有許多負面的特質，比如從眾行為，見到他人有什麼，自己也想有一份，永遠不滿足，什麼都要最好、最大，舉凡送孩子出國留學、全家移民、找情婦、買豪宅，不管實際移民後的生活如何，不管房產買多了只是閒置，在怕吃虧、好面子的心理下，就是想模仿他人。
“這些人應該研究一下跟從的後果是什麼、到底有什麼好處，我看了很多留學生到這來生活其實很苦，他們的家人來了也不會說英語，只在中國城轉，好像待在監獄裡一樣，所以中國人這種貪、這種比較的心態一定要克服，為此犯罪沒必要。”孫雁指出，與中國比起來，有的美國人生活不如中國人好，但在美國大家不太追究名牌和面子，也就沒有很大的動力去腐敗。
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功利主義，也將道德感推到一旁。孫雁表示，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是造成貪腐的主要原因之一，否則毛澤東當政時更壟斷，更不民主，但當時誰也不敢開後門搞腐敗，之後的市場改革經濟開了很多機會大門，國家的控制力下降，機會多了、金錢追求的刺激也大了，使得貪腐的胃口不斷增加、手法也比改革開放剛開始的前兩個十年要高明得多。
“現在非常功利主義，共產黨基本上放棄價值觀（的塑造）了，共產主義沒人信了，但也不找一個東西來代替，其實應該把傳統孔老美德拿出來，建立一套系統。”孫雁以美國為例，指出美國雖然也是經濟發達，但市場化、制度化程度高，政府參與得少，使得執行面上出現的腐敗現象減少，加上教育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便是灌輸倫理教育，在實踐上，例如選舉時，也相當重視候選人的品格。“制度是外在的，動機是內在的，如果沒有一個道德底線，內部問題存在，即使外在制度再怎麼改，還是會犯下罪去追求那些虛無飄渺的東西。”
借鏡新加坡、香港
美國杜克大學終身教授史天健指出，從不同國家民意調查結果來看，厭惡貪官和不信任政府之間，並不存在強烈相關性。例如美國人在“水門事件”曝光後，對政府的信任下降，但主要是針對政府官員，而非整個制度。
孫雁認為，在中國來說，下層農村的人不太瞭解整個制度，看到的都是村官、縣官的作為，因此確實可能針對個人、而非制度。但國內知識份子與海外學者可能會看到更大的框架，都知道個人不是唯一的問題。貪腐也影響到中國政府的威信，不過，經濟成長等其他因素同時也將威信受到的損害抵銷，加上大家生活越過越好，越來越多人在私有企業、外企工作，這些企業的腐敗不常見，許多老百姓的住房是私企的開發商所開發，並非由政府分配，因此除了在公企工作以及有拆遷問題的人，其餘的民眾和政府接觸不多，對腐敗的感受也沒那麼深。
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是中國多年來呼喊的一個口號，孫雁表示，反腐是政改和經改的動力，雖然政府在文化大革命後，循序漸進做了不少改革，但有的改革沒達到目的，孫雁認為，其中政改最重要的，或許是限制中宣部的權力、擴大人民說話的空間。讓人民說出不滿，是抑制腐敗的重要機制，也能促成政府做出更好的決策與更好的監督機制。
“這樣做不需要擔心社會不穩定，把怨言說出來，雖然問題沒解決，至少解了氣，社會反而可能更穩定。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就是以言定罪，現在仍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這是應該首先改掉的地方。”孫雁說。
因此，孫雁總結，想改善中國的貪腐情況，首先是賦予人民說話的權力，其次，讓司法和媒體獨立，第三，讓黨內不同派系公開競爭。
如果要以其他國家借鏡，孫雁認為最好的例子是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和香港的清廉排名很前面，而且他們都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他們能做到，中國肯定也能做到。”孫雁建議將新加坡和香港的退休人才調到中國，安排在各個省的紀委位置上，輔導反腐，由於這些人在中國沒有“關係網”，但有經驗、說中文，對中國的反腐很有幫助。
不過，在交出權力的過程中，肯定有人心有不甘。孫雁能理解這樣的心態。“一個國內的反腐人員恐怕不願意讓一個外來的人輔導你、佔你的位置、削弱你的功能，所以如果有一點中央權威反而好，現在國內很多查案查不下去，就是對方背景太多，但要他們獨立，在中國這種關係複雜的文化上又很難做到。”
孫雁也提醒，在改革過程中，應照顧失去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不是壞事，是很現實的事，因此也應顧及到在政治改革中犧牲的人、失去利益的人，要給他們另外的出路，這樣才能為政治改革鋪平道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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