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支持再文革一次的“左派老人”李成瑞
“压迫到什么程度！”言辞激切处，李成瑞曲着5根指节，将面前的旧茶几击打得“啪啪”作响。88岁高龄的一个孱弱老人，情绪竟然还如此充沛。一连串不平事，对于一个参加革命伊始就立志要“为了劳苦大众、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信徒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莫大的挫败。
在此之前，吉林省爆发了通化钢铁厂改制命案，身在北京部长大院里的李成瑞，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试图指引通钢工人夺回钢铁厂的控制权，重新当家作主。只是计划未及实践，即已付之阙如。
“他是个老实人，革命是他的信仰，但不做极端的事情，”年轻一代的“左派人士”张耀祖对本刊记者说，“他干，肯定成不了。革命不是这个干法。”
老革命上阵
张耀祖是中国工人研究网的负责人，专注于工人生存与发展状况的研究。通钢事件发生后，他通过自己主持的网站公开编发了国内最早的一条事态消息，此后又以极快速度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通钢事件与国有情结》的书，对通钢事件当中的工人行为予以肯定。李成瑞看到这本书后，找到了张耀祖，商议能否推动通钢“运动”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将企业从官僚手中夺过来。
在此前后，他不仅发起联名声援，还以“魏宪民”的笔名创作了一首《维宪小调》，歌颂了通钢工人制止私有化的斗争精神，录制并挂在网上。
但在与张耀祖的那次商议中，他们存在根本性分歧。李成瑞提出五点建议、三项策略来帮助通钢工人操办“夺权”事宜，张耀祖认为李成瑞那一揽子建议及实施步骤不大切合实际，缺乏可行性。
“理论上看，他设计的方案不错，实际上没有意义。他要把国有企业交给工人管理，这会成为工人的包袱，”从事工人研究多年的张耀祖，见到过一些工人领袖在“夺权”成功后最终又沦为工人唾骂对象的案例，“只要工人掌握企业，银行、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等部门都会来要钱，整死它，最后让它死在工人手里。”
通钢工人也不认可这个方案。尽管事后仍然给李成瑞等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但更多还是出于一种礼节。
张耀祖不认同李成瑞的通钢方案，也是基于老头儿尝试着寻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宪法被摆在了第一位。但据他研究，这不无天真。因为工人的利益通常都是超越法律界限才得到的，就此而言，他对李成瑞提倡的那一套“合法斗争”观点有所保留。
李成瑞不仅自己奉行“合法斗争”这一条原则，也要求周围的人尽量在合法范围内做工作。这个合法原则的具体内容，就是主张按照《宪法》建设社会主义，围绕这一点，进行公开的联名上书、法律维权、以及和“右派”打打笔战。
“你不采取合法斗争，你采取什么方式？”李成瑞说，“我们现在只能进行一些合法斗争，得有法律依据，你要搞稍微非法一点的，被抓起来也没有办法。”
现在“左派”只有聚拢在毛泽东旗帜网等一些网站周围。在这些中转平台上，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举办活动、商讨形势、印发书刊，并尽可能将支持通钢工人等一类茶杯风暴延伸进现实。李成瑞写出来的所有重要文章，无处能登，就都挂在了这个网站上。
“网站发表还是战战兢兢的，挂两天就可能拿下来，旗帜网也说，你不要太尖锐了，你太尖锐了我也挂不住，”李成瑞言及于此，又愤愤地敲了几下茶几，“就这么害怕！他们内虚啊，说明他们在理论上是多么脆弱。”
在网络这个平台上，李成瑞将自己文章的传播和编印悉数委托给网站来做，意在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张耀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正在做的事，就是应李成瑞的要求，将他的一册文章汇编下发到各个大学的马列学习小组，这都是一些左翼青年组织。小册子每份制作成本2.8元，李成瑞全部自费。
李成瑞承认，斗争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自己在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胜利了，但他相信未来。因为眼下左派有人正在鼓励大学生去当工人。他的儿子，当年就兴高采烈地去当了钳工，成为理论上的领导阶级的一员。
“很多老同志，实际上被自己的儿女、家庭所包围，他们那些高级干部的后代都不是无产者，他们要革命首先家庭就是个问题。”张耀祖说，“李成瑞这样的人，当然是不错的，好的，已经很努力了，不图名、不图利，值得尊敬。”
老实人“大哥”
1937年参加敌后抗战的李成瑞，建国后担任了10年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秘书，后又出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若干年前，因在一份事涉党内事务的签名中附议，这给国家统计局方面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时任局长登门找他谈话，劝导他不要冲动。他硬是给了人家一根钉子碰，完全是一副不配合的模样。
这倒也罢了，不想他还将炮口对准了统计局。2000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领衔的一个课题报告发表在《中国信息报》上，文章提出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收缩”，退出146个工业行业，逐步集中到公共产品领域。读完此文，李成瑞大为光火，认为文章有私有化导向，是不符合《宪法》的。当即大兴问罪之师，要求局里召开一次质询会议，辩明是非。只是辩来辩去，结果也没有了下文，事后邱晓华反而当上了局长。
“一些人得势于一时，看起来是庞然大物，最后是纸老虎，”老头大义凛然的样子，“他得势了，但这些人最后一定要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终于与他划清了界限。
家里没有电脑，最初统计局那边还有人帮助他打印材料，后来人家发现打印的材料大抵与业务没有关系，遂起了疑心，告诉他党委宣传部想要看一下。他立刻予以拒绝，“不用看了，党允许意见不一致，完全一致，就不能进步了”，结果统计局再也没有人为他提供打印服务。凡是他想通过统计局方面往上递的材料，只要与统计业务本身无关，一概免谈。
回过头来，李成瑞自己掏钱买了一台电脑，又让家里的小阿姨去参加电脑培训班，学会打字后回来专门为他服务。
“他不写不行……只能在纸上写，一边写一边打，改东西都挺麻烦，一个东西改无数遍，”他家小阿姨说，“有时候睡午觉，想起一个字来，提着裤子就去了（书房），叫他歇着，他说那我不说话，我憋着还是怎么着？”
往上递话的渠道在本系统被掐断，他就想办法找很多手眼可以通天的老干部，其中不乏年岁和资历都比他长的马宾，几次下来，发现这些渠道慢慢也不管用了。他就让统计局给他配备的专车司机开着车直接到各个部门去递材料。递到最后，所有部门都不睬他了，把他打发到设在永定门的中央信访办。现在他唯一可用的渠道就是跑到邮局去发发挂号信，往上的渠道没有了。
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担任李先念秘书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在中南海住了8年光景，与李先念家同一个院子为邻。老领导辞世18年，每年春节，一班李先念的原秘书都要相约去中南海探望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多少人盼着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带到中南海，他却一点也不会变通，在外面搞得火烧眉毛的那些材料一片也没有夹带进去，只是随便说点儿家常话。
“老首长不在了，看看老首长夫人，年纪也大了，不要再麻烦她了。”他用一种略带犹疑的口吻说，“她也不一定有兴趣，也不一定有结果，也有可能认为增加了负担。”
路走到这一步，也就相当于是到了尽头。他倒是想得开，一切都在量力而为。上层路线走不通，还可以走群众路线。同样是选择向下，寄希望于依靠群众，但与马宾不同，他的表现也不急躁，也不激烈，这显示出“左派”内部每个主体之间的心态及价值取向的差异。
在马宾身体还好的时候，有一次，两个老头儿在院子里散步。马宾忽然提到要发动第二次“文化革命”。李成瑞答复他，现在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不适宜这样做。马宾批评他，“李成瑞，你是跪着闹革命！”李成瑞哈哈一笑，说，“那好吧，咱们现在就发动，你当战斗队长，我给你当队员。”马宾听到这话，也笑起来。
“马老是老一辈，我不和他硬顶，”李成瑞说，“我们不是光顾眼前，是长期着眼，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是远大的。”
“老革命”布道
从诸多迹象来看，这些老人对于现有局面的影响力可能被外界严重高估了。尽管如此，在“左派”阵营中，这些老人依然具有足够的压阵分量，因为他们都是老干部，其中一些人虽不在其位，却仍享有威望，这有助于增进群众的信任。
“如果没有这些老同志引路，我们有可能就不一定正确。我们也批判社会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但年轻人缺乏历史知识和理论素养，也可能走上不正确的道路，”毛泽东旗帜网的负责人时迈说，“老同志的作用就是引路人，给我们做示范。”
在《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相继停刊之后，2003年，一些想要“有个地方说话的”老人发起成立了毛泽东旗帜网。7年以来，相从如流，这个网站后面聚集了一批离退休高干，虽然并没有颁发过一张证书，但这支队伍目前以一种顾问团队形式存在。李成瑞是这个顾问班子的头儿和旗帜网的思想主导者。
“我们都是按他的想法和意见在做，旗帜网应该怎么办，平时也有过一些交流，业务上很多就是李老提出的意见，”毛泽东旗帜网的负责人时迈说，“我们网上登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是他写的，特别重大的都体现在他的文章里边。”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他们不光能从这些老人那里获得方向指引和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得到更为直接的物质帮助。来自这些老人的款物，对于改善他们的窘境起了关键作用。
“老同志捐款很重要，他们的退休金、离休金很高。”张耀祖说，“一个月拿出一两千就不错了。老同志多啊，中国这种老革命成千上万的。”
不过，张耀祖认为李成瑞向自己网站提供捐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他正在支持旗帜网。事实也的确如此。本刊记者造访过旗帜网一次，网站地点设在居民楼里，是一套单元房，办公条件并不好。除了无偿赠送一些自费出版的书籍给他们售卖，以贴补日常用度，李成瑞每年都会给他们两三次不等的现金捐助。
“我知道他们根本没有财政来源，”李成瑞说，“我也算高级干部，给他们一次不能少于一万块钱吧。人家说你是个堂堂的大局长，你捐几百块几千块太少了。”
李成瑞说自己一年的捐助总额可能达到两三万元，但据他的司机罗卫兵估计，这个数额可能还要大一些，他记得自己就曾替李成瑞送过几次钱出去，单有一次就送了一万元到旗帜网那边。老人在外出开会时，也有随时掏钱给别人的情形发生。
李成瑞在这一方面的态度颇显豁达，钱捐出去了，也不过问人家拿着他的钱究竟去干什么了，“我把钱交给他们，绝对相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要怀疑我就不捐了。”
名声远播，趋附的人也多起来。那些因共同信仰或话题牵引而围拢过来的人，在罗卫兵眼里不乏“拉大旗做虎皮”和“居心叵测”的别有用心之辈。
2008年除夕，罗卫兵接到李成瑞的用车通知。一个左翼美籍华人与李成瑞商议决定去宣武区的上访村探望访民。罗卫兵不知就里，开着车送他们去了。临行前还把附近超市里的速冻饺子全部买空，准备带去分发给那些访民们。到了目的地，访民以为来了青天大老爷，乌泱泱一片包抄上来，一边还有人在拍摄。那阵势让罗卫兵感到紧张，一把抱住老头往车上护送，回头对那个美籍华人撂下话，“今天要有什么事，我第一个把你拿下。”
罗卫兵是李成瑞的专职司机，同时兼任秘书事务，老头的对外联络工作由他与李家的小阿姨具体分担。来到李成瑞身边，统计局方面给他的要求是注意老头的举动，有事要做到及时汇报，防止过激行为发生。这种“双料任务”的身份让他感到压力。
“他出去开会办事，我在场知道得太多不好，要是有点事儿在外头传开，还以为是我干的，”罗卫兵说，“都不知道吧，也不好，领导要是过问起来，我总不能说他正在溜弯儿呢。”
一开始，罗卫兵将自己与李成瑞置于一种上下级关系之中。现在他把双方看成是一种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了解深入了，也认为老人的立场和用心都是好的，是可以理解的。上访村那次经历，他把情况向统计局方面做了汇报，同时也劝诫老头儿“不要遭人利用”，据他说：“老人听进去了。”
这么些年，李成瑞就一直这样在“赔本赚吆喝”，看上去还乐此不疲。2009年以后，他的月工资被提到了9000元，大部分是用来做启发群众工作的。罗卫兵对这些事情，要做到支出有凭据，每笔钱要落实得真实可靠。李成瑞自己倒不在乎这些，在他那里，这方面的事务是被升华了的。
“中国人都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不愿意忘记我入党时候的誓言，我是工人阶级，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坚持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连一闪念都没有。”
在这一点上，老人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执拗，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空想主义。
李成瑞说：“据说周总理临终前，在病床上不断地哼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将来我到临终前，也要哼唱这句歌词，安详地充满乐观地向这个世界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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